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陽明學
- 別稱：王學，心學
- 創始人：王守仁
- 創立時間：明朝中晚期
- 學術主張：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 派別：主觀唯心主義
代表人物,時代背景,思想淵源,形成過程,思想體系,傳播與分化,陽明學研究,
代表人物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寧波餘姚人，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軍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軍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學藝術造詣。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諡文成。
王守仁畫像
王守仁畫像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學不倦，成就卓著。他創立的“心學”思想體系，積極追求個性解放，衝破了“理學”的傳統觀念，在封建社會後期產生過重要影響，堪稱學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於反對舊道學的禁錮，有著濃烈的創新精神。他不僅文韜武略，還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禎稱讚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學邃，在哲學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題，衝擊了僵化的程朱理學，最終集“心學”之大成，開創了著名的“姚江學派”。其“心學”學說的思想本質是強調個性化的發展、個人意願的尊重及個體創造力的調動，至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陽明學說在海外、特別是對日本明治維新發生過作用，對現代企業的人性化管理影響也很大。
時代背景
王陽明生活的時代，正值明王朝由穩定開始進入危機、衰敗的轉變時期。從英宗到武宗的幾十年間，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日趨激化，農民起義彼伏此起，規模越來越大，地主階級內部也矛盾重重，整個社會處在動盪之中。
與此同時，王陽明生活的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進一步興起，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破壞自然經濟的時期，王陽明的家鄉江浙一帶尤為突出。王陽明的學術思想正是在封建社會開始解體，商品經濟初步發展的情況下逐步形成的。
思想淵源
王陽明的學術思想並無具體的師承關係，但從學術淵源上看是直接繼承了孟軻和陸九淵思想的。正如《明史·本傳》中所說的一樣：“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王陽明學術思想理論基礎的“致良知”學說，是把孟子的“良知”說拿過來而加以發揮的。他說：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陽明的這些話與孟子所說的如出一轍。在這個理論基礎上王陽明作出了別開生面的論斷：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
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
王陽明的這些言論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人們破除片面迷信儒家經典，使思想有所解放，具有積極的意義。它與孟子的“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說法可謂異曲同工，一脈相通。
在宋代諸儒中，王陽明是最為推崇陸九淵的。他說：“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五）實際上王陽明學術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觀點，如“心即理”、“發明本心”、“求諸心”、“學是去人慾，存天理”、“六經皆吾心之記籍”等，都是從陸九淵那裡來的。
王陽明繼承和發展陸九淵的“心學”，以對抗程朱學派的“理學”，具有反教條、反傳統的意義。他之所以一反“是朱非陸”的舊傳統，並以巨大的勇氣在《答徐成之》的信中宣稱：“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而為陸九淵翻案，實際上也是為自己的學術思想爭取歷史地位。所以，學術史上把陸九淵和王陽明合稱為陸王學派是很有道理的，同時也說明了兩者在學術淵源上的密切關係。
形成過程
程朱理學與佛老思想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陽明）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遍讀考亭（朱熹）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王陽明自己也曾自述過：“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撓疲邇，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溺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朱子晚年定論序》）作為明代封建社會知識分子的王陽明，開始學習時為了應付當時的科舉考試，曾“泛濫於詞章”，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是封建知識分子獵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後，在文化教育領域裡，把尊經崇儒、遵奉程朱理學作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製大誥》中明確指出：“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務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後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誅”。這就把綱常道德和儒家經典確定為統一思想的武器和進行教育的“聖經寶典”。
陳鼎在《東林列傳》中曾記述說：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後，“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輯《性理全書》，頒天下。”
