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界奇異的雙子星薛明劍、孫冶方兄弟評傳》是2011年7月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圖書，由斯非知編著。本書通過講述敘述雙子星薛明劍、孫冶方兄弟的生平，進一步的了解我們的國、族、家、民的命運。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經濟學界奇異的雙子星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出版時間：2011年7月25日
- 開本：32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編輯推薦,目錄,序言,
圖書信息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第1版 (2011年7月25日)
平裝:300頁
開本:32
ISBN:9787542635112
條形碼:9787542635112
商品尺寸: 20.6 x 14.6 x 1.8 cm
內容簡介
由斯非知編著的《中國經濟學界奇異的雙子星:薛明劍、孫冶方兄弟評傳》內容介紹：今天，薛、孫兩兄弟都已駕鶴西去三十年。中國從一個“東亞病夫”型的落後經濟農業國走到現在，其國民經濟和民族工業之樹已能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原來也曾經闊過的，今天又闊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壞事。讓我們今天重新來認識這一對中國經濟學界的“雙套車”、“雙子星”，一對都曾經是“中國的脊樑”的人物，他們雙雙在強我中華的崎嶇道路上艱難跋涉過，雙雙在福我民眾的燦爛星河中爍爍閃耀過，敘述他們的命運，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敘述我們的國、族、家、民的命運。《中國經濟學界奇異的雙子星:薛明劍、孫冶方兄弟評傳》讓我們進一步了解那兩位奇才。
編輯推薦
由斯非知編著的《中國經濟學界奇異的雙子星:薛明劍、孫冶方兄弟評傳》內容介紹：孫薛這對雙子，幾十年來都為國人尤其是經濟學界的人們所熟悉——百年前兩人都生於無錫的玉祁鎮，是遠房的堂兄弟；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都坐過中國國民黨的大牢；都跟著近代大經濟學家陳翰笙做過第一次正式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都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新四軍中負責過經濟工作；都做過新中國經濟部門的首腦；都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創始人和帶頭人；都著作等身；都是國家的智囊型人物，國民經濟的決策者；都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又都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受到極大尊重。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太湖之子
第二章 長兄如父
第三章 青年才俊
第四章 少年領袖
第五章 漸行漸遠——到蘇聯去
第六章 漸行漸遠——實業救國
第七章 信仰的洗禮
第八章 一個“民生家”
第九章 孤獨的思想者
第十章 敏思、敏記、敏言的行動者
第十一章 實習革命
第十二章 平民英雄
第十三章 戎馬書生
第十四章 看雲捲雲舒
第十五章 滄浪水畔
第十六章 不跪
第十七章 薛民見
第十八章 一篇“誄”
第十九章 顧準
第二十章 暮靄沉沉楚天闊
為天下布馨香（代跋）
序言
本書將要寫到的，不是中國新政權經濟學界孫冶方和薛暮橋這對雙子星。
孫薛這對雙子，幾十年來都為國人尤其是經濟學界的人們所熟悉——百年前兩人都生於無錫的玉祁鎮，是遠房的堂兄弟；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都坐過中國國民黨的大牢；都跟著近代大經濟學家陳翰笙做過第一次正式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都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新四軍中負責過經濟工作；都做過新中國經濟部門的首腦；都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創始人和帶頭人；都著作等身；都是國家的智囊型人物，國民經濟的決策者；都在“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又都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受到極大尊重。
