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追蹤研究

中文摘要

公司重組研究一直以來在戰略管理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別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現的新競爭格局(Bettis & Hitt,1995;Hitt,Ireland and Hoskisson,2001)所引發的公司重組熱潮受到了國外理論界的廣泛關注。80年代中後期開始學者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對公司重組行為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在90年代產生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文獻。然而，國外現有公司重組研究絕大多數是以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制度環境為背景，對於新興市場經濟、甚至美英以外的其它相對發達市場經濟制度環境下的公司重組研究非常有限。最近已經有學者對發達市場經濟制度環境下公司重組研究結論在其它不同的制度環境下的適用性和適用程度等問題產生了疑問。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轉型經濟體系(Qu & Ennew,2005)，中國在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制度轉型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漸進性和階段性特點，由此決定了企業集團發展及戰略重組的階段性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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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的追蹤研究不但可以解釋不同制度環境背景下公司重組研究結論的差異，而且可以為構建制度轉型過程中公司重組戰略行為演進理論做出貢獻。本文以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制度環境為背景，以中國企業集團為研究對象，以在深圳和上海兩地1996年以前上市的126家企業集團為樣本，整合了包括制度基礎理論、資源基礎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代理理論、環境理論等多重理論視角作為研究工具，通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不同階段內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的演進過程及其差異、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的動因和特徵等問題進行了追蹤研究，發現了一些具有價值的結論：第一，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表現出階段性演進過程，這是由中國經濟轉型的階段性演進過程所決定的。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率先實施戰略重組的企業集團能夠產生制度先動優勢，而制度先動優勢是制度轉型環境下獲得新的競爭優勢的一個充分條件。第二，中國經濟轉型中期與後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特徵存在顯著差異。經濟轉型中期，企業集團以多元化擴張增加新經營業務組合作為戰略重組主導戰略重組方向，以內部發展和/或併購等方式增加控股子公司數量作為主導戰略重組模式。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以減少經營業務的收縮式戰略重組作為主導戰略重組方向，以剝離方式減少控股子公司數量作為主導戰略重組模式。第三，環境不確定性、企業集團治理的變化(主要指股權結構和性質的變化)、經濟轉型中期企業集團多元化戰略、企業集團整體業績、企業集團擁有的冗餘資源、債務和資產規模、年齡等都是影響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實施收縮式戰略重組的動因。多元化水平、專業化水平、環境不確定性是影響企業集團戰略重組範圍的因素，多元化水平、專業化水平、資產規模和現金流則是影響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規模的因素。第四，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具有一些獨特的特徵。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以收縮式戰略重組方向和增加控股子公司數的戰略重組模式為主導行為特徵，但旨在提高核心競爭力的聚焦核心業務的戰略重組模式並未占據主導模式。與此相對照的是，實施(狹義)戰略重組的企業集團確實是以聚焦核心業務為戰略重組主導模式的。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的戰略變化與其在經濟轉型中期的多元化戰略相關，而戰略重組對經濟轉型後期企業集團多元化戰略具有顯著影響。企業集團母公司被接管、實施戰略重組與實現戰略轉型三者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關係。本文在理論方面的貢獻在於通過對中國經濟轉型背景下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較為系統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擴大了公司重組理論的適用性，填補了不同制度環境背景下不同組織形式公司重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空白點。同時，本文將制度基礎理論引入公司重組研究，並以此作為整合工具，多種理論視角相結合，解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行為，並建立了一個制度轉型中通過戰略重組創造競爭優勢的理論模型，從而為構建制度轉型中的競爭優勢理論做出一定貢獻。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主要是運用了追蹤研究方法研究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特別是採用歷史/比較分析法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戰略重組行為演進過程的研究以及採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對戰略重組動因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創新性。本文在對經濟轉型制度環境下企業集團的戰略重組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因此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之處，主要表現為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的代表性問題、數據完整性限制更為精確的比較研究、以及沒有對企業集團戰略重組的效果、過程、戰略重組的其他維度進行研究等方面。論文最後對今後企業集團戰略重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並結合本文研究發現給出了一些具體的政策建議

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企業集團戰略重組追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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