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路社會心態報告（2014）》由復旦發展研究院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發布。據介紹，報告的數據收集工作歷時8個月，覆蓋1800名多元職業、多元社會群體的網路用戶，項目組通過分析樣本用戶在近兩年間發布的所有新浪微博文章，就社會議題、社會情緒、群體認同與網路行動、社會思潮四個部分進行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不同學歷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全面系統地深度呈現當前中國網路的社會心態，最終形成《報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網路社會心態報告
- 外文名：China's online social mentality
- 發布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李良榮領銜
- 發布時間：2014年
概況,報告分析,
概況
復旦大學日前發布《中國網路社會心態報告（2014）》。報告顯示，不同年齡層人群在對於政治體制、社交參與、社會生活等內容的態度上均呈現較大差異。其中，90後社會形態最為輕鬆；70後則最為負面。極端情緒出現的頻率最高。
復旦大學傳播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桂勇博士介紹，數據收集工作歷時8個月時間，覆蓋1800名網路用戶。為了更清晰地呈現群體間差異，研究以現實社會的職業分類為標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和相關研究文獻，選擇數十類職業群體，並進一步將其歸納合併為四大類社會群體，覆蓋知識專業技術人員（如大學教授、律師、醫生、IT工程師等）、商界精英與高資產人士（如私營企業主、企業CEO等）、黨政軍體制內工作者（如公務員、軍人等）和社會底層群體（如農民工、普通工人等）等。項目組通過分析樣本用戶在近兩年間發布的所有微博文章，就社會議題、社會情緒、群體認同與網路行動、社會思潮等問題進行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不同學歷等方面的比較研究，形成《報告》。
報告分析
《報告》將近年來關注比較多的社會議題歸納為反腐、房價、收入分配、環保、戶籍、醫療、食品安全、就業、教育、養老、民族、宗教等12項。在對1800位網路樣本用戶的統計分析表明，反腐議題以22.9%的提及率排在第二，僅次於教育議題。
反腐議題在微博平台上的討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數據顯示，體制歸屬、教育水平、地域等客觀因素對反腐議題的影響並不顯著，這表明該議題的討論已經滲入社會各個群體和階層。《報告》指出，四大社會群體中，社會底層群體和黨政軍體制內工作者對反腐議題關注的持續性最強，其關注內容主要集中於貪官落馬信息、反腐政策與特定領域反腐。
目前網路用戶對中央的反腐行動大多持肯定、樂觀態度。在上述12項議題中，反腐被最多的網路用戶認為是最令人滿意的議題，1800個樣本中有6.6%的用戶對此議題表示最滿意。相比之下，被次多用戶認為是最令人滿意議題的教育議題僅有1.5%的人表示最滿意，不到反腐議題的四分之一。另有211位用戶對自上而下的反腐效果作了評論，其中61.6%持有樂觀態度，僅有0.9%帶有悲觀情緒，其餘保持中立。
不過依然有16.9%的社會底層群體對反腐現有政策表達不滿。有394位網路用戶在關注反腐議題時表達了自身對如何遏制腐敗的看法，其中68.8%的用戶認為制度保障可以有效遏制反腐，該比例明顯超過對持續打擊貪官的認可（28.9%）。部分微博用戶明確表示“腐敗隨權力而生”，必須要“有效約束”，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運用權力，從源頭上遏制腐敗。
不公平感與不安全感成為相對廣泛的負面社會情緒
數據顯示，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是現今社會相對廣泛的負面情緒。網路用戶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用戶分別占比44.7%、41.3%，接近半數。
