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莊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華書局1986年5月重印《諸子集成》中郭慶藩《莊子集釋》為底本。由方勇譯註。《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莊子》應該於先秦時期就已成書，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是經西晉郭象刪訂並流傳下來的。漢代莊子有五十二篇十餘萬字，這種五十二篇本到魏晉時期仍然可以見到。魏晉時玄風盛行，莊學漸起，為莊子作注者多達數十家，但這些注莊子者往往根據自身對莊子的理解和個人喜好，對莊子一書的篇目做了一定的刪改，從而形成了多種多樣的莊子版本。郭象以前，主要的莊子版本有崔撰本、向秀本、司馬彪本。其中崔謨、向秀本為二十七篇（向秀本一作二十六篇，一作二十八篇），司馬彪本五十二篇。現在人們所看到的郭象三十三篇本，是郭象在五十二篇本的基礎上吸收各家尤其是向秀莊子學成果之後刪訂的，是郭象對司馬彪五十二篇本“以意去取”，並刪去其中“十分有三”之後的結果。
基本介紹
- 書名：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莊子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0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01072556
- 作者：方勇
- 出版社：中華書局
- 頁數：591頁
- 開本：32
- 品牌：中華書局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莊子》是最有文彩的哲學著作！《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莊子》是繼《老子》之後體現道家學說的一部極其重要的作品，是中國古代精神自由史上的第一名著，在中國古典文學、哲學、藝術思想史上均具有不可動搖的“絕對經典”地位。現今通行的書，分為“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共三十三篇。以其深邃的思想內容和奇詭的創作手法，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是一部洋溢著浪漫主義氣息的古代詩意散文集。
圖書目錄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馬蹄
肱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
駢拇
馬蹄
肱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序言
一、莊子其人
關於莊子的歷史記載頗少，其生前默默無聞，死後也長時間少有人問津，以致家世淵源、師承關係、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戰國時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評的話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評論留傳下來，甚至同時期的孟子對他也隻字未提。後世了解莊子，主要是通過《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及《莊子》一書。《列傳》對莊子僅有二百多字的記載，但目前看來，這是歷史書中對莊子所作的最早的較詳細記錄，可將其作為了解莊子其人的基本線索；而關於莊子的詳細情況，則大部分要來源於《莊子》一書。
莊子姓莊，名周，除去《漢書》為避漢明帝之諱而有時稱其為“嚴周”外，世人皆稱其為莊子或莊周。但是莊子的字卻直至很晚才出現，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在“姓莊，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現在所見《史記》中，並無此說。此外，唐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序》、司馬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索隱也提到莊子字子休。可見，莊子字子休的說法大約到唐代才出現或流行開來，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這種說法的依據還不得而知。至於莊子正式號“南華真人”是始於唐玄宗，但梁代梁曠著《南華論》，以及唐初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序》中已經稱其為“南華”。“南華”這一稱號的來歷說法不一，北宋陳景元在《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中認為是取“離明英華”之義，清宣穎在《南華經解》中則認為是由於莊周曾隱於曹州的南華山之故。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莊子是“蒙人”，但他並未明指是何國之“蒙”。《莊子·列禦寇》中說莊子居宋，漢人也一般認為莊子為宋人。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索隱引劉向《別錄》：“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務訓》高誘註：“莊子名周，宋蒙縣人。”《漢書·藝文志》“莊子”班固自註：“名周，宋人。”張衡《髑髏賦》：“吾宋人也，姓莊名周。”由於戰國時的宋在漢代屬梁，因此有的隋唐學者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便認為莊子為梁人，如《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等，即有這樣的說法。