他們的名字不單在中國經濟學界赫赫揚揚，在世界經濟學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們是人們心目中泰斗級的人物，這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本書將要寫到的，也稱作“孫薛”的這對雙子星，卻不是他們，而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孫冶方，和他的胞兄，一位“民國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國近代民族企業經濟學的創始人，現代民族工業的開拓者，民間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學者”。——薛明劍。
按照人們熟稔的劃時代概念，將這兩兄弟稱作新舊兩個時代的經濟學家應該是準確的：兩人都沒有跨越時代——弟弟在1949年前還算不上是經濟學家，但已涉足經濟學；哥哥在1949年後再未染指經濟學，甚至與經濟也很快絕了緣，但他們是兩位實至名歸的經濟學家，是一對如假包換的親兄弟卻是毋庸質疑的。
弟弟孫冶方原名薛萼果，哥哥薛明劍原名薛萼培，他們同宗同祖，同父同母，相差十三歲。他們是一對真正的“雙子”，卻從未有人將他們相提並論過；他們生命樂章的交響是“奇異”的，卻從未引起過人們的好奇；他們都曾經作為政壇上的“星”閃爍過，卻是在相隔了幾近半個世紀的兩個曾經勢不兩立到不共戴天的政壇上。
明劍一生走的是富民強族，實業救國之路，成就的是一位民間社會經濟學家和經濟事業家；冶方一生走的是共產革命，世界大同之路，成就的是一位敢講真話的官方理論經濟學家。雖然今天人們只知道弟弟而對哥哥知之甚少，但七十年前情況卻正好相反。這位做過中華民國的國大代表、國民黨參政會參政員及民選立法委員的哥哥，在中國江南和抗戰時期西南大後方的民族工業界舉足輕重，在那個過去了的年代曾經是名聞遐邇的人物。
直到今天，人們對這兄弟倆到底是“分道揚鑣”，還是“殊途同歸”，亦或是“參商二星”，依然沒有定論。
他們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目標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嗎？
他們的生命軌跡交叉過嗎？
他們內心的最深處曾經有過或者始終有著共鳴嗎？
能夠在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意義上將他們稱作“雙子星”嗎？
感謝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歷時四年，遍查史料，編纂了四卷本一百五十萬字的《薛明劍文集》。這套資料依然不全，因為明劍先生大量最有價值的日記和著作都在日本侵華時期和“文革”時期佚失了，但這些倖存的文字依然讓人們看到了這位和他的親兄弟孫冶方一樣，首先是一位“大寫”的人，其次是一位應該被後人記住、紀念和研究的民間社會經濟學家。
而孫冶方則早已是“天下誰人不識君”的人物。在他逝世後，中國第一個以人名命名的基金會——“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三十年來一直活躍在中國主流經濟舞台上，“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被公認是中國經濟學的最高獎項，許多獲獎者至今還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有些情況必須先讓讀者了解，以免將此書當作經濟學讀物而越讀越失望。
我是一名在孫冶方基金會工作多年的志願者，工科出身，完全不懂經濟學。2008年是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紀念年，我不禁動了斗膽寫一篇徵文來紀念孫先生的想法。
因為和孫先生的外孫武克鋼（沙沙）是大學的同學和好朋友，我在二十幾歲“英雄崇拜”情結最嚴重的時候就見過他老人家，並因此與孫冶方基金會結下了不解之緣。
