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戈爾巴托夫

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戈爾巴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рбатов(1891.3.9(21)，波霍季諾村，今屬伊萬諾沃州帕列赫區—1973.12.7，莫斯科)蘇聯軍事首長，大將(1955)，蘇聯英雄(1945.4.10)。在俄羅斯軍事科學院2002年的評定中，其功績在偉大的衛國戰爭33個上榜的集團軍司令裡面名列第九。按他的地位和能力，他本來可能是一個元帥的。可是沒有給他指揮一個方面軍的機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戈爾巴托夫
• 外文名：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рбатов(
• 畢業院校：騎兵指揮訓練班(1926)和高級指揮人員進修班(1930)
• 主要成就：上榜的集團軍司令裡面名列第九

生平簡介

1919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19年參加蘇軍。畢業於騎兵指揮訓練班(1926)和高級指揮人員進修班(1930)。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為軍士。二月革命後先後任團、師士兵委員會委員。參加國內戰爭初為列兵，後歷任騎兵排長、連長，團長及獨立騎兵旅旅長。國內戰爭後，歷任騎兵連連長(1921)、團長(1921—1922)，旅長(1922—1931)。1931年起任騎兵師副師長，1933—1937年任師長。

戈爾巴托夫大將

1938年10月，時任第6騎兵軍副軍長的戈爾巴托夫被捕入獄受審，後被關押在堪察加半島的科雷馬集中營。其夫人多方奔走營救，經布瓊尼元帥和鐵木辛哥元帥出面找貝利亞，1941年3月獲釋。戈生前寫的回憶錄《歲月與戰爭》於1988年出版，因此成為蘇聯高級將帥回憶錄里唯一有詳細描寫冤獄情節的。

衛國戰爭時期任西南方面軍科涅夫的第19集團軍任第25步兵軍副軍長。1941年10月—1942年6月任步兵第226師師長，參加烏克蘭地區(西南方面軍)作戰。1942年6—10月先後任西南方面軍和史達林格勒方面軍騎兵監。1942年10月—1943年10月任第24集團軍副司令，同年4—6月任近衛步兵第20軍軍長，1943年6月至戰爭結束，任第3集團軍司令，在處理 與下級的關係和管理部隊方面有相當高的文化修養，對下級不是用施壓的辦法，而是為使他們順利完成任務創設條件，使他們能充分利用炮兵、空軍和其它火器裝備。1943年7月在奧廖爾戰役中，戈爾巴托夫在馬爾基安·米哈伊洛維奇·波波夫上將的布良斯克方面軍編成內出色地組織了該集團軍突破祖沙河敵人堅固築壘防禦陣地的作戰行動及爾後的進攻。8月5日第3集團軍與科爾帕克奇的第63集團軍協同作戰解放奧廖爾市。在1943年秋和1944年冬進行的各次進攻戰役中，他指揮的第3集團軍成功地強渡巨大的江河障礙(索日河、第聶伯河等)，參加了1944年的白俄羅斯戰役。6月29日晉升上將。1945年1—2月在(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編成內)進行東普魯士戰役過程中，戈爾巴托夫又出色地指揮集團軍突破敵人永備防禦陣地並抗擊了反突擊，然後又完成從東普魯士向奧得河的機動，並在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編成內參加了1945年的柏林戰役。

1945年6月任突擊第5集團軍司令兼柏林城防司令。1946—1953年任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司令，1953—1954年任空降兵司令，1954—1958年任波羅的海沿岸軍區司令，1958年4月任蘇聯國防部總監組軍事顧問監察員。1952—1961年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

苦澀的初戀

在鞋店工作的5年期間（譯者：十月革命前），我成了一個一流的售貨員。一天，一個姑娘走進店裡。她個子不高，但很漂亮，而且端莊。她為自己挑了幾雙鞋，小聲說了再見，然後就走了。可我非常想再見到她，哪怕在遠處看一眼也好。我的願望實現了：她又來到店裡買鞋跟上用的膠墊。在幫她打包的時候，我鼓起勇氣建議她把鞋也帶到店裡來，這樣我可以幫她把膠墊裝上。她對我表示了感謝，但謝絕了我的建議。但是，不久她又回到了店裡，還帶來了鞋，請我幫忙釘上膠墊。於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延長她呆在店裡的時間，我是通過儘可能慢地幹活來達到這個目的的。她坐在那裡，聚精會神地看我幹活，我們誰都沒說話。

我有個朋友叫連卡，他在我們對面的商店裡幹活。他比我小一歲，但追姑娘比我勇敢。工作日我們下班後一起散步，但星期天他要和姑娘們出去，我只好一個人溜達。夏天裡的一天，我在公園裡遇到連卡和兩個姑娘在一起，其中一個就是那個我特別喜歡的顧客。我多么詛咒我那愚蠢的羞怯呀！正是羞怯阻止了我走上前去和他們一起漫步。

如果不是在下一個禮拜天我又遇到了連卡的話，我們可能根本不會有機會相識了。這次連卡還是和上次的兩個姑娘在一起。他走過來說其中一個姑娘想和我認識。我開始拒絕了，但是要擺脫連卡可不那么容易。他使勁兒勸我，責備我不禮貌，保證說介紹認識並不使我承擔任何責任。“如果你不喜歡她，”他說，“就只當和她消磨一天時間就是了。”

兩個姑娘走過來，連卡說：“就是她。”她就是我那位顧客，名叫奧麗婭，她的朋友叫薇拉。連卡和薇拉很快就走了，留下奧麗婭和我單獨在一起。我們坐在長凳上，什麼都沒說。她說的第一句話是：“天晚了......我該回家了。”我們就默默地朝她家走，快到她家門口時，她把手伸給我，握了握，然後就分手了。我敢肯定，當我看她的時候，她注意到了我幸福的眼神。

自從初次相遇後，四個月過去了。我每個星期天都在公園裡遇見她，但每次她都是和女伴在一起。我們從很遠處互相打招呼，但我從沒有下決心走上前去。 　連卡有一次告訴我說奧麗婭正在學做裁縫，她和父母以及兩個兄弟住在一起。後來他又告訴我奧麗婭很奇怪我總是一個人在公園裡散步，而不去和她說話。我被迫承認我唯一的理由就是她總和其他姑娘在一起。於是在下一個禮拜天，我看到奧麗婭只一個人在公園裡。我很快朝她走去。然後我們在長椅上坐了三個小時，沒說一句話。我們同時被幸福和憂傷纏繞著。這種沉默的約會持續了2年多。在這期間，孤獨感加深了我們的相互吸引。

1912年夏季的一天，我們在大街上約會，奧麗婭看起來很焦慮。眼看天漸漸黑了，奧麗婭柔聲說：“舒拉，我要和你談談。我們往旁邊的胡同里走吧。”我的心幾乎幸福地停止跳動：奧麗婭突然決定說出我們的共同感受。但她鼓足了全部勇氣也只能發出耳語的聲音：“他們要把我嫁給彼得。”我簡直不知道我怎么能說出了這樣的話：“我認識他，他會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嫁給他吧。”奧麗婭哭了，她責備我說：“你為什麼要當著我的面誇他？你知道我只愛你。”聽了這話，我也哭了。我告訴她我也深深地愛著她，但我找不到語言來表達我的愛。“舒拉，那我們還等什麼？”她哽咽著說，“如果我們愛對方，為什麼還要勸人家嫁給別人？”我還怎么隱瞞我的悲傷呢，我告訴她三個星期後我就要被征入伍，一去就要3、4年，我怎么能娶了她又讓她守活寡呢。關於戰爭的傳聞很可怕。“這就是為什麼我要你嫁給他。”奧麗婭又傷心地哭了。我們久久地走在黑暗地小巷裡，第一次不再害羞地談起我們在這兩年半里的感情。奧麗婭感謝我真摯純潔的愛情。我們流著眼淚分手了。 三個星期後，我被動員入伍。就在那一天，奧麗婭結婚了。她邀請我參加婚禮，只是想見我最後一面。我沒有去。

