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該書共七章。第一章從基本人權、健康本身的價值及其對經濟成長的貢獻、衛生服務市場對競爭性市場的偏離以及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社會公平等角度論述了政府干預衛生領域的理由。第二章從衛生財政支出的規模與結構、衛生財政支出與經濟成長、衛生總費用、財政補助與醫院效率、衛生財政支出與衛生服務公平性以及衛生財政支出與居民健康等五個方面,對國內外的重要文獻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第三章比較了國內外政府衛生支出統計口徑,分析了中國衛生財政支出的規模、結構及其在時間上的變化趨勢。第四章計算了各地區城市醫院從1992年到2005年的生產效率。第五章主要討論衛生服務公平性的問題。第六章基於中國各省份的面板數據的分析,認為健康生產模式存在一定的地區差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下,健康的決定因素是不相同的。第七章在總結前文實證分析結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作品目錄
創作背景
21世紀以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政府衛生投入的績效分析。趙郁馨等人(2005)認為,在政府增加投入的同時,有必要站在另一個角度進行思考,即如何評價和提高政府衛生資金使用的目標效率。部分學者研究了政府衛生投入的公平和效率問題。王俊(2007)對政府衛生支出的有效機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程晉烽(2008)研究公共衛生支出的績效管理問題。儘管這方面的研究並沒有改變國內衛生經濟研究中反映出的輕績效研究的主流趨勢,但可看出國內理論界已經開始重視對政府衛生投入的效果分析。中國的衛生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黨的十七大和《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已經為改革指明了方向,並提出了清晰的目標。在此大背景下,對政府衛生支出績效進行系統研究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基於上述背景和認知,《中國衛生財政支出的實證分析》對中國衛生財政支出在各個方面的有效性進行了深入討論。
作品思想
該書通過研究,得出主要結論:一、衛生財政支出沒能與經濟成長保持協調發展,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衛生總費用的快速上漲。由於衛生服務市場遠遠偏離了競爭性市場的特徵,政府干預成為必要。為了保證政府衛生髮展職能的實現以及衛生支出的可持續性,衛生財政支出必須具有一定的規模,並且與經濟成長保持協調一致。但中國的情況卻不容樂觀,政府並沒有有效承擔起保護居民健康和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責任。作者通過時間序列分析發現,雖然衛生總費用的收入彈性為1.1023,低於已開發國家的1.47,但高於低收入國家的1.00,與世界平均水平1.13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19比較一致,符合國際經驗。與世界各國的平均水平相比,僅就彈性係數而言,中國的衛生總費用的增長速度雖然較快,但與經濟成長速度還是比較協調的,沒有超出經濟成長的承受能力。但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的收入彈性為0.79,小於1。說明政府預算衛生支出沒能與經濟成長保持協調一致,其增長速度遠遠慢於經濟成長,人均GDP每增長1%,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只增長0.79%。從世界範圍看,公共衛生支出的收入彈性為1.21,大於衛生總費用的收入彈性1.13和私人衛生支出的收入彈性1.02。中國政府衛生支出增長沒能與經濟成長保持協調,這一結果也解釋了為什麼政府預算衛生支出的絕對水平在不斷上升,實際值從1978年的35.44億元提高到2005年的370.52億元,增長了10.45倍,但其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例卻在不斷下降,從1978年的32.16%下降至2005年的17.93%。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致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2005年為0.85%,最低的1995年只有0.64%。
二、政府衛生支出的責任向下分權,導致衛生財政支出水平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隨著財政管理體制從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到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公共支出責任大幅度地向地方政府轉移。在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支配了70%的政府支出,而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地方政府支配的全部政府預算不到30%。與此相對應,衛生財政支出責任也在政府間進行了大規模的分權化改革。結果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成了衛生財政支出的主體。從1991年到2005年,地方政府承擔了全部衛生經費的97.78%,中央財政僅負擔了2.22%。在這一衛生財政管理體制下,各地的衛生財政支出水平與地方經濟收入水平密切相關,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均衛生財政支出越高。作者按衛生財政支出的水平進行排序後發現,1996年到2005年的十年間,衛生財政支出高低順序基本沒有變化,處在前幾位的一直都是經濟發達地區,處在後幾位的則是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省份。並且,衛生財政支出的地區間的絕對差距在顯著擴大,極差從1996年的118.62元擴大到2005年的388.0元,相對差距也在擴大,從1996年的9.59倍擴大到2005年的11.03倍。
三、衛生財政支出的“利富”取向,降低了衛生服務的公平性。中國經濟已經持續高增長多年,衛生財政支出也有大幅度提高,但中國衛生服務公平性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大大低於改革之前。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的結果並沒有被全體居民共享,相反,財富分配的差距在急劇擴大,同時,中國的衛生財政支出不管是從籌資來源,還是從受益歸屬來看都是利富而不是利貧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衛生財政政策進一步強化了個人經濟收入水平與醫療衛生服務之間的關聯度,沒有實現其再分配的功能。衛生籌資是累退的,低收入組家庭的衛生服務籌資水平比高收入組要高許多,收入越高,醫療保健支出無論是占其收入的比例,還是占非食品支出的比例都越低。2003年,衛生支出占農村最低收入組人群非食品性支出的28.93%,占城市最低收入組人群非食品性支出的19.61%。這還是在低收入組的衛生服務利用受到抑制情況下的數據,如果按照衛生服務需要來計算,累退情況將更加嚴峻。導致的結果不僅是城鄉之間居民的衛生服務可及性和衛生服務利用差別明顯,而且城鄉不同收入人群之間衛生服務利用的差異也在擴大。
出版信息
作者簡介
孫菊,先後獲得華中科技大學醫學學士、武漢大學經濟學碩士和管理學博士學位。現供職於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長期從事衛生經濟與管理、醫療保險與人口健康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