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主要人物,事件教訓,相關連結,歷史事件,
主要人物
王叔文，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善棋；王伾，杭州人，善書法。唐德宗李适時，二王以其所擅侍候太子李誦。李誦常與東宮的侍讀們談論時事，獨有王叔文的見解得到賞識。經過多年的接觸，李誦對王叔文深為信任。當時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陸質（原名淳）﹑呂溫﹑李景儉﹑李諒﹑李位等及上述十人，形成了一個以王叔文為領袖，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集團。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病死。李誦繼位，死後廟號順宗。在順宗的支持下，王叔文集團掌權，以韋執誼為宰相，頒布一系列明賞罰、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史稱“市里歡呼”，“人情大悅”。為了統一事權，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團特別注意掌握財權和從宦官手中奪取兵權，乃以與劉禹錫有聯繫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諸道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為副使，韓曄﹑陳諫﹑劉禹錫﹑凌準判案，李諒為巡官，程異為揚子院留後。又以與凌準有聯繫的老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李位為推官，以便奪取宦官掌握的京西諸鎮神策軍兵權。因遭到宦官集團的強烈抵制，奪兵權計畫未能實現。
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和劍南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韋皋、荊南（今湖北江陵）節度使裴鈞、河東（今山西太原南）節度使嚴綬串通起來反對王叔文集團。先於三月迫使順宗立李淳（後改名純）為太子，接著，於八月迫使順宗讓位給太子。由於順宗預定改元永貞，史稱“永貞內禪”。王伾被貶為開州司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次年賜死。永貞元年（805）八月，太子即位，是為唐憲宗李純。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及韋執誼八人先後被貶為邊遠八州司馬。“八司馬”以外﹐陸質先已病死；李景儉守喪，呂溫出使吐蕃未還，沒有參加革新運動，未遭貶謫；在王叔文集團中地位比較次要的李諒、李位，稍後也被趕出朝廷。
事件教訓
一、時運不濟。順宗由於身體羸弱，實際當皇帝才半年多。就在這幾個月里，也是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總發動機停轉，改革產品當然下線。
二、權力基礎薄弱。唐朝中後期，國家權力長期掌握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盤根錯節。改革者只是一小群地位較低的新人，有筆無劍。兩相對比，一個是大樹，一個是浮萍。比如宦官拒不交出兵權，二王一點辦法沒有。“二王劉柳”一度頭腦發熱，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豪壯得意、不可一世。這種狂熱不但引發了普遍的妒忌和敵意，而且也無法冷靜駕馭複雜政局，處理多方面牽扯關聯。宦官集團則依靠實力強大的藩鎮和老臣，實施反擊。改革者的權力如同圖畫山嶽，一戳就破，基礎太脆弱了。
三、“休克療法”操作太急。德宗積弊已深，企圖採用“休克療法”或“震盪療法”，短短几個月就煥然一新，很難奏效。只有循序漸進，方為上策。但“二王劉柳”擔心順宗不久於世，以百米跑速度接連推出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結果欲速而不達。
四、涉嫌腐敗。改革集團仍然未能逃脫人性弱點。他們在運動中忙於升官，急於求成，一個接一個提拔朋友和熟人。只要團體內有人說“某甲可以擔任某官”，過不了兩天某甲便已得到這個職位。二王得勢時，門庭若市。王伾還專門做了一個收藏禮金的大木櫃，夫婦二人在大柜子上睡覺，享受金錢快感，結果授人口實。
五、內訌。改革深入之後，王、韋產生不同意見，竇群事件就是個例子。另外，王叔文要殺劉辟，韋執誼竭力勸阻。還有個叫羊士諤的人指責革新運動，王叔文也要殺他，韋執誼以為不可。王叔文氣得不得了。其實韋執誼的用意，是為了緩解改革者與眾多朝官的緊張。韋執誼派人向王叔文解釋說：“我並不是違背約定，只是多方設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罷了。”但王叔文不能容忍，甚至想殺掉韋執誼。
六、不善於妥協。對立雙方都陷入了你死我活、魚死網破的鬥爭哲學之中，不能自拔。王叔文固然勇氣有餘計謀不足，韋執誼在最後關頭也拒絕了與新皇帝憲宗妥協的餘地，實為遺憾。
據史學家漆俠考證，“二王八司馬”實際執政只有146天。這146天，電光石火，給後世留下了很多啟示和教訓，成為綿延千年的一個沉痛話題。
相關連結
毛澤東極為讚賞“二王八司馬”中的柳宗元。毛澤東曾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認為郭沫若遠不及柳宗元。
8月，再做一首《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歷史事件
唐順宗深知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對唐中央政權的危害，主張打擊宦官勢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公元805年（貞元21年)正月，德宗皇帝李适病死，唐順宗即位後立即起用東宮舊臣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韓泰、韓曄、陳諫、凌準、程異等8人，著手進行改革，希圖改變艱難局面。
唐朝後期藩鎮割據。安史之亂後，中央對地方失控，逐漸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德宗時期，藩鎮割據的形勢日益嚴峻。而藩鎮之亂，也此起彼伏，迄無寧日。公元783（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奉前盧龍節度使朱泚為主，大舉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轉走梁州，直到公元784年（興元元年）七月，才得以重返長安。此後，長安又屢遭藩鎮圍困，有如一座危城。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抑制藩鎮勢力，重建中央集權，成為唐王朝君臣必須正視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