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庫齋清史叢稿

內容簡介

我的史學論文集編選告竣，全書共收文五十七篇，分為六組：第一組為有關清史學史（清史學家、清史著作）文章十五篇，第二組為清初復明運動論文十三篇，第三組為清文藝史論文八篇，第四組為其他清史論文八篇，第五組為有關明清文獻文章九篇，第六組為回憶、悼念老師和前輩學者文章四篇。文章絕大部分是關於清史的，只有很少幾篇屬於明史或不涉及清史，因而從主體上說題名《五庫齋清史叢稿》。　五庫齋為寒齋齋名。為何取此齋名？因為有一些藏書，為便於查找，需要有管理辦法，於是根據實際確定自己的圖書分類法，將存書分為古籍、理論、研究、工具、餘興五部，每部各分若干類，按類別按開本排架，就比較整齊、醒目。我又開玩笑說：乾隆有《四庫全書》，我還多一庫，我有五部五庫。因此，戲稱陋室為“五庫齋”。其實，我當初何嘗有什麼五庫齋，開這種玩笑的時候，我一家三口正寄居一間十多平米的辦公室內，在此一住前後十個年頭。我也是附庸風雅，但更是自嘲，是混合著憤慨的無奈，而保留至今，則是一份回憶，一種紀念。因此，我對這個齋名很是珍惜，願將它嵌進書名內。　《五庫齋清史叢稿》是我近二十多年來的作品。所以它不是我學習和研究歷史全過程的小結。我的業務工作分兩大塊：一大塊是歷史研究所分派的任務，一大塊是自己選擇的符合個人興趣的課題。換句話說，前者是“計畫文化”，後者是自由項目。我從1958年進入歷史研究所以後，深受當年大批判和其後連續鬥爭的影響，只做“上了戶口”的工作，循規蹈矩，“魚貫而入文壇”（副所長尹達語），參加中國歷史博物館通史陳列工作，先後參加寫作《太平天國運動史》、《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中國史稿》第七冊、《歷史的記錄——“四人幫”的影射史學與篡黨奪權陰謀》、《歷史的審判——“四人幫”影射史學剖析》、《清代全史》第二卷、《清代人物傳稿》上編等，編輯《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清史論叢》、《清史資料》等，不做計畫外的研究。在做公派工作時，我是全身心投入的，不僅盡力寫好由自己署名的篇章，而且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重要史料對別人也無保留。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我才逐漸擺脫思想束縛，顧及一些自己喜歡的專題，其結果就是本書所收的大部分文章。因此，《五庫齋清史叢稿》只是我中老年時自己選題研究工作的小結，大體上是“計畫外文化”的產物。　當然，我並不是從中年才開始寫史學論文。我最早的史學論文，是大學畢業論文《明代的山陝商人》。那是讀明清人別集和受傅衣凌先生《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的影響而選擇的課題。到研究所不久，明清史研究組副組長王毓銓先生曾經索看，並指示呈交組長白壽彝先生審閱。白先生看完後找我談話，說到我的文章，評價說：“嫩一點。”他讓我用半年時間改出來。我懂得白先生的意思，認為文章寫得幼稚、淺薄，為了保護青年人的自尊心和積極性，用了柔和的詞語。但沒有多久，我就被接連派去給謝國楨先生當助手編《中國史稿》大事年表，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館做中國通史陳列設計。畢業論文撂在一邊，一晃四十多年，已有殘缺。在論文中我曾試圖就商人資本組織、運用方式和監商資本活動做經濟學分析，但分析、論證都不充分，即使不殘缺，也不堪選入論集。　到工作崗位後，我在業務方面的個性逐漸表現出來。研究組指派我研究清史，但在清史範圍內，我對於經濟史、思想史，只關心研究的進展，除非下達任務，自己不主動鑽研，在史學上入門以後，我逐漸感到史料的不完備性、不準確性、不確定性，導致分析、論證根據薄弱，損害科學的基礎。在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中，《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八個字，有人指為原始公社末期，有人指為奴隸社會，有人指為封建社會，使我深感史學中因史料根據不足而充斥著主觀主義的危險。因此，我日益鐘情對史實有較新較深挖掘的課題，並且常常使用小考證的方法辨析史料、史實。上世紀60年代初我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就是這樣做的。本集論文大都體現出這個傾向。這是史學研究初步，不是全部，更不是最高境界，對史料、史實的考證不能代替對歷史事物本質的分析和發展規律的探索。但如果連起步都蹣跚踉蹌，怎么可能有隨後的闊步前進呢。基於這種認識，我也力圖在走好起步後繼續前進，儘自己所能進行科學分析和概括。這一點從有關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來。　在五十七篇文章中，《悼念商鴻逵師》一文是我與同事、同學郭松義合作的，特此說明。這五十七篇不是我二十多年所作文章的全部。有些合作的文章沒有收入。上世紀60年代一篇研究清代曲阜孔府高利貸的文字，奉命投寄一家大報，刊出時連題目都改成醒目的宣傳詞語，還有《山海關石河之戰後的復明運動》等文是根據專著章節摘寫的，都不收錄。一些為清史資料寫的編者按語，為專著寫的前言後記，大都不收。