莊子的生活時代可以確定為戰國中期，但其確切的生卒年由於年代久遠，缺乏確鑿證據，已無法考證，只能根據與莊子大約同時的人物來進行推測。《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又說“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那么莊子應當大約與梁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近人馬敘倫《莊子年表》據《莊子》中對魏文侯、武侯都稱諡號，對惠王則是先稱其名，又稱其為王，從而推斷莊子出生於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這是很有道理的。
莊子所處的年代，一方面社會經歷著劇烈的動盪，戰爭頻發，生靈塗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文化成為一種強烈的需要，於是“士”這一階層的人大量出現。這種社會與文化狀況對莊子思想的形成起著重大作用，彼時孟子正遊說各國，墨家門徒遍及天下，齊國稷下之學也正當鼎盛，而莊子卻主動地選擇了“無用”和貧困。《莊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織草鞋為生，餓得形容枯槁，面孔黃瘦，受人譏嘲，有時甚至連溫飽都無法解決，還得向人借米；見魏王時，他也只是穿著打補丁的粗布衣服，踏著用麻繩綁著的破布鞋。但《秋水》、《列禦寇》中都曾描述他斷然拒聘的故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曾記載楚威王欲聘莊子為相，莊子卻表示“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生不仕，以快吾志焉”。雖然這些故事有可能是莊子門徒為抬高莊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從中窺見莊子超然世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風度，以及視富貴榮華如敝屣的生活態度。
莊子也曾經做過漆園吏這樣的小官，但決非出於他的主動選擇，可能只是為了謀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周嘗為蒙漆園吏”，關於“漆園吏”的說法不一，據推測可能是專管種植漆樹的小官。《莊子》書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產和使用，如《人間世》“漆可用，故割之”，《駢拇》“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此外，《莊子》書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養生主》“庖丁解牛”，《人間世》“匠石之齊”，《達生》“梓慶削木為鐮”等等，這說明莊子是比較熟悉當時下層工匠勞動情況的。
莊子向來認為“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天下》)，因此與之來往的朋友極少，即使有門徒可能也數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說：“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謂是莊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無鬼》中講“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不禁感傷，以“匠石運斤”的故事表達自惠子死後，自己“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莊子，卻對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遺憾，足見二人情誼之深。但是莊子與惠施不僅在現實生活上存在距離，在學術觀點上也相互對立，他們的友誼也是建立在多次針鋒相對的辯論上，這些辯論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大而無用”(《逍遙遊》)的爭論、“人故無情”(《德充符》)的爭論、濠梁“魚之樂”(《秋水》)的爭論。這些辯論對於理解莊子的思想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可以看到他們在認識的態度上有著顯著的不同：莊子偏於美學上的觀賞，因此更富有藝術家的風貌，而惠子則偏於知識論的判斷，因此帶有更多邏輯家的個性。
莊子大體上繼承了老子的學說，“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肱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他並非僅僅是對老子思想進行發揮，而是有其獨自見解，並形成了其個性鮮明的哲學、藝術特色。
二、《莊子》其書
……
六、歷代的莊子研究
戰國時的荀子對莊子已有所批判，但卻往往對莊子學說加以改造、發揮，以為己用。《呂氏春秋》對莊子思想和內容就多有引用，西漢前期的淮南王劉安、司馬遷都對莊子有所研究，秦漢辭賦、經學也都吸納、改造了部分莊子思想，以為己用。
魏晉時期，玄學興起，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對莊子大加倡導，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莊子的思想行為為標榜。魏晉注《莊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幾十家，其中為世所重者有崔撰、向秀、司馬彪、孟氏諸家的注和李頤的集解。郭象注則以其精純而為世人所貴，流傳至今，其餘諸人的註解，或佚失，或僅殘存於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和他書注文及類書之中。東晉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學與儒、道互相滲透，使此時的莊子學帶有濃重的佛化色彩，許多名僧研究莊子思想，如慧遠早年“博綜六經，尤善莊老”(《高僧傳·慧遠傳》)，支遁作《逍遙論》等。東晉道教亦迅速發展，其理論往往通過改造、發展老莊思想而成，許多道教理論家對《莊子》進行了積極闡釋，如葛洪曾著《修訂莊子》十七卷，當是一部以道教理論來修正莊子學說的專著。