我深知眼下人們的心目中是沒有英雄的，尤其在這塊最不可能出英雄的領域——經濟學界，這是一門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真理”的學問——既不像數學、物理、化學那樣，其基礎理論很難撼動，也不像文學、藝術、歷史那樣，有許許多多不容質疑的大師矗立在前。經濟學是一門隨著社會的進步或退步而變幻無窮的學問，甚至可以說是一門相當弔詭的學問。昨天的“大師”常常是今天的“小丑”，明天卻又很可能成了“先知”。各種各樣的經濟學體系、觀點、理論是最容易過時，最容易被時代和社會從吹捧、盲從到嘲諷、詬病、厭惡並拋棄的東西。看眼下的中國和世界，各領風騷三五年——甚至三五個月的“經濟學家”、“專家學者”不是比比皆是嗎？
但是在中國百年近代史中依然有些人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忘掉的。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被人為塗抹上去的色彩遲早會被沖刷殆盡，但他們作為人的本色，也就是他們本來的人格魅力，依然會熠熠生輝，不同凡響。
孫冶方就是其中的一個。於是我想，讓一個普通人來寫寫他也許還是有一點意義的，即使寫不出作為經濟學家的孫冶方，但總可以寫出作為“人”的孫冶方。
就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他老人家的哥哥薛明劍。其實這兩位老人生前我都見過。只是在幾十年的印象里，薛明劍就是孫冶方的哥哥，上世紀前半葉的民族資本家，無錫榮氏家族的大管家，一位完全無法和孫冶方相提並論的舊式人物，因此我從未好好閱讀過幾年前就得到的《薛明劍文集》，此時我翻開它，也只是為了尋找孫冶方的身世而已。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的，你不鑽進去，它就是路旁一方不起眼的小土丘，等你鑽進去了才發現它居然深藏著一座寶庫。
很快我拿到了全套四冊，約一百五十萬字的《薛明劍文集》，還放膽打著基金會志願者的旗號向無錫的“孫冶方紀念館”索要更多的資料。
沒想到我這個寫作上的初學者竟然得到兩位老人的親屬和無錫文史方面的學者及普通工作人員無私、熱忱的幫助。薛明劍先生的很多親屬接受了我的訪問；無錫“孫冶方紀念館”張建清館長以特快專遞寄來我索要的文史資料；上海文史館中國工業近代史專家、《世紀》雜誌主編沈飛德先生在上海接受了我的電話採訪；薛明劍的長房幼孫薛中全女士熱情接待我住在家中查閱和拍攝她的祖父二十六本倖存的日記；專門研究榮氏家族和薛明劍的專家、江南大學教授陳文源先生還特意到無錫圖書館為我複印了薛明劍家譜，寄來原始用圖的光碟。最讓我感動的是，這位被學界稱為“無錫市寶”的老人居然把自己手抄的五百多頁A4紙薛明劍日記都送給了我。陳教授和我素昧平生，假如不是同樣地被薛明劍這個人物感動，我們是永遠都不會相識的。
第一次看到薛明劍手繪的各種工具、機械、工藝、工廠布置和工場設計圖時，我這個工科畢業生深深地被折服了。這么漂亮的手筆，這么嚴謹的做派！在不知電腦和網際網路為何物的年代，一個“舊社會的資本家”——這是我三十多年前就留下的深刻印象——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無聊嗎？怡情嗎？還是有明熹宗朱由校那樣不愛江山愛木匠活的怪癖？這是我下決心來“讀”這個人的最初衝動。
於是我又返回頭來，細讀他的“五五紀年”，然後硬著頭皮讀那些原來頗感乏味的文章，再由文章的發表年代尋找當時的大背景。誰知這些初看極為枯燥的八、九十年前的文字居然相當耐看，不但時時能從中看到和今日社會極為類似之處，還能看到與今日主流話語或高度一致或大相逕庭的分析、論述和見解。
尤其是在企業管理、文化建設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其見識和實踐，可以說在我認知領域內的企業家們（無論民營還是國營），還真找不到相似者。
這個發現在令我大吃一驚的同時，也令我狐疑叢生：太孤陋寡聞，少見多怪了吧？看見一點天角角就做“井底之蛙”想，不知井外有天，更不知天外有天？
我接觸過很多當今中國的“國營”和“民營”企業家。這些人在財富增值、創造就業、上繳利稅、扶貧救困以及推動當代中國的工商文明方面都各有千秋，各領風騷。只是從關注“民生”、投身“民生”和獻身“民生”的高度看，即使有所謂“裸捐”者，有所謂一方一地的“救星”者，有所謂中國或世界“幾百強”者，有所謂“只知有企業，不知有魏晉”者，或“魏晉企業兼懂”者，有所謂“儒商”、“政商”、“俠商”、“德商”甚至“佛商”者等等諸如此類“自封”或“獲贈”的名人名家頭銜者，我怎么就看不出他們和薛明劍們（薛明劍應該是一批人，但人數非常少）在本質上的相通之處呢？
薛明劍，這是個完全能和他赫赫有名的小弟孫冶方比肩而立的人啊！為什麼從未有人將這兄弟兩人放在一起來寫？
作為一名受過一般教育的中國人，業餘的伺學者，我的讀書史中從未發現過“經濟學”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唱過“角”的情況。從老祖宗對“士農工商”的排序，到《紅樓夢》對“經濟文章”的解讀，它從來就是國人眼中“稻粱謀”的俗務。
