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913: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書摘,理想化模式,實際模式,

解讀民初社會政治紛爭與秩序重建分析民國政治如何由民主轉向總統集權。

辛亥革命開闢的政治民主化道路為什麼會曇花一現般的收場？袁世凱及其北洋軍閥勢力是破壞中華民國政治民主發展的唯一力量嗎？偏激的革命黨人又負有怎樣的責任呢？中國數千年發展的政治文化與西方民主政治迥然不同，民初移植西方民主又會出現怎樣的水土不服？

基本介紹

書名：中國1913
作者：張華騰
ISBN：978-7-224-11245-0
頁數：274
定價：39.00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11
開本：16
責編：：劉景巍管仲洑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書摘,理想化模式,實際模式,

內容簡介

《中國1913》在掌握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檔案與史料的基礎上，以1913年作為研究中華民國的切入點，抽絲剝繭，重新梳理當時中國社會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顛覆了以往對民國的很多認識：宋案元兇到底是誰？善後大借款究竟違不違法？二次革命到底該不該發動？總統與國會關於憲法的爭鬥誰對誰非？

本書不僅研究了因為辛亥革命而“速成”的民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分析了民國建立時的先天不足，探討了缺乏政治經驗的時代精英們所面臨的困惑和做出的不同選擇及其後果，還分析了北洋軍閥統治形成的深層次原因。著作史料充分，描寫細緻，行文流暢，嚴肅認真又不失輕鬆活潑，再配以歷史感厚重的圖片，可讀性極強。

作者簡介

張華騰，河南滑縣人。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科研方向為清末民初社會研究，主要研究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凱與北洋集團、北洋政治制度、中國早期現代化等。曾在《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南開學報》、《史學月刊》、《民國檔案》、《歷史檔案》、《史林》、《史學集刊》、《歷史教學》《安徽史學》等專業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出版專著《北洋集團崛起研究》（中華書局）、《洪憲帝制》（中華書局）、《袁世凱與近代名流》（新華出版社）、《新政、革命與清末民初社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袁世凱與中國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等，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等。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清末新軍研究》、省社科基金《北洋集團興衰研究》、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項目《袁世凱年譜長編》等。科研成果曾獲省級優秀社科成果二等獎三次，省社聯、省教育廳等優秀社科成果特等獎、一等獎十餘次，全國社會科學優秀科普讀物獎一次。