肅反時期

為軍長辯護

1937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打開報紙，讀到內務部的公告：“揭露了一個法西斯軍事陰謀組織……”同謀者的名單中有幾個紅軍領導人的名字，包括蘇聯元帥圖哈切夫斯基。 這則新聞使我震驚了。“怎么會這樣？”最後，在胡思亂想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後，我接受了當時非常普通的答案：“無論你如何馴化一隻狼，它都是要回到森林裡去的。”顯然，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幾個被捕的人都出身於富有的階級，還曾經是白軍軍官。顯然，當時許多人都這么說，試著從困惑中找出答案。“他們在出國執行任務和治療的時候，被外國間諜組織招募了。”

在基輔軍區黨代表大會上，很多人注意到，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亞基爾緊張而憂鬱的坐在主席台上。很多人把這歸於他即將調往列寧格勒軍區的傳言，過了些日子，聽說亞基爾作為“圖哈切夫斯基陰謀集團”成員，在離莫斯科不遠的地方的火車上被捕了。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很了解亞基爾並尊敬他。在內心深處，我寄希望於這是一個失誤－－“事情會澄清，他會被釋放的。”

很快，基輔軍區有了新領導。葉菲姆·阿法納西耶維奇·夏堅科，軍事委員會委員，他毫不掩飾地調查指揮員和政工幹部。並且發起了一場株連各級指揮員的運動。每天都有關於蓄意破壞、變節間諜的驚人的新聞。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騎兵第七軍軍長彼得·彼得羅維奇·格里戈列夫被緊急召到基輔，軍區黨委指責他與“人民的敵人”有染。當我們握手的時候，格里戈列夫說：“誰知道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呢！”

第二天，我們聽說格里戈列夫被捕了。當天，軍政治部主任波格丹諾夫來到我們師。他召集全師開會，並宣布了軍長被證實為“人民的敵人”。 “已經證實了……”在那些日子裡，這句話就象控制一切的魔咒一樣。一個人，活生生的，本來還在工作，然後，突然間，“被證實為……”　我也被叫去談話。我說我認識格里戈列夫十四年多了，在這期間我們一起同反黨集團作鬥爭，格里戈列夫對黨的信念從未動搖過，他是全軍最優秀的指揮員之一。如果他背叛了黨，一定會有所表現。作為他多年的直接下屬，我一定能看出來。我相信經過調查，格里戈列夫的案子一定能夠澄清，他的清白最終會證實。會後，軍政治部主任波格丹諾夫和師政治部主任庫利科夫指責我犯“自由主義”。參加會議的所有人中，只有我的妻子說我的發言是公平的和真實的。

一天以後，我聽說前軍長被剝奪了他那匹非凡的訓練有素的馬，那匹馬是他在軍區競賽中贏得的。那馬歸了特別部門的代表，那人甚至根本不怎么會騎馬。我從沒想到這個人會這么下流。我把他叫到我的司令部，對他說：“顯然你的良心有些問題，所以你給特別部門做事。馬上把那匹馬還回來，否則它會被不懂得如何照料它的人毀掉。”第二天，有人報告我說命令已經被執行了。

一個月過去了，按照軍區司令的命令，我被撤銷了軍長職務，隨後被開除了黨籍，理由是串通“人民的敵人”。聽候國防人民委員部組織部長的處理。 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決定去莫斯科。起初我們住在中央紅軍旅館，暫存了我們的財物。然後經組織部長許可，我們去薩拉托夫投奔我的岳父岳母，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錢住旅館。我的岳父及岳母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們熱情的迎接了我們。我岳父當時是梁贊－烏拉爾鐵路的一個站長。女兒麗娜是醫務學校的學生，兒子謝廖沙是中學生，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住在有三間臥室的平房，很慷慨地讓我們住其中的一間。

被隔離了

又過了幾個月，我依然前途不明。然後，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我被召到總政治部，恢復了黨籍。因為人事局長頻繁更替，恢復職務等了很久。所以，兩個半月以後，五月十五日，我被任命為騎兵第六軍副軍長，隸屬於朱可夫。我們在一起工作得很愉快。但說實話，我還是想直接指揮部隊，因為我天生喜歡獨立工作，但是要求沒有被滿足。“看起來我還籠罩在陰影里，”我想，“不過……不要緊……”

我們出發去奧希波維奇。那裡是軍部所在地。軍長歡迎了我們，把我們安置在他住的獨立樓房的二樓。我對工作思念已久，就很快開始工作了。不久，朱可夫被任命為軍區騎兵副司令員，並去了斯摩棱斯克，我代理軍長職務。我希望我的職務能夠轉正，但願望沒有實現。“看來我的懷疑被證實了，”我想，“我仍在陰影的籠罩中。”

九月，軍司務長給我一個通知，讓我去領冬裝。第二天，我去了他那裡，他看起來非常窘迫。他向我出示了軍政委，高級政治指導員（註：疑為二級集團軍政委級軍銜）福明發來的電報：“不要發冬裝給戈爾巴托夫。”在見到這封奇怪的電報後不久，我被隔離了。 23年後，一九六二年的春天，一位中將走到高級將領中間找到我。他說：“我有一種感覺，戈爾巴托夫同志，您沒認出我來。我是福明，前第六騎兵軍政委。我很久以前退休了，現在住在列寧格勒。” “是的，福明同志，”我答到。“起初我是沒認出您，但我肯定在什麼地方見過您。現在我想起來了，我特別記得您是軍政委，軍銜是高級政治指導員，而且您從莫斯科發了一份電報建議不要發給我冬裝。幾天后我被解除了職務，您一定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福明這次與老熟人的會面是不愉快的。

1938年十月十五日，我離開奧希波維奇去莫斯科，試圖找出我被開除出軍隊的原因。我沒有被允許去見人民委員，但十月二十一日，組織部長夏堅科聽我講了幾分鐘後說：“我們會告訴你是怎么回事的。”然後他問了我住在哪裡。　那天下午，我給妻子發了一份電報：“正在搞清情況。”凌晨兩點鐘，我的旅館房間響起了敲門聲。 “是誰？”我問。 　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說：“有一份給你的電報。” “當然是妻子發來的。”當開門時，我想。 　三個穿制服的人進了房間，一個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說我被捕了。我要求看逮捕證。“難道你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他回答。隨即一個人開始從我的上衣上扯勳章，另一個從我的軍服上剪掉了軍銜標誌，第三個人盯著我穿衣服。他們拿走了我的黨證、居民證及所有檔案。他們押著我走出了旅館，推進了一輛汽車。汽車在行駛，我們沉默著。我無法描述當汽車從莫斯科清晨空蕩蕩的大街上急速駛過時，我的心理感受。

