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清朝火器發展,禁槍原因,保甲制,結果,
清朝火器發展
譬如順治六年（1649年）三月，就曾頒發上諭，允許民間持槍：“曩因民間有火炮甲冑、弓箭、刀槍、馬匹，慮為賊資，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聞民無兵器，不能禦侮，賊反得利，良民受其茶毒"。今思大炮甲冑，兩者原非民間宜有，仍照舊嚴禁；其三眼槍、鳥槍、弓箭、刀槍、馬匹等項，悉聽民間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後已交官者，給還原主。”
其中“民無兵器，不能禦侮，賊反得利，良民受其茶毒”一語，堪稱體察民情之論。
《大清律例》規定：“各省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驅逐猛獸，並甘肅、蘭州等府屬與番回錯處毗連各居民，及濱海地方應需鳥槍守御者，務需報明該地方官，詳查明確，實在必需，準其仍照營兵鳥槍尺寸製造，上刻姓名、編號，立冊按季查點。”也就是說，為了防賊，防野獸的需要，民間可以擁有鳥槍，不過必須向官府上報，獲得持槍證明。
禁槍原因
對於臣下禁槍的奏請，皇帝往往也不以為然。乾隆十四年（1749年），福建巡撫潘思榘以“閩省民風不靜，半在私藏軍器”為由，奏請禁槍，“將通省各府州縣鳥槍、腰刀、長槍、藤牌等類，勒限全數交官，永遠不許製造。”對潘的奏請，乾隆斥責說：“民間私藏軍器，原有例禁。但地方幅員遼闊，戶口繁眾，收藏兵器，為數必多。豈能一時查清？況有司奉行不善，授權胥吏，勢必逐戶搜尋，藉端擾累。刁悍之區，轉以抗違滋事。且閩省山海交錯，匪類易於潛藏，人民聚族而居，不無賴軍器以資守御，此亦該省風俗使然。若慮其習熟技勇，動輒械鬥，亦只可先時詳為化導，臨時嚴加懲處。飭令追繳，如欲過為厲禁，不幾於吾丘壽王所云‘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者’乎？……著傳諭令其斟酌妥協，務期安靜無擾，毋得驚駭物聽，能發而不能收也。”
這時乾隆之所以不肯禁槍，主要出於四個考量：民間大量持槍是長期既成事實，一時很難查清；如果硬要查，授予地方胥吏更多權力，恐會牽累擾民，反而滋事；民間持槍，本為御匪，現在沒收民間槍枝，卻不能同時禁絕盜匪，無異於助盜匪而斷民自救；即使械鬥使用槍枝，也應事先化導，事後懲處，不可一概厲禁。
乾隆此道諭旨，邏輯嚴密，兼具關懷，即以現代眼光視之，也堪稱良政。那為何二十五年之後，乾隆卻一改初衷，要大肆禁槍呢？
就在禁槍當年，山東發生了一起民變。領袖叫王倫，一個五短身材的宗教預言家，以其自身魅力與宗教感召，聚集身份各異的鄉民與遊民4000多人，攻下數個縣城，與清軍相持近一個月。叛亂的程度相當有限，所用兵器也以弓箭槍矛為主，無異於一場自殺的賭博，但仍深深震撼了清廷。王倫所領導的民變，通常被描述為清代盛世光滑表面上的第一道裂紋，甚至被視作清代由盛轉衰的象徵性事件。不過，也有學者，如美國歷史學家韓書瑞，就認為不能誇大王倫起事的意義，其與清代衰亡並沒有必然聯繫，既非其結果，也非其原因。
無論人們如何以後見之明去解釋、分析王倫起事，都不能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它是乾隆統治生涯中所面臨的第一個來自民間的重大挑戰，作為威權統治者，乾隆必須作出應對。
就傳統皇權而言，治術無非寬嚴二道。面對王倫起事所造成的威權統治的瞬間搖晃，乾隆選擇了嚴厲以待。事實上，在推行禁槍的同時，他還開展了另一項措施：加強保甲制度，擰緊螺絲釘。
學者左步青對此作了精細研究。他發現，直隸總督周元理奉命前往山東會剿王倫之後，對帝國的危機考慮再三，“惟有力行保甲一法”。周元理在奏摺中寫道：“保甲系舊立章程，惟因行之日久，各屬視為具文，鮮著實效。直隸為畿輔首善之區，此次不可不認真查辦。”
