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央俱樂部
- 外文名：The central Club
- 簡介：是一個政治派系
- 分布：組織部、中統局、地方各級黨部
發展歷史,早期,發展,CC團,派系紛爭,俱樂部,來源,記載,存在理由,蔣介石,青白團,背景,轉變因素,同盟會,簡介,組織形態,實例,活動團體,政治理念,政治評論,部分報刊,結論,歷程,組織系統,組織體制,結局,
發展歷史
早期
“CC系”是指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在國民黨內的一股勢力。他們以國民黨組織部和中統局為根基，向文化、教育等區域橫向進展。陳氏兄弟與蔣介石關係緊密，陳家與蔣家、宋家和孔家被稱為“民國四大家族”，雖然這一派系的政治資歷不及“政學系”深，但卻是組織嚴密，根基力量深厚。
早在國民黨執政之前，湖州二陳就與蔣介石保持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此二人是中華革命黨江浙派領袖陳其美的侄子。蔣介石於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見陳其美時，他正在日本學習警法，從那時起他便成了蔣本人成長的楷模。
1907年蔣介石在東京振武學校研習重武器課程時，陳其美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辛亥革命期間，蔣當過陳手下的一個團長，後任上海的軍事頭目，在進攻杭州的浙江總督衙門時領導過陳的一支“敢死隊”。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蔣繼續被認作是陳其美的忠實追隨者，直到陳於1916年被袁世凱的秘密特務暗殺，蔣一直對陳忠心耿耿。此後，蔣介石繼續同他前師的其他追隨者和親戚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其中包括這兩個來自浙江離蔣的家鄉不遠的吳興的外甥。
1920年蔣在政治流亡期間，積極介入了陳果夫在“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動，那是戴季陶和張靜江根據孫中山為中華革命黨籌資的命令而協助建立起來的。四年之後，蔣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陳果夫曾任過短期教員，接著他當了黨的徵募人，在浙江——江蘇——安徽一帶為軍校招收新生。
陳立夫 與此同時，陳果夫的弟弟立夫從賓夕法尼亞學習了兩年後回國。他在那裡的匹茲堡大學獲得了煤礦工程的學位，並在斯克蘭頓（Scranton）的地下煤礦工作過。1926年，陳立夫謝絕了在山東煤礦工作的機會，成了蔣介石的英語機要秘書，在北伐戰爭中當他的密碼負責人。
這兩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組織扶蔣的過程中成為主力。到了11月，他們協助在廣州的革命同志會中的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陳果夫去了南昌，企圖從中國共產黨手中奪回江西革命黨支部，並與段錫朋和程天放領導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AB團）掛鈎。這些人中有些後來成為CC派的核心人員。該派繫於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為革命同志會的浙江社、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AB團，及執杖派（如此命名是因為其成員愛用棍棒來恐嚇共產黨對立派）的大聯合。
CC派在國民黨內變得如此強大的秘密，在於這兩兄弟對組織部十年的控制。該部負責建立和審查所有省市級黨組織，並向政府、軍隊、工會和青年組織里的黨支部派遣中高級人事幹部。陳果夫於1926年成為該部部長，任職六年。而他的弟弟陳立夫負責該部的調查系統，該系統對所登記黨員的政治傾向集中存檔，並指導了1928-1929年的清洗運動。
後來，到了1932年，陳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當了組織部長，並在後來的四年里把他的活動擴展到情報、調查和安全領域，成了共產黨的心腹之患。結果，陳氏在黨中央形成了絕對強大的勢力。
1931年裡72名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會）成員中，有15%屬於CC派；中執會180名在1935年當選的委員中有50人是陳氏的人；而且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它的頂峰期間，CC派已有上萬成員，其中大多為中低層黨的幹部。
發展
從他們在黨和政府內取得的所有成就來看，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CC派期望發現或創造一批“社會的中轉站，以傳播他們的計畫，並讓全民接受”。秘密社團組織的法西斯運動，似乎向CC派人員提供了他們所尋求的傳播途徑。從這點出發，英國人和日本人均把CC派的機構與法西斯藍衣社相提並論。據上海市政警察特別分局的一位高級情報人員說：
據說，在中國發動一場法西斯運動是蔣介石將軍一返回政壇就具有的野心。當陳立夫，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組織了一個叫做“西西園”的秘密政治團體，並由他的哥哥陳果夫任頭目，這份野心便日益顯露出來。這個團體在成立後改了名字，變成中國國民黨“藍衣團”。但由於意識到在一個黨內不適合有任何具體的團體或開始宗派運動，該團體再次改變名稱，起名為“藍衣協會”。同時決定，這個協會應在其自己的組織里有不同的團體。
CC團
日本特務部門實際上把CC派叫做“CC團”，認為是蔣介石政府的一支反日宣傳力量，也是民政界與藍衣社對等的一個組織。
該團體聲稱其使命是在中國組織愛國知識界，以喚醒大眾和促進種族的發展，同時為祖國的繁榮而致力於恢復國民運動。該組織反對反蔣軍事團體和所有具有反國民黨色彩的社會或學術組織。它也以抵消外國影響為目標。這個團體活動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取得第二次革命的成果。