盧比揚卡

先是盧比揚卡的大門、然後是牢房的門在我身後關上了。我模模糊糊地看見幾個人，並表示了問候。他們齊聲回應了我。共有七個人。短暫的沉默之後，一個人說：“我們部隊的同志可能在想‘我沒有犯任何罪，而現在我在一群罪犯中間。’這樣想沒有用。我們和你一樣。別不好意思，坐到你的鋪位上，給我們講講世界上正發生什麼事。我們很久沒有聽到外面的訊息了。”

令我的不幸的同志們最感興趣的，是法西斯德國的局勢。逐漸地，我了解到他們原來都承擔著很重要的職務。他們給我的印象是有文化的、思想嚴肅的人。當我聽說他們都承認了完完全全是胡說八道的、虛構的罪行，並且指認了別人的罪行，我感到恐懼。有一些人是在體罰壓力下屈服的，另一些人只是被用刑的威脅嚇壞了。我就是不能理解：“不僅是你們，而且你們供出的那些人都要遭殃。”我告訴他們，“他們是你們的親戚和朋友。還有，你們誤導了偵查，因此也誤導了蘇維埃政權。”

但他們認為我的爭辯沒有說服力。一些人甚至持有這樣的奇怪的觀點：即抓進來的越多，放出去的也就越多。這對黨沒有任何不良影響。　“不對，”我說，“我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象你們那樣做。” 　當他們試圖證明自己的清白時，我起初很同情他們。但逐漸的，這些懦夫激怒了我。我氣憤地說：“就單憑你說謊承認自己犯下嚴重的罪行，就該被關進監獄！” 他們譏諷地回應我說：“讓我們等一個禮拜以後，再聽聽你是怎么說自己的吧。” 前三天沒有找我。第四天的晚上，我被領到審訊員那裡。他核實了我的情況，讓我坐在他對面，給了我筆和紙，說：“把你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寫下來。”“沒什麼可寫的。”我回答說。 　“他們開始都這么說，然後他們仔細想了想，他們就想起來，就有的寫了。你有足夠的時間，我們不著急。那些沒有什麼可寫的人都在外面自由自在呢。現在你既然進來了，那就寫吧。”他離開了房間。 幾個小時過去了，當他回到房間，看到我什麼都沒寫的時候，說：“你真的不明白對你的要求嗎？我們這裡不開玩笑－－要記住，明白不？讓我看見你寫點兒什麼，和我對著幹對你沒好處。到現在為止還從來沒有人什麼都寫給我。夠清楚了吧？”他又離開了房間。 大約一個小時以後，當他回來並發現我仍然什麼都沒有寫的時候，他說：“你起了一個壞頭。真可恥。好吧，回牢房好好想想。” 　兩個身強體壯的衛兵把我扔回了囚室。囚室的門剛在我身後關上，問題就劈頭蓋臉的來了：“他們問你什麼了？”“你怎么回答的？”“你檢舉了什麼人？”他們最後得出了結論：審訊方法沒有改變，我面臨下一次審訊，然後我要么認罪，要么將被送往列福爾托沃。

那天我再次被短時間傳訊。這次是職位較高的人和我談話。他讓我寫個聲明，當我回答“我不寫”的時候，他開始大罵，最後威脅說：“那你只能怨你自己了。” 第二天，囚室的門開了，一個人走進來問：“有人的姓是G開頭的嗎？”我說了自己的名字。事情就再明白不過了，我將被送往列福爾托沃監獄。獄友們表示了同情，給了我一些建議，並祝我好運。

監獄和拷打

我被推進一輛黑色箱式貨車。聽到引擎發動，車門被用力關上。聽到街上人們小聲談話的聲音和笑聲。然後就聽見列福爾托沃的大門打開又關上了。 　我被關進一間單人囚室。已經有2個人在那裡了。有三張床鋪，組成U型。我的鄰居是旅長B和一位貿易人民委員部的負責人K。兩個人都已經寫下了控告自己和他人的蠢話。他們很肯定的告訴我沒有其它出路。如果你不簽字，那么一周以後，或六個月以後，或什麼時候你會簽的，反正都一樣。 “我寧可去死。”我說，“也不誹謗自己－－或誹謗別人，這更糟糕。”

三天過去，審訊開始了。開始，他們和盧比揚卡沒什麼兩樣，但當審訊員確認了我不會認罪的時候，他嘶叫到：“你會認罪的。他們都認罪了，你也會的。” 　第四次，我被帶去見一位高級官員。開始，他平靜地問我是否知道自己為什麼進監獄，問我是否考慮完全了，是否考慮了所有的方面。然後他對我的審訊員說：“是的，我同意你的看法。”然後就離開了房間。

那次，審訊持續了很長時間，才允許我回囚室。當我步履艱難地走回牢房，我的囚友們異口同聲地說：“這就是了！這只是一切的開始。”B同志輕輕地搖了遙頭，說：“這有什麼好處？”

隨後是5次伴隨著拷打的審訊，中間有2或3天的間歇。有時我要人幫助才能回到囚室。隨後讓我休息了20天。對妻子的掛念讓我不得安寧，但突然我受到50盧布匯款，讓我有些放心了，相信她仍然是自由。我的囚友們認為審訊的中止對我來說是個好兆頭。

但不久第二輪審訊又開始了－－又是5次審訊。其中一次我偶然聽到我的惡魔般的審訊員的名字叫斯托爾邦斯基。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如果他還活著，我希望他能讀到這些文字，並感到我對他的蔑視，不僅僅是現在，而且是我在他手裡的時候。但我想他是早就清楚的。除了他以外，另外兩個肌肉結實的拷問者參與了審訊。直到現在，我耳邊還回想著斯托爾邦斯基那惡毒的嘶叫“你會簽的！你會簽的！”當我虛弱的，染滿鮮血的被抬出去的時候。我在的第二輪審訊中經受住了折磨，但當第三輪審訊開始的時候，我多想死！

有一次，C同志問我：“難道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服你，你是沒有出路的嗎？” 　“不，沒有。”我回答，“如果必要的話我會去死，當我死去時，我還要說－－不！不！” 　最後，他們讓我清靜了3個月，沒有傳訊我。那時，我堅信我會被釋放。我不止一次的捶門要求見監獄長或檢察官。當然這種魯莽的舉動不會不受到懲罰。但人總要想辦法打發時間。

在那三個月里，我改變了對許多事情的看法。我第一次不再對父母的過世感覺難過，至少他們沒有活到我被捕的那天。我時常想念妻子，她的處境可能比我更糟。我畢竟是和與我一樣遭難的人在一起，而她，是在自由人中間，人們會因為她是“人民的敵人”的妻子而避之不及，這樣的想法讓我不得安寧。

堅強的妻子

我記得－－在倒數第二次審訊中－－審訊員問我和妻子的關係怎樣。我告訴他我們感情很好。 　“噢，感情很好？那么我們要把她也抓起來。我們可以讓她檢舉你和她自己。”　我詛咒我自己的坦誠。逐漸的，我才放心了，因為每月都收到50盧布，這說明她仍然是自由的。 後來，我發現，妻子收到了我被捕那天發給她的電報。因為過了幾天仍然沒有我進一步的訊息，她感到不安。她決定去見新任軍長。

