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京城廟會
- 活動屬性：民間宗教文化活動
- 所屬地區：北京
- 宗教：佛教道教
簡介,現狀,
簡介
正是由於這種以寺廟宮觀為中心的盛大宗教活動，也帶動了市肆貿易的商業繁榮，尤其是唐宋以來城市經濟的繁榮，使得除固定的街市商業場所之外，逐漸形成了有規制的臨時性“廟市”。這種“廟市”伴隨著寺廟宮觀宗教活動主體，形成了與之並駕齊驅的另一遊樂商貿中心，這種集宗教活動與市肆商貿為一體的綜合性民俗活動，既是中古乃至近代社會生活中一項重要的活動――廟市或廟會。
宋代以來，除了全國一些著名的寺廟宮觀之外，每個城市星羅棋布的龍王廟、城隍廟、關帝廟、財神廟、娘娘廟、土地廟、火神廟等等，以及不同民族、不同行業尊崇的神廟也會定期形成一些各有特色的廟市或廟會。
以清代為例，北京一年四員應櫻時都有廟會，其中最盛者有正陽門前(在正陽門瓮城內)的關帝廟，香火最盛。自正月初一凌晨五更即有前往燒香者。初二是廣安門外的五顯財神廟，僅初二一天求財者便達到數萬人，擁擠不堪。白雲觀也是正月初一開觀，但要到正月初八祭星日，遊人才開始漸漸多起來，初八之前的繁華遠不如正陽門背希關帝廟和廣安門外的五顯財神廟。十八、十九日是道家的“燕九節”，也是白雲觀遊人最多、廟會最盛之期。正月十五上元節前後，正陽門五牌樓一帶、內城西單牌樓、東安門大街、東四牌樓、地安門至鼓樓大街，商肆爭掛新燈，衙署如工部、兵部、光祿寺都要掛上爭奇鬥豔的新燈。於是，趁市民觀燈，也會形成臨時性的商業網點，但不屬廟會的範疇。
自正月過後，北京城幾乎每月都有不同時間的臨時性廟會，如二月初一至初五的太陽宮廟會(在崇文門外南崗子)。三月初一至初五的東便門內南河沿蟠桃宮廟會，“自崇文門以東至此，三里之遙，車馬喧闐，人煙雜遝，有清明上河風景”。去年，我應崇文區之邀參加蟠桃宮廟會文化的研討會，並參加了去年蟠桃宮廟會活動。因該廟已經拆除，這項恢復的廟會改在北京城牆遺址公園舉行，活動中保留了部分民俗活動、民間手工藝(尤其是絹花工藝)和北京小吃，但已很難找到五六十年前蟠桃宮廟會的影子。
四月初一至十五，是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祠開廟的日子。舊時，前往進香者能綿延百里，其最大亮點則是進香途中的茶棚和花會。近年來，門頭溝區文委曾下大力發掘整理出不少關於妙峰山廟會的資料，誠為可貴。四月里的重要廟會還有西直門外萬壽寺廟會等。四月十八日的丫髻山廟會，其儀式之隆重，更是超過了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祠。
五、六月間西城都城隍廟開放，宛平縣城隍出巡，可達萬人空巷，花翻旬民會隨行，百貨雜陳。崇文門外臥佛寺、永定門南頂廟會，也都是五月間的較大廟會活動。六月初一是中頂廟會，地點在豐臺區草橋附近。草橋是著名的花鄉，故而中頂廟會看花買花成為廟會的特色。
九月初九重陽，古來有登高之俗，故而廣安門外的法藏寺塔、彰只記台估義門外的天寧寺塔就成為人們登高所選，是時也有廟會形成。
農曆九月以後，天氣漸涼，已不適宜戶外活動。京城廟會逐漸稍歇，以待來年正月復始。
在北京常年開放的廟會中，以東西兩廟的廟會最盛。所謂東廟即指隆福寺廟會，西廟即指護國寺廟會。會期在每月初七、初八(護國寺)和初九、初十(隆福寺)。1930年，市政當局又將農曆改為公曆，即公曆每月7日、8日和9日、10日開放。由於東西兩廟廟會都在內城中，其形式與環境都要略優於外城和城市周邊的臨時性廟會，也逐漸形成了其自身特色。如護國寺廟會中的花去凝海局(即花店)和民俗手工藝，隆福寺廟會中的書肆(書店)和照相館、電影院的興起，都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反映了廟會形式與時俱進的新特點。類似護國寺、隆福寺這樣的常設廟會，尚有花市、櫃榆求土地廟、白塔寺等地的常年廟會，但形式和遊人層次略低於東西兩廟會。