在這種獨尊儒術、推崇程朱的政治、學術氣氛下，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墨守朱子舊說，無所發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窮理”、“修心養性”的思想學說盛行於當時。青年時代的王陽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遺書讀之”就毫無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說，坐官署竹園中“取竹格之”，後由於格竹失敗而致勞成疾。從此，王陽明由信奉朱熹之學，走向懷疑朱熹之學，成為後來他轉變為主觀唯心主義者的契機。
當然，王陽明對佛教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如他說：“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王文成公全書》卷九）王陽明對當時學術界攻擊其學說為“禪學”而深感不滿。
“心學”的基本形成
由於明王朝面臨深重的社會危機，王陽明深感統治思想界達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學和佛老思想於世無補，因此，他開始對理學和理學教育進行檢討、反省、批判。他說：“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
王陽明對程朱理學的僵化和教條化的批評、否定，目的在於重振儒家的倫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實踐的實處。所以他把“正人心”作為拯救危機的靈丹妙藥。王陽明主張從“格心”入手，加強封建道德教化，喚起人們內在的天德良知，自覺地遵從封建的統治秩序和倫理綱常，從而達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機和思想危機。他曾寫了題為《睡起偶成》的詩，曰：“起向高樓撞曉鐘，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王陽明對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術頗為自信。他認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義的“心學”是能夠把昏睡中的人們喚醒的。《明史·儒林列傳序》曾記載說：“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這說明王陽明適應了當時明代學術發展的需要，拋棄“即物窮理”的理學模式，創立了一種進行內心主觀的直接反省的“心學”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力圖把儒學加以刷新和改造。
陽明學的確立和傳播
王陽明從34歲開始授徒講學，直到去世，從事教育、學術活動凡二十多年。他的學術思想和教育思想不僅在中國影響很大，而且遠播海外，弟子門人遍布各地。
明朝中葉以後，隨著程朱理學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陽明的思想、學說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陽明將封建的倫理道德說教，改造得更為系統和完善，而且具有簡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點，便於傳播和推行。這無疑為行將衰敗、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提供了新的興奮劑和麻醉劑。
陽明學派的形成自然與陽明學有密切聯繫。所謂陽明學派，實際是以王陽明為宗師和以陽明學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個弟子遍天下，流傳逾百年，體系龐雜，勢力浩大，影響久遠的思想、教育流派。
陽明學派的崛起也與王陽明個人的聲望密切聯繫在一起。正如時人所說的：“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明儒學案》卷十八）
王陽明在政治、軍事、學術、教育上的成功，為社會普遍承認，因此他成為明中期封建統治階級的企望而實際又滿足了這個願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弟子對宗師崇拜和愛戴，四處講學，傾動朝野，風行天下，亦為明代空前未見，有力地促進了陽明學派的形成和確立，使陽明學成為一代之學，王陽明成為一代名師，並奠定了在中國學術史、教育史上的歷史地位。
思想體系
簡介
陽明思想體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萬物一體之仁等幾個方面。而其思想體系的基點和出發點則建立在對朱熹格物致知說的批判上面。
對格物致知說的批判
王陽明對格物致知說的批判主要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從道德修養的角度批判其理論的內在矛盾；一是從朱熹身後的影響來批判格物致知說的"學術之弊"。從前一個方面看，由於王陽明年輕時期曾一度篤信朱學的格物說，然而當他用這種方法去進行個人的道德修養時，便發現無論是即物去窮理，還是循序而讀書，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並不足以解決個人的道德修養問題。因而他對朱嘉的格物致知說便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其《傳習錄》下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在他看來，朱子訓格物致知為即物窮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達誠自家意的目的，顯然是徒勞的。因為其格的後果只會析心與理為二，使主觀之心與客觀之理不能統一。至於後一個方面，王陽明認為，由於朱熹主張問學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養，遂造成其後學在道德修養方面的知行脫離，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這種支離割裂的學術之弊必然給現存的社會秩序帶來危害，有以學術殺天下的危險。
心即理