“他們可能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安德烈·伊萬諾維奇·葉廖緬科說。 11月8日她決定去莫斯科。啟程前他再一次去找軍長。 “如果他們逮捕了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我應該知道的。”安德烈·伊萬諾維奇說。他叫來特別部門的負責人，當著我妻子的面，表達了對我可能已經被捕的擔憂。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早就該知道，並且早就搜查他的營房了。”特別部門的負責人瞟了一眼我的妻子，說。 11月9日，妻子來到莫斯科。熟人告訴她說10月20日最後一次見到我，他們還以為我回家了。在旅館，她被告知我是22日離開的。當她離開旅館的時候，一個姑娘在走廊里追上她，姑娘沒有停下腳步，只是在從她身邊擦肩而過的時候，輕聲說：“他22日夜裡被抓走了。” 妻子坐在旅館對面廣場的長凳上，她在那兒坐了很長時間，哭泣著，努力考慮著下一步該做什麼。她決定去盧比揚卡，她被帶到問訊處，排隊輪到她的時候，她問：“我丈夫在哪兒。”

“為什麼你認為你丈夫被捕了。”他們反問她。 "“我很久沒有他的音信了。” “我們這裡沒有你丈夫。” “但是他們給了她所有監獄的地址，其中唯獨沒有列福爾托沃監獄，並且說：“自己去找吧，我們不知道他的情況。” 她在其它監獄得到的是同樣的答覆。最後，在她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盧比揚卡的問訊處排隊。那兒有一位婦女建議她到列福爾托沃監獄問問，並且告訴給她打聽想要知道的信息的竅門。按照那位婦女的指點，妻子來到監獄，走到視窗說他要給戈爾巴托夫送一個包裹。視窗就關上了。過了一段時間，那人又出現在視窗，檢查了妻子的證件，收下了50盧布。隨後，妻子走訪了我們最親密的朋友，告訴了他們所有的事情後，然後才回家了。

在途中，妻子決定離開奧西波維奇去薩拉托夫，去她母親那裡共同分擔所有的悲傷。1938年4月30日，我岳父就被捕了。早些時候，她的哥哥，一個工程師，也被捕了。她以為在薩拉托夫會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一到奧西波維奇，她就把打算告訴給了軍長。軍長批准了，給了她幫助，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我們到現在都深深地感激葉廖緬科高貴的品格和勇氣，這甚至比在戰場上需要更大的勇氣。

就在妻子啟程前的夜裡，大約凌晨2點鐘，住宅底層的門被重重地敲響了。勤務員含著眼淚說：“輪到你了，尼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她不願去開門。 妻子硬下心腸，飛奔下樓，問：“是誰？” “請問旅館在哪兒？”兩個醉熏熏的聲音問。妻子癱坐在樓梯上，嗚咽起來。勤務員咒罵著那兩個歡宴歸來的醉鬼，指給了他們去旅館的路。

到了薩拉托夫，妻子發現岳母和兒子女兒一起住在郊外的一間出租屋裡。岳父被捕以後，她們就被從住宅里趕了出來。她們沒有關於我內兄的訊息。後來我們才得知，那時他已經死了。特別委員會判處我岳父蹲五年勞動營。妻子變賣了她從奧西波維奇帶回的我們的財物，得到了一小筆錢，得以養活她自己，並資助我和岳父。她不止一次費勁拔力地找到工作，但每一次都是，過不了幾天，人家發現她丈夫和父親都是“人民的敵人”，二話不說就把她解僱了。我只是在獲得自由以後，才得知這一切。

判刑和釋放

1939年5月8日，偵訊中斷了3個月後，一個人手裡拿著一張名單走進我的牢房，叫我收拾東西準備出發。我簡直控制不住喜悅了。B同志也確信我將被釋放，一遍又一遍地問我是否沒有忘記他妻子的地址。他請求我告訴她：他不是一個壞蛋，他只是未能堅持住，才簽了那偽造的供詞，他極其渴望她能夠原諒他，她仍會愛他。我許諾了一定去見他妻子，並且轉達他的話。我們擁抱，然後告別了。

當走在監獄走廊里的時候，我步履輕盈。我被帶到一個儲物櫃前，命令我把私人物品放進去，然後繼續向前走。一個押送我的人消失在一扇門裡報告去了。等了一會兒，我被帶進一個小禮堂，發現自己站在一個軍事法庭前。3個人坐在桌子後面，我注意到主席的黑制服的袖子上繡了一道很寬的金色條帶。我想。欣喜的心情始終沒有離開我。這正是我想要的－－一個法庭來審理我的案子。

程式進行了4到5分鐘，核實了我的姓名，民族，出生日期和地點，然後主席問：“你在偵查期間為什麼不承認罪行？” “我沒有犯罪，沒有什麼可承認的。”我回答。“為什麼有10個已經認罪的人都檢舉你呢？”主席問。　我當時心情極好，確信會釋放我，以至於回答地很隨便。我後來追悔莫及。“我讀過維克多·雨果的一本書，”我說，“那上面說16世紀的英國，有11個人因為與魔鬼私通而受審。10個人在遭受拷打之後承認了，但是第11個人沒有供認。於是詹姆士國王命令把那第11個人活活煮了來證明那可憐的傢伙的確與魔鬼私通。顯然那10個檢舉我的人經受了那10個英國人遭受的一起，他們不願意遭受那第11個人的命運。”

法官們笑起來，互相看了一眼，姓尼基申科的法官說：“很清楚了，是不是？”其他人點點頭。 我被帶到走廊里，兩分鐘過後，我被帶回小禮堂，讀判決書給我聽：“判處15年勞動營監禁，加剝奪公民權力5年。”事情這樣意外，我癱倒在地上。

1941年3月4日傍晚，我被告知偵查已經結束，我當晚就會被釋放。偵查員問我在莫斯科有沒有我妻子來時可能投靠過的朋友。 “有的。”我說。 “你怎么想？她有沒有可能在那裡留上一套你的軍裝？” 我們不能讓你穿成現在這樣出去，即使是晚上也不行。”他親自開車去朋友那裡取回了一整套軍服。

3月5日凌晨2點，偵查員開車送我到科姆索莫爾斯基廣場朋友的家裡。當我離開盧比揚卡的時候，我在保持緘默的保證書上籤了字。

早飯後，我給妻子發了封電報，告訴她我已經回來了，叫她趕快來莫斯科。然後，我去了國防人民委員會。蘇聯元帥·鐵木辛哥的接見是真摯熱忱的。我向他匯報了我“執行的漫長危險的任務”。 “很高興看到你還活著，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至於健康，你會恢復的。休息恢復一下，然後有工作給你。我已經下令給你恢復在軍隊中的職銜，你還會收到按照原來軍銜水平補發的所有30個月的工資。”

我發自內心地感謝他，然後離開了國防人民委員的辦公室。我想和所有人分享我的喜悅，但是妻子病了，她正在薩拉托夫盼著我。我一趕到那裡，她就奇蹟般地開始康復了。不到8天，我們就又回到了莫斯科。在那裡我得到了不遠的阿克漢格爾斯克療養院的療養證。一個月後，我們轉到基斯洛沃德斯克繼續療養。

