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社會影響,
作者介紹
謝肇淛（1567～1624）明代詩作家，字在杭，長樂（今屬福建）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他先在湖州作官，因為人正直，仗義執言不徇私與當地仕紳關係處得很不好，曾想過辭官不做。但當時朝廷認為他辦事果斷有能力，不準他辭官，改派東昌。他曾作過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管理河流。在做兵部郎中期間，他詳細記載了河流的原委及歷代治河利弊，著有《北河記》八卷。《紀余》四卷，內容翔實，數據精確具有很高文獻價值。他本人也因政績卓著升為雲南參政，歷任廣西按察使，廷布政使。
謝肇淛為人豁達，學問淵博，好發議論。他把自己的書齋取名“小草齋”，政事之餘就在書齋里廣博群書，勤於著述。除《北河記》、《紀余》外，他尚著有《小草齋集》六十卷，《史■》十七卷，《滇略》十卷、《方廣岩志》四卷、《長溪瑣語》一卷，而最為廣泛地記述了明代的社會生活（包括明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一向為研究者所重視的。則是後來遭到“全毀”命運的十六卷稿《五雜組》。
謝肇淛以史為鑑，把宋朝的興衰作為時局的“前車之鑑”在《地部》（二）中，他說“宋之盛時，已日與契丹元昊構隙，而燕雲不復，偏安忍恥，僅扶遺其半，蒙古凶其終，其視漢唐規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慘，使天地反覆，日月無光。”他並沒有停留在追悼歷史、痛罵夷族的層次上，而是清醒地指出了為什麼國家會受異族欺凌，百姓淪為胡虜的真正原因，就是中國社會本身的“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內部的動盪衰敗給了外部勢力可乘之機。而“國勢日弱”其根本原因是什麼呢？他指出，原因有二，一是王朝頻繁更替，人心動盪，邊境將領調動頻仍，沒有一支強有力的軍隊來保衛邊境；二是夷族的不斷侵擾，朝廷對抗無力。
鑒於宋朝的歷史，謝肇淛呼籲明政府加強邊防，扼制女真的發展。他說：“三皇五帝之人民土地，一旦淪於夷狄，亦宇宙未有之事也……女真至於蒙古是一大劫，中國之人無復孑遺矣”。他指出，最需重視的，是在那些“震鄰可畏”的“夷狄諸國”中“時時有侵中國之心”的日益強盛的“建酋”。“建酋”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謝肇淛如此明確地將清朝的建國之始令人震懼的清太祖樹為明朝的第一號敵手，能不引起清統治者的極大反感嗎？”
不但如此，謝肇淛早在萬曆年間就已提出了制服夷狄的策略，就是“以夷攻夷”離間他們，防止他們聯合。他分析，“建酋”之所以暫時未暇“窺遼左”，是由於有西夏、蒙古為其腹背之患，尚有內顧之憂。因此，就要利用西夏、蒙古與女真族的矛盾，想辦法讓他們互相猜忌。謝肇淛認為，這是邊城守將制服強悍善戰的“夷族”最好的策略，即“以智謀勝人”。他強調一定要讓西夏、蒙古、西夏們保持均勢，並且要嚴防他們聯合。這樣，他們就各自保境無暇，沒有心思來侵略中國了。否則，他們一旦聯合，或者有其中一個強大後併吞其餘，中國就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中，離虎狼之口不遠了。
要說，僅此條條有理地論述制服女真之策，就已夠清統治者咬牙切齒了，何況謝肇淛還有更大膽的關於人性、人慾的言論呢，更是觸了外嚴內淫的統治者的霉頭，真是非禁不可，請看：他在卷八《人部》中說，古人對婦節是不重視的，不僅普遍百姓如此，連皇帝也不在乎：胡嬴是貴為公主的人，她起先嫁給了晉太子重耳的弟弟，被其拋棄後，又改嫁重耳，重耳一直被歷代統治者視為有德有道的之君，卻對自己夫人的這段歷史並不忌諱；齊襄公的同父異母的妹妹文姜出嫁後，襄公竟然把她接回與自己同居；衛國的宣姜與公子頑也並且結髮夫妻卻也出入相從。謝肇淛認為，一國之君尚且如此，足可見古人“父母只有一個，丈夫可以不只一個”是視為很正常的了，沒什麼不對。這顯然與宋儒理學唱對台戲了。
謝肇淛之所以存在這種看法，是因為他正是從尊重人本性的角度出發，來分析人的本性的，對人的情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情慾是人人都有的，沒必要談之色變，應當象對待吃飯、睡覺那樣順其自然。他認為，有人雖然去限制別人，自己也是不能免的。他拿妒婦作比方。他說有些婦女管丈夫，不讓其在外放縱情慾，表面上是讓丈夫動心忍性，作個“正人君子”，其實是讓丈夫不僅在思想上對其忠貞，身體上也要對其“專一”，就象人飼養六畜，白天去餵養它，夜裡用柵欄保護它，實際上是為了充自己口腹之慾一樣。（見卷八《人部》）把這層“窗戶紙”捅破後，他說，既然情慾人人不能免，就應當對其持寬容態度，不應該把婦女的貞操問題看得那么重，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太殘忍也太滅絕人性了。
