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彭樹智先生主編的13卷本《中東國家通史》中的一卷，是迄今由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埃及國家通史。全書共11章，以文明交往理論為線索，系統、全面地勾畫出埃及的歷史變遷，發展軌跡和文明交往特徵及規律，涉及埃及概況，法老時代的文明與文化，古典伊斯蘭時代的埃及，西方的衝擊與埃及的歐化，納賽爾革命，埃及的全方位轉型，埃中關係史等。
基本介紹
- 書名：中東國家通史：埃及卷
- 作者：雷鈺、蘇瑞林
- ISBN：9787100038843
- 類別：歷史
- 頁數：428
- 定價：32.00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出版時間：2003-11-01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圖書後記,圖書目錄,
圖書後記
一
埃及國家通史是一個時間久遠、空間遼闊和富有文明特徵內涵的研究領域。
埃及國家通史是一個歷史上形成的發展整體。它的整體性是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相結合而構成的有機歷史整體。它既不是埃及國家斷代史簡單相加，也不是埃及國家專門史的一般性綜合。它應當有一條“通識”的理論線索貫通其中。在我看來，這條理論線索就是同一文明之內和不同文明之間相互聯繫與相互影響的經緯交織的文明交往論。
埃及國家通史中最了不起的結果就是“交往”。“交往”造就了埃及悠久多變的文明發展史。我不能離開“交往”去討論埃及國家通史，也不能離開埃及國家通史去談“交往”，一定要把文明交往與埃及國家通史聯繫起來，考察其中的變遷。埃及文明的生命在於“交往”，埃及“交往”的價值在於文明。古埃及在地緣上的特殊地位，它處於亞洲和非洲的交合點，通過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環島區把兩個大洲聯繫起來，這種地理上的有利於相互交往的條件，導致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兩大地區最先跨入人類文明社會之中。埃及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現了人類最早的城市國家。這是古埃及人歷經漫長的蒙昧和野蠻時代之後，登上了人類社會的第三個階梯。農耕文明和城市文明構成了古埃及文明社會的物質基礎，而國家則是古埃及文明社會的最重要的標誌。
古埃及農耕文明和城市文明與城市國家的變遷，都與交往直接相關。交往是農耕文明和城市國家形成的前提交件。古埃及人定居下來以後，“互相交往”成為強大的社會需要，因為只有“互相交往”才能使社會組織不斷擴大，才能由氏族組織轉變為最初的國家。交往是生產的前提，而交往的形式是由生產決定的，但交往要突破原始氏族自身的閉塞性，還受到地理環境、氣候及遷徙等條件的制約。古埃及的情況就是這樣：公元前4000年左右，大幹旱使北非植物消失，廣大地區幾乎變成一片沙漠，遊牧和狩獵部落開始定居在三角洲和尼羅河流域，有利的地理條件加快了向農耕經濟的過渡。這就是古埃及氏族社會發展到尼羅河沿岸出現城市國家的情況，它說明了交往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在談到古埃及農耕文明和城市國家問題的時候，人們都會聯想起“農耕”和“城市”這兩個詞，因為這兩個詞曾經是文明學研究者從語義學上尋找“文化”和“文明”源頭的關鍵字。顧名思義，拉丁文Colere，Cultus，Cultivate，可由原義“耕作土地”、“耕作”追到“文化”的“農耕”之源；而拉丁文Civis，Civatas，Civilidas可由原義的“城市居民”、“社會”追到“文明”的“城市”、“國家”之根。這樣做，自然有其必要性。然而，對“農耕”、“城市”的字面意義而進一步深究其深層意義，實際上都蘊涵著人類基本實踐活動的兩種互動能力——生產力和交往力。
“文化”雖語源於農耕生產，實質上意味著耕作土地的生產力，其中包含著對人作為生產者的興趣、精神、智慧型的培養，實際上是社會的交往力。“文明”語源於“城市居民”、“社會”和“國家”，然而它意味著人在城市、國家中和睦相處的能力，它從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體現了新社會集團在城市、國家中存在與發展的生產力與交往力。農耕以農村聚落形態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人類逐步地、部分地擺脫了採集漁獵文化所從屬的自然生態系的約束；而城市與農村的分工和對立，促使國家機關成為必要，城市的城樓已高聳入文明時代了。古文化―古城市―古國家，人類社會以這種遞進方式，顯示著生產力發展和交往力變遷的社會關係。