日本人還認為CC團一貫忠於三民主義原則，而把藍衣社視為“追隨法西斯主義原則的專制組織”。
這種區別方法似乎不無道理，尤其是從CC團力圖在全國的學術界和青年團體中施展其影響這點來看。其滲透工具是國民黨忠實同志會，它通常由蔣介石領導，向大多數省和主要城市送去了“中央幹事”，這些人負有建立地方支部和在知識青年中成立外圍組織的秘密使命。
所有支部組織的名字都以“社”結尾，在有些情況下，尤其是派吳醒亞去的上海，有一些不同性質的團體顯然用了其他的名字。從另一方面看，在北平和全河北只有一個由張厲生（既是中央委員會組織部成員，也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局在河北省政府的特派員）為協助CC外圍組織建立的“誠社”。 “誠社”每第二個周六在河北省黨部的大禮堂開會，參加會的二三十個代表本身是五至十人小組的頭目，也是大學和院校里被組織起來的骨幹。
在北平城裡，關鍵的組織者除張厲生以外，還有胡夢華，他奉命挑選大學裡品學兼優的男生來面試記者的職位。1933年4月，胡拿到一筆資金，用來創辦一個鼓動擁蔣宣傳的季刊。他在5月里創辦了《人民評論》，發表過反對吉鴻昌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和馮玉祥反日的文章，並揭露了汪精衛和張學良的東北政府之間的關係。前來面試的學生還經過了嚴格的考試，被選中者則成為“基本分子”，須吸納他們的同學或熟人進入誠社。
例如，在1933年《北平晨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說：“蔣介石的黨最終會集中在如何對付汪精衛威脅的計畫上。黃埔軍校的十三太保……舉行了幾次會議，他們最終決定成立一個法西斯社團，該決定後來也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
派系紛爭
派系紛爭堪稱是國民黨一大凸顯而又詭秘的政治文化。北伐時期，胡漢民曾提出“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在這一理念宣導下，國民黨的派系政治朝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公開爭奪黨的正統，二是把派系鬥爭隱蔽化。“黨外無黨”不僅意味著其他政黨不能合法存在，也表明黨內持不同政見者和派系勢力不能脫離原黨另立新黨，否則就可能喪失黨統的合法性依據。在這種情況下，黨內的不同派係為了合法存在，必須首先在黨內制勝對手，爭奪黨的“正統”，然後以全黨的名義宣布對方為非法，為“偽”組織，或取消對方成員的黨籍。“黨內無派”意味著黨內派別活動是非法的和受到禁止的。“派系”一詞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上是貶義的。這使各派系活動大多處於隱秘狀態。一些派系的首領及其追隨者不願坦然承認其派系歸屬，也阻礙了派系成員對其宗派活動作客觀誠實的陳述。
CC系在1949年以前國民黨的眾多派系中堪稱最具影響力，然而，史學界對CC系的學術性研究最為薄弱。力行社成員自20世紀70年代後紛紛自我揭秘，其組織真相現已基本大白於天下。相比之下，CC系的組織內幕至今尚是一個未解之謎。陳立夫晚年回憶錄中雖約略提及“青白團”，但“青白團”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人們不詳其底蘊。筆者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留存下來的原國民黨中央黨部檔案中檢閱到數份與CC系組織相關的原始檔案，再以CC系成員的相關憶述資料相應證，一幅CC系組織的初步圖像逐漸清晰起來。
俱樂部
來源
據CC骨幹成員蕭錚回憶，1927年9月，他們曾在上海成立過一個名為“十七省黨部聯席會議辦事處”的組織。其大略情形如下：
乃不數日，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已成立，浙江亦會派省特別委員會。余乃與浙省原改組委員會諸同志同時離浙赴滬，首先樹反對特別委員會之旗幟。時各省黨部主要委員來滬者日眾，乃召開十七省聯席會議，由浙江省領銜通電反對特別委員會。南京市黨部亦由谷正綱同志等領導遊行反對。余等在滬辦一《正路周刊》，顯著標明反對黨中之偏左或偏右行動，主張恢復黨統，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解決一切。《正路周刊》即由余介紹浙江之許蟠云為主編。十七省黨部聯席會議辦事處，亦推由張毅夫兄（原任浙江省改組委員）為總執行秘書，常駐辦事……我們在滬又過三個余月之秘密革命時期生活。迨11月10日，蔣公自日返滬，26日與宋夫人舉行婚禮，12月決定復職。於17年1月4日返京，定2月1日正式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恢復黨統。滬上十七省聯合辦事處乃宣告達成任務正式撤銷。余等乃復入京。果夫先生復任中央組織部，重派各省黨部委員。諸兄均紛紛復出。
蕭錚所述“十七省黨部聯席會議辦事處”的組織經過，與過去人們所傳“中央俱樂部”的情形十分相似。兩者是否屬於同一組織、是否即是後者的正式名稱因無佐證，無法確認。
記載
另據1929年1月31日《上海小報》一篇題為《丁陳暗鬥之又一幕》文內談到：
當丁惟汾長中央訓練部時，各省市指委多由其一手委派。丁氏乃秘密組織一小團體曰三民主義大同盟，又乘機操縱各省市黨部。故當時社會有“某家天下丁家黨”之謠。其後，陳果夫又組織中央俱樂部（即CC），出而與大同盟對抗。丁以CC背後有大力者，明爭必不能取勝，遂改變策略，以退為進，向中央辭職，遠走平津主持。
這是至今所見有關“中央俱樂部（CC）”的較早報導。文中明確指認中央俱樂部（CC）乃陳果夫所組織。
不過那時也有不同看法，如1932年12月15日上海出版的《社會新聞》即有文否認CC與“二陳”的關係：
有一時期，CC團三字，頗為人所注目。甚有謂CC團，即中央俱樂部之縮寫，乃二陳之機關，其說似是而非也。因CC團雖有其組織，然僅限於江蘇一省之活動，其主持者乃李壽雍、汪寶瑄等人。李汪等雖與二陳頗為接近，但CC團則決非二陳之組織。