我們回到莫斯科的時候，心情愉快，充滿活力，身體也健康了許多。當再次見到國防人民委員時，我象換了一個人。 “要不要再多給你一些假期？”他問。 “不需要了。”我回答。 “想回到騎兵部隊去嗎？或許，選擇其它兵種更明智些？” “不想當騎兵了。如果能加入一個步兵軍，我會感到榮幸。” “先去步兵軍當個副軍長吧，這樣你可以有機會多看看，了解新事物。以後，我們再看……”

人民委員介紹了複雜的國際形勢，“這看起來就好像大戰前的平靜，我們要竭盡全力做好工作”，我走的時候，他這樣說，並且祝我在新的崗位上工作順利。當天，我接到了去駐烏克蘭的第25步兵軍的任命。我和妻子再次分別，儘管看起來將是短暫的離別，但我們都有一種預感——將再次分離數載。

衛國戰爭

戰爭初期

我研究了我們軍的各個師團。它們的實力逐漸增強，但我感到它們之間不能真正地協同，在我看來，水平不高。越是深入了解，我越是肯定了部隊缺乏必要的秩序、組織和紀律。更糟糕地是，指揮員們沒有認識到這些缺陷。回到軍部，我豪不誇張，但明確精要地向軍長匯報了我的所見。他完完全全同意我的說法。但是，已經沒有時間補救——戰爭降臨了。

人人都知道戰爭即將來臨，我們的戰士很少有人報有戰爭可以避免的希望。然而，當宣布敵人的飛機轟炸了日托米爾、塞瓦斯托波爾、考納斯和明斯克，以及許多鐵路樞紐和機場，敵人的師團越過我國邊境的時候，每個人都感到措手不及。這也反映了我軍在思想政治方面準備不充分。

我自己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多么幸運，我及時恢復了自由和力量。但我立刻就想到了妻子，對她來說這又是多么大的打擊。我還能見到她嗎？我給妻子打了電話，傾聽她的聲音。儘管很悲傷，但她還是竭力讓我開心：我們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最近三個月她過地很幸福，她現在有足夠的勇氣期待勝利的那一天。

戰爭的第一和第二天，我們的各師準備進入戰鬥狀態。沒有任何好訊息。6月25日，我們聽說敵人占領了Kaunas和Vilnyas。第聶伯河東岸出現了難民――整村的人從西烏克蘭逃難過來。我們猜測由於德國人已經幾乎控制了整個歐洲的工業，再加上其進攻的突然性，使其推進相當快。當然，事實也就是這樣。但是，我早先的擔憂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戰爭還沒有開始，我們就失去了那么多有經驗的指揮員，這仗怎么打呀？無疑，這是我們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儘管沒人提起。有人甚至仍然假裝認為1937和1938年“清洗叛徒的軍隊”使軍隊更強大。

我軍的各師起初集結在基輔附近的森林裡，明斯克失守後, 我們又回到了第聶伯河東岸，然後在Darnista和Brovara乘火車以轉隸西方面軍。我也坐上其中一輛火車。停車的時候，我走進一個個車廂，給戰士們講27年前我怎樣第一次參加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時我堅信自己不僅不會被打死，而且都不會負傷。1915年，大戰的第二年，俄國軍隊什麼國產的東西都沒有：馬鞍是加拿大的，靴子是美國的，槍是日本的，這些進口的東西還是不夠用，但我們打地很好。現在，由於國家的工業化建設，我們擁有了蘇維埃的武器，保衛我們自己的工農國家，如果仗打地還不如舊俄士兵的話，就丟臉了。

我聽軍官們說，有些人是從預備役徵召的，不熟悉新式武器，我命令用拖延的停車時間緊急進行訓練。我們甚至組織了實彈演練。 車頭和車尾都有防空觀察員並裝備了機槍，但是，每次空中出現哪怕是單飛的敵機，也要停車，沒有特殊任務的人都要下車散開到田野里。敵機飛走後，吹號集合，戰士們不慌不忙回到車廂。我認為這是極端膽怯和紀律渙散的現象，軍官對指揮他們的部隊準備不足，黨的教育工作缺乏力度和熱情。

我們的火車在斯摩棱斯克堵了好幾個小時。跨過鐵道，我看到了第19集團軍司令I.S.科涅夫中將， 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紹，報告了我們軍車的到達。他仔細看了看我，說：“我想，1935年我們在索契療養所時是鄰居吧？” 得到我的肯定答覆後，他又說：“你比那時侯瘦多了。” 我回答說我還未能徹底恢復健康。 “能在前線見到老戰士真是太好啦，哪怕不是熟人呢。”將軍說，“如今很難遇到啦。” 他向我簡要介紹了西方面軍的局勢，告訴我維貼布斯克已經被敵人占領，命令我儘量防守維貼布斯克周圍地區。他祝我好運，然後就分手了。見過科涅夫之後，我陷入沉思。為什麼會這樣，1936到1937年還指揮一個團的人現在指揮一個集團軍，或擔任方面軍副司令，以前負責一個師的人現在卻指揮整個方面軍，而I.S.科涅夫，我軍最有經驗的指揮員之一，1935年就指揮一個步兵軍，而現在卻僅僅指揮一個集團軍？

載著25步兵軍的列車把部隊運到了維貼布斯克東南部。不待各師集結完畢――更別說整個軍了――團和營一下車就在距離維貼布斯克40英里的占領了陣地。 在戰爭的這個階段，特別是第一個月里，你經常要習慣聽到“我們的側翼被包抄了”，“我們被包圍了”，“傘兵在我們後方降落”等等。不僅是士兵，而且沒有打過帳的軍官也很容易輕信謠言，這在現代戰爭里很常見。一天早晨，我聽見維貼布斯克方向傳來了炮火聲。我提醒軍長注意，並且得到他的批准前去察看。沿著公路，我開始遇見小股的疲憊戰士向東方向移動。當我問他們去哪裡做什麼時，得到的是含混的答覆。我命令他們向後轉，和我一起走。我遇到越來越多的部隊向東撤退，不得不時常停下來。我對他們說他們應該感到慚愧，並且命令他們轉回去。我開始感到出了大麻煩，現在急需找到團長。我厭倦了攔截和盤問戰士，現在急需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我把車開到距前線不到3英里的地方，我看到第300團正在無秩序地撤退。在士兵的人流中，有幾個面帶愧色的不同級別的軍官。不時地有敵人的炮彈在田野里爆炸，沒有威脅到我。我下了車，大喊：“停下來！停下來！停下來！”當所有人都停下腳步，我命令道：“所有人，向後轉！”等所有人都轉身面向敵人，我讓所有人原地臥倒。然後，我集合了軍官，試圖搞清撤退的原因。一些人說收到了上級的命令，另一些人說“我們看見別人都撤退了，我們也就撤了。”在躺在一邊的戰士中傳來一個聲音：“只看見敵人的火力鋪天蓋地，而我們的炮兵什麼都沒有做。”其他的聲音也附和著。我明白了，潰退的一個原因就是炮火傾瀉在了尚未適應戰爭的人們中間，另一個原因是有人傳遞了並非來自上級的命令。但根本的原因是無能的軍官未能制止驚慌失措，並且他們自己也接受了可恥的潰退。我簡要地向軍官們解釋了我的看法，然後命令：“現在，就地建立防線！”

