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是2010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摩羅。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
- 作者：摩羅
-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0年1月1日
基本信息,圖書簡介,作者簡介,名家推薦,目錄,序言,後記,文摘,
基本信息
出版社: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長江文藝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1月1日)
平裝: 269頁
正文語種: 中文
開本: 16
ISBN: 753544265X, 9787535442659
條形碼: 9787535442659
產品尺寸及重量: 23.6 x 16.4 x 2.4 cm ; 481 g
圖書簡介
《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內容簡介：誰在妖魔化中國人？是西方人，還是我們自己？中國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潰是怎樣發生的？誰是中國精神大崩潰的幕後旗手，誰是背後的最大贏家？胡適為什麼要替祖宗懺悔？蔡元培為什麼要培養西方文化的信徒？
五四新文化運動積極啟蒙救亡，是在幫助中國人走出屈辱的困境，還是為中國人戴上“自輕、自賤、自虐”的精神枷鎖，為中國社會更大的危機埋下了隱患？
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
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我們需要知道這些答案，但我們更需要知道：
中國的西化時代何時終結？中國人崇洋媚外何時休？
當代愛國青年為什麼被貼上“憤青”的標籤？
誰是當代中國的思想啟蒙家與國膽？誰是“崛起的一代”？
怎樣做一個高貴、自信、精神崛起的中國人？
《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反思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泛濫的文化軟骨病，說破中國百年西化史的真相；揭露西方殖民史的真相，首次撕破西方人“自我美化”的畫皮，打破國人“西方崇拜病”的迷信。
《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抨擊“身在中國、心繫西方”的洋奴精神，高舉“拒絕西化、重返巔峰”旗幟，吶喊“中國人沒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隸”；呼籲中國人重樹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嚴，重塑大國豪情，挺起脊樑做“崛起的一代”。
作者簡介
摩羅，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20世紀末，陸續出版《恥辱者手記》、《自由的歌謠》、《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大地上的悲憫》等思想隨筆集，將真切的個人體驗融入靈動的理性哲思中，引發全國大學生的普遍共鳴與閱讀狂潮，被讀者譽為“民間思想者”，被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錢理群稱之為“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繼承人”。 近年來，潛心於西方殖民史與人類學的獨立研究，率先從“被洗腦”的境遇中掙脫出來，發現與主流迥異的中國百年西化史的真相，發現中國人一百年前精神大崩潰的真相，於是就有了《中國站起來》的吶喊。
名家推薦
摩羅的思想是噴涌的熔岩，摩羅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鉞。一切模糊和常識都被他的思想燒煉，一切虛偽和結論都被他的斧鉞責問。每一次讀完摩羅，我都必須俯首撿拾起自己的知識碎片，重新整理綴合。我相信，這就是摩羅的力量;而如此強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絕不多見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錢文忠
摩羅老師在《中國站起來》中，飽含深情地梳理了那幾代人精神崩潰的過程，描述了至今依然殘留在我們心靈深處的創傷，並告訴我們前人之所以對那些強悍而又唯我獨尊的西方文化頂禮膜拜，是因為前人被槍炮打敗之後，一直趴在地上仰視征服者的“偉岸”形象。
——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貨幣戰爭》作者 宋鴻兵
讀了摩羅這本書，我十分震驚。本來他是肯定五四和魯迅等人的，現在變成懷疑和批判。他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時，開始相信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力量，相信民間及其文化的力量，相信中國和中國人能夠崛起。或者，像湯因比的書一樣，這也是一本預言書。摩羅說這本書是寫給七零後以後的人看的，我倒建議六零後五零後之前的人也看一看。