這段話表達了這樣幾點信息：一是當時人對“CC團”這一名詞似已耳熟能詳；二是“CC團”是“二陳”的組織在當時已是一個相當普通的看法；三是作者承認“CC團”確有其組織，但非“二陳”之組織，而是李壽雍、汪寶瑄的組織，其活動範圍限於江蘇一省；四是作者承認李汪與“二陳”關係密切。
此是筆者所見否認“CC團”為“二陳”組織的較早說法。除此之外，《社會新聞》還有文對“CC團”作了如下解釋：
CC團在江蘇黨務方面，一向占著很優越的地位。該團由李壽雍、汪寶瑄等人所發起，成立於1928年（民國17年）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時期，繁榮於第一次省代表大會開幕及18年的第一屆省執監委員會時代。當時幾乎可以操縱全省黨務之勢……該派起初[與]中央很是接近，現在據許多關心蘇省黨務的同志報告，CC團目下已經離開中央，而傾向陳某〔引者註：陳某指誰，不明〕等新組織所謂社會民主黨方面了……該派競選下屆委員者，執行委員為朱堅白、祁錫勇、汪寶瑄、周紹成、周杰人、藍渭濱等六位，監察委員為武保岑、何續友、陳和康等三位。
該文亦指認“CC團”為李壽雍、汪寶瑄等人所組織，並指明其成立時間及其在江蘇省黨界的勢力，至於“CC團”名稱之由來及其與陳果夫兄弟是否有直接關聯，則未有交待。另外，《社會新聞》本身的派系屬性，亦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是CC系屬下的刊物，有的認為是力行社的刊物。
存在理由
陳氏兄弟數十年來一直否認CC系的存在，所舉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本黨把全黨組織任務，先後交給兄弟二人擔任，既有其大，不必再搞小的。
（二）本黨總章，明文規定不許有小組織，焉有黨掌理組織者，自己反而違紀攪起小組織之理。
（三） 黨的英明領袖，絕不容許部屬攪小組織，而不予懲處，否則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四） 以戴笠調統工作之嚴密，不能放過CC而不深究。不會找不到一點證據。
（五） 兄弟二人，民族觀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絕不會用英文來命名自己的小組織的。
（六）兄弟從來不為自己打算，從來不向同志講私話，沒有必要要這個麻煩包袱，假使瞞了領袖去搞小組織，不在組織內的同志，也是不能聽話的。
以上所舉理由，顯然不足以否認CC系的存在。對“中央俱樂部”與“CC團”的種種說法，無論肯定還是否認，均未見確鑿無疑的第一手證據。但可以斷言的是，在1933年以前，即使沒有名為“中央俱樂部”或“CC團”之類有形組織的存在（或有，但與陳氏兄弟無關），也不能否認陳氏兄弟在執掌國民黨中央組織大權後，在全國各地逐漸凝聚了一股以國民黨地方黨務幹部為基礎的龐大的政治派系勢力。1933年初，這股派系勢力正式組建為以“青白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為核心的有形組織。
蔣介石
青白團
陳立夫在其晚年回憶錄中，一方面否認CC系的存在，同時又談到蔣介石曾令其兄弟組織過一個名叫“青白團”的組織：
抗戰還沒開始時，共產黨煽動一般青年人，說我們政府太軟弱不敢抗日……在這個時候，蔣委員長看到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們去組織，叫黃埔系去組織“復興社”是秘密的，是蔣委員長核准的，他們又被稱為“藍衣社”；我們這邊也是蔣委員長要我們搞的，叫做“青白團”，雙方都不以黨的名義去拉青年，把他們吸收進來以免被中共拉走。“復興社”是軍方的，“青白團”是黨方的。照理說黨里是不可以搞小組織的，所以人家說我們是什麼“CC系”，都毫無事實的，若然我們早被本黨所懲罰了。此番的兩小組織都是蔣委員長要我們搞的。大約是24年開始的，到了26年抗戰一開始，青年們心都歸向我們，我們的任務已經達成，因此，蔣委員長在漢口把這兩個小組織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後就組織青年團，這批人都改歸到青年團了。這是一種政治運用。人家說我們搞小組織，其實都是奉命行事的。
這是陳立夫平生首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公開承認“青白團”的存在，而且反覆申明是奉命成立的。陳之強調“青白團”是奉命成立，顯然為了表明其組織的“公性”和“合法性”。“CC”一名最初雖源自Central Club，但後來之所以廣為流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恰與二陳英文姓氏的簡稱相吻合，意含貶義且具濃厚“私性”色彩。陳氏兄弟反感人們以“CC”相稱，想亦主要在此。
“青白團”是“青天白日團”的簡稱，成立時間不是陳立夫所說的1935年，而應是1932年。其次，陳氏兄弟成立的“青白團”，不是一個孤立的團體，而是一個多層級的金字塔型組織，頂層是“青白團”，中層是“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下層是眾多“活動集社”和“外圍團體”。陳立夫聲稱“青白團”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與共產黨爭奪青年，但從下面這份“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創立旨趣的原始檔案中，發現其成立背景並不盡如陳立夫所言：
本黨自北伐完成以後……五載以還，紛爭迭見，反動之勢焰未消，而黨內之隱憂環伏，革命大業，幾若斷若續，若可為若不可為矣。竊恨垂成之功，不敗於敵人之摧殘，而敗於同黨之陰賊；不挫於敵人之分化，而挫於同黨之離析。黨基搖動，黨統垂絕。批評之者，且將譏之曰：亡中國國民黨者，中國國民黨也。嗚呼，凡屬忠實同志，睹此情狀，寧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運歟……近更環顧黨內，小組織紛起，公然恣肆，號召一方，所謂新中國國民黨、社會民主義〔黨〕、改組同志會者，或則標新立異，或則死灰復燃，胥為本黨同志直接或間接之組織，於主義政綱則曲解，於革命進程則武斷，言論悖謬，觸目驚心……當此叛變紛乘之際，本黨垂危之秋，惟有亟起團結本黨忠實同志，於公忠勇毅之領袖領導之下，與叛背本黨者相周旋。黨外無我仇，凡謀傾覆本黨者仇之；黨內無我敵，凡謀摧毀本黨者敵之……一致擁護蔣中正同志為本黨唯一領袖，領導吾人，完成革命使命。