我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由於家中管束較嚴，從未去過京城的臨時性廟會。倒是家中男傭女傭對廟會情有獨鐘，當時社會生活相對單調，於是廟會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至今還記得他們每逢春節或三月初三從白雲觀、蟠桃宮廟會歸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廟會上的所見所聞及看雜耍、買零食等，能談論個十天半月之久。
隆福寺距離我家很近，是我經常玩耍的地方。只記得這裡一年之中總是很熱鬧的。那高台階的修綆堂書店，那擺放著上了色照片的照相館，那散發著馬掌水臭味兒的花局子，那小攤子上的各種蛐蛐罐兒和鳴叫的秋蟲，尤其是跨進隆福寺山門，迎面飄來的各種煎炒烹炸小吃的香味兒，讓人難以忘懷。
北京唯一不以寺廟宮觀宗教色彩為依託的廟會當屬廠甸。廠甸廟會起於明代嘉靖時期，迄今已有四百年的歷史。雖然關於廠甸的資料我們僅能追溯到清代中葉,但其規模、特色都成為北京社會生活中不可祝鍵格精或缺的內容。春節逛廠甸的社會階層已不僅僅局限於市井，而是延及官宦士林。魯迅先生自1912(壬午)年初到北京，直至1926(丙寅)年離京的十五年中，除壬午那年會期已過外，幾乎每年正月里都要逛廠甸，尤其是1913(癸丑)年春節，竟然去了七次之多。廠甸廟會的形式與內容，可以說照顧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如面向官宦大賈的文玩業，面向知識階層的舊書業，面向宅門女眷的火神廟珠寶業，以及面向普通市民的民俗工藝、年畫耍貨、兒童玩具種種，使得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都能各取所需。廠甸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停辦，至近年又恢復，成為京城春節盛景。據說今年的廠甸由於交通和環境問題，要搬遷至陶然亭公園舉辦，如此廠甸的特色和原有的氛圍還能否得以保持，令人期待。其實，廠甸廟會搬遷，在歷史上也曾有過。1900年庚子事變後，廠甸廟會移至宣武區香廠，為時三年，後又復遷回琉璃廠。前後變化是廠甸的中心由原來的海王村公園至火神廟區域向南北新華街縱向延伸。此外，由於現代社會假期的原因，今日廠甸最盛期在正月初一至初五之間，而舊時廠甸廟會時間更長，可延至正月十六日，其中以正月初七(人日)最為興盛熱鬧。
現狀
廟會活動與一年一度的春節密切聯繫在一起，成為春節喜慶的一項重要節日內容。近年來，意在將春節廟會打造成“中國的狂歡節”之議很多。其實，西方的狂歡節與中國的廟會並不盡相同，而中國的廟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漸漸地消失了以寺廟宮觀為依託的宗教色彩。這些都是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必然。歐洲的許多著名教堂周邊，其實早已形成城市中心的商貿區域，如巴黎聖母院、奈良招提寺、科隆大教堂、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等等，宗教氛圍、歷史遺蹟、民族文化與商貿經濟有機地結合為一個區域性整體，成為一種城市繁華的標誌，並非是一種狂歡節性質。此外，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狂歡節人群及文化也有著諸多內在的心理差異。
農曆九月以後，天氣漸涼，已不適宜戶外活動。京城廟會逐漸稍歇，以待來年正月復始。