戈爾巴托夫在戰場上

我問一個營長他們的團長在哪裡。似乎團長早晨就的公路左側在距維貼布斯克2英里，在那以後，沒有人見過他。我又向前開了一英里，然後下車步行。我仔細察看了那一帶，但沒有見到任何人。最後，我聽見一聲喊，一個軍人朝我跑過來。這就是501步兵團的團長，一個叫科斯特耶維奇的人。從不遠出的一個散兵坑裡爬出來的是參謀長和通信員。“你們怎么弄成這個樣子？”我問團長。他無奈地揮了一下手，回答說：“我完全知道所發生事情的嚴重性，但我無能為力。所以我們決定留下來，死在這裡，也比沒有命令就潰退強。”他佩帶著兩枚紅旗勳章，但他是在退役多年以後最近才應召從預備役轉入現役的。我對他說，雖然他有勇氣寧死也不離開崗位，但這又有什麼用呢？看這這副可憐巴巴的面孔，我感覺很不是滋味。

顯然讓這個團回到原來的陣地已經毫無意義， 我叫軍官們跟我走，開車把他們送到他的團那裡。我指給科斯特耶維奇一處觀察所，就各營的部署和火力支援提了建議。命令他挑出人去和各營觀察所建立聯繫。

在公路右側的樹林裡，我找到了軍的炮兵團，發現他們還沒有讓炮進入陣地，團指揮員甚至還沒有建立觀察所。我把炮兵們集合起來，訓斥了他們一頓，下達了必要的指示，讓炮兵團的軍官和科斯特耶維奇取得聯繫，告訴他們進行協同。我告訴科斯特耶維奇從每個營派一個排去到他們原先應該守衛的戰線，讓炮兵指揮員提供炮火掩護。

回來以後，我向軍長進行了詳細的匯報。看起來這些情況並不比聽取下一列軍車順利卸載的報告留下的印象深。我問162師師長是否知道他下屬的501團發生了什麼事情。他不知道。

我指出說由我來向他匯報他下屬團的情況是很奇怪的現象。我接通了軍炮兵司令的電話，問他的炮兵團現在在哪裡做什麼。 “炮兵團正在維貼布斯克地區為162師501團提供火力支援。”他肯定地回答說。 “你確定嗎？” “是的，我收到了報告。”他回答說，聲音里多了些擔憂和遲疑。 “您應該感到慚愧。您不知道下屬團的位置，更不用說您對炮兵團如何執行任務一無所知。指揮軍所屬炮兵是您的責任。” 軍長也在場， 但是沒有參與談話。

13點的時候，我再次聽到來自同方向的炮火聲。我給162師師長打電話，問他是否聽到炮火，如果聽到了，為什麼不立即前往501團。“現在不必回答我，”我說，“在501團掩護的公路上向我匯報。我要自己去那裡。”說完就放下了電話。

這一次，儘管炮彈在該團的戰線上爆炸，部隊沒有沿公路潰退的跡象。於是我開始幻想該團處於良好控制之下，“看起來用不著如此費勁地教一個團進行防禦。”可是，當師長和我小心翼翼地察看了該地域，我們找不到該團的影子。師長提出兩種可能，一個是他們很好地偽裝了起來，或許他們占領了原先的距此2英里的陣地。我們決定把汽車留在公路上，穿過田野和稀疏的白樺林。走了大約半英里，我們爬上一個小山丘，突然3聲槍響從身後傳來，子彈從頭邊呼嘯著擦過。

“或許是我們後方的掩護陣地，”我的副官說，“他們以為我們想投降，所以才想我們開火。” 我們轉回身，朝著槍響的方向走去。就象幾小時前一樣，從一個散兵坑裡冒出了團長科斯特耶維奇和他忠實的參謀長，還有通信員。

“是我們開的槍，”團長說，“我們不知道是你們。” 他報告說，炮擊一開始，他的團又撤退了，“不過這一次他們沒走公路，他們穿過山谷進樹林了。” 科斯特耶維奇用小的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咕噥著，為他未能強迫他的部隊執行命令找藉口。這一次，我讓他留在原地，並且許諾把我們能追上的人都帶回來。

在山谷里，我們看到深草叢中被踩出了一條寬寬的路――顯示了後撤士兵的行蹤。只向前走了300步，就看見了十幾個正圍著篝火烤包腳布，其中4個連武器都沒有。我讓師長把這些人帶回去交給科斯特耶維奇，並把師預備隊交給科斯特耶維奇以掩護公路。我和副官繼續向前搜羅那些放棄了陣地的人。

很快，我們就追上了一些散落的正向東面的Liozono和Rudnya村小的分隊。我們截住他們，我羞辱他們，咒罵他們，命令他們回去，看著他們不情願地走回去，然後繼續追趕其他人。 有幾次，不得不承認，當我追上一群人，命令所有的幹部下車。有時，說來難為情，我對待他們中間級別最高的人的態度超過了允許的限度。後來我很生自己的氣，但是那時候，說話已經不管用了。

那一夜，想著501團從自己陣地上後退的樣子，我幾乎一夜沒合眼。那是個很大的團，我不懷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愛國者。但為什麼士兵和軍官都會潰逃呢；為什麼沒有人留下來守衛陣地，除了那個撤退命令的小插曲？毫無疑問，部隊的瓦解是團長的問題，但我想地更多。為什麼師長聽到501團地域有交火的聲音，卻不立即前往該團？他離那裡比我近，所以他聽到的炮火聲一定比我清楚。為什麼，至少，他沒有在我告訴他那可怕的情況後沒有立即前往該團，而是呆在那裡直到我把他拉出來，命令他和我在公路上會面？是欠考慮還是根本就漫不經心？

再有，軍炮兵團的軍官又怎么樣呢？他們知道敵人前幾天推進的速度，但是當敵人只有6英里遠的時候，他們在卸車以後只建立了休息營地，既沒有指揮所也沒有觀察所。甚至當炮兵團司令部看到步兵在無秩序的潰退，甚至他們已經看到敵人的炮火在身旁傾泄，他們對所發生的一切卻無動於衷。

對我來說，剛剛回到軍隊，這一切看起來就象一場惡夢。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停地抗拒著那個頑固的想法：“想必是1937年和1938年瓦解了士兵對軍官的信賴，現在他們以為是被一群‘人民的敵人’指揮著？不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是那些沒有打過仗的軍官缺乏經驗，工作中生搬硬套。”這個想法讓我不得安寧。我決定早晨的時候在政治部主任在場的情況下同軍長坦率地談一談。話是談了，但是沒有收到任何效果。事情發展地太快了。

第聶伯河會戰

在第聶伯和會戰的時候， 戈爾巴托夫的第3集團軍從布良斯克方面軍轉隸給了羅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羅斯方面軍。為擴大索日河西岸的登入場而戰。此前該集團軍的部隊經過艱苦的戰鬥在難以通行的地形條件下向前推進了很遠。官兵們十分疲乏，各部隊和兵團減員嚴重，但戰鬥力仍然很強，而取得的戰果也極大地鼓舞了官兵們的鬥志。集團軍司令員及其司令部也鬥志昂揚。他們明白，在這種條件下想喘息一下是不可能的。