從上引文獻觀之，“青白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的成立，主要是為了應對當時國民黨黨內的嚴重危機和各反蔣派系的挑戰，樹立蔣介石在黨內的最高領袖權威。這顯是蔣介石在1932年下野復出後所採取的應變措施之一。
據陳稱，“青白團”完全是奉蔣介石之命成立的。這與先由一批黃埔青年自發組織，然後得到蔣介石認可和支持的力行社略有不同。其次，“青白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的成立約晚於力行社3個月。蔣不能在力行社成立一年之後，又訓令陳氏兄弟成立與力行社相類似的秘密團體。在此前後，蔣介石對這兩大組織的設定是如何考量的，顯有值得細察之處。
背景
早在北伐前後，蔣介石即對國民黨黨務組織懷有不良印象。“四一二”清黨反共之際，蔣對國民黨組織的“渙散鬆懈之弊”曾作過一番痛切檢討。他坦承國民黨的組織機能遠不如共產黨嚴密，並主張師共產黨組織之長技，認為“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有可采者”。甚至由此而招致改組派的攻擊。改組派聲稱：“蔣介石非共產黨，何以知共產黨的組織？何以羨慕共產黨的組織？蔣介石之意，蓋以為好的組織只有共產黨的組織，目中早無十三年改組的存在”。蔣介石一直不隱諱他對共產黨組織的羨慕，同時對國民黨大而無當、鬆懈散漫的組織體制表示不滿。
南京政權建立初期，國民黨黨務一度由西山會議派和丁惟汾等掌控。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國民黨中央組織大權轉入陳氏兄弟之手。陳氏兄弟接掌後，對國民黨的黨務作過一番清理整頓工作，如重新布置各省市黨部人事，舉辦黨員總登記等。但這些措施給外界的印象無非是排斥異已，擴充自身派系勢力，在國民黨黨務革新和組織改進方面並無積極舉措。在1930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蔣介石嚴詞譴責“黨部人員之藉黨營私，受人詬病，予人民以最深刻之不良印象”。
20年代末，30年代初，蔣介石正處入於內外交困的危局之中。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與地方實力派軍人的聯合挑戰剛平息，因胡漢民而起的“湯山事件”又引發了一場新的反蔣政潮，並導致寧粵之間的分裂與對峙。內爭正酣，外患又至，“九一八”後青年學生要求政府抗日的激昂的民族情緒，令蔣介石深感困擾。這是蔣介石執掌全國政權以後所遭遇的最大規模也是最為激烈的學生運動。
當學生運動一起，蔣介石就首先譴責國民黨各級黨部組織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進而對陳氏兄弟的辦黨業績表示不滿。如1931年12月2日蔣在接見北平等地學生請願團之後的日記中寫道：“(學生)無理取鬧，殊為可憐。國事泯棼，教育破產，未知黨部所為何事，竟使一般民眾皆為邪說所誘惑，反動派所操縱，而與政府為難。此皆余用人不當之疚，而於他人乎何尤！”12月4日，蔣又在日記中寫道：“對於學者及知識階級太不接近，各地黨部成為各地學者之敵，所以學生運動全為反動派操縱，而黨部無法解鈴，反助長之”。蔣感慨“用人不當”，顯然是指責陳氏兄弟辦黨不力。蔣把學生運動歸咎於黨部組織“無法解鈴”，顯示他對二陳掌控下的黨機器感到失望。
1931年12月中旬，蔣介石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下野。下野後，蔣反思其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余不能自主”。而“本人無幹部、無組織、無偵探”和“無人扶翼”，又是導致“不能自主”的要因。表明蔣對鬆弛渙散的黨機器及其對蔣個人權威的維繫和協助感到失望。他迫切希望有一支更忠於和輔翼他建立個人領袖權威的新的政治力量。恰當此時，以滕傑為首的一批黃埔門生正在醞釀成立一個擁護蔣介石的秘密政治團體。這和蔣的意圖自然不謀而合。
1932年3月，“三民主義力行社”在蔣介石的親自主持下正式成立。在力行社成立初期，蔣對力行社這一新的政治組織曾寄予厚望。蔣最初決意要把力行社社員鍛鍊成為他可倚賴的幹部人才和重要的政治輔佐力量。據力行社成員回憶，在1932年上半年，無論國家大小事情，蔣介石多與力行社商酌，備為諮詢。力行社一度成為參與國家最高決策的機構。
但從1932年下半年開始，蔣介石對力行社的態度逐漸發生了改變。力行社成員後來的回憶表明，在1932年下半年以後，蔣對力行社的態度已由信任趨於冷淡。力行社與蔣的關係，亦由一個參與決策的組織逐漸轉變為一個純粹的決策執行組織。
轉變因素
導致蔣對力行社態度轉變的因素比較複雜。但有兩點值得提及：一是力行社內部的權力之爭，二是力行社與陳氏兄弟掌控的黨機器的磨擦。為了減輕後者，蔣介石於1933年指派陳果夫、陳立夫、戴季陶和朱家驊4人為力行社指導員。與此同時，蔣訓令二陳兄弟組織一個與力行社相類似的秘密團體。蔣的這一做法，一般認為是他的一種政治謀略的運用。人們習稱蔣慣於搞雙軌組織，以使其相競相成，相剋相生，從相互制衡中達到駕馭的目的。陳立夫晚年回憶錄中即指責“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在蔣一生政治生涯中，確不乏此類政治謀略運用的實例。不過此時蔣所處的內外情境似不容他蓄意去鼓動兩個推戴自己的嫡系派別相剋相爭。較為合理的解釋應是，蔣對力行社“期望值”的下降，有可能促使他對陳氏兄弟的黨機器重新寄予希望。蔣令陳氏兄弟依照力行社的組織形式成立一個新的秘密組織，與力行社一道，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肩負起輔佐他建立個人領袖權威的重任。
同盟會
簡介