——當代著名作家 劉震雲
剛剛展卷拜讀摩羅先生大作《中國站起來》，真是文氣浩瀚，佩服。
——香港鳳凰衛視主持人 梁文道
憂患意識最能促使一個民族在自省與反思中，踏過荊棘之路，勇敢前行。沒有一個大國能在盲目的自我膨脹中實現崛起。因此，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少談崛起，多談危機的化解。這或許正是《中國站起來》的價值之所在吧。
——著名財經評論家、《中國怎么辦》作者 時寒冰
毛澤東所說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其實只是中華民族精神主體的宣言。我相信摩羅的論述，會感動那些曾經把中國批判得體無完膚的前輩，他們的在天之靈會說：“其實我們所切盼的，正是這個站起來啊！”
——北京人學巾文系教授 孔慶東
別人詆毀中國不可怕，中國人主動自我妖魔化才是真正的危險。醜化中國就是企圖從精神上閹割中國。經歷了五四之後的逆反，21世紀的中國需要再次逆反。中國5000年歷史應該重新書寫，摩羅先生的《中國站起來》走出了第一步。21世紀，我們要重新做一個高貴的中國人。
——《中國不高興》、《中國沒有榜樣》作者 劉仰
只要讀一讀摩羅的《中國站起來》，我們就會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從小就一直接受許多似是而非的訊息。《中國站起來》破解了為什麼五四以來中國一直站不起來的迷思，21世紀的中國盛世更需要海峽兩岸共同去努力。
——台灣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張忠智
目錄
序一 錢文忠：偉大史詩般的吶喊
序二 宋鴻兵：中國文化也要站起來
前言 崛起思潮激盪著神州大地
中國人為何自我閹割、自戴精神枷鎖
第一章 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潰
精神大崩潰的第一道裂縫
維新一代不屈服的抗爭
五四一代全盤西化的悲劇
第二章 泱泱中華為何“唯我獨劣”
精神大崩潰與文化戰略的失誤
文化自卑與矯情的世界主義
“唯我獨劣”的逆向種族主義
第三章 “身在中國、心在西方”的中國洋奴
久為奴隸不自知
義和團拯救中國
心繫西方的洋奴
第四章 魯迅與史密斯的神秘感應
魯迅的中國觀是什麼
魯迅終生推崇《中國人氣質》
五四一代為何痴迷《中國人氣質》
第五章 “國民劣根性”是精神枷鎖嗎？
魯迅與《中國人氣質》的血肉聯繫
中國特色洋奴相
第六章 不許愛國的荒謬與愚蠢
誰在妖魔化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成為西方殖民的護身符
中國人的天下意識削弱了國家意識
一百年前的中國人被迫愛國
五四精神領袖與愛國主義
圍剿“愛國賊”與國家認同危機
第七章 憤青愛國何錯之有
從“愛氏族主義”到“愛酋邦主義”
國家決定著每個人的利益和命運
理解憤青的愛國之情與強國之志
第八章 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悲哀
誰在培養西方文化的信徒
走投無路掉進自由貿易的陷阱
自由貿易的真相是搶劫
自由市場的真相是槍炮和霸權
自由競爭的真相是不讓別人發展
美國曾經何等損人利己
中國人應該醒來
結論回歸康梁
中國人不是劣等民族、不是西方奴隸
第九章 中國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
自我中心主義天經地義
異視和排斥實屬正常
西方人如此醜化中國人
第十章 中國人比英國人更僵化迂腐？
英國人馬戛爾尼的使命
乾隆皇帝何錯之有
拿破崙為何支持中國人
誰應該作出讓步
第十一章 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於暴力傾向？
美國人亨廷頓污衊中國人
西方殖民後遺症的災難
西方殖民者暴力傾向雄冠全球
第十二章 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
屈辱之中誰都容易狹隘
仇恨之中誰都容易兇殘
困窘之中誰都容易荒謬
第十三章 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誠實？
魯迅說中國人缺乏誠和愛
西方傳教士史密斯如是說
中國人沒有特殊的劣根性
第十四章 中國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博愛？
缺乏誠和愛的不是中國人
殖民者的子彈最愛印第安人的腦袋
殖民者的結核菌最愛印第安孩子的肺
第十五章 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是民族主義者？
某些中國人生怕戴上愛國主義的帽子
英國人為何掩蓋自己人的暴行
美國人為何顛倒黑白
第十六章 中國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不少中外學者判定中國人奴性十足
奴性並非中國人所獨有
批判中國人奴性別坐井觀天
中國人的人性沒啥兩樣
結論崛起崑崙山的脊樑
中國人怎樣挺起脊樑、怎樣做大國民
第十七章 崛起的一代掙脫西方的精神奴役
全盤西化何時是盡頭
年代的烏托邦與陰影
掙脫西方的精神奴役