戈爾巴托夫

羅科索夫斯基在他的回憶錄《軍人的天職》中這樣評價他：戈爾巴托夫是個很招人喜歡的人。他是個勇敢、善於思考的軍事指揮員，是蘇沃洛夫的狂熱崇拜者。他特別重視戰鬥中的突然性、動作神速、遠距離奔襲敵人的側翼和後方，將這些品質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戈爾巴托夫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學蘇沃洛夫的榜樣——拒絕享受任何舒適的生活條件，在士兵灶就餐。

蘇沃洛夫的原則對他指揮作戰大有裨益。但有時戈爾巴托夫對這些原則的理解過於機械，不考慮條件已發生了某些變化。在我們時代，要前出到敵人側翼和後方己不那么容易，因為集團軍已十分龐大，而戰線十分嚴密。要突破敵人的陣地，一個集團軍常常是不夠的，必須採取同時有幾個方面軍參加的大規模戰役。而現在就正是在進行一次這種大規模的戰役。在這次戰役中戈爾巴托夫的集團軍是在一個次要地段上扮演一個很次要的角色，把敵人的兵力吸引到自己方面來，而讓方面軍的主要集團在決定性方向上實施突擊。

戈爾巴托夫是個老指揮員了，他一得到進攻的命令，就立刻投入全部兵力來完成任務。但局勢卻出乎他的意外，他的努力沒能導致他想達到的結果。於是戈爾巴托夫便毫不掩飾地抱怨，說方面軍司令員沒能正確使用他的集團軍。我拜讀了他的抗訴書並將其寄往大本營。

戈爾巴托夫這樣做，只是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我確信，這是一個真正的、善於思考的軍事指揮員，全身心要做好交給他辦的事情。既然大本營對他的抗訴沒有給予答覆，我便自做主張，一反慣例，在該集團軍司令員面前攤開了所有地圖，並詳細給他講解了他的集團軍在當時的具體形勢下的作用。戈爾巴托夫對我表示感謝，並保證將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任務。

但是，戈爾巴托夫將軍的抗訴書經我轉交大本營後，看來還是起了作用。於是，大本營便開始將自己的意圖及我們部隊在實施這些計畫中的地位更充分地通報我們大家。 而集團軍司令員戈爾巴托夫即使在方面軍次要地段上也能有出色的表現。他所率領的第3集團軍抓住時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潰了敵軍，並緊追不放一舉渡過了第聶伯河，而這已是後話了。

當切爾尼亞霍夫斯基的60集團軍因為冒進而在基輔被德國人三面圍攻時，戈爾巴托夫卻在為執行最艱苦的誘敵工作，戰後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卻被華西列夫斯基提拔為方面軍司令， 這些年輕的將帥那個希望提升一個資歷在自己之上的老人呢。

奇兵突擊

白俄羅斯戰役前，戈爾巴托夫就被調到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據朱可夫說，當時扎哈羅夫是自行作出讓某個集團軍擔任主攻的決定的，而戈爾巴托夫卻不同意上級分派給他那個方向上擔任突破任務的坦克軍的進攻路線。在定下突破敵防禦的決心時，戈爾巴托夫中將建議用巴哈羅夫的坦克第3軍從更北面一些的森林沼澤地域實施突擊，因為根據他的情報，敵人在該地的防禦十分薄弱。但是對方面軍戈爾巴托夫的建議未予同意，仍命令他準備在方面軍領導人指定的地段實施突破，所根據的理由是，如果照戈爾巴托夫的建議辦，那么第48集團軍的主要突擊也不得不向北推移。交戰開始了，對敵人防禦的突破進展得很慢。目睹這一情況，戈爾巴托夫請求允許他執行其最初的計畫，即用坦克軍從更北面的地方實施突擊。這一次朱可夫支持了戈爾巴托夫的建議。作戰成功了。敵人被擊潰。巴哈羅夫的坦克兵突入敵軍翼側後，迅猛地向博布魯伊斯克推進，切斷了敵人渡過別列津納河退卻的唯一道路。在我軍完成這一成功的機動後，德軍開始從日洛賓―羅加切夫地區退卻，但為時已晚。博布魯伊斯克附近唯一的一座橋樑6月26日即已掌握在巴哈羅夫的坦克兵手中。帕洛夫的坦克軍前出到博布魯伊斯克西北地域後，切斷了該市內敵軍的一切退路。於是，6月27日在博布魯伊斯克地域形成了兩個包圍圈，被包圍的是德軍步兵第35軍和坦克第41軍，總數共達4萬人。他在這次戰役中，參加了博布魯伊斯克、明斯克(參見明斯克戰役)、比亞韋斯托克三次進攻戰役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集團軍兵團和部隊且戰且進500餘公里，連克新格魯多克(7月8日，協同第50集團軍)、沃爾科維斯克(7月14日)、比亞韋斯托克(7月27日)諸城。集團軍繼續發展進攻，再克奧斯特羅文卡(9月6日)和沃姆扎(9月13日)兩城。集團軍進抵納雷夫河後，在奧斯特羅文卡、魯然一線地區轉入防禦。姆瓦瓦—埃爾賓進攻戰役(1945)中，集團軍在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突擊集團編成內，由魯然登入場向維倫貝格(維爾巴爾克)、梅爾扎克(佩年日諾)方向實施進攻。

年輕人與老人

2月10日起，集團軍編入白俄羅斯第3方面軍， 據戈爾巴托夫回憶： 現在，白俄羅斯第二方面軍的戰線已經轉向西，而我的集團軍在右翼，轉隸白俄羅斯第三方面軍，司令員是伊萬·丹尼洛維奇·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大將（38歲的大將）。 他第二天就到弗雷恩馬克來看我們（戈爾巴托夫）。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非常年輕，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一見面，他就對（我們）對部隊發出的各種指令表示滿意。我記得他的原話：“很好，非常正確。”當他聽完我對形勢的估計並報告了想法後，他再次表示滿意。他問我多大年紀，戰爭開始時指揮什麼部隊。 “五十四歲，（當時）我指揮一個師。” 他後退了一點，看著我說：“也不錯。” 然後他問我來這裡的路上遇到的一位師長的名字。因為不知道他說的是誰，我回答起來有些困難。於是他描述了那人的外貌，“他是個很老的人，”他說。 “師長中沒有老人。”我告訴他。 “嗯，他大約四十五歲。”

“如果他四十五歲的時候玩布娃娃，”我說，“那他年紀是有點大了。但指揮一個師，他還不老。”我又補充說，“1914年德國人圍攻巴黎時，率領側翼軍隊的是布勞和庫拉克。一個67，另一個69，他們都打得很好。” 這次談話之後，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大將待我很重禮節。但那又怎樣－－一個老人！

1945年2月18日，東普魯士戰役發起前兩天，年輕地的 切爾尼亞霍夫斯基 大將在視察前線的時候中炮陣亡，死在了戈爾巴托夫的懷裡，年僅39歲。

柏林的勝利

攻克東普魯士後，戈爾巴托夫的第3集團軍被納入了最高統帥部預備隊，他回憶道：我們就指望在10到15日內得到補充並且適當修整。但是，四月一日我們收到指令，轉向法蘭克福－奧得河東北方向。 我們並未因此而沮喪。事實上，我們對此很滿意，因為每個人都想參加柏林戰役。我們被兵員短缺所困擾，但仍希望在戰役開始前得到加強。我們沒有猜錯，在到達新的集結地域後，部隊得到了少量補充，許多人獲得獎勵，其中一些人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其中包括我自己。