“青白團”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陳立夫回憶錄中沒有提及，其他CC成員的憶述亦語焉不詳。從目所掌握的資料看，陳氏兄弟所建立的，是一個與力行社相類似的多層級的金字塔結構的組織系統。由於新組織的名稱不為外人所知，外人仍以“CC系”名之，如同稱力行社為“藍衣社”一樣。本文鑒於CC系早為人們所習稱，故仍以CC系來概稱“青白團”、“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及其下屬的秘密組織系統。
“青白團”是CC系的頂層組織，內設中央幹事會，由陳果夫、陳立夫、余井塘、張厲生、葉秀峰、徐恩曾、張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人組成。據胡夢華回憶，該團由陳果夫和陳立夫分別任正、副幹事長。“青白團”的成員為數不多，主要是各地各部門的CC骨幹分子。其具體人數則說法不一，有的說有五十餘人，亦說有二百多人。
“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以下簡稱“忠實黨員同盟會”）是CC系的次級組織。“忠實黨員同盟會”的中央幹事和省級幹事長一般由“青白團”團員兼任。“青白團”沒有地方組織。“忠實黨員同盟會”則有一個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的組織系統，其組織規模遠超過“青白團”，是CC系在地方活動的組織主體。CC系在全國各地的組織活動，主要通過“忠實黨員同盟會”的組織網路來進行。部分“忠實黨員同盟會”的骨幹會員同時也是“青白團”團員，如胡夢華即稱他的入團入會手續是同時履行的。
組織形態
“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的組織形態，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以“始終奉蔣中正同志為本黨唯一領袖”為組織的中心宗旨；聲稱“吾人為完成一黨一國之歷史任務，須使本黨及領袖獲得絕對的政治支配權”。每個入會會員均要求宣誓“絕對服從並擁護唯一之領袖”，並規定“宣揚本黨領袖蔣中正同志之革命功績”為每個會員的基本任務。
二、以“絕對集權制”為組織原則，強調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全會絕對服從領袖，要求會員“犧牲個人之一切自由、權利、幸福，甚至生命，以求本會目的之實現”，有別於國民黨章程所規定的“民主集權制”。
三、組織系統共分5級，依次為：中央幹部→省市幹部→地方幹部→地方支部→地方分部，與國民黨組織系統大致相仿。“幹部”是各級組織機構的稱謂，相當於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各級“幹部”內分別設若干幹事和一名幹事長；各級幹事長為指揮各級組織的最高領袖，有最後決定權，有別於國民黨黨部的委員制。省市以下各級“幹部”的幹事長和幹事，均由上級指派，而不由選舉產生。規定省市“幹部”每兩周須開會一次，地方“幹部”、地方支部和地方分部每周須開會一次。此外，省和地方“幹部”的幹事每月須對同級幹事長作書面報告一次；省和地方“幹部”的幹事長每月須向其上級“幹部”作書面報告一次；地方支部或分部每周須向區“幹部”報告工作一次。
四、以“9”為分層計數單位，如中央“幹部”由9名中央幹事組成；省“幹部”由9名省幹事組成；省以下的各級幹事亦以9人為限。此外，一省之內劃分為若干區，但至多不超過9區；一區之內劃分為若干地方，組織地方“幹部”，但至多不超過9個；一地方之內以設9個地方支部為限；地方支部為本會的基本組織，每一支部以9名會員為限；地方支部之下，必要時得設地方分部，但每一支部之下，以設9個分部為限，每一分部會員以9人為限。（CC系似乎迷信“9”這個數字，其緣由為何？尚待考證。）
五、會員入會，須經中央“幹部”考核認為合格，或經省市“幹部”會議通過報請中央“幹部”核准。凡經核准為會員者，須填具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宣誓書，並履行“忠實黨員宣誓”手續。規定會員有從事本會指定之一切工作的義務。
六、會員吸收對象分基本對象和普通對象。基本對象為大、中學學生，各級學校教師，各級黨部活動分子，經濟界之金融家、實業家、技術人才，尚未加入國民黨的軍人；普通對象為各級政府公務員，農村的民團隊長，工廠工頭，公司銀行辦事人員，商店店員和其他中下層社會的職業民眾。
以上是“忠實黨員同盟會”的法理形態。一般而言，一個組織的實際運作不可能完全依其法理形態進行。由於陳氏兄弟掌控著國民黨中央組織大權，大多數省市黨部控扼在CC系分子之手。故“青白團”和“忠實黨員同盟會”的中上層組織系統主要寄附於國民黨各級黨部組織，不僅其中央幹事會的辦事處附設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機關內（1935年底以前），“忠實黨員同盟會”的各省市幹事和幹事長也多由國民黨各省市黨部執監委員擔任。在這些省市，其活動對內秘密，對外則憑藉國民黨各省市黨部的招牌進行。省市黨部遇有重大事件，一般先提交“忠實黨員同盟會”在該省市的幹事會審議通過，然後再由黨部公開執行。“忠實黨員同盟會”的省市幹事會實際上成了這些省市國民黨黨部的領導核心。
實例
以湖北省為例。該省幹事會成立於1933年8月，由“忠實黨員同盟會”分派中央幹事吳醒亞來湖北發起。吳醒亞任幹事長，幹事有艾毓英、劉鳴皋、王紹祐、楊錦昱、張導民、陶堯階、周唯真、陳疇、黃寶實等9人。“忠實黨員同盟會”湖北幹事會與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人事基本上是重疊的（見下表）。據劉鳴皋回憶，30年代前期的湖北省黨部，不過是“忠實黨員同盟會”湖北幹事會利用來對外作掩護的一個軀殼，而實際的活動都是“忠實黨員同盟會”湖北幹事會來推行。幹事會之下設工運、青運、農運、文教、財金、軍事等小組，分別在全省各階層，舉凡工人、學生、教職員和各機關職員中廣泛吸收會員。顯示CC系的組織觸角已延伸到社會基層。
“忠實黨員同盟會”湖北幹事會與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人事結構（1933年）
國民黨湖北省黨部
“忠實黨員同盟會”湖北幹事會
常務委員
艾毓英、劉鳴皋、王紹祐
幹事長
吳醒亞
執行委員
艾毓英、劉鳴皋、王紹祐、楊錦昱、喻育之、汪世鎏、左鐸