就“不公平感”而言，在不同年齡層次中，進入中年的70後“不公平感”表達最強，51.2%的70後表現出了或強或弱的“不公平感”。在不同群體中，表達“不公平感”最強烈的是社會底層群體，64.8%的社會底層群體在微博中表現出或多或少的“不公平感”，其中25.1%具有強烈的“不公平感”。在教育水平上，大專（高職）學歷的用戶表達“不公平感”最強烈。此外體制外人群對不公平的感受也強於體制內群體。
就“不安全感”而言，70後同樣強烈感覺“社會不安全”，但與60後、50後的比例接近，均在半數以上，具有年長化特徵。在不同群體中，底層群體的“社會不安全感”最為強烈，占比50.5%；商界精英與高資產人士成為持有這一情緒的第二大群體，占比45.8%，財富兩級人群均表現出較強的焦慮情緒。
群體內部認同明顯，知識專業技術人員跨界好感最強
《報告》指出，除社會底層群體外，其餘各群體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本群體最有好感，且好感度均過半，可見群體內部的認同明顯。社會底層是唯一對同群體好感度不高的群體，《報告》數據顯示，50.0%的社會底層群體偏愛知識專業技術人員，14.3%的底層用戶明確表示願意回響知識技術群體的網路行動號召。
無獨有偶，知識專業技術人員在各地域、群體、受教育水平、性別、年齡以及體制內外的人氣普遍居於四大群體之首，具有“跨界好感”。知識專業技術群體在除了大專生以外的各類教育背景群體中都獲得較高的好感度，並且學歷越高，對其好感度越強；不分男女，知識專業技術群體都取得了最高的好感度，男女通吃；此外，知識技術人員還獲得了體制內外的共同認可，亦是各個年齡群體最有好感的對象。從長遠角度看，知識專業技術人員可能是凝聚社會各地緣、人緣的潛在力量。
但在某些群體中，知識專業技術群體也遇到了“反智”傾向，以大專（高職）用戶的態度最為明顯。《報告》顯示，大專（高職）用戶更加偏愛黨政軍體制內工作者，對其好感度比對知識專業技術群體高出30.8%；在最具成見的群體中，大專（高職）用戶除對黨政軍群體最有成見外，其次就是知識專業技術人員。
網路抗議人數沒有想像中高，社會底層組織化程度有限
與之前對於網際網路上社會戾氣過高的假設不同，《報告》指出，網路非理性並未成為主流，社會戾氣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
在1800個樣本用戶中，僅有14.6%的網路用戶在近兩年來採取過價值訴求取向的網路行動抗議，僅3.3%的網路用戶擔任過某種形式的網路抗議發起人。另外，在可判斷的有效樣本中，84.0%的網路用戶無固定批評對象，僅有6.8%將特定政策、制度或組織作為固定批評對象。
四大群體中，社會底層群體在網路抗議行動上相比其他群體突出，但其微博動員意願不強，內部的組織化程度有限。《報告》顯示，僅有15.9%的社會底層群體在抗議時會尋求本群體其他人士的支持，是四個群體中同群體動員最弱的；在回響網路行動的群體選擇上，僅22.8%的社會底層群體選擇回響本群體的網路行動號召，低於其他群體三成或以上的數據。可見，社會底層群體在抗議中其組織化、集群化程度有限，微博抗議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限於相對較小的範圍。
從四大群體互相影響的情況來看，商界精英與知識專業技術人員的網路行動號召力更強，商界精英更受年輕人青睞，而中老年人則更傾向知識專業技術人員。
對中國未來發展信心“經高政低”，國家被寄予社會進步希望
《報告》指出，網路用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信心呈現明顯的“經高政低”態勢。在可明確判斷其態度的樣本中，53.3%的用戶對未來政治形勢持“樂觀”態度，略高於46.7%的“悲觀”態度；而對未來經濟持“樂觀”態度的用戶比例為82.5%，遠高於持“悲觀”態度的用戶比例（17.5%），前後相差近5倍。此外，網路用戶對未來經濟形勢持“樂觀”態度的比重比對未來政治形勢持“樂觀”態度的比重高出近30個百分點，呈現出“經高政低”趨勢。
經濟層面，《報告》中顯示網路用戶對改革開放以肯定態度為主，更偏好市場主導的經濟治理模式。在可明確判斷其態度的樣本中，64.7%的網路用戶更認可市場主導的經濟模式，其中87.5%的商界精英選擇市場主導的經濟治理模式，位居各群體之首。
政治層面，在可明確判斷態度的有效樣本中，72.5%的用戶認為改變中國社會現狀的有效方式是“自上而下”，64.4%認為改變中國社會現狀的主導力量是“政府”。這表明中國社會更進一步的希望被寄托在國家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