隋唐兩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於神化“李”姓的目的，對老子大加崇拜，這在唐玄宗時達到了高潮，他不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對其後繼者莊子、列子大加推崇，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加封莊子為“南華真人”，並在科舉之中對道學加以重視，促成了唐代莊子學的盛行。隋唐兩代，關於莊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種，但流傳下來的只有陸德明的音義和成玄英的疏。陸德明《莊子音義》三卷，廣集並審訂了漢魏六朝眾多學者為《莊子》所作之音義，並於這些舊音義之外自作音義，可謂為漢魏以來所取得的治《莊》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總結，許多寶貴的莊子研究資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莊子註疏》，在繼承郭象注的基礎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許多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從訓釋字詞入手，進一步對語辭章句進行梳理貫通，彌補了郭象只重義理不重訓釋的不足，因此可謂是一部吸納、融合魏晉六朝多種思想學術精華而又有所進益的著作。
宋明時期儒、道、佛三家並立而以儒為尊，故宋明莊子學表現出明顯的儒學化，以儒評莊，引莊入儒是宋明兩代莊子學的最大特點。此外佛、道兩家的學者也對莊子學貢獻頗大。宋明時期重要的文入學者包括理學家，都對《莊子》進行過評論，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宋濂、楊慎、歸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鐘惺、譚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蘇軾對後世莊子學影響極大，而宋明理學雖試圖劃清與道家的界限，也還是不免吸納了道家的思想理論與思維方法。宋明佛教特別是禪宗，不但大膽吸收了莊子思想，還積極參與了闡釋莊子思想的活動。宋明道教以其與道家的獨特關係，對莊子學貢獻甚大，許多道教學者都撰有莊子學專著，如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等。
清代莊子學結合了義理闡釋與文章學研究兩方面，如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劉鳳苞《南華雪心編》等，取得了很大成績。乾嘉之後的莊子學受乾嘉學風的影響，又大量引進了訓詁、考據等方法，如盧文昭《莊子音義考證》、王念孫《莊子雜誌》、俞樾《莊子平議》、孫詒讓《莊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還出現了一些集合眾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等皆是。民國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劇烈變化，西方文化的傳入，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種種衝擊之後，表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並產生了一大批具有新興思想與研究方法的學者，因此近代莊子學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以傳統的訓詁校勘方法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馬敘倫《莊子義證》、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莊子校釋》、胡遠溶《莊子詮詁》、聞一多《莊子內篇校釋》、楊樹達《莊子拾遺》等；另一種則吸收了西方哲學與科學的成果進行新的闡釋，如蘇甲榮《莊子哲學》、郎擎霄《莊子學案》、葉國慶《莊子研究》等，為莊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書《莊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華書局1986年5月重印《諸子集成》中郭慶藩《莊子集釋》為底本。
方勇
二○一○年一月
關於莊子的歷史記載頗少，其生前默默無聞，死後也長時間少有人問津，以致家世淵源、師承關係、生卒年月均不甚明了。在戰國時期的人之中，除了荀子在《解蔽》中有“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一句批評的話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評論留傳下來，甚至同時期的孟子對他也隻字未提。後世了解莊子，主要是通過《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及《莊子》一書。《列傳》對莊子僅有二百多字的記載，但目前看來，這是歷史書中對莊子所作的最早的較詳細記錄，可將其作為了解莊子其人的基本線索；而關於莊子的詳細情況，則大部分要來源於《莊子》一書。