周的奏摺正中乾隆下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二十六日，帝降諭稱：“清查保甲，原系弭盜詰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實力奉行，何至有邪教傳播糾眾滋擾之事？今周元理欲認真立法清查，自屬課吏安民切實之道。直隸既如此辦理，他省自亦當仿照查辦，不得僅以虛文覆奏了事。”
新調任山東的巡撫楊景素首先回響上諭。他在奏摺中提出關於施行保甲的十項條款，不但要控制定居人口，更要嚴密監視流動人口：“凡有遷移增減戶口，牌頭隨時告知甲長、保長”；“庵觀寺院之內，遊方僧道藉此托足，最易容奸，應隨行隨即告知牌頭人等”；“坊店、飯館，過客往來，其中奸民混雜，最宜加意稽查”……其他如孤廟土窯，微山湖和登萊海島的居民，蒙山中搭棚燒炭的住戶，嶗山懸崖上結宇之僧，或兩個村莊接壤之地，或兩邑交界之區，以及洞穴幽深的徂徠山，“均易窩藏奸匪，皆須隨時嚴行稽查”。
湖北巡撫陳輝祖較楊景素更進一步，他將清理保甲與查繳違禁書籍、查繳民間鳥槍併案辦理，奏稱:“禁書與槍銃總不出保甲之外，若每事分查，易致滋擾，轉不詳盡，應請統於此次編查保甲，責限半年，令印佐各官於查戶時將凡有不經見之書籍諭令當面繳出，各家如有槍銃，一併交官。設有邪教等事，亦必將邪經邪書查起匯辦，則各要務可一次並辦。”
保甲制
這裡需要對保甲制多說幾句。有學者將保甲制視為地方自治的雛形，可謂大謬。保甲制從誕生之初，就始終是皇朝統治的一個工具，與自治或分權毫無干係，相反，它指向的恰恰是專制與集權。
關於保甲制，已故學者蕭公權在其巨著《中國鄉村》中有精湛研究。蕭氏指出，保甲與里甲最初是不同體系，前者旨在治安控制，後者旨在賦役徵收，但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兩者漸漸混在一起，保甲實際上內涵了里甲的功能。為行文便利，在此只討論作為治安控制工具的保甲。
一般認為，保甲制的歷史源頭可上溯到《周禮》或《管子》中的地方組織，經由漢代鄉亭里組織、魏晉南北朝三長制、隋唐鄰保制而成形。不過，上述組織較為鬆散，且治安控制的強度與密度都不能達到保甲的地步。
清代保甲體系的先驅，是北宋王安石在1070年創立的保甲，這不但是保甲名稱的最初出現，而且是首次將偵查和舉報罪犯作為其核心職能。不過，王安石創立的保甲制在全國推行一年後，就漸漸轉變為一種輔助性軍事體系，更接近於地方自衛隊的形態。
清代保甲制的真正制度淵源，來自明代王守仁，1507-1520年間，他在江西討平叛軍與盜匪時，創建了一套名為“十家牌法”的制度，完全出於偵查和對付罪犯的目的而設計，通過地方共同責任制以運行。不過，王守仁創建的這一制度並未在全國推廣。
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第一年，攝政王多爾袞就下令保甲編組，不無“十家牌法”遺風：“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一張，備書姓名丁數，出則註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這是清代保甲體系確立的第一步，其功能主要是人口登記，尚未及於治安控制。
到18世紀初，清代保甲體系完全確立，以幫助皇朝統治者加強對縣以下基層社會的控制。它的職能仍然包括人口登記，但已遠不止是一項人口普查制度，因為它要求登錄者及被登錄者必須履行下述治安職責：監視、偵查、匯報所在地區任何可能出現的罪犯及行為——尤其是反抗統治秩序、擾亂地方統治的行為。如果有人未能履行此義務，則不但他本人將受懲，與其同甲的其餘9戶居民都要連坐。
保甲制要求各地編組居民自己運作，地方官員只是監督它的運作，而不直接參與。這點與當代迥異。清代是小政府，沒有足夠人手來對遙遠鄉里進行直接統治。但在地方官員的監督下，保正、甲長的權力不至於過度膨脹，大致可以確保其在帝國權力架構下馴服運行。