書摘

歷史的深思：民初政治轉型的兩種模式

民初政治轉型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理想化的模式，一種是實際形成的模式。

理想化模式

理想化的模式就是我們所說的1913年的模式，或者說西方民主化傾向的模式。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們的價值判定，就是以這種模式為坐標的，以這種模式來評判是非，包括作者自己也是這樣。國人期盼的國會召開，然後國會制定一部理想的憲法，張大國會的權力，限制、制約總統和行政的權力，防止野心家獨裁專制，提防君主專制主義的復活，使新生中華民國沿著西方民主共和的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這是一種非常美好的發展模式，而實際上這種模式是實現不了的，幾乎就是烏托邦模式。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我們從政治文化方面來考察。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西方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才趨於成熟，這種民主政治制度的實施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國民素質、國民文化水平達到一定的程度；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反觀民初我們的國度，國會議員的文化素質與水平確實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與西方國家的議員相比可以說沒有什麼區別，但這個群體在整個國民中只能是九牛中的一毛。儘管清末新政以來國家加大了教育力度，大辦新式學堂，積極向國外派遣留學生，培養了一個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這個知識分子群充其量不過幾百萬人，而中國人口在四萬萬以上。試想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實行最民主的政治，將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從上面我們敘述的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國會選舉中的怪相可見一斑，所以有遠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把開民智放到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第一位。毋庸諱言，民初資本主義經濟確實比晚清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不過資本主義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僅占10%左右。我們所稱道的辛亥革命——資產階級革命，考察參加的革命黨人，幾乎沒有資產階級的本體隊伍——工商企業主。即民初國會議員，很少有企業主當選。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建立，在西方是經過工商業者的反覆鬥爭得來的，民主制度本身及民主內容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實力增長同時的政治訴求，民國中國的民主制度與實際的工商業者基本上是脫節的。政治文化方面，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主義在人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雖然經過資產階級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批判，從主流意識形態中跌落下來，尤其是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推翻了清王朝的皇帝，建立中華民國，但對一般民眾來說，不過是一次改朝換代而已。再說，專制主義集權統治與廣闊的領土面積、眾多的民族關係、傳統的歷史習慣有諸多干係，在維護國家統一、傳承民族文化與抵制外國侵略方面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在民初國家面臨分裂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仍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經過一次革命，打倒了皇帝，期望通過全面移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實現中國政治轉型，實際上是很困難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異質文化的抵制是非常正常的，民初政治出現的怪胎也是非常正常的。俗話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西方民主制度在民初的移植，實際上就是遇到了水土問題，轉換成我們的政治術語就是國情問題。中國幾千年來只有皇權的獨斷專行，即僅有最高行政權，而沒有立法機構的限制，而經過革命，打倒皇帝，取代皇帝的國家元首大總統沒有實際的權力，國家最高行政權受制於立法機構，不能有效發揮，這種狀況能夠持久進行下去嗎？我們的看法是，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不能移植，關鍵的問題是民初的政治土壤需要改良，需要更多像我們的農民朋友那樣不計功利，長年累月地精耕細作，然後才能得到豐碩的收穫之年。

非常可笑的是，我們的革命黨人、那個時代的政治精英——國會議員，對理想充滿著美好的憧憬，而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實際和國情，而作為大總統的袁世凱及其約法會議代表，卻對國情有著精闢的認識，這種認識即在今天也有著一定的意義。1914年5月1日，袁世凱發布《大總統布告第一號》，對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進行說明。我們摘取其中兩個片段來說明。袁世凱說：

夫國法者，社會心理之所胚胎，而社會公同之心理，又純由一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所鑄造而成。制定國法而與一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過相違反，則畢魚箕鳳之未協，勢將南轅北轍而無功。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國家無論國體政體有何異同，而其根本法絕未有能與他國勉強一致者。君主國家無論矣，即同為共和國，而法之憲法不與葡同，美之憲法不與墨同，何者？其沿革異也。以同處一洲之國，削足適履尚且不能，而況於遠隔數萬里，其歷史、地理、風俗、習慣迥不相侔者乎？我中華民國自《臨時約法》施行以來，障礙環生，未遑枚舉。雖對人關係之說無實據之可憑，而違反國民公同之心理則實無可為諱……

袁世凱的話為近代文體，很好理解。他這段話的含義概括說就是制定憲法要與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相聯繫，不可盲目照抄別國的憲法，以此抨擊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是法國憲法的翻版，違背了國民的共同心理。

接下來袁世凱說：

雖易帝國為民國，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責望於政府者獨重，而責望於議會者尚輕。使為國之元首而無權，即有權而不能完全無缺，則政權無由集中，群情因之渙散，恐為大亂所由生。此以歷史證之，而知應含有特性者也。世界各共和國，其幅員皆不及我國之廣大，蓋地狹則治之也易，地廣則治之也難，中國橫亘東亞，方二萬萬里，而且五族各異，其性南北各異其宜，苟無一強有力之政府為之提絜全局，各自為政，不相統一，勢必以內部之破裂妨及國際之和平。此以地理證之，而知其應含有其特性者也。且共和成立，開自古未有之創局，建設未遑，飄搖風雨，綱解紐絕，無可遵循。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即遇事過為審顧，己有稍縱即逝之虞，若設法牽掣多方，將不免立見危亡之禍。