歷來我們士大夫口中的“經世濟民”或“經邦濟世”，和現代意義上外來語的“經濟學”一詞在詞義上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前者是“學得屠龍術，賣與帝王家”中的術，而後者則是作為研究人類生產、交換以及社會財富分配行為的學問。和西語中“經濟”主要是指稱“個人行為”不同，漢語中“經濟”常常是“當朝者”或者是“當權者”的行政行為。
薛家兩兄弟，一個是新時代新政權先抑後揚的官方理論經濟學家，一個是舊時代舊政權推崇的民間社會經濟學家，在我眼中這兩人倒是能表達出些許中西方關於“經濟”一詞的區別。
這一點特別有趣。
也許讓懂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人來同時寫這兄弟倆，他們會有一些踟躕，一些桎梏，甚至許多顧慮。而我，借王朔一句“無知者無畏”，因為不懂，所以不怕。一個什麼“家”都不是的人，憑著一點做人的直覺來寫世人從未相提並論過的兩個“家”，即使讓懂行的人們看看笑話，不也是一件不太乏味的事情嗎？
也許薛明劍不夠偉大，但是“偉大”和“糞土”之間有多大的距離呢？
也許薛明劍不夠光榮，可是“光榮”和“恥辱”之間又有多大距離呢？
薛明劍和孫冶方兩兄弟都在“偉大”和“糞土”，“光榮”與“恥辱”之間翻滾過，蹉跎過，跌宕過。美國有一本很有名的書叫做《光榮與夢想》，是一本敘述美國自二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斷代史。這本書的名字用在薛明劍和孫冶方兄弟身上倒是非常合適，他們都曾夢想中國的強大和光榮，他們自己也都曾光榮過甚至輝煌過，卻也都忍受過常人難以忍受的被視作“糞土”般的恥辱。他們一生所“夢想”的都不是個人生前身後的“光榮”，而是他們的“國”和他們的“民”的光榮。
從寫一篇徵文開始到起意寫一本書，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寫作的過程中，我曾交替地出現過“兄”太難寫和“弟”太難寫的感覺，幾次萌生罷筆的念頭。
動筆前我對寫孫冶方是比較自信的。我見過他老人家，和他的老伴洪克平以及眾多親屬都相當熟悉；他生前密切接觸過的人許多都還活著；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孫冶方全集》以及《全集補遺》就在我手邊的書架上；有幾個版本的《孫冶方傳》可以供我參考；那么多讚頌、論述、分析他的書籍文章都能在圖書館找到；我的電腦中儲存著全部“孫冶方獎”獲獎者名單和他們的獲獎論文及書籍，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都曾經或現正活躍在中國的政壇上；《光明日報》的朋友們甚至為我複印了當年《孫冶方頌》的全部專欄文章，就連那些批判和討伐他的資料也能很方便地在國內外的圖書館裡找到專集。
但是寫著寫著我感到了深深的困惑。
如果把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來寫，那是我辦不到的事情；如果按照初衷，把他作為一個“人”來寫，我既要觸動到“人”的禁忌，還要觸動到時代的禁忌，而一味地褒揚，一味地溢美，對於孫冶方，對於我，都毫無意義。
而薛明劍，除了他的文集幾乎找不到其他任何資料，對於能否寫好他起初我是很不自信的。沒想到就從這僅有的史料里我卻看到許多活潑潑的東西。坦率地講，我並不認為薛明劍老人的文筆很好，他許多半文半白的東西讓我這個幾乎沒有任何古文根底的工科生讀起來詰屈聱牙，還有些在當時他認為“顯然是不用解釋”的人和事對我來說卻陌生得很，需要無數次地在溝溝（Google）里擺渡（Baidu），然後翻經查典，確認出處。沒想到這樣反倒是越寫越順手，每每有會心之處，或是啞然或是黯然都令我驚喜。但是和寫他的弟弟孫冶方一樣，漸漸地我又感到需要觸動的“人”的禁忌和時代的禁忌竟然一點也不少。
寫還是不寫，常常成了問題。
在眼下這個多元的年代和社會裡，文章是有各種寫法，也是有各種目的的。我為什麼要寫？第一次寫作就選這樣的題目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
當我寫到孫冶方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遭遇時真是頭都大了。一種說不出的懊惱令我幾次關掉電腦卻懶得存檔，忿懣和怨懟揮之不去。親歷“文革”令我對那個年代一套套“鬥爭哲學”的名詞術語記憶憂新，至今都有一種生理上的厭惡和排斥，卻不料在這裡統統找到了它們的源頭。
如果將專業研究人員排除在外，我們這代人被告知的黨史通常是這樣的：