一個十九世紀的西方觀察者正確評價了清代保甲體系：“從表面上看，專制王朝對其臣民的統治，是一種父母對子女的慈愛，但它實際上是一種殘暴的統治。其權力依靠的核心並非仁慈，而是恐懼和猜疑。”
乾隆在1757年的舉措，是清朝統治者入關以來在各省強化保甲制度的一次全面嘗試。他發現保甲組織在人事方面已經變質，地方官員對保甲事務漠不關心，於是在各省督撫的匯報基礎上，通過一系列諭旨，提出了具體改進措施，包括保正、甲長、牌頭三級制的強化，精心挑選保正與甲長，落實各級保甲人員的名額等。兩年後，又議準保甲條例十五條，規定不但一般原住居民編為保甲，凡紳衿之家、流動人口（從礦廠丁戶、鹽廠壯丁、客商遊民，直至往來過客）、雲南夷人、甘肅番戶、寺觀僧道，乃至於旗民雜處村莊居住的旗人，俱在保甲編查之列。
士紳而入保甲編查，意味著帝國對地方有功名的縉紳，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較多土地擁有者及商業精英（有時這幾種身份集中在一人身上）的警惕與控制都增強了。清朝統治者既需要這些地方精英輔助治理，又必須確保他們不會運用自己的威望和影響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而在1774-1775年，如前所述，基於對王倫起事的衝擊與回應，乾隆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加強保甲控制的系列政治舉措。也在此年，清政府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保甲登記入冊檢查。這些舉措的力度空前，以致當時出現了諸如《勸民詩·嚴保甲》這樣的恐嚇訓誡：“知情不報舉，十家例連坐，勸爾左右鄰，莫為人受過。”
然而，保甲制並不能保證大清江山的穩固。保甲制主要是作為承平時期的統治工具而設計的，它需要一系列條件才能有效運轉：農民即使不夠富足，但大部分人要免於饑寒之苦；百姓對王朝總是心存敬畏，即使不能全部遵守王朝法令，至少也沒什麼叛逆之心；官員不可能全是廉潔之士，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必須致力民生，以防百姓生活條件惡化到不能承受的地步。
在乾隆時期，這些條件勉強可以滿足，但在嘉道以後，這些條件漸漸消失了，保甲體系也隨之難荷其負。蕭公權具有穿透力地小結說：“到19世紀中葉……整個清王朝走上了崩潰的道路，它的統治體系——包括保甲體系——同樣快速地崩解。因此，保甲體系，這個即使在承平時期也只能部分有效運作的工具，無法應付已經改變而且動盪不安的情況。面對鄉村中絕望的鄉人和公開挑戰清王朝統治的叛逆者，它再也不能產生什麼威懾作用了。”
1774年王倫起事之後，乾隆為維穩而全面強化保甲，現在看來是失敗了，或至少未能改變王朝陷入衰落的命運。那么，他在同期推行的一波三折的禁槍運動，結果又如何呢？
觸發乾隆厲行保甲、全面禁槍的1774年王倫叛亂，其實質並非馬列史學家所稱的農民起義，而是宗教起義。
因為許諾不同於現世生活的來世，中國的民間宗教總是尋求與現實的差異，這與固守傳統、不離現實的儒學正統形成鮮明對比。也正因如此，宗教往往含有革命的因子。
王倫所信奉的白蓮教，具有千禧年意識形態，它預言，在無生老母的指引下，極樂世界將降臨世間。但在極樂世界來臨之前，世間將經歷大劫，暴力不可避免並迫在眉睫。
王倫在自己的庭院裡祭天，自稱是紫薇真星，宣告來自無生老母的末日啟示“今歲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數，隨我道可免”，其製造的神聖之魅，竟令部分綠營士兵“膽怯手振，槍不得施放”（戚學標《記妖寇王倫始末》）。這必令乾隆震驚警懼。