乾 事
艾毓英、劉鳴皋、王紹祐、楊錦昱、張導民、陶堯階、周唯真、陳疇、黃寶實
候補執委
周疇、崔從灝、黃格君、楊在春、劉柏芳
小組成員
喻育之、汪世鎏等
監察委員
張導民、陶堯階、周唯真、王怡群、曾慶錫
候補監委
周宗頤、於一波
活動團體
CC系的第三層級組織為“活動集社”，第四層級組織為“外圍團體”。按其組織章程規定，“活動集社”和“外圍團體”均依社會對象組織之，分青年、農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員、經濟實業、特種團體等類別。“活動集社”以每一區域每一職業界組織一個為原則。在各省，平均每縣須有一個“活動集社”；象上海這樣的特別市，則要求學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個“活動集社”，但同一職業界不能有兩個“活動集社”。“外圍團體”則要求多方發展，如在青年中組織同學會、學生自治會、學術研究會，工人中組織工會、工人福利會，商人中組織商會、國貨促進會，文化教育界企業文化協會、科學研究會、教職員聯合會等。
在名稱上，“活動集社”稱作“某某社”，“外圍團體”稱作“某某會”。在CC系地方組織中，“忠實黨員同盟會”為地方活動的主體和核心，負責指導和發展“活動集社”。再由“活動集社”指導發展“外圍團體”。在CC系的組織計畫中，規定一個“活動集社”至少須領導兩個以上的“外圍團體”。
“活動集社”與“外圍團體”之間，一秘密一公開，一動一靜，雙軌並進。前者主要吸收“積極分子”，後者主要吸收“同情分子”。以青年學生為例，CC系的《組織發展計畫大綱》把青年學生分為兩類：一類為活動分子，一類為勤學分子；認為前者容易接受其主張，一般直接吸收進“活動集社”；後者多不願意作公開的急激的政治鬥爭，一般吸收進“外圍團體”。加入“活動集社”的分子，必須經“忠實黨員同盟會”幹部核准，並履行宣誓手續；加入“外圍團體”的分子亦須經“忠實黨員同盟會”幹部核准，但毋須履行宣誓手續。
除“外圍團體”為公開組織外，“青白團”、“忠實黨員同盟會”和“活動集社”均為絕對秘密組織。組織內部成員之間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聯絡。下級組織成員一般不了解上級組織的存在。如“忠實黨員同盟會”所訂《地方組織通則》的附則規定：“本通則除會員得備知全部外，對第二級只得就其切需揭示其所應明了之點，對於第三級分子絕對秘密”。“外圍團體”和“活動集社”的成員固不知有“青白團”和“忠實黨員同盟會”，“忠實黨員同盟會”除幹部外，一般會員亦多不知有“青白團”的存在。如夏賡英曾於1936年履行過“忠實黨員宣誓”手續，自認為是CC系的重要分子，卻不知有“青白團”這一組織。他只從別人處聽說有一個叫“青白團”的組織是CC派領導的。他推測“青白團”只是CC派的外圍組織。
CC系各級分子的吸收，以逐級遞升為原則。一般先把“優秀分子”吸收進“外圍團體”，再從“外圍團體”中選擇“忠乾分子”加入“活動集社”，在“活動集社”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和訓練後，再把其中的活躍分子吸收進“忠實黨員同盟會”。這種層層篩選，逐級遞升的選拔體制，反映了CC組織的極端嚴密性。
CC系下屬的“活動集社”，著名的有上海的“乾社”，北平、天津的“誠社”，江蘇的“勵進社”等。
上海“乾社”成立於1933年夏。最初由吳醒亞、潘公展任正、副社長，後改由陳立夫任社長，吳醒亞任書記長。其下設有一個幹事會。幹事會下設新聞、出版、教育、宣傳、戲劇、電影等事業設計組，其職責是向社長提供建議和參考意見，備社長諮詢。幹事會設幹事長一人，由丁默邨擔任；副幹事長兩人，由陶百川等擔任（另一名不詳）。《乾社章程》規定，社長實行集權領導，對社務具有最終決定權和人事任命權；幹事長和幹事會秉承社長之命處理社務；社員必須盲目、絕對的服從，入社之際，須宣誓“為主義奮鬥，永遠保守社內一切秘密，絕對不做危害和不忠實本社的行為”。社員資格，要求“從事文化事業，信奉三民主義，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綱領與決議”，由兩名社員介紹，經社長許可，方可入社。“乾社”的一切活動絕對秘密，內部只有縱的隸屬關係。每名社員均編有數目字的代號。
“乾社”的活動主要在文化事業領域展開。“乾社”的創立趣旨和綱領明白規定要“以法西斯精神建設三民主義文化”，樹立“中心理論”；聯合、集中和指導、利用各種文化事業團體和個人，共同致力於“中心理論”的研究和宣傳；在文化事業範圍內，強化“革命勢力”的基礎；以“三民主義為體，以法西斯主義為用”，從事三民主義文化建設。“乾社”下屬的文化事業有《晨報》、《大滬晚報》、《外論通訊稿》和《社會主義月刊》等報刊，直屬的外圍團體有上海工人運動促進會（代名“力社”）、上海婦女協進會（代名“進社”）、上海大學生聯誼會（代名“青社”）等組織，此外，還攘奪和掌控了上海國立暨南大學、私立上海江南學院、上海藝華電影製片廠等部門的人事和組織領導權。“乾社”以上海為大本營，觸角逐漸向全國各地擴展，先後在南京、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河北、陝西、雲南、新疆、察哈爾、綏遠等省市籌設分社。除文化事業外，“乾社”還從事特務恐怖活動。
平津“誠社”是CC屬下另一活躍的“活動集社”，籌組於1933年夏，正式成立於1934年秋，負責人為張厲生、胡夢華，主要以北平、天津兩市的大學在校學生為組織對象。其組織目標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學生的抗日救國活動，其組織手段是“以學生對學生”，“以運動對運動”，先後組織北平各大學學生暑期南下考察團（1934年）、大學畢業生職業運動同盟（1934年）、誠社暑期訓練班（1936年）和戰地服務團（1937年）等活動，並辦有《人民評論》、《存誠月刊》（後改為《誠報旬刊》）等刊物。