在北京常年開放的廟會中，以東西兩廟的廟會最盛。所謂東廟即指隆福寺廟會，西廟即指護國寺廟會。會期在每月初七、初八(護國寺)和初九、初十(隆福寺)。1930年，市政當局又將農曆改為公曆，即公曆每月7日、8日和9日、10日開放。由於東西兩廟廟會都在內城中，其形式與環境都要略優於外城和城市周邊的臨時性廟會，也逐漸形成了其自身特色。如護國寺廟會中的花局(即花店)和民俗手工藝，隆福寺廟會中的書肆(書店)和照相館、電影院的興起，都具有一定的時代特色，反映了廟會形式與時俱進的新特點。類似護國寺、隆福寺這樣的常設廟會，尚有花市、土地廟、白塔寺等地的常年廟會，但形式和遊人層次略低於東西兩廟會。
我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由於家中管束較嚴，從未去過京城的臨時性廟會。倒是家中男傭女傭對廟會情有獨鐘，當時社會生活相對單調，於是廟會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至今還記得他們每逢春節或三月初三從白雲觀、蟠桃宮廟會歸來，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廟會上的所見所聞及看雜耍、買零食等，能談論個十天半月之久。
隆福寺距離我家很近，是我經常玩耍的地方。只記得這裡一年之中總是很熱鬧的。那高台階的修綆堂書店，那擺放著上了色照片的照相館，那散發著馬掌水臭味兒的花局子，那小攤子上的各種蛐蛐罐兒和鳴叫的秋蟲，尤其是跨進隆福寺山門，迎面飄來的各種煎炒烹炸小吃的香味兒，讓人難以忘懷。
北京唯一不以寺廟宮觀宗教色彩為依託的廟會當屬廠甸。廠甸廟會起於明代嘉靖時期，迄今已有四百年的歷史。雖然關於廠甸的資料我們僅能追溯到清代中葉,但其規模、特色都成為北京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春節逛廠甸的社會階層已不僅僅局限於市井，而是延及官宦士林。魯迅先生自1912(壬午)年初到北京，直至1926(丙寅)年離京的十五年中，除壬午那年會期已過外，幾乎每年正月里都要逛廠甸，尤其是1913(癸丑)年春節，竟然去了七次之多。廠甸廟會的形式與內容，可以說照顧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如面向官宦大賈的文玩業，面向知識階層的舊書業，面向宅門女眷的火神廟珠寶業，以及面向普通市民的民俗工藝、年畫耍貨、兒童玩具種種，使得不同社會階層的民眾都能各取所需。廠甸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停辦，至近年又恢復，成為京城春節盛景。據說今年的廠甸由於交通和環境問題，要搬遷至陶然亭公園舉辦，如此廠甸的特色和原有的氛圍還能否得以保持，令人期待。其實，廠甸廟會搬遷，在歷史上也曾有過。1900年庚子事變後，廠甸廟會移至宣武區香廠，為時三年，後又復遷回琉璃廠。前後變化是廠甸的中心由原來的海王村公園至火神廟區域向南北新華街縱向延伸。此外，由於現代社會假期的原因，今日廠甸最盛期在正月初一至初五之間，而舊時廠甸廟會時間更長，可延至正月十六日，其中以正月初七(人日)最為興盛熱鬧。
現狀
廟會活動與一年一度的春節密切聯繫在一起，成為春節喜慶的一項重要節日內容。近年來，意在將春節廟會打造成“中國的狂歡節”之議很多。其實，西方的狂歡節與中國的廟會並不盡相同，而中國的廟會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漸漸地消失了以寺廟宮觀為依託的宗教色彩。這些都是歷史與社會發展的必然。歐洲的許多著名教堂周邊，其實早已形成城市中心的商貿區域，如巴黎聖母院、奈良招提寺、科隆大教堂、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等等，宗教氛圍、歷史遺蹟、民族文化與商貿經濟有機地結合為一個區域性整體，成為一種城市繁華的標誌，並非是一種狂歡節性質。此外，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狂歡節人群及文化也有著諸多內在的心理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