上段話則為袁世凱建立強大集權中央政府的理由。我們將其概況為這樣幾點：第一，雖然中國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國，但人們習慣上仍然寄希望於政府，而不是依靠議會。第二，中國與世界其他共和國不一，領土廣大，民族眾多，南北發展極不平衡，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則國家不易治理。第三，中國處於鼎革的特殊歷史時期，國體、政體變更，南北剛剛統一，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正需要行政方面的當機立斷，有效治理，而不是處處牽制和限制行政權力的行使。

應該說袁世凱對國情民意的分析是客觀的，他要擺脫《臨時約法》對他的種種約束和限制，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可惜我們的黨人、我們的議員都陶醉在最為理想的民主憲政的夢幻之中，而沒有考慮中國的國情、實際。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有眾人皆醉袁獨醒的那種情景。

其次，我們再從民初的具體問題考察。實際上革命黨人和國會——民主力量是非常幼稚和脆弱的，但這股幼稚和脆弱的力量，在實際政治方面表現的卻非常強大和強勢：國會議員理想有餘，實際經驗不足，氣質剛強，毫不妥協的精神，沒有協商的技巧，堅持國會獨立制憲，拒不吸收總統方面對憲法的陳述。革命黨人呢，沒有認清形勢，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對手的力量，以卵擊石，結果在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派的鬥爭中完全失敗，致使理想破滅。對理想破滅責任的追究，長期以來我們傾注在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身上，強烈譴責他們的行為。100年後的今天，經過我們對以上史實的梳理和分析，我們認為歷史責任應該由那時的各種政治勢力共同來負，不能由北洋集團一方來承擔，如果100年前他們能夠很好對話，平等協商，互為妥協，求同存異，實現理想也不是不可能的。

實際模式

實際模式就是1914年發展的模式。革命後的中國，首要任務不是民權主義的張揚，而是國權主義的膨脹，即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領導中國人民漸次走上現代化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這條道路不僅僅是民國中國的發展道路，對於落後國家——非西方國家來說是共同的選擇。世界著名政治學家美國學者亨廷頓通過對諸多開發中國家的研究，得出這樣一種結論，概括出一條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的路徑。

其實洋學者的理論也不算多么新鮮，100年前的中國人早有這種思想的原型，即梁啓超的“文明專制”說和國權說。梁啓超清末就力主文明專制，民初亦然，他說：“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1912年除夕，初回國的梁啓超寫了一篇名為《憲法之三大精神》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梁啓超明確提出了張“國權”、抑“民權”的思想主張。他認為“國權”重於“民權”，“民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國權”，為了維護“國權”，必須抑制乃至於犧牲“民權”，而絕不能削弱“國權”而張“民權”。梁啓超張國權、抑民權的思想主張是有著極其明顯的現實意義的。民國建立，開放民主，人人自由，中國人被壓抑幾千年的委屈一下子釋放出來，好的趨向是政治參與擴大，人們競相組團建黨，創辦報刊，發出自己的聲音。另一趨勢是民主自由過度行使就是無政府主義，老子想乾什麼就乾什麼，社會秩序無序，局面非常混亂，政府無主動權治理，事事、處處仰議會之鼻息。而革命黨人積極倡導民權，以反對袁世凱的集權，梁啓超主張張國權，就是為袁世凱集權張目，寄希望於袁世凱整頓社會秩序，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建設強大國家。從這個角度審視，梁啓超對1913年的國會非常不滿，撰寫了一篇題為《國會之自殺》的文章，攻擊國會“乃自肇建以來，聲光銷歇，日甚一日，未及三月，而天下之望，殆已盡去。八百員頭顱，攢動如議，洶洶擾擾，莫知所事。兩旬不能舉一議長，百日不能定一憲法。法定人數之缺，日有所聞，休會逃席之舉，成為故實。幸而開會，則村嫗罵鄰，頑童罵學，框攘拉雜，銷此半日之光明，則相率鳥獸散而已，國家大計，百不及一，而歲費六千是聞。”梁啓超對議會的不滿，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民初國會的認識。正是這樣的思想基礎，所以民初的梁啓超及其學生蔡鍔，大部分時間支持袁世凱的集權，為支持袁世凱集權，他不惜與主張分權、民權的國民党進行激烈的鬥爭。