人類的文明時代就是人類社會關係在物質交往、精神交往、制度交往和生態交往廣泛發展的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交往”（Verkehr）這個術語作了廣泛的套用。它包括了個人、社會團體、許多國家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他們認為，物質交往，首先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交往，是任何交往的基礎。他們在多次提到生產和交往、生產力和交往關係時，使用了“交往形式”（Verkehrsform）、“交往方式”（Verkehrsweise）、“交往關係”（Verkehrsverhältnisse）等術語，實際上就是指廣泛的人類社會關係。後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把生產關係從一切社會關係中分離出來，目的只是強調生產關係是決定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基本關係。但是他重視經濟關係並不意味著輕視其他一切社會關係，尤其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更不是讓生產關係脫離文明交往這個社會關係的整體。
從“農耕”、“城市”而引申出來的“文化”、“文明”的深層涵義——生產力和其相伴隨的交往力，都是人類區別於一切動物乃至整個自然界的思維能力和主觀能動性。其實，生產力也是人類交往力見之於生產的能力。這裡用得上《易經》的一段對“文明”的解釋：“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棲息於人文，文明是人的交往能力和主觀能動性見之於人與人、人與自然、人類自身三種社會關係的人文形態。《易經》這段話以人文為主線，來說人用觀察自然而考察其變化，觀察人事用教化完善社會，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交往”的歷史作用。文明的真諦在於人文精神，我在《文明交往論》(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已有較多論述，這裡不再重複。在這裡我只是說明，對埃及這樣一個文明古國的歷史，從文明交往的視角進行研究，實在是太必要了。
二
《中東國家通史·埃及卷》雖為雷鈺（古代部分）和蘇瑞林（近現代部分）二人分工合著，但在撰寫的“通識”上，在用文明交往論來貫通埃及古代、近代、現代史方面，卻做到了“共識”。因此，在我通審時，發現現在的書稿，在共同的歷史和理論問題上的結合和聯繫上，都同《卷首敘意》的要求相符。
文明交往具體到分類上，有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有物質、精神、制度、生態，有內部、外部，等等。文明的誕生、發展、衰落、消失、分解、轉化或復興，文明的類型、模式、特徵，也需要從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聯繫和影響而發現其不同面貌的根源。怎樣具體分析埃及通史中文明交往的具體情況呢?
一般認為，古埃及文明是悠久的具有5000年的歷史，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古埃及文明確實古老，它曾在5000多年前就進入文明時代。但是，它是一個消失了的古文明。古埃及文明消失後幾個世紀，阿拉伯―伊斯蘭文明進入了今日的埃及地區。兩者之間的一脈傳承關係，至今還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其延續性。這種情況與古代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相同，與古印度文明相似，而與綿延至今的中華文明不同。各國歷史學家爭文明之長短，有的說古埃及文明之悠久為任何國家所望塵莫及，有的說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持續發展最長的文明。其實，文明歷史的時間的長與短，不必自豪或自卑，作為學者，也不必去強求5000年。研究歷史的人，要使人明智，首先要使自己明智。他們的職責是實事求是探求各個文明在交往中表現的共同點和不同點，深究其形成的原因。歷史長的文明的衰落和消失可引起警戒，歷史短而新生文明也正值得學習，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撇開關於“文明”的諸多觀點，就最基本概念而言，文明時代的標誌是國家的出現。國家體制發展的特點，歷來是文明交往過程中關鍵因素。文明的延續長短，同國家這個政治和制度文明最重要的內容密切相關。國家是政治交往的主要機制，特別是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現，它的成熟程度、完備化、組織性、持續性以及主體與更新的關係，決定著文明的興衰存亡。古埃及的國家體制在漫長的法老時代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它的發展具有哪些特點？