其實我在一些專著中承擔的章、節、篇，既是所屬專著的有機部件，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大多可以作文章處理，也一律割愛。　收錄諸文大體保持原樣，也有略作改動的情形。《〈柳如是別傳〉讀後》草成後，廣州中山大學正舉辦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因為向我發出了邀請，所以我雖未與會，也承蒙同意收錄小文入討論會文集。當時我是我所明清史學者訪日代表團成員，啟程前將《讀後》匆促撰成，請我妻代勞謄正，來不及做任何修改就寄出了，文字表達拙劣。這次做了幾處改動，包括一處地名錯誤。《關於魏耕通海案的幾個問題》、《黃毓祺的復明活動和黃毓祺案》因版面問題各有一處由編者做的小的刪節，後文的刪節使文句不能銜接，這次都按原稿恢復。《明清的隔壁戲》、《民族藝人蘇崑生考述》兩篇，依個人研究的進展做了修改、補充。　考證，貶損者有之，視為平常者有之，推崇者有之。但學問家不論對考證持何看法，對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和地位持何信念，都不能否認考證實際上是不易做好的工作。考證任何問題，其人、事的聯繫紛繁複雜，梳理清楚，良是不易，一著不慎，滿盤皆輸。已故前輩學者陳汝衡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曾問我：孟森老先生三大疑案考實，你相信他的考證全真實嗎？孟心史（森）先生做過許多考證，我也發現他的考證的若干失誤，結論自然不可全信。我自己做的考證也不乏疏忽不周之處。《〈生綃剪〉的作期和藝術價值》一文，我考證的作期可能存在延後了的問題。據說《生綃剪》成於順治七年（1650年），並給畫家陳洪綬招來大禍。但我所依據的現存的《生綃剪》較順治七年刊本篇目有無增刪還是一個疑問，所以我仍保留此文以待高明來哲繼續研究，退一步講也可以反映我的工作的不周全，保留重要的教訓。我的一篇長文《史可法揚州督師期間的幕府人物》，發表後陸續發現新史料和原文的許多錯漏，我曾作文《補正》，不過此長文不是小手術可以矯治妥帖的，本應重寫，但我目前實在無力啟動此大工程，只好揀要點作《再補正》，是很無奈的。短文《關於王紫稼》是我在準備寫作傳記《王稼》時的作品，兼糾正孟心史先生《王紫稼考》的重要失誤。殊不知王紫稼的早期歷史實際上是另一種面貌，比我考證和描寫出來的要複雜得多，但進一步考證很費事，我現在也無力顧及。我遇到的困難，都表現出考證不是輕而易舉、拈之即得的。它是歷史科學的一部分，而科學的入口處就是地獄的入口處，是萬萬輕忽不得的。　我比較喜歡閱讀或翻看別人的史學論著，當然重點是清史方面的。這樣雖然占去不少研究時間，但卻是一種重要的學習，能夠逐漸熟悉整個清史研究史的鏈條，掌握一種尺度，提高認識和判斷能力。人固不可自傲，自我感覺過好，那實際上是淺薄，把自己擺在清史學全部發展史的鏈條上，就知道自己的藐小，不過是整個發展長河中的一粒水珠。也不可自卑，自存首先要自信，人的能力有大小，經過奮鬥，總有所發明、創造、前進，把自己擺在清史學發展史的鏈條上，對這一點能看得更加具體、清楚。我工作已經四十多年，一直取此態度，不管環境冷熱，不論月旦人物或聽到人家議我，總是不卑不亢，寵辱不驚。現在結集《五庫齋清史叢稿》，第一次系統、集中讀自己的文章，更覺沒有理由自滿，尤其不必慚愧，垂頭喪氣。《五庫齋清史叢稿》似將使我的老年心境更趨平和。這也許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退休後我做的一項大事業，是參加纂輯、出版《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禁毀書叢刊》主編是我歷來非常尊敬的前輩學者王鐘翰先生，創意、設計、摸底和主持全面工作的是朱憲先生，共同工作的有趙放先生等。王先生約我當他的助手，擔任副主編兼工作委員會學術部主任。王、朱、趙等先生給我一個展示能力的舞台，但我還猶豫，臨事而懼，說：“我沒有做過古籍整理，做不了！”王先生似乎不是心血來潮點的將，沒有考慮代替的人。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你答應也得來，不答應也得來。”我只能服從，等於被王先生拉上了馬。我參加這項工作後，覺得自己不僅能適應，而且有興趣，能釋放和發揮我的潛力。環境很好，我得到完全的信任和尊重，相處融洽甚至親切。我們一起纂輯四百冊，約古籍五十餘萬頁，已出版三百十冊，年內可望出齊。這項工作是了不起的。它是就目前的條件，盡力對乾隆借修《四庫全書》毀壞古籍做些補救和搶救，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我能在此項工作中做出自己的貢獻，頗感不負此生。一個人要想做點事，除了自己的才能，實際上還需要有識拔的人和適宜的環境。我在退休後能加入以王先生為首的這個工作集體，也是一種榮幸。我將幾篇有關的文章收入論文集，實在抱有記錄和紀念個人此一經歷的心情。　從事學術事業的人，都希望自己擁有豐碩的成果。我也認為此區區論集只應鼓勵我繼續前進，摘取新的果實。但現在我已是一名古稀老人。已故前輩學者楊向奎先生曾說過他的主要著作都是七十歲以後寫成的。事實的確如此。我的健康狀況遠不及楊先生，疾病纏身，不敢有任何奢望。我只能說，只要還能握管成篇，我就不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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