CC系的“外圍團體”甚多，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中國文化建設協會。該會成立於1934年5月。陳立夫為理事長，邵元沖、吳鐵城為副理事長，朱家驊、陳布雷、張道藩、吳醒亞、潘公展、葉秀峰等14人為常務理事。理事61人，候補理事20人，多為CC系骨幹分子，亦有少數文化教育界名流。該會設總會於上海，設分會於各省市，其組織網路覆蓋全國。各省市分會委員以“忠實黨員同盟會”的各省市幹事為主，兼納當地文化教育界名人。該會會員分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主要以從事文化學術的團體和個人為組織對象。相當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大學校長、教授和中國小校長、教員以及新聞出版界人士被吸納為會員。1936年12月的統計顯示，該會有會員5142人，是當時全國會員人數最多（中國佛教會除外），聲威最大的文化團體。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聲稱其組織目標主要是以三民主義黨治文化對抗普羅文化運動。當時即有人指認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是國民黨統制文化事業的組織，是“黨治派”的代表團體。該會創辦《文化建設》月刊為機關刊物，對外宣傳其思想主張。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戰前所開展的活動中，影響最著的，是在全國文化界掀起了一場“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1935年1月10日，CC旗下的十位大學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樊仲雲、 薩孟武、章益、陳高傭、陶希聖、黃文山、孫寒冰、武堉乾）在陳立夫的直接授意下，聯名在上海各大報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與此同時，他們通過上海、南京、北平、濟南等地的文化協會分會分別舉行座談會，訪問文化界名流，邀請各報撰寫社論等，對其宣言表示聲援和贊助。在他們的策劃和“炒作”下，很快在全國掀起一場頗巨聲勢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儘管運動發起人力圖以一種超然的學人姿態來提倡建設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但其運動背後的派系運作及其黨治文化統制的企圖，受到當時相當一批體制外學者的質疑、抵制和批判。另一方面，國民黨體制內有人批評其不直截了當地揭櫫三民主義本位的文化建設，卻引發一場無謂的論爭，反而搖動了人們對三民主義的已有信仰。
政治理念
30年代CC系的活動從“陰”、“陽”兩面同時展開：一面是極端秘密的組織活動，一面是公開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往論CC系意識形態者，大多僅以陳立夫的《唯生論》為分析文本。陳之《唯生論》初版於1927年，主要從學理層面對抗共產黨的“唯物論”。實際上，戰前CC系辦有不少報刊，宣傳其理論主張（參見下表）。其中《政治評論》是“忠實黨員同盟會”的機關刊物，可視為這個時期CC系的輿論“喉舌”。鑒此，下文對30年代CC系政治理念的分析，主要以《政治評論》所刊文章為文本。
政治評論
1932年6月創刊，1935年11月停刊。據陳立夫晚年回憶，該刊由他們兄弟兩人創辦，由鄭亦同負責經營，資本由三人共同提供。創刊目的是“促進一個理想，就是喊出‘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我們使蔣先生會成為黨的名實相符的領導者，因為那時所有的麻煩就是由於這黨沒有真正的重心” 。“擁護唯一領袖”，原本即是“青白團”和“忠實黨員同盟會”的成立宗旨與主要任務。《政治評論》作為其輿論陣地，自然極力鼓吹。CC系黨人聲稱，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分化和紛亂，均是由於沒有唯一領袖。欲統一國民黨，必須把黨內“一國三公”的現狀打破，確定黨的唯一領袖。
至於確立哪種類型的領袖，認為“從理想上說，我們應當歡迎華盛頓；從事實上說，我們卻應當歡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中國需要強有力的唯一領袖，來領導國民革命，復興民族，應具有硬幹、快乾、苦幹的精神，與高尚大公無私的人格，若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他們把當時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德意式的“領袖政治”，一類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認為中國所需要的，是德意那樣強有力的“領袖政治”，而不是十八世紀以來過了時的“民主政治”。
很顯然，他們所謂的“領袖政治”是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別稱。有的CC系黨人直截了當地主張實行獨裁政治，反對民主政治，其理由是：“獨裁政治的興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趨勢”；民主政治在中華民國初年的試驗已經表明在中國行不通；中國人民程度不夠，現在不能實行民主制度，只能實行獨裁；中國當前最重大的問題，是民族民生的問題，而要解決民族民生問題，則非獨裁不可。並稱“在今日的中國，獨裁的反面，決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據；反對獨裁，也決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據”；“民主政治在中國固絕難成功，即使勉強做去，也是假民主，必不能達救亡圖存的目的，因為假民主無論如何不如真獨裁”；“真民主必須建立在真獨裁完成之上”。