鑒於朱學格物致知的教訓，王陽明主張心即理，並據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號，決心創立良知之學，從而用一種注重身心修養的學說來取代朱熹沉溺詞章、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支離決裂的格物致知說。他對格物的解釋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說，他對格物的解釋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嚴在他看來，格物沒有內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體之正。這樣，王陽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窮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於為善去惡的內心涵養，從而使格物與致良知完全吻合起來。這種新的格物說，正包括了他的所謂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學觀點。所謂心即理，在王陽明看來，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樣將心與理分而為二，從而導致知與行、學問與修養的分離。為此，他繼承和發揮了陸九淵的心即理的思想，以為宇宙萬物的規嚴皆歸於吾心判斷的範疇，並由此說明進行道德修養只要求之於心，於心上下功夫就夠了。
知行合一
知行問題是中國哲學中一個相當古老的問題。但知與行的先後及難易問題則是中國哲學家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王陽明的基本立場是主張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於心之本體，知行是同一個功夫，知行合一併進不可分離等等。具體說來，他認為，知則必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真知則必行，不行終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於行動，知行同是心的兩個方面，即知即行。至於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據王陽明自己說，一是為吃緊救弊而發，一是為了論證知行本體本來如此。也就是說，知行合一說的核心內容是知行本體合一，重點在於強調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於這裡的行，雖然含有社會實踐的意義，但說到底只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踐履，是專指一種所謂克己功夫。在這一點上，王陽明與朱熹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他們都是要求去人慾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與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強調以知識的增進為學聖人的基本途徑，而王陽明則以為不必在增進知識上下功夫。在他看來，學問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說的由問學而達到致知的一條途徑，而應該包括陸九淵所強調的尊德性、重實行的修養方法。由此可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實際上是朱陸學說的折中與調和。
致良知
良知的說法來源於《孟子》，其含義是指一種"不慮而知"的天賦道德觀念。王陽明對此加以發揮，並引進《大學》中的"致"字，《大學》說："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據此，王陽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張，以為良知即是天理，從而迸一步要求人們首先認識和恢復內心所固有的天理，並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於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為和活動都納入中國傳統社會道德規範的軌道。其要點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裡，良知本是一種先驗的道德觀念，是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陽明對此則作了本體方面的發揮，以為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把先賢的道德良知視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陽明看來，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惡之心，是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良知人人俱在，自聖人以至愚人，無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個判斷是非善惡的自家標準。因此，他強調，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體"，它先驗地存在於人們的心中，人們依良知而行便會產生正確的道德行為，故而無需向外尋求道德行為的來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體。在王陽明看來，良知天理在人們的心中，天理的昭明靈覺就是人心之虛明靈覺。通過它，人們便能很自然地感覺或判斷出人的行為的善惡是非，從而推動良知，並使它充分發揮自己的機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為的過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見，王陽明的致良知的學說，充分強調了良知在道德修養中去惡為善的主觀能動作用，並使之成為支配人的道德行為的精神本體。第三，對朱熹格物致知說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說強調知識在人的通德修養過程中的作用，忽視了人心在此一過程中的能動功能。對於朱學的這一內在缺欠，陸九淵曾經表示過嚴重不滿，以為朱學的這一原則實在是支離破碎，並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釋。王陽明在這一問題上，基本是接著陸九淵的思想繼續前進，如果說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對朱熹反覆強調的格物致知進行了一番新的解釋，即將"物"解為"事"，將"格"解為"正"。這樣"格物"便是在意念發動處的件件事情中為善去惡，避開主觀意念中惡的認識，接近善的百接感覺。他以為這樣的格物便可避免"務外遺內"之弊，杜絕"支離破碎"之病。以這種格物說解釋《大學》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發動處為善去惡，不欺騙良知的感覺，這就是誠意。
因此可以說，王陽明的致知格物其實就是窮究吾心之良知。從而把《大學》的實踐道德思想轉變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養論。
萬物一體之仁