上海弄堂+嘉興烏篷船——南昌暴動+秋收起義——井岡山+瑞金——長征+延安——西柏坡+北京……莫斯科中大這段故事是很少或根本不面向老百姓說明或說教的。然而，理論由這裡輸出，領袖由這裡產生，骨幹由這裡培養的莫斯科中大卻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基地和聖殿，甚至稱為黨的搖籃也不為過。但是從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短短的五年，它的繁雜、紊亂和不可理喻已經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更何況，像中共黨史中每一個重大事件一樣，一百個人就會有一百種說法，令其格外詭譎和不可採信。即使是極近期的黨史研究權威，對莫斯科中大這段歷史的描述也是脈絡不清，語焉不詳，更遑論讓我這個普通人來寫它了。可是要寫孫冶方，它卻是一道繞不過、躲不開的大溝大坎。
就在翻溝越坎的艱辛中，又一個大到了沉重的命題——“到底是英雄（或梟雄）創造了歷史，還是人民民眾創造了歷史？”——驀然冒了出來。這個1971年就由溫都爾汗沖天的烈焰挑起的話題是我這一代人至今都記憶猶新的。我們中間的很多人對它都有思考、懷疑和追尋答案的心路歷程，很多人的信仰基石也就此崩塌。
人民是什麼？
按照薛明劍的觀點，人民就是一個個漁父桑娘，販夫田丁。
他從來不把這些人稱作“人民”，而是一口一個“民眾”，一口一個“百姓”。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為這些人謀生存，卻從未將他們放在能夠改寫歷史進程的高度來虛無神化。
和我們耳熟能詳的“為人民服務”相對應，薛明劍也有個短句，叫做“服役民眾”，也就是“為民眾做稻粱謀”。薛明劍的“服役民眾”把“為人民服務”這樣一個雖很超凡脫俗卻難以定義其服務對象，且難以實際操作的事情大大簡單化了，但卻令我的文字工作陡然地複雜起來。
還有一些寫到孫冶方的文章提出一個和寫魯迅完全相同的命題——“假如孫冶方活到今天……”後面的答案當然比魯迅活到1949年以後還要悲慘和不堪。
這個實際上應該算作一個偽命題的命題，也是我在寫到孫冶方時很難躲開的——人物早已“過氣”，雖然他在五十年前就和顧準一道，“先知式”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但是對眼下這種根本無法明確定義其社會學屬性的“市場經濟”還有任何意義嗎？他的很難自圓其說的所謂“第二種市場經濟”的說法，是獨立思考的結果還是怯懦的表現？這段被他心愛的學生吳敬璉先生稱作老師“最致命的痛苦”的過節應該隱去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魯迅和孫冶方都已是歷史人物，也都算得上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歷史卻是最不能，也最無法假設的。
好，就讓我膽大無知冒犯一下歷史：假如孫中山在臨終前向美國和歐洲各民主國家的急切呼援得到回應，他還可能轉向蘇俄嗎？那還會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嗎？
假如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艱苦的1944年，延安甚至考慮放棄“共產黨”這三個字而向英美示好得到回應，那么中國會走向何方？那還會有薛明劍、孫冶方嗎（當然薛萼培、薛萼果還是會有的）？那還會有魯迅嗎（當然周樹人還是會有的）？中國會不會和今天很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呢？
“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對。但“人民民眾創造了歷史”，“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叫人怎樣苟同？試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能算人民嗎？司馬遷司馬光，班彪班超，能算現代意義和現代詞典上的人民嗎？他們創造了歷史，他們書寫了歷史，我卻絕不敢苟同他們也能算在人民之列。
“人民”，這是個很虛妄的名詞，也是我們老祖宗很少使用的名詞。
在《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中，“人民”一詞的解釋是：“以勞動民眾為主體的社會基本成員”。而1979年辭源修訂本中，“人民”的來歷是這樣的：（1）人類：《管子七法》：“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也”；（2）平民，百姓：《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國與人民之數”。
你看這兩種意思相差了多遠？！
無法明確定義和科學量化，甚至也無法從普世的視角界定，卻以最為頻繁的次數從上世紀中葉被使用至今的“人民”這兩個字，是一個非常奇特的詞，在數千年來只有“臣民”、“庶民”而無“公民”意識的國度里，它的爆炸式流行是有源可尋的。