實際上，民國中國社會確實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和強大的中央政府。革命後的南北統一問題，新政權建設問題，社會秩序的恢復和經濟發展問題，英國、俄國分別策動西藏和外蒙獨立的外交問題以及外債問題等等，都需要政府的強大和效率。革命黨人沒有從實際出發，而是堅持民權與分權，制約和限制總統的權力，確實是不合事宜的。

問題的關鍵是，袁世凱戰勝了國民黨，戰勝了國會，已經在1914年牢牢確立起專制的中央集權——總統制，而且在這種模式下治理兩三年，收到了良好成效，1914、1915年的中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尤其是財政方面收支不僅平衡而且還有一定的結餘。時任財政總長的周學熙說：時“中央威信已著，各省解款皆能如數而至。關、鹽兩稅亦集權中央，故庫有存余，且約計每年可餘二千萬。”後人更把1915年稱之為“我國財政之黃金時代，當時財政已能收支相抵，為後來所未有。”

這種局面的出現是很不容易的，袁世凱為首的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人們已經看到了希望和光明，曾幾何時，沒有外國的借款政府就不能運行下去，1912、1913年依靠借款來維持政局的日子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自此制（即總統集權制）實現後，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進行較利，財政漸歸統一，各省皆極其服從，循而行之，苟無特別外患，中國猶可維持於不敝。”後世歷史學家對袁世凱的集權模式曾給予高度評價，如台灣著名學者張朋園說：“民國三、四年之間，全國趨向安定，各地的任官情形已沒有前此的更動頻仍，各方面建設已有逐漸推進的跡象。不幸，洪憲帝制破壞了趨向安定繁榮的機會”。

美國學者麥金農則對袁世凱的集權模式評價更高，認為“他（指袁世凱）追求權力的目的是要拯救中國，創立一個與外國並駕齊驅、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麥氏的評價誇大了袁世凱的主觀能動性，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筆者對袁世凱的做法也給予理解和贊同，對他民初集權給予較高評價，但對他此後稱帝的舉止不可思議。大約5年，我在1篇文章中談到，“到1915年，國家收支基本平衡，而略有存余，形勢一派大好。可惜袁世凱滿足於一時的成效而沾沾自喜，沒有將這種政治體制持續下去，而是走上了復辟帝制的道路，實在是遺憾。”

袁世凱創造的政治發展模式是符合民初社會實際的，符合中國那時候的國情，可惜他的稱帝，淹沒了這種模式的合理性。亨廷頓當年沒有研究中國民初這段歷史，如果他了解了這段歷史，肯定對袁世凱的模式也會大加稱讚的。

袁世凱創造的這種模式，這種政治體制的實質，用時人的話說就是：“袁總統擁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以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其實這正是中西政治文化的很好的結合，這種政治模式經過1914、1915年的實踐和試驗，是行之有效的。可惜僅僅二、三年而已，就被袁世凱自己破壞了，他的稱帝，湮沒了這種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

洪憲帝制之後，鑒於政治精英們的共同認識，廢除了袁世凱集權的法律依據《中華民國約法》，恢復了分權、民權的《臨時約法》，恢復了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但不久國會內部各黨派、國會與行政之間的政爭再起，南北崛起大小不等的軍閥集團，中央政府式微，中國進入南北分裂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

十年之後，國民革命，打倒了北洋軍閥，南北再度統一，國民黨在南京建立起一個強大的集權的中央政府——南京國民政府，與袁世凱集權不同的是，國民黨凌駕於政府之上，確立黨國新體系，但依稀可以看到袁世凱模式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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