它在發展中經歷了哪些階段？特別是埃及的法老專制的國家體制在文明的內部和外部政治交往中，如何適應變化而存、而興，如何不適應而衰、而亡，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大課題。古埃及文明中的政治文明，最值得注意，是它的存在和消亡的真正有意義的問題。這裡有三個與法老政治文明交往的大事件。一是與波斯政治文明的交往，二是與希臘政治文明的交往，三是與羅馬政治文明的交往。波斯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是埃及法老文明面臨的三次最嚴峻的挑戰。亞述帝國的入侵，當然是挑戰，但其結果是復興埃及文明。波斯帝國的多次挑戰，動搖了法老政治文明。希臘文明使埃及成為托勒密埃及，羅馬文明則使埃及變為基督教埃及。隨著法老國家的消亡，古埃及文明就消失了。
到4世紀中期，埃及已成主要的基督教國家了。這是埃及文明與西方文明第一次大交往的最後結果。然而埃及基督國家卻依附於羅馬帝國和以後的拜占庭帝國，這種政治上的依附性，決定了埃及的歷史命運。
埃及國家通史可以有多種分期，因為它的文明交往太紛繁多變了。但是，從最巨觀角度分析，它就是兩大時期：前伊斯蘭文明時期和伊斯蘭文明時期。在這兩大時期內，還可分若干小階段。綜觀埃及國家通史，其交往固然以政治交往為最重要的前提，而經濟發展則是它的最重要基礎，總括其交往變遷軌跡，中心點或基線又集中表現內化和外化兩個方面。法老時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已顯露出內化和外化的燦爛光輝。希臘化、特別是羅馬化，在托勒密王朝、羅馬及後來的拜占庭統治時期，儘管埃及人還是埃及人，但其文化已經被基督教化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總是當時在國家中處於統治地位集團的文化為主導，埃及國家通史的各時期也不例外。阿拉伯—伊斯蘭帝國時期是埃及國家通史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埃及經過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的結合，而進入對埃及歷史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的時期。從阿拉伯人639年進入埃及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就一直深深影響著埃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伊斯蘭化時期，隨著古典伊斯蘭時代(639～1798)之後，埃及面臨的西方的挑戰，首先是拿破崙軍隊的入侵，後來是英國的占領。這不僅是強勢軍事和政治的挑戰，而且是文化的挑戰。法國占領為時不長，但開創了現代埃及學的研究先河和開始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歐化改革。在英國占領時期(1882～1922)，西方文明對埃及的挑戰，長期喪失政治獨立和不平等交往的加劇，使埃及從伊斯蘭改革運動和世俗民族主義運動兩個方面進行了持續性的應戰，終於在獨立後走上30年不成功的立憲政治運動。納賽爾的民族主義革命和阿拉伯式社會主義實驗最終仍未成功，但開創了阿拉伯世界走向現代化的前奏。埃及的現代化真正邁出自己的步伐始於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時期：薩達特開始了埃及的全方位轉型(1970～1981)；穆巴拉克開始了現代埃及的穩定與發展。薩達特1978年簽訂的埃以和約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第一個和平條約，從而結束了兩國之間長達30年之久的衝突，而化解衝突的美國總統卡特，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繼薩達特之後，穆巴拉克作為阿拉伯世界惟一同以色列建交的國家領袖，致力於為巴以衝突築構和平之橋。這使人想起了古埃及第19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與西臺國王哈吐什里三世在公元前1284年簽訂的孟斐斯和約。這個早在3200多年前簽署的和約，是人類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和平條約。它之所以被引為歷史遐思，是因為戰爭與和平在中東漫長的文明交往史中，一直是最沉重的話題。
三