從新政權第一部憲法——1949年誕生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後政府總理所做《關於（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經過和綱領的特點）的報告》看，作為權利主體的“人民”和作為義務主體的“國民”，其人群的範圍和法律的性質都是截然不同且涇渭分明的。人民並不包括所有的人，只是人群的一部分，而“國民”則是人群的全部。“人民”是有權利的，“國民”則只有義務。
現今意義上“人民”一詞並非源遠流長，幾乎是專為應對“國民”而生的新名詞。實際上在中國，“國民”早已是“賤民”的代名詞。假如你只是“國民”而非“人民”，那就等同於“賤民”或者“公敵”。最令人無法抗拒的恐懼，莫過於成為“人民外部矛盾”的一面。當一個個作為個體的人能在一夜之間就從“人民”淪為純粹的“國民”，套用一句現成的話——“人民，人民，多少殘酷和荒唐假你的名而行”就成了無法避免的局面。
在讀孫、讀薛以及後來讀顧準的過程中，我對“人民”這個名詞幾乎產生過敏症。
薛明劍們從不言“人民”（薛明劍1949年後文稿除外）。他們言必稱“民眾”、“蒼生”和“百姓民生”，文章言談了無“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字樣，他們甘心“服役”的就是普羅大眾，全體國民。
好，薛明劍也就罷了，舊時代人物嘛，不足為奇。可假如我告訴你，一百四十餘萬字的《孫冶方全集》，加上二十餘萬字的《補遺》，用到“人民”二字之處極為稀少（特別專用的，例如“蘇維埃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等等，當然不能計算在內），他最富盛名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大綱，全文近二十萬字，除了五六處無法避免地出現過“人民生活”、“六億人民”、“人民消費”的字樣外，竟沒有一處出現過“人民”怎么怎么樣，“人民利益”怎么怎么樣的字樣，你又有何感想？看這樣一個天天講利、害，益、損的官方經濟學家竟絕口不唱“人民利益”的高調，我確有“出乎預料”之嘆。人一人民，其區別到底在哪裡呢？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給“人民”帶來的利和害，益和損，孰多孰少，在英雄們的豐功偉業中被碾碎的蒼生百姓，亦即所謂的“人民”，到底是不值一提的蜉蝣齏粉還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中國的人文科學專家們也到了該給庶民百姓一個答案的時候了。
在尚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前，是否多談一點“人”、少談一點“人民”更好呢？
當然這是我的無知之談，不能太當真。
還有最難寫的一章——“顧準”。
我真是不自量力啊。三年前開始寫這本書時我才知道顧準，這曾令我不勝羞愧。沒有資格，沒有能力寫這個人的我，卻偏偏碰上他是本書的主人公孫冶方精神上的摯友和學術上的知己，想躲，躲不開，想繞，繞不過。
不同世界觀的人是可以成為摯友的。他們可以信仰不同，黨派不同，甚至陣營不同，但價值觀不同的人怎么可能成為摯友！你視如珍寶的我棄若敝屣，我避如癰疽的你甘之如飴，這樣的人們反倒可以是同志，甚至可以是朋友，卻絕不可能成為摯友。顧準和孫冶方是學術上的知音和精神上的摯友，這是中國經濟學界人所共知的，寫孫躲不開顧就像寫“高山流水”不能只寫子期不寫伯牙一樣。可把“顧準”單列一章，仍然令我十分犯怵。這個題目即使對於專業人士也太難駕馭，太難寫，更遑論寫好，何況是我。
讀顧準對我是一次異常艱難的心靈跋涉。尚未讀到一半，我已判斷顧準在他生命之樹最成熟時期所追問、探尋、領悟和嚮往的，早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共產主義，更不是我們從小被灌輸的所謂“共產主義”，而是被他定義為“淵源於基督教的”共產主義，這幾乎顛覆了我寫此書的初衷。
我不能想像顧準和孫冶方——連被懲罰掃廁所在一起的機會都不放棄交談的兩人——都是底蘊深厚的學者，都是個性張揚的性情中人，都有豐富的人生和跌宕的際遇，一個臨終前還斷言“老孫出獄後第一個要找的就是我”，一個出獄後果然在接納了摯友骨灰的小小三里河邊日日徘徊——當他們在一起時會只談“價值論”，只談所謂的“時局”，卻從不交流雙方的價值觀（此“觀”非彼“論”，但“觀”一定涵蓋“論”），這豈不像說伯牙和子期在一起時只談音律或樂理而從不演奏和聆聽一樣的荒唐！教我如何相信？