美國學者楊慶堃在其巨著《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中指出，壟斷祭天儀式以及天象徵兆解釋權是中國皇朝統治者的傳統策略。祭天儀式被嚴格限定為皇帝特權，民間不得僭越。通過對祭天儀式的嚴格控制，皇帝成為天人之間的惟一中介。對天象徵兆的解釋，即是對神的制裁力量的解釋。官方壟斷這一解釋權，也就將神的制裁力量吸收於己身。
現在，王倫公然祭天，發出末日啟示，是對皇帝壟斷祭天權和天象解釋權的巨大挑戰，儘管其製造的波瀾不夠壯闊，但如不嚴以待之，則皇帝合法性所系之最重要根基——天命，可能會坍塌於無形。
將類似王倫的危險人物及其可能製造的不穩定因素扼殺於萌芽之中，就成為當務之急。厲行保甲正是出於這一考慮。禁槍也是出於這一考慮。而只有加強保甲控制，禁槍才可能真正務實推行。
儘管王倫的叛亂隊伍並未有效利用火器——或許是他及其教徒過於相信無生老母的力量，或許是壽張、臨清地區火器不易購得，他們主要使用冷兵器，但乾隆不能不未雨綢繆：沒槍的王倫都這么恐怖，有槍那還了得？何況，民間已經大量持有火器，不能不防。
火器大量進入中國民間，是在18世紀雍、乾年間。軍隊廣泛使用火器（據王兆春《中國火器史》，清代軍隊火器裝備率超過50%），也許對民間起了一定示範作用。學者邱捷指出，民間火器普及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匠籍制度在清初逐漸瓦解和廢除。人身不再受官府控制，從事鑄造、制鐵等行業的手工業者有機會私自製造火器出售。在《閱微草堂筆記》等清人著作中，大量載有社會下層人物持有、使用火器的記錄，說明當時民間製造、銷售火器已具相當之規模。
領兵鎮壓王倫起義之後，參贊大臣舒赫德上書乾隆，請求明令嚴禁民間鑄造私藏鳥槍。奏摺稱：“此次壽張逆匪王倫滋事一案，雖由滿漢官兵鼓勇向前，得以早行剿滅，而亦因賊無鳥槍一項，搜捕較易。是知民間藏匿鳥槍所關甚巨，若不實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端……”，請收繳民間鳥槍，且不許私自製造。
舒赫德的奏摺在當時頗遭清議非難，他的外甥、禮親王昭槤在《嘯亭續錄》中記，其疏“為言官所糾，比以秦皇銷兵雲”。但乾隆可不管什麼言官非議，他深知，民間若能禁槍，國家就壟斷了火器使用，在鎮壓民間上可以取得絕對優勢。
很快，乾隆將舒赫德的建議付諸實行，並且議定處罰條款：“民人逾限不繳，杖一百，徒三年；私行製造，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實力稽查之地方專管文武各官，罰俸一年。”
奇怪的是，不到一年，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乾隆忽又下旨說：“小民之守分與否，更不在鳥槍之有無”，“所有內地查禁鳥槍之事，並著無庸辦理”。
乾隆是真要放棄禁槍了嗎？當然不是。學者高翔指出，這時乾隆正籌劃解除民壯鳥槍武裝，因擔心收繳民壯火器與查禁民用鳥槍同時進行，未免觸及面太廣，故不得不分緩急，徐徐為之。
民壯即鄉兵，是地方士紳經營、控制的漢人武裝力量，主要職能是巡緝盜匪、防護倉監，本是清代正規軍的一個補充。民壯演習鳥槍始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首倡者是山東巡撫崔應堅，當時獲得乾隆讚許。但十年之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山東巡撫國泰奏請嚴令各屬民壯操演鳥槍，軍機大臣高晉奏請將武科舞刀改用鳥槍，都被乾隆嚴詞批駁。
他先發上諭斥責國泰：“各省地方設立民壯……原欲其協助營兵，同資守御。但民壯之設，本系由鄉民招募充當，雖系在官，究與入伍食糧者有間。況火藥所關甚巨，亦未便散給人役。若概使演習鳥槍，並令熟練進步連環之法，於緝暴防奸之事並無裨益。況各省訓練純熟火器者多人，則又不可不預防其弊。即如前年山東逆匪王倫滋擾一案，幸若輩烏合之眾，不善施放槍炮，可以一舉殲滅，此其明驗也。國泰此奏不必行。”