萬物一體之仁說，是與王陽明的"明德、親民"說相聯繫和相貫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學擴展到社會政治層面，並與《大學》的政治倫理學說結合在一起而成的。他的萬物一體之仁說的意義，在於強調天地萬物以人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這個說法，聖人之心便應以天下萬物為一體，每一個人都應將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廣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會於水火之中。
傳播與分化
王陽明是宋明時期與朱熹、陸九淵等人齊名的儒學大家，他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思想，在宋明理學中形成了陸王學術流派，在明中、後期的思想界曾經風靡一時，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學的地位，左右中國思想界長達百年之久。此外，他不僅對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產生不小影響，而且傳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陽明學，在日本的歷史尤其是日本近代歷史進程中發揮過相當重要的作用。
陽明死後，其學一度受到排斥，其思想也一度受到攻擊，但是由於其弟子的不懈努力，其學依然風行天下，輝煌一時，而其時謹守程朱藩籬者，幾復無人，可見陽明學的勢力影響之大。至於陽明後學，據《明儒學案》所列，計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案。其他受王學影響，並以其為宗者也不在少數。
浙江是王陽明的家鄉，因而所謂浙中學派實際上受到王陽明的直接影響。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錢德洪，以及徐愛等。徐愛是王陽明的妹夫，也是王陽明最早的及門弟子。他初聞王學，以為和先儒的傳統解說有出入，驚異不定，覺得無從下手。既而深入進去，並反身實踐，始信王學為孔門之嫡傳，由是而成為篤信王學之第一人。王陽明也稱他為自已門下之顏淵。他在王學門下的實際地位，也確實有與顏淵相似之處，一是他去世較早，未及得聞王陽明的致良知之說；一是他篤信實踐，雖得王學之真，但在理論上卻極少發明。他曾根據王陽明講解《大學》的基本宗旨，編成王陽明最主要的著作《傳習錄》。徐愛為學的特點在於強調涵養、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養心之體。他認為，學者之患在於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於物、他說，"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
與徐愛的情況稍有不同，王畿師從王陽明的時間比較長，後且在吳、楚、閩、越、江、浙一帶講學長達四十年，專心傳播王學。所至之處，聽者雲集，影響極大，莫不以其為王學之宗主。他為學主張大徹大悟，以無念為宗，將儒學的宗旨歸為虎寂，具有融合儒釋道的思想傾向。其學最值得稱說者，是他與錢德洪關於王陽明四句教的一番爭論。王的四句教是："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陽明將赴廣西，臨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與錢德洪就這四句話的不同理解發生爭議。王畿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為此，他強調王學之四句教純系"權法，未可執定"，並由此進一步提出"四元"說，以為為學需"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主張從先天心體上上根，斷言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住此一點虛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陽明的良知說進一步引向禪學。
對於王畿的解釋，錢德洪當然無法贊成。他認為，王學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為心體原是無善無惡的，但大有習心，意念上便有善惡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正是復那性體的功夫，兩人爭論不休，遂請王陽明詳加解釋。王的解釋是，"二人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王畿）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通體各有未盡。"由於此段話說在越城之天泉橋上，故史稱"天泉證道"。
至於錢德洪，也是王陽明的一個著名弟子。其學術思想除了上述與王畿的爭論外，主要是闡釋王學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認為，充塞天地之間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虛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時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與萬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隻此知之精粹也。其學以收斂為主，注重於事物上實心磨練，主張在誠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對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曾說，"著衣吃飯，即是盡心至命之動。"其學宗旨與王畿從心體上頓悟明顯不同。
王學浙中學派的另一重要傳人是黃綰。黃綰早年師從謝鐸，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學，後篤信王陽明良知之說，以為簡捷直接，聖學無疑，遂以陽明為師，稱門弟子。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學，以為王學是禪學，其空虛之蔽，誤人非細。於是對王學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他從天性人情之真出發，反對王陽明去欲去七情的說法，認為情與欲皆不能去，因為人之有喜怒哀樂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發揮得其正，而不能強去之。他又反對正其義不謀其利的傳統思想，主張聖人之學既要探討義利如何統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觀點是利義並重，二者皆不可輕。"利不可輕矣，然有義存焉。"因此從黃綰的思想傾向里，不僅透露出王學乃至整個宋明理學的危機，而且預示著與心學、理學相對待的經世致用之學的勃興。