那么他們談些什麼呢？談希臘羅馬，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嗎？談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嗎？談郭沫若“胡說八道”的史論，范文瀾“數典忘祖”的史觀嗎？。談雨果的“九三年”談貝多芬的“命運”嗎？……
他們是怎樣在交流這些他們不可能不交流的東西的呢？“顧準”一章令我整整擱筆一年，就算現在寫出來了也還是對自己滿腹狐疑、戰戰兢兢，生怕褻瀆了他。不說也罷。
薛明劍和孫冶方，一個是辛亥革命的參加者；一個是共產革命的參加者；一個是老國民黨員，一個是老共產黨員；他們的前半生，一個是不周山下要撞破舊天的共工，一個是憂心忡忡要鍊石補天的女媧。而後半生，弟弟轉換成了哥哥女媧的角色卻常常無力回天，哥哥則徹底地沉默喑啞了。
難道他們因道不同而從不相謀，從來都是相悖的嗎？資料看得越多，我越不這樣認為。《錫山文史資料——孫冶方年譜》中記錄了一段1941年兄弟兩人在重慶會面時的情景，當時冶方正在趕往延安參加整風的旅途中，明劍則正在陪都大辦工業。
“在二哥家，孫冶方看到明劍常與馮玉祥、吳稚暉、黃炎培等國民黨元老和馬寅初等著名學者交往……為國計民生和民族自救而努力著，心裡感到非常的高興和欣慰。”
還有，從《薛明劍日記》中找到的1949年以後兄弟倆無數次晤面或信函往來探討民生的記錄，我無法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民生”這一廬蒼穹下，“共工”和“女媧”的價值觀竟然是一致的！這一廬蒼穹在西方有一個現成的名字叫做“人道”。
在她之下，一切黨、主義、階級、革命、意識形態都會顯得蒼白而軟弱。雖然在我們的國度，“人道”二字默默無聞已幾近沉寂，幾近貶義的地步，但縱觀人類數千年文明史，還有哪個能比它更相匹配於人類自身的辭彙？
“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二百年前法國人維克多·雨果這一聲對人道的呼喚，比起二百年間各種革命的吶喊、呼嘯、喧囂，哪個在薛明劍、孫冶方們的心靈上留下了更深的印記呢？雖然我不知道兄弟兩人是否讀過雨果，但他們和這位西方先哲在精神和行為上的相通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他們的東方國度，“人道”演化成另一個更加平民化、更加通俗和平實的辭彙，就叫做“民生”。
人道，民生。民生，人道。
這就是薛明劍、孫冶方兩兄弟間最高度一致之處。即使他們各自所在的兩個營壘之間橫亘著諸如“圍剿”、“長征”、“安內”、“鎮反”等等充滿血腥、勢不兩立的仇恨，卻都沒有妨礙兩兄弟間這個最終極的一致。
還有孫和薛的方法論，到底是水火不容還是水乳交融？寫著寫著，我怎么越來越得出一個奇怪的，連自己都不願承認的結論：中國這三十年的路走啊走的，不正是照著孫冶方拚命吶喊的方法，實踐著薛明劍想要做的事情嗎？卻是轉來轉去又一次失了方向，沒個原點地東突西撞，莽打亂沖。
難道這就叫“歷史的螺旋”？是什麼方向上的“螺旋”呢？
寫到薛明劍，還好，還好，還有他老人家種種很有趣的作為讓我發掘讓我寫。可是寫到1949年卻赫然發現他老人家沒了下文，不，下文還是有的，只是沒有了率直，沒有了“真性情”，甚至可以說不再講“真話”，那還有什麼可寫的？
歷史的隱諱幽微究竟不是我這樣的普通人能夠駕馭的話題，寫著寫著，常常就自卑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
寫作本書既不為評職稱，又不為拿文憑，更不指望稿費吃飯，一件樂事終於被我做成了一件苦事。
至於還是硬著頭皮寫了下去的原因很簡單，我就是想試試自己到底能不能從“人”的角度觀察，闡釋一段並不遙遠，且和我的祖輩、父輩、我自己以及我的下一代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的歷史。至少在我，對於相似歷史的再現，心懷十二萬分的恐懼。現在書是寫完了，卻已是強弩之末。不找任何人寫序題跋，是為文責自負，不去強人所難罷了。
今天，薛、孫兩兄弟都已駕鶴西去三十年。中國從一個“東亞病夫”型的落後經濟農業國走到現在，其國民經濟和民族工業之樹已能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原來也曾經闊過的，今天又闊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壞事。讓我們今天重新來認識這一對中國經濟學界的“雙套車”、“雙子星”，一對都曾經是“中國的脊樑”的人物，他們雙雙在強我中華的崎嶇道路上艱難跋涉過，雙雙在福我民眾的燦爛星河中爍爍閃耀過，敘述他們的命運，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敘述我們的國、族、家、民的命運。
這大概還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