謝肇淛發問，為什麼烈女就一定要“早寡守志及臨難捐軀”呢？男子們是不是個個都是龍逢比干呢？為什麼對男子寬容對女子卻那么嚴格呢？為什麼古代皇帝都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今人卻把婦女節操看得那么重呢？他認為，宋儒們標榜烈女，詆毀才女卓文君，是十分不應該的事。因此，謝肇淛評論，明朝不禁止婦女改嫁，有私情且嚴重的女人也僅用杖刑，是順應人情的，是一種進步。謝肇淛不僅肯定人的情慾，也肯定了人們對享樂生活的追求。他說“金陵、秦淮一帶，夾岸樓閣，中流簫鼓日夜不絕，蓋其繁華佳麗，自六朝已然矣。杜牧詩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夫國之興亡，豈關遊人歌妓哉？”這仿佛空谷發音，震人發耳。
自古，所謂的正人君子們將女人視為“禍水”，認為強盛的周朝、唐朝都是因褒姒、楊玉環而或亡國或國勢中落的。“姑褒姒，幽王燃烽火”“唐宗重色思傾國”，其罪不在君王，在於美色——傾國。謝肇淛毫不留情地撕下了這層歷史的遮羞布，肯定享樂、肯定人情，他說：“六朝以盤樂亡，而東漢以節義亡，宋人以理學亡，亦卒歸於亡耳。但使國家承平，管弦之聲不絕，亦是妝點太平，良勝悲苦之音也。”雖然，謝肇淛的觀點不盡完全，（如將東漢歸於“節義亡”），使從中所表現出的獨特思想是與宋儒理學把美味都當做罪惡的“克己復禮”思想完全是對抗性質的。
清朝自從統一全國以來。就把儒家經典，程朱理學做為治國之策，加以愚民。上自朝廷的經筵講章，下至學子們的誦讀範本，無不是朱熹的《四書集注》之類，非議程朱，就是與朝廷對抗。因此，謝肇淛的尊重人性的思想無疑就成了清的肉中之芒，是必須剃除的。
統治者愚民的方式通常有二，一是箝制思想，壓抑人性，二是使其迷信鬼、神，認為很多苦難是命中注定的，使百姓認為他們的統治是天命賦予的，心甘情願的接受壓迫。在此方面，謝肇淛又觸犯了統治者的忌諱：謝肇淛在多年的生活、治學中培養出了對“天”的科學的認識：他認為天不是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東西，是由“氣”凝聚而成的，而“氣”是客觀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天是一定物質的實體，它有生有滅，有著“消長盈虛”的變化，不是什麼神秘莫測的東西。
因此，他反對宋儒的“天理說”。宋儒認為“理即是天”，他認為恰恰相反，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在他看來，“理”是客觀世界的規律，是後於天而存在的，因此，言理即是天，就否認了“天”先於“理”存在的客觀真理，是不正確的。“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有毀壞，理無生滅”，不能將二者混淆。他舉了個例子說，眼睛是用來看東西的，耳朵是用來聽聲音的，如果沒有眼睛，沒有耳朵，又怎么能看，怎么能聽呢？看和聽也就都不存在了。所以，他評論說言天“不得專言理”。（見卷一《天部》一）
正因為他廣學博識，有著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天道觀，因此，他對天感應、輪迴報應、陰陽祿命都採取否定態度。迷信的人通常認為，人若被雷電擊中說明他做了壞事，遭了天的報應，他認為雷電擊人，不過是雷電起伏不定，人不幸遇上罷了。他憑自己敏銳的觀察和細緻縝密的分析，推斷“雷之蟄伏似有定所”，這種非常科學的結論並不是憑空而來——他曾細緻地觀察發現家門前的烏桕樹每年初春都要被雷電擊中，因此得出雷電擊物擊人是有規律的這一結論。因此他許，如果說老天有眼，雷電擊人是有心的，那么枯樹畜產也會被雷電擊到，難道它們也做了什麼錯事，因而遭報應嗎？”
因此謝肇淛大膽地批駁傳統因果報應思想，他說，災祥的降臨都不是上天有意的，有人遇災反而得福，有人遇福反而遭禍，也有同樣遇到災禍或者同樣遇到好事，但兩者結果卻不相同，這其間並沒有什麼規律，如果有人硬要去牽強附會，找尋其中的緣故，就十分滑稽可笑了。
傳統的天命論者都把上天的降災看成是對人的示懲，也常說某某皇帝出世時有很多吉兆，因此是“真命天子”，宋代大儒二程也把地震說成是天的遣告（《二程遣書》）並因此而惴惴不安，謝肇淛的觀點無疑是對正統觀念的有力衝擊。清朝大興“文字獄”，借編撰《四庫全書》的名義全國大肆搜斂圖書，並將有問題的書或抽毀，或全毀，其目的就是愚民，箝制思想。謝肇淛《五雜組》中所表現出來的對人性的肯定對天理的質疑無疑會啟發讀書人，嚮往科學，自然會遭到統制者的敵視。更何況他對時局的分析、對女真族對努爾哈赤的不敬之辭，遭到全毀，在所難免。
社會影響
但是，統治者的淫威鎮壓不了民眾的反抗，控制不了對真理對科學的嚮往，《五雜組》最早的版本——明萬曆末年新安如韋軒刻本被人們偷偷地保存起來，並流傳至今。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華書局重印了《五雜組》，使之得見世人。今人王利器曾編《歷代笑話集》，認為“事部”卷四都是一些可資解頤的笑話集，從中收錄了十六則。看來，《五雜組》的幽默賞鑒價值，我們也不能忽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