莊子姓莊，名周，除去《漢書》為避漢明帝之諱而有時稱其為“嚴周”外，世人皆稱其為莊子或莊周。但是莊子的字卻直至很晚才出現，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在“姓莊，名周”下注目：“太史公云：‘字子休。’”但現在所見《史記》中，並無此說。此外，唐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序》、司馬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索隱也提到莊子字子休。可見，莊子字子休的說法大約到唐代才出現或流行開來，但就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這種說法的依據還不得而知。至於莊子正式號“南華真人”是始於唐玄宗，但梁代梁曠著《南華論》，以及唐初成玄英《南華真經註疏序》中已經稱其為“南華”。“南華”這一稱號的來歷說法不一，北宋陳景元在《南華真經章句音義》中認為是取“離明英華”之義，清宣穎在《南華經解》中則認為是由於莊周曾隱於曹州的南華山之故。
根據司馬遷的記載，莊子是“蒙人”，但他並未明指是何國之“蒙”。《莊子·列禦寇》中說莊子居宋，漢人也一般認為莊子為宋人。如《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索隱引劉向《別錄》：“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務訓》高誘註：“莊子名周，宋蒙縣人。”《漢書·藝文志》“莊子”班固自註：“名周，宋人。”張衡《髑髏賦》：“吾宋人也，姓莊名周。”由於戰國時的宋在漢代屬梁，因此有的隋唐學者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便認為莊子為梁人，如《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等，即有這樣的說法。
莊子的生活時代可以確定為戰國中期，但其確切的生卒年由於年代久遠，缺乏確鑿證據，已無法考證，只能根據與莊子大約同時的人物來進行推測。《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又說“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那么莊子應當大約與梁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近人馬敘倫《莊子年表》據《莊子》中對魏文侯、武侯都稱諡號，對惠王則是先稱其名，又稱其為王，從而推斷莊子出生於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也在惠王初年，這是很有道理的。
莊子所處的年代，一方面社會經歷著劇烈的動盪，戰爭頻發，生靈塗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文化成為一種強烈的需要，於是“士”這一階層的人大量出現。這種社會與文化狀況對莊子思想的形成起著重大作用，彼時孟子正遊說各國，墨家門徒遍及天下，齊國稷下之學也正當鼎盛，而莊子卻主動地選擇了“無用”和貧困。《莊子》中描述他身住陋巷，以織草鞋為生，餓得形容枯槁，面孔黃瘦，受人譏嘲，有時甚至連溫飽都無法解決，還得向人借米；見魏王時，他也只是穿著打補丁的粗布衣服，踏著用麻繩綁著的破布鞋。但《秋水》、《列禦寇》中都曾描述他斷然拒聘的故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曾記載楚威王欲聘莊子為相，莊子卻表示“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生不仕，以快吾志焉”。雖然這些故事有可能是莊子門徒為抬高莊子地位而杜撰的，但也可以從中窺見莊子超然世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風度，以及視富貴榮華如敝屣的生活態度。
莊子也曾經做過漆園吏這樣的小官，但決非出於他的主動選擇，可能只是為了謀生而不得不做出的退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周嘗為蒙漆園吏”，關於“漆園吏”的說法不一，據推測可能是專管種植漆樹的小官。《莊子》書中也多次提到漆的生產和使用，如《人間世》“漆可用，故割之”，《駢拇》“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此外，《莊子》書中也常引述一些工匠的故事，值得注意，如《養生主》“庖丁解牛”，《人間世》“匠石之齊”，《達生》“梓慶削木為鐮”等等，這說明莊子是比較熟悉當時下層工匠勞動情況的。
莊子向來認為“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天下》)，因此與之來往的朋友極少，即使有門徒可能也數量不多，正如朱熹所說：“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但也有例外，便是惠施，他可謂是莊子平生唯一的契友，《徐無鬼》中講“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不禁感傷，以“匠石運斤”的故事表達自惠子死後，自己“無以為質”、“無與言之”的寂寞心情。妻子去世也要鼓盆而歌的莊子，卻對惠子的死感到如此遺憾，足見二人情誼之深。但是莊子與惠施不僅在現實生活上存在距離，在學術觀點上也相互對立，他們的友誼也是建立在多次針鋒相對的辯論上，這些辯論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大而無用”(《逍遙遊》)的爭論、“人故無情”(《德充符》)的爭論、濠梁“魚之樂”(《秋水》)的爭論。這些辯論對於理解莊子的思想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可以看到他們在認識的態度上有著顯著的不同：莊子偏於美學上的觀賞，因此更富有藝術家的風貌，而惠子則偏於知識論的判斷，因此帶有更多邏輯家的個性。
莊子大體上繼承了老子的學說，“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肱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他並非僅僅是對老子思想進行發揮，而是有其獨自見解，並形成了其個性鮮明的哲學、藝術特色。
二、《莊子》其書
……