由於國民黨內部派系和小組織林立，妨礙國民黨自身的團結和統一，而國民黨又高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導致派系鬥爭隱秘化。鑒此，當時有學者建議國民黨乾脆承認派系合法化，讓它們組織公開的集團，提出各自的政綱，把暗鬥變為明爭，由各派輪流執政。CC系黨人認為這樣的辦法行不通，而主張在“國民黨現存派別中，有一派能以統一黨權為己任，本大無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艱險，採取史達林對付託洛史基，孟梭里尼對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異己的別派，舉一綱而打盡之”，從而實現國民黨的統一。不待言，CC系所寄望能肩負國民黨統一大任的正是以它為基礎的蔣介石主流派。
在CC系黨人極力鼓吹獨裁政治的同時，國民黨內另一擁蔣派系力行社亦在大肆宣揚法西斯獨裁政治。不僅如此，中國學界也幾乎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場民主與獨裁的論戰。在這場論戰中，由於有一批如蔣廷黼、丁文江、錢端升等過去曾信仰民主政治的名流學者轉而支持獨裁政治，從而使CC系和力行社感到其獨裁政治的主張，獲得了來自體制外並帶有濃厚學理基礎的支助力量。故而更加發動其所屬的各種報刊大力鼓吹，營造出一股濃烈的法西斯獨裁政治的輿論氛圍。筆者初步統計，僅《政治評論》所發表的鼓吹獨裁政治的相關文章即多達40餘篇。除《政治評論》外，CC旗下的其它報刊如《晨報》、《人民評論》、《社會主義月刊》等在宣揚獨裁政治和法西斯主義方面比《政治評論》甚至更有過之。過去人們較多地注意力行社與法西斯主義的關聯，事實上，CC系在法西斯主義與獨裁政治的鼓吹方面，亦不遜色。
部分報刊
30年代CC旗下的部分報刊
名稱
形式
出版時間
主編或主辦人
出版地點
*《社會新聞》的派系屬性，尚存爭議。此處暫將其歸入CC系刊物。
結論
歷程
CC系在1933至1938年間，確實存在過一個由“青白團”、“忠實黨員同盟會”以及眾多“活動集社”和外圍團體所構成的多層級的金字塔型組織。這一組織無論是創立旨趣、組織形式，還是政治理念，均與力行社極為相似。兩個組織均強調對蔣介石領袖權威的絕對擁護和服從，均崇拜法西斯主義，鼓吹獨裁政治，均採取自上而下的集權主義體制和多層級的秘密組織系統，均信仰暴力和恐怖手段，分別附設有龐大而富有威懾力的特務機構。最後兩個組織均於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宣布取消。
組織系統
CC系與力行社的組織系統比較
CC系的組織系統(1933－1938年)
力行社的組織系統（1932－1938）
第一級
青天白日團
三民主義力行社
秘密組織
第二級
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同盟會
革命軍人同志會、革命青年同志會
秘密組織
第三級
活動集社（乾社、誠社等）
中華復興社
秘密組織
第四級
外圍團體（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等）
外圍團體（中國文化協會等）
公開組織
組織體制
CC系和力行社的組織體制的相似性，顯示蔣介石在主導這兩個組織創立的過程中，深受了當時德意法西斯組織體制的影響。如兩個組織金字塔型的層級結構和吸收成員的逐級遞升制，即與當時義大利法西斯黨的組織體制十分相似。不同的是，蔣不是把國民黨直接法西斯化，也不是廢棄國民黨另組一個新法西斯黨，而是在國民黨舊軀殼內成立兩個雙軌並進的法西斯組織。
力行社和“青白團”的成立，本是蔣介石為了克服30年代初內外交困的危局及其個人權威危機所採取的肆應措施，然而這種黨內雙軌競進體制的建立，給國民黨自身造成了莫大的困擾。在此之前，CC系和黃埔系之間雖有權力之爭，但未形成全面的有組織性的對壘。自兩大派系建立各自正式的組織系統後，相互間的衝突和對峙明顯升級並向縱深發展。兩派各自憑藉其複雜的層級組織網路向地方社會推進。在這一過程中，兩派之間的惡性傾軋在地方政局上投下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在戰前國民黨眾多派系中，力行社和CC系是最具組織能量和民眾基礎的兩大派系，而相互之間的傾軋也是國民黨派系鬥爭中相持最久，相爭最烈的一對。1938年，當兩個組織同時被宣布取消後，其派系對峙的傳統，又以黨團對立的形式延續下去，直至國民黨在大陸最後潰敗。
結局
蔣介石 論者有謂CC系、力行社和政學系這三個功能不同的擁蔣派系成功地充當了蔣介石政權的“支撐結構”和力量的基石，是蔣介石成功的關鍵，並認為汪精衛和胡漢民的失敗就在於沒有一個比較有力的派系組織支撐。就蔣介石個人而言，其黨內地位的提升和實力的強化，確在相當程度上得助於這樣一種派系“支撐結構”。自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雖日漸上升並居於優勢，但其最高法理權威的最終確立，則以1938年4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被推選為國民黨總裁為標誌。在這一過程中，三個擁蔣派系，特別是力行社和CC系對蔣個人權勢的鞏固和提升，起到了相當的推助作用。然而，這三大派系之間的惡性傾軋和競爭，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一種持續強韌的內耗和自毀機制，對國民黨整個組織生命的衰竭產生了極大影響。以此而言，這三大功能不同的擁蔣派系既是支撐蔣介石成功的重要基石，亦是導致國民黨最終潰敗的惡性腫瘤。
30年代CC系和力行社的組織，是一種富有相當自主性和獨立性的準政黨組織。兩大派系各有一套獨立於國民黨黨機器之外的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層社會的組織系統，其組織運作亦類似於政黨的運作方式。筆者稱此為“派系黨化”。另一方面，30年代國民黨黨機器由北伐前後指導全國政治軍事的核心權力組織，逐漸蛻化為一個由特定的政治派別所獨掌和壟斷的帶有濃厚“私性”色彩的權力工具。筆者稱此為“黨的派系化”。CC系原本寄附於國民黨各級黨部組織之中，“青白團”和“忠實黨員同盟會”的成立，使CC系勢力進一步組織化、系統化和“合法化”，在國民黨原有組織軀殼內形成一個更具組織能量的核心組織，從而形成“黨的派系化”與“派系黨化”交相併存的格局。
1938年後，有形組織的CC系雖已不存，無形組織的CC系勢力則一直延續到1949年國民黨失敗退出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