王陽明的思想影響除了在他的家鄉形成勢力巨大的浙中學派外，還在他長期做官講學的江右(即江西，地區形成了頗有勢力的江右學派。江右學派的主要代表有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他們因堅持王學致良知的正統觀念，往往被視為王學的正宗。
鄒守益的從學經歷與黃綰差不多，也是先宗程朱，後師陽明。只是後來他並沒有像黃綰那樣背叛王學，而是謹守王學傳統。故而黃宗羲稱其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而不失其侍者。其學以主敬為根本特色，以為"聖門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懼，常精常明，不為物慾所障蔽。"一有障蔽，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他主張"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而字在其中，稱字而名在其中"，反對分知為內，物為外；知為寂，物為感，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的觀點。認為這分明是破裂心體，是害道。在談到良知問題時，鄒守益認為，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以獨知為良知，以戒俱慎獨為致良知的主要修養方法，並盡力身體力行，可謂有功師門不少。
聶豹原本並不是王陽明的弟子，他只是在研究了王陽明的學說，並與之辯難之後，才開始信服其學說，並在陽明死後始稱陽明之弟子。聶豹之學以主"歸寂"為根本特色。據《明儒學案》卷十七，"先生之學，獄中閒久靜極，忽見此心真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日，此未法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及比，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套用。'以為良知是末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之說乃是王陽明所謂致良知思想的精髓。故而主張求學要自其主乎內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以為養本體是動靜無心、內外兩忘的涵養功夫。對於聶豹的歸敘說，王畿等人堅決反對，紛紛指責他與師門有背，類似於禪學之語。
在當時，只有羅洪先贊成聶豹的歸敘說。羅洪先認為，聶豹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至於羅洪先個人的學術思想傾向，則有一複雜的演變過程。他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於寂靜，晚年才徹悟於仁體。開始認為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後來體會到，如果中無所主，善惡交雜，而依此行之，豈能無乖庚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了因此，必須經過枯稿寂寞之後，消除一切雜念，使天理炯然。這就是他的以"收攝保聚"為功夫的主靜說。在江右學派中，另一重要學者是歐陽德。他青年時代師從王陽明，服膺致良知之學。以良知為世界的本原，由良知產生萬事萬物。"夫人神發為知，五性(即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等，感動而萬事出”；"視聽言動之外，更有何物乃進而他反對羅欽順斥陸王以知覺為性，強調良知與知覺、良知與意的區別，認為視聽言動皆知覺，不全是善；意有妄意、私意，有害惡。知覺和意不可謂之性、理，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安異。在動靜關係上，歐陰德主張良知無動無靜，認為學貴循其良知而動靜兩忘，然後為得。對於格物致知，雖認為離事物則無知可致，但主張踐形然後可以盡性。
陽明後學除了上述浙中學派、江右學派的幾個代表人物外，真正在當時產生極大影響的，還要數泰州學派。泰州學派的創始人是王陽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出身灶丁，家貧不能竟學，後師從王陽明，頗得陽明思想的精髓，然往往駕師說之上，持論益高遠，出入於釋道二教。王艮的學術特徵是發揮百姓日用之學，講說儒家經書時頗多自己的獨到心得，不拘泥於傳統的傳注。他的傳道與傳統儒者一直囿於知識分子的小範圍中明顯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層民眾說法，即所謂"入山林求會隱逸，至市井啟發愚蒙。"鑒於這種特殊的傳道對象，王艮在發揮陽明的學說時，更注意結合百姓的實際情況而發議論。他認為，天地萬物一體，人性之體就是天性之體。天性之體是活潑潑的，如鳶飛魚躍。因此，人性也就不假安排，而是順著天性去做就是了。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至於他所說的良知，也只是百姓日用。他說："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是異端。"這樣，王艮便自然地將原本神聖的儒家道學的外衣扯了下來，使之成為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艮的學說不僅預示著宋明理學危機的加深和崩潰，而且其思想體系中確實閃耀著某些近代理性因素的火花。當然，這些因素已與乃師王陽明的思想相差甚遠。
王艮死後，其子王襞繼承其講席。其學以不犯手為妙，即一切聽任自然，所謂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襲，"至道無其蘊矣"。他強調，"學者所以全其樂者也，不樂則非學矣"。
從傳學系統看，王艮之學除了傳其子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韓貞、李贄。徐樾的弟子有趙貞吉、顏均。顏均的弟子有何心隱、羅汝芳。在這些眾多的及門及三傳、四傳弟子中，像李贄、顏均、何心隱等人均具有極強的叛逆性格和異端思想，故而他們的學術傳承系統雖仍屬於王學一系，但其思想資源自非王學一孤立的系統，而是具有似儒、似道、似禪，亦儒、亦道、亦禪的複雜特徵。實際上是晚明特殊社會背景下一股強勁的異端思潮。
這股異端思潮當然在陽明學說的本身即已存在，然而真正形成一股有影響的勢力，無疑是在他這些弟子所處的時期。他的三傳弟子顏均，為學力主一任自然，宣稱性如明珠，原無塵埃，有何睹聞?著何戒俱?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並公開批評說，凡先儒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這無異是向儒學所稱道的先聖先賢公開挑戰。
顏均的弟子何心隱(即梁汝元）走得更遠。他以《大學》先齊家的觀念為原則，建立"苹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頗具有烏托邦的意味。而且，他竭力反對宋儒的元欲主張，以為人心不能無欲，寡慾則可，無欲則不可。