六、歷代的莊子研究
戰國時的荀子對莊子已有所批判，但卻往往對莊子學說加以改造、發揮，以為己用。《呂氏春秋》對莊子思想和內容就多有引用，西漢前期的淮南王劉安、司馬遷都對莊子有所研究，秦漢辭賦、經學也都吸納、改造了部分莊子思想，以為己用。
魏晉時期，玄學興起，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對莊子大加倡導，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莊子的思想行為為標榜。魏晉注《莊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幾十家，其中為世所重者有崔撰、向秀、司馬彪、孟氏諸家的注和李頤的集解。郭象注則以其精純而為世人所貴，流傳至今，其餘諸人的註解，或佚失，或僅殘存於陸德明《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和他書注文及類書之中。東晉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學與儒、道互相滲透，使此時的莊子學帶有濃重的佛化色彩，許多名僧研究莊子思想，如慧遠早年“博綜六經，尤善莊老”(《高僧傳·慧遠傳》)，支遁作《逍遙論》等。東晉道教亦迅速發展，其理論往往通過改造、發展老莊思想而成，許多道教理論家對《莊子》進行了積極闡釋，如葛洪曾著《修訂莊子》十七卷，當是一部以道教理論來修正莊子學說的專著。
隋唐兩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於神化“李”姓的目的，對老子大加崇拜，這在唐玄宗時達到了高潮，他不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對其後繼者莊子、列子大加推崇，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加封莊子為“南華真人”，並在科舉之中對道學加以重視，促成了唐代莊子學的盛行。隋唐兩代，關於莊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種，但流傳下來的只有陸德明的音義和成玄英的疏。陸德明《莊子音義》三卷，廣集並審訂了漢魏六朝眾多學者為《莊子》所作之音義，並於這些舊音義之外自作音義，可謂為漢魏以來所取得的治《莊》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總結，許多寶貴的莊子研究資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莊子註疏》，在繼承郭象注的基礎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許多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從訓釋字詞入手，進一步對語辭章句進行梳理貫通，彌補了郭象只重義理不重訓釋的不足，因此可謂是一部吸納、融合魏晉六朝多種思想學術精華而又有所進益的著作。
宋明時期儒、道、佛三家並立而以儒為尊，故宋明莊子學表現出明顯的儒學化，以儒評莊，引莊入儒是宋明兩代莊子學的最大特點。此外佛、道兩家的學者也對莊子學貢獻頗大。宋明時期重要的文入學者包括理學家，都對《莊子》進行過評論，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宋濂、楊慎、歸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鐘惺、譚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蘇軾對後世莊子學影響極大，而宋明理學雖試圖劃清與道家的界限，也還是不免吸納了道家的思想理論與思維方法。宋明佛教特別是禪宗，不但大膽吸收了莊子思想，還積極參與了闡釋莊子思想的活動。宋明道教以其與道家的獨特關係，對莊子學貢獻甚大，許多道教學者都撰有莊子學專著，如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等。
清代莊子學結合了義理闡釋與文章學研究兩方面，如林雲銘《莊子因》、宣穎《南華經解》、劉鳳苞《南華雪心編》等，取得了很大成績。乾嘉之後的莊子學受乾嘉學風的影響，又大量引進了訓詁、考據等方法，如盧文昭《莊子音義考證》、王念孫《莊子雜誌》、俞樾《莊子平議》、孫詒讓《莊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還出現了一些集合眾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等皆是。民國時期，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劇烈變化，西方文化的傳入，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種種衝擊之後，表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並產生了一大批具有新興思想與研究方法的學者，因此近代莊子學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以傳統的訓詁校勘方法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馬敘倫《莊子義證》、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莊子校釋》、胡遠溶《莊子詮詁》、聞一多《莊子內篇校釋》、楊樹達《莊子拾遺》等；另一種則吸收了西方哲學與科學的成果進行新的闡釋，如蘇甲榮《莊子哲學》、郎擎霄《莊子學案》、葉國慶《莊子研究》等，為莊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書《莊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華書局1986年5月重印《諸子集成》中郭慶藩《莊子集釋》為底本。
方勇
二○一○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