埃及在文明交往過程中，曾遇到多次嚴峻的挑戰。然而，就其嚴峻程度而言，沒有哪一次挑戰可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的全球化相比擬。全球性的金融、科技和信息的迅猛發展，把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全球化給埃及經濟、政治、社會、價值觀念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帶來越來越深刻的相互依賴和彼此衝突。埃及有百分之三十以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現實，顯示出全球化帶來貧富兩極分化的負面影響。經濟和金融安全得不到保障，會影響到埃及國家經濟獨立和主權完整。隨著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銷蝕侵襲，隨著地區衝突、全球恐怖主義和環境惡化等問題的尖銳化，埃及作為中東大國的地位，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全球化主要是指經濟的全球化，但對於埃及這樣的開發中國家的衝擊，卻不限於經濟、技術或生產結構的更替換代，而是一個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變動問題。在我們的觀察視野中，出現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同時展現的浪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和伊斯蘭復興浪潮。這兩股浪潮互為推波助瀾的重合現象，是伊斯蘭世界的獨特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政治文化現象，是全球化在伊斯蘭世界交往過程中外化和內化的反映。作為伊斯蘭復興運動發源地之一的埃及，這種體現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變化更為典型。埃及有長期的、完整的現代化的痛苦體驗。它在全球化大潮中，對曲折的經歷和失落，也許比其他阿拉伯國家更能理性地反思“歐化”、“蘇化”、“美國化”、“阿拉伯化”和“埃及化”的現代化的漫長而迂迴之路。
各種複雜社會成分都捲入伊斯蘭復興浪潮之中。20多年的洶湧浪潮，由於種種原因，一些伊斯蘭組織因極端思潮的泛濫而走上極端道路。許多極端分子襲擊外國遊客、製造爆炸事件，不利國家安全和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20世紀90年代，恐怖活動升級為廣泛刺殺政府高級官員，甚至導致許多地區的軍事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如穆斯林兄弟會、伊斯蘭組織(Gamaa)和聖戰組織，都有廣泛的國外聯繫。一些極端主義組織利用政府私有化改革中的問題，在不滿的工人中找到了支持者，使工潮成為國內嚴重的政治問題。
恐怖主義不僅僅表現於政治層面。在文化領域中也出現了恐怖主義現象。極端思想衝擊著埃及以及阿拉伯文化界。最典型的事件是對埃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吉布·馬哈福茲的恐怖主義襲擊。1994年10月，一個20歲的兇手向走下汽車的馬哈福茲連刺兩刀。這位83歲的老人雖保住了生命，但這種以“叛教”罪名的殺一儆百行為卻震動了阿拉伯文壇。後來揭露的極端主義的黑名單中，除了馬哈福茲名列榜首之外，要謀殺的還有30位埃及文學家、思想家和60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學者和作家。被發現的宣傳極端主義思想的錄音磁帶中，也有一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學者、雜誌主編、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被指控為“叛教”，並號召虔誠的穆斯林“用所有的武器與之作戰”。首先被指控的仍是以馬哈福茲為首的“存在主義作家”。回憶起馬哈福茲獲諾貝爾文學獎時，上埃及的伊斯蘭組織要求將他移交宗教法庭，以及1985年5月埃及道德法庭宣布《一千零一夜》為“淫書”而勒令查收、銷毀並對出版商課以罰款等事件，可以看出文化領域的恐怖主義具有深刻的社會根源。
穆巴拉克解決埃及極端主義問題時，採取了標本綜合的治理辦法，並把它置於應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1996年4月7日的法國《費加羅報》以《埃及：回到伊斯蘭教的源頭》為題的報導中寫道：“在穆巴拉克發動了‘以伊斯蘭教的名義打擊恐怖組織’的鬥爭之後，他就阻止了恐怖組織同宗教的聯繫。他還同最保守的宗教頭面人物，同愛資哈爾清真寺和愛資哈爾大學的頭面人物實現了和解。”同時，穆巴拉克調整了私有制改革計畫，採取了有利於工人的措施，切斷了極端分子同工人的聯繫。同時對暴亂分子實行嚴厲鎮壓，並派特工去國外搜捕恐怖分子。這些治理方法取得了效果，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2年6月29日用《埃及伊斯蘭教更溫和、更善良》的標題，來稱讚“埃及中產階級對伊斯蘭教的更新”。該報說，“現在連埃及最激進的伊斯蘭組織的領導人都呼籲放棄暴力。他們說，恐怖主義很糟糕，不是因為它疏遠主流社會，而是根據伊斯蘭法，它本身就是錯誤的。”目前，在伊斯蘭復興運動發展比較平穩的情況下，進一步做好協調和引導工作，使之既有利全球化交往、又能維護宗教文化傳統，因而是非常必要的。