我向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司令員蘇聯元帥朱可夫報到，向他匯報了部隊集結的進展。他告訴我對柏林的進攻將在黎明前很早開始，用145盞探照燈照射，將把敵人變成瞎子，把黑夜變成白晝。他說四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和兩個坦克集團軍將在十五里寬的橋頭堡發起進攻。他還講述了把敵人趕出柏林方向的具體措施。我們將在15日內即4月26日到達易北河。 我對在夜間以這樣密集的隊形進攻可能導致混亂表示了憂慮。而且為什麼要把黑夜變成白晝？我還想到（儘管沒有說）這樣的進攻隊形過於密集，想要旋風式地奪取柏林是不合理的。最好是先封鎖柏林，然後向易北河推進。 交談過程中，方面軍司令員堅持夜間進攻的意見。然而後來的事實是：進攻並未在夜間，而是在6點30開始。

我們到達了奧得河－尼斯河一線，並占領了進攻出發陣地。方面軍各部隊開始準備柏林戰役。到四月十五日，我集團軍除個別後勤部門外，都在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第二梯隊內集結。戰役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兩個師被安置在正對敵人的奧德河東岸的橋頭陣地上，朝向法蘭克福方向。

德軍指揮官顯然在等待我們進攻。他們在兩條河上都建立了牢固的防禦－－一個縱深的防禦地帶，有中間地帶和狙擊點。屈斯特林橋頭堡面對的塞洛高地的防禦尤其強大。山脊距我們的推進區域僅三里，敵人從那裡可以俯瞰整個進攻陣地。而在柏林的另一面，朝向英美軍隊的方向，德國人根本沒有在柏林和易北河之間建立任何防禦。

德軍方面的防禦部隊是由第三坦克集團軍和第九集團軍組成的“維斯瓦”集團軍群，以及“施泰因”集團軍群的一部分，共有六個師以及無數的輔助單位。除此之外，僅柏林自身就有三道防禦，並新組建了兩百個營。德國人拿出了整個預備隊，高等軍事院校及所有軍事訓練單位，用這些人補充前線的部隊，使建制擴大70%到80%，並且組建獨立營。他們還從西線抽調部隊，補充到東線，而全然不怕在西線留下空蕩蕩的陣地－－希特勒仍未放棄同英美單獨媾和的希望。

最高統帥部把突破敵人的奧德－尼斯防線，瓦解敵堅固防禦的任務交給了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烏克蘭第1方面軍（司令員蘇聯元帥伊·斯·科涅夫）和白俄羅斯第2方面軍（司令員蘇聯元帥康·康·羅科索夫斯基）。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於四月十六日投入戰鬥，敵人的防禦被突破。22日，戰線推進到大柏林地區的北郊，繞過施特勞斯貝格、Kinbaumm、Buchholz、Belendorf，直至法蘭克福北郊一線。同時，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先頭部隊也推進到大柏林地區外圍，從南面和西南面繞過了敵人的法蘭克福－古本集群。

此時，我的集團軍已集結完畢，接到的任務是在Schoenfeld-Kagel-Bondsdof地區及左翼的Heinersdof－Buchholz－Bindow－Mittenwalde發起進攻，與烏克蘭第一方面軍會師，完成合圍，切斷法蘭克福－古本集群向柏林撤退的後路，並和友鄰一起摧毀它。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崔可夫上將的近衛第8集團軍在我們的右翼，左翼是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維奇·科爾帕克奇上將的第69集團。

完成對敵軍集群合圍的決定是在Jansfolde的古堡中做出的。見證人就是古堡主人的祖先－－那些受人崇敬的統治者們，他們從圖書室牆上的金色像框中，用呆滯的目光望著我們。

我們認為敵人的士氣已經被粉碎，士兵們只是因為懼怕被他們自己的懲戒者槍斃而繼續戰鬥。因此夜間進攻會比較有利，因為此時軍官們很難控制其下屬，尤其是在這個森林密布的國家。我們決定23日夜強渡施普雷河和奧得－施普雷運河，4月25日到達柏林－措森高速公路，完成合圍。這是個困難的任務。要知道，不僅僅是22里距離的問題，這之間有多大的湖泊由運河相連，而此間僅有狹窄的陸地。然而，任務還是按時完成了。我們的確遇到了有組織的抵抗，但畢竟不象在東普魯士那樣。在完成了合圍，開始殲滅被圍部隊時，我們才遇到了最猛烈的抵抗。

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占領了一個湖畔長滿老松樹，有著很多漂亮房子的地區。德國貴族在那裡生活了幾個世紀，後來他們成了希特勒的僕從。別墅里留守的僕人們掛出了白旗。我們還經常看到自殺的希特勒主義分子。有些人上吊，有些人吞槍，有時還碰到全家自殺的。狂熱的納粹分子先殺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然後自殺。 在Neue-Mole，我們拿下了功率強大、運轉正常的柏林電台，還有些工作人員願為我們服務。我們還占領了一個製造炸藥的工廠和其它一些設備完好的工廠。 4月30日黎明，我們聽到了科爾帕克奇將軍和維亞切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維奇·茨韋塔耶夫上將的第33集團軍司令員部隊的炮聲。被合圍的敵軍停止了抵抗。

5月1日，我們奉命在柏林北部邊界集結，消滅被圍的敵游擊隊，但是當夜遊擊隊就投降了。於是，我們被派到75公里以外的易北河，指望在三天以內趕到，以阻止希特勒的軍隊逃向英美軍隊一邊。我和一個師一起行動，追趕朝西北撤向易北河的敵軍。我不僅看到擁擠在河岸上被圍的德軍，還看到他們在不顧一切地用各種方式渡河－－汽船、駁船、摩托艇、遊艇，還有人只穿著內衣游泳，全然不顧河水的寒冷。我與對岸的美軍第102步兵師和一個步兵團的指揮官取得了聯繫，要求他們遣回渡河的德軍。我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基於我們本可以向渡河的德軍開火，擊沉船隻，但卻怕誤傷對岸的盟軍而沒有這樣做。美第102步兵師師長Kitinch少將理解了我的初衷，還回了一大批德國人，還有船隻。我代表集團軍和我本人，對美軍和Kitinch將軍本人表示了謝意。美軍則在對岸朝我們歡呼，以示問候。

5月9日晚，集團軍司令部舉行晚宴慶祝“勝利日”。我在前面提到過，1907年，我曾經發過誓不吸菸、不喝酒、不講髒話。人們一輩子都在糾纏我，試圖勸我喝酒，尤其是戰爭時期。有一次，我不小心說了：“等我們打贏了戰爭，我就喝。”說完我就忘了，但同志們沒有忘。參加聚會的所有人都堅持說我應該遵守諾言。晚餐在西布蘭登堡最漂亮的別墅的花園裡進行。那一晚，為了讓同志們開心，我打破了自己的這一誓言。

榮譽

蘇聯第二—五屆最高蘇維埃代表。獲列寧勳章3枚，十月革命勳章1枚，紅旗勳章4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2枚，一級庫圖佐夫勳章1枚，二級蘇沃洛夫勳章1枚，二級庫圖佐夫勳章1枚，紅星勳章2枚，獎章及外國勳章多枚，獲榮譽武器1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