又發上諭批駁高晉:“鳥槍一項，原系制勝要器，而民間斷不宜演習私藏。即如山東逆匪王倫聚眾之事，幸群賊不諳放槍，易於剿滅，此顯而易見者。……曾令諭各省督撫不動聲色，將鳥槍改為弓箭，……高晉豈遂忘之耶？若如高晉所奏，武科改用鳥槍，則應試之武生勢必時常學習打靶，凡應禁之火藥鉛丸，俱難禁民間私相售賣。且一縣中添無數能放鳥槍之人，久而傳習漸多，於事實為有礙。”
民壯雖是官府可利用的準軍事力量，但其主要成員是漢人，且受僱於地方士紳，與“入伍食糧者”不同，並非國家機器的正規成分，乾隆不能完全信任。誰能保證，裝備了火器的民壯，有朝一日不會臨陣倒戈，把槍口對準朝廷？王倫的追隨者中，有一些原來就是民壯。此外，民壯演習鳥槍，武生學習打靶，勢必助長火器普及，而會用槍的百姓越多，統治者就越不放心。在威權統治者眼裡，人人都是潛在的反叛者。皇權時期的所謂統治術，其核心之一就是防民術。對神經質的獅子君王來說，他必須確認所有臣民都是沒有爪牙的馴服羔羊。
有意思的是，在推行民壯武裝去火器化時，乾隆特彆強調要督撫“不動聲色”。寥寥四字，傳神道出統治者心理。如今我們常聽當權者說“外松內緊”，這與“不動聲色”異曲同工。
民壯鳥槍問題基本解決後，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乾隆藉口“近閱各省招冊及題奏案例，常有火器傷人、鳥槍拒捕之案”，再次發出諭旨，嚴禁民間鳥槍：“民間私鑄鳥槍，向有明禁……著傳諭各省督撫，嗣後務須督飭各屬員實力嚴查，毋許工匠私行鑄造售賣。並令道府州縣於因公巡察之便，留心稽察，諄切曉諭，如有民間私藏者，即隨時繳銷，總須不動聲色，設法辦理，並於每歲年終匯奏一次。”
在這裡，乾隆再次要禁槍政策執行者“不動聲色”，其處處防民而又心虛緊張之態，躍然紙上。
此諭一下，禁槍運動便在全國嚴格推行。除了個別邊遠地區因防獸御賊之需而允許百姓量為留存，以及滿洲地區、蒙古地區“概免收銷”之外，全國民間鳥槍均予收繳。學者左步青據故宮所藏清代檔案統計，從乾隆四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九年，全國共收繳民間存留鳥槍達四萬四千餘桿。
結果
然而，清政府禁槍的效果並不理想。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石峰堡回亂，乾隆末年湘黔苗亂，嘉慶初年（1796—1804年）鄂、豫、川、陝、甘五省白蓮教起義起事，反叛者均有使用火炮、抬槍、鳥槍等火器。到太平天國崛起，火器的套用已相當普遍。及至晚清，一些地區甚至將火器鑄造原料作為新生兒禮物。據《清稗類鈔》，“樂平屬江西，人皆剽悍……其俗：凡產一男丁，須獻鐵十斤或二十斤於宗祠，為製造軍械之用。戚友之與湯餅會者，亦以鐵三斤投贈。以故族愈強者，則軍械巨炮愈多，惟用硝磺鐵彈，無新式之火藥彈丸耳”。
在禁槍同時，乾隆還進行了長達十九年的禁毀書籍運動（筆者將另撰《乾隆禁書》述論）。與禁槍的“不動聲色”不同，乾隆自稱禁書“光明正大”，堂皇行之。
禁槍是削弱民間武力，試圖將民眾的手捆起來；禁書是禁錮民間思想，試圖將民眾的頭腦捆起來；保甲則是限制民眾自由，試圖將民眾的腳捆起來。但這些看似滴水不漏的維穩措施，並不能化解根植於王朝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之中的危機。維穩機制運轉的前提是：政治、經濟與社會局勢基本穩定。這就使其處於悖論之中，穩定時它可以維護穩定，不穩定時它則率先崩潰。
就在乾隆傾力維穩之際，“亂事已種其根苗矣”（蕭一山語）。乾隆六十年以後，苗民發難於湖南、貴州之間，白蓮教徒紛然並作於川陝甘等省。與此同時，海疆不靖，天理教繼起。數十年中，叛者如毛，此起彼伏，殆無寧歲，而大清國勢，終於漸至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