當然，應對全球化挑戰最重要的是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加速現代化建設；同時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發展阿拉伯地區和國際經濟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並積極採取措施，以減少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穆巴拉克總統在2000年12月20日簽署的實現工業和科技現代化的共和國令，是一項主動應對全球化的行動。它決定在21世紀頭10年投資100多億美元來改造舊工業設備、提高紡織、食品、皮革三大傳統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其中計畫在未來10年內每年增加250億埃鎊的教育預算、準備投資1200億埃鎊興建27000所中國小，也是有遠見之舉。從20世紀90年代初埃及就將信息通訊技術作為國家優先發展對象，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科技產業，這都有利於埃及成功地應對全球化。
2001年前夕，穆巴拉克在向全國的講話中，表示世界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埃及決不能迴避。埃及已順利通過發展的“瓶頸”，已經以主動、自信、理智態度迎接挑戰。埃及教育部長海珊·卡米勒·巴哈丁的《無身份世界的愛國主義——全球化的挑戰》一書下面一段話，充分表明了埃及人的迎接全球化的明智態度：
“接受全球化是積極、科學地應對全球化，正確做好規劃面對全球化的第一步。我們應該辛勤工作，使自己有能力應對全球化；應該進行民族動員，建設自己的力量，具備一個新時代必需的能力和經驗；以適當的機制，以我們善於創建的科學知識和先進技術——它們是時代的工具和未來的武器——武裝起來，去應對新的現實。”
總之，全球化是文明交往的全球化。全球化對埃及來說，既是挑戰又是機遇。經歷了法老時代、基督教時代和伊斯蘭時代的埃及古文明交往和面臨紛繁多變的當今21世紀的交往巨變，埃及發展的前景任重而道遠。在《今日中國》雜誌社工作的埃及籍專家海珊·伊斯梅爾，曾在1999年4月9日《光明日報》上寫了一篇《我與中國的不解之緣》的文章。他寫道：“從埃及的古老文明，從輝煌的金字塔到偉大的萬里長城，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東西。在這裡，我希望中國人民在實現目前正在進行的偉大變革時，千萬要保持其精神文明的精髓。”我想這是中國和埃及人民的共同心愿。我真誠地希望，對中國和埃及這樣的文明古國，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如何維護和發揚民族精神，如何大量引進世界性先進文化，並進行加工改造，使之與本民族文化融為一體，是我們共同的歷史使命。因此，既要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上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也要在文化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使埃及的文明保持主流的地位。要達到此雙重目標，必須採取積極態度，發掘傳統資源，吸納外來因素，加強歷史記憶，弘揚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復興昔日的輝煌。
圖書目錄
《中東國家通史》卷首敘意
緒論：埃及概況
一、自然環境
二、人文環境
第一章 法老時代的歷史變遷和文明交往
一、埃及文明的起源
二、早王朝——統一王國的開端
三、古王國——統一王國的確立
四、中王國——統一王國的重建
五、新王國——埃及的帝國時代
六、後埃及——法老時代的終結
第二章 博大精深的法第時代文化
一、宗教
二、文字
三、文學
四、建築
五、美術
六、科學
七、永恆的古埃及文明
第三章 東西方文明的撞擊文融
一、托勒密埃及
二、基督教埃及
第四章 古典伊斯蘭時代的埃及
一、阿拉伯人的征服和統治
二、半獨立的埃及
三、法蒂瑪王朝
四、中古時期埃及的興盛
五、奧斯曼帝國的埃及行省
六、埃及的古典伊斯蘭文化
第五章 西方的衝擊與埃及的歐化
第六章 英國占領下的埃及
第七章 立憲政治的失敗
第八章 納賽爾革命與社會主義實驗
第九章 埃及的全方位轉型
第十章 走向現代化的埃及
第十一章 埃及和中國的關係
主要參考書目
編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