顏均的另一個弟子羅汝芳，其學主要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為大。純任自然，當下現成。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是非。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其不受傳統束縛的叛逆性格躍然紙上。
羅汝芳的弟子有周汝登。其教人重在此心之自得和當下承當。 宣稱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強調當下受用得著，以為這是學問的下落去處；如果只是懸空說去，便是無下落。其學具有濃厚的禪學特徵，其主觀意圖似也有意會通儒釋。
在王學後學尤其是泰州學派的傳人中，最具有異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還要數李贄。他實是泰州後學中的"異端之龍"，因而被當時最高統治者視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洪水猛獸，並下令逮捕入獄，將其迫害致死。
李贄的叛逆性格主要體現在對宋明理學正統的批判上。他從陽明心學的一些基本原則出發，竭力反對宋明理學家的道德說教和神秘主義。他認為，宋明理學家所推崇的孔子已遠不是歷史上的真實的孔子，真實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實的孔子人人可學，而被宋明理學家神秘化了的孔聖人，則不可學，也不必學。因此，他竭力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反對對孔子不切實際的迷信。對於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贄認為，多半並不出於那些聖人之口，因而並不能作為"萬世之至論"，而應根據這些話語的具體背景進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堅決反對宋明理學家假借聖人的語言以治人的把戲。他稱這些理學家為假道學，為"穿窬之盜"，為欺世盜名者。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惡、可恨，甚切可殺、可剮。由此可見，李贄對那些假道學家是如何的憎恨。
李贄對假道學的憎恨，按理說並沒有涉及到儒學的整體和真正的儒家精神。事實上，在沒有新的資源作憑藉的歷史條件下，他所嚮往的也只能是那些所謂的真儒學、真道學。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李贄的叛逆性格和異端思想只是對宋明理學正統有效，他所呼喚和嚮往的依然是傳統的儒學或稱之為早期儒學。
陽明學研究
台灣省和香港地區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不斷進行研究活動和出版研究專著。台灣早年就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活動和出版了近60本研究專著。香港地區有不少學者發表過論文和出版專著，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列為《持廉守正》公務員實務守則，其中“三‘知’策略”之一是“知行合一”。要求公務員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則，推廣誠信。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出版的王學研究專著達170多種。
在國外，《陽明全集》在16世紀初就傳入日本。十六世紀中期中江藤樹將陽明學在日本傳播，使之興盛 。後來繼續有三輪執齋、大鹽中齋、吉田松陰等傳播陽明學。日本二松學舍大學在18世紀中葉就設立陽明學研究中心，出版陽明學刊至今。九洲大學、東京國士館大學、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等都有專門從事陽明學研究的教授。1971年，日本為紀念王陽明誕生500周年，出版了空前巨著《陽明學大系》12卷，並設立陽明文庫。1988年3 月，為了紀念陽明學傳播的有功之臣中江藤樹，在滋賀縣建成中江藤樹紀念館，又接著建陽明園紀念其學說思想對日本社會發展有重要貢獻的陽明先生。1997年8月在日本京都舉行國際陽明學京都會議，在京都建陽明書院，定期開展講學和研究活動，研究內容非常豐富。2000年2 月又成立“陽明學研究會”，創辦會報《姚江》。日本出版的王學研究專著多達90餘種。一些企業、財團及個人還捐資對修文陽明洞、浙江紹興王陽明墓和餘姚瑞雲樓進行維修，表達對陽明文化的景仰。
陽明學在16世紀初傳入朝鮮，17世紀系統翻譯出版陽明學書籍。陽明學在朝鮮的傳播，成為進步勢力的思想武器，對朝鮮實學的產生，對甲申政變和農民運動的掀起，對飾新政治、維新變法及革新起了到開路先鋒的積極作用，其主要學者有李啐光、鄭齊斗、朴殷植、南彥經等人。韓國於1995年4月成立“陽明學研究會”，定期開展研究活動，並於1997年創辦《陽明學》會刊，出版《王陽明哲學研究》、《韓國江華陽明學》、《江華陽明學研究》等書籍。並修整了陽明學者鄭齊斗的墓地，修復了江華學派代表李建昌的故居。
美國在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均設有陽明學研究機構，並請中國和日本的王學專家指導研究生研究王學。在美國編印的《哲學百科全書》、《美國哲學百科全書》都增設王陽明一項。1965年，美國學會聯會中國思想委員會舉行了明代思想會議，專題討論王陽明哲學思想。1972年，美國夏威夷舉辦王陽明誕生500 周年紀念活動，召開以陽明哲學為主題的東西方哲人會議。
英國在1913年就編譯王陽明生平及其哲學著作在國內傳播，1916年編譯的《王陽明哲學》一書，是王陽明著作中最早的英文譯本。1960年出版的《大英國百科全書》中列有王陽明一項。法國在1936年就出版王學專著《王陽明道德哲學》一書。英國、法國現在仍有一些學者從事王陽明學術思想研究。
除以上國家外，還有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比利時、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都有學者從事陽明學研究活動，並發表論文和出版研究專著。近六十年來，王陽明學術思想研究在歐美各國逐漸展開，歐美各國學者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逐漸增多。這主要歸功於歐美華人學者的努力，老一輩的有如陳榮捷先生，張君勱先生等，當今的如杜維明先生等。改革開放後，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動日漸擴大，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王陽明學術思想的學術氣氛日益濃厚，王陽明及王學思想在世界上的影響將進一步加深並產生更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