第十八章 崛起的一代敢於砸碎精神枷鎖
旅美學者劉禾的發難
周寧揭示“被別人表述”的真相
中國西化時代的終結
第十九章 崛起的一代敢於維護中國利益
中國國家利益不容忽視
全球化的陷阱
第二十章 崛起的一代敢於挑戰國際慣例
所謂的國際慣例
《貨幣戰爭》與金融戰略
弱國更需要國膽
第二十一章 崛起的一代敢於挑戰遊戲規則
中國文物為何無家可歸
中國國寶被囚禁
強盜的後代用贓物兌換中國民脂民膏
強盜如何維護自己的利益
是時候改變遊戲規則啦
第二十二章 中國文化必將拯救“西方病”
西方文明是地球的頑症
東方文化：天人合一，以德馭財
改弦易轍：與地球相依為命
絕處逢生：可持續發展是唯一出路
第二十三章 文化自覺：中國崛起的先聲
崛起的中國需要文化自覺
改變五四以來的文化導向
中國本土文化的多樣性
重新發現傳統的價值
第二十四章 中國將統一世界嗎？
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究竟有多大
崩潰僅在朝夕之間
英國人湯因比為何鐘情於中國文明
天下胸懷與世界政府
結論 站在費孝通肩上
後記
序言
吳洪森讓我相信在這個時代世界上還有摯友，而他的朋友摩羅則讓我相信在這個時代世界上還有神交。因為，我至今還只和摩羅見過一面。
最早聽說摩羅的名字並閱讀摩羅的作品，都是拜洪森兄所賜。摩羅對於我，意味著劇烈的衝擊和綿延的記憶：摩羅的思想是噴涌的熔岩，摩羅的文字是犀利的斧鉞。一切模糊和常識都被他的思想燒煉，一切虛偽和結論都被他的斧鉞責問。每一次讀完摩羅，我都必須俯首撿拾起自己的知識碎片，重新整理綴合。我相信，這就是摩羅的力量；而如此強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絕不多見的。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私言。洪森、孟繁華等都是我內心非常敬重的人，他們和摩羅的交往，以及對摩羅的理解與精當評價，都是我無法比擬的。但是，我之所以相信和認同他們對摩羅的判斷，絕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名字和品行，而是因為他們說出的正是我心靈深處的感受。
摩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沒有滿足我們的期待，而是賞給我們更多的醜劇和鬧劇；民族沒有回答我們的呼喚，而是加給我們更多的奴役與凌辱。我們這些將醒未醒的奴隸，只有帶著最大的哀痛，於時間的黃昏，無望地臨風而歌。”這段話，至今還在我的讀書筆記里，未敢或忘。
但是，摩羅終究是一個臨風亢立的歌者，即便哀痛，甚或無望，他都只會筆直地站立著，直面所有的奴役與凌辱，直擊所有的醜劇和鬧劇，大聲呼喚出他的期待和希望，穿透漫長的時間走廊。這是令人油然生出敬意的偉大史詩般的悲壯努力。
《中國站起來》正是努力的結果。摩羅是一位作家、詩人、學者，然而他更是一位知恥的勇者。在他以往的文字中，“恥辱”像茫茫夜空中的閃電一樣，刺破濃濃的黑暗，挑開我們被遮蔽的良知。正如《中國站起來》的副標題所昭示的那樣，摩羅關注的是“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他的歌、他的哭、他的喜、他的哀，所關乎的都不僅是他個人。儘管我們知道，摩羅感受了太多的苦難。
摩羅年長我五歲，而我將他視作兄長，卻絕不僅僅因為序齒的關係。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人生軌跡幾乎全不相同。但是，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精神自有契合。摩羅在後記里說：“我這本書本來就是寫給70後、80後、90後一代人看的”。摩羅和我都是60後的一代，我們又憑什麼可以寫給後來者看呢？《中國站起來》是摩羅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或許我們還曾經在理想主義的歲月里浸潤過，雖然在記憶中，理想難免墮入虛妄，但是，理想對於我們，依然是一個美麗而高尚的字眼。正因為此，我們除了微笑和冷漠之外，還會歌，也還會哭。
我之所以願意、敢於給摩羅的《中國站起來》寫序，並不是因為我贊成摩羅的所有主張。摩羅不需要世俗的客套和偽飾。對於摩羅新書里的不少見解，我都持有不一樣、甚至很不同的看法。只不過，我堅持認為，我們不能沒有刺破迷霧、擊透寂寥的歌哭者。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向摩羅這樣的歌哭者致敬，是我無上的榮光。
後記
這幾年我談論問題的角度和方式的確有很大改變，我因此受到許多有關或無關的質問、批評、稱讚，還有一些胡攪蠻纏的謾罵。這些不同的反應以部落格評論、電子郵件等等方式傳播到我面前，讓我頗有點應接不暇。
只要不太過分，我對這些批評大多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我最近一年一直在寫一本對五四以來國民性批判思潮予以清理和批判的書，我多次對三兩位批評者說，等我這本書寫出來，你就可以理解我的思想脈絡了。
可是，現在首先要出版的卻不是那本關於國民性批判問題的著作，而是這本《中國站起來》。這本書雖然展現了我討論問題的新角度、新方式，但是卻無從顯示我近幾年思想的軌跡。而要真實全面地展現我最近幾年的田野調查和廣泛閱讀的收穫，以及由這些收穫所導致的思想的發展，只能有賴於另一本書了。事實上我已經準備在往後的半年中，利用講課的機會講出這本書來。
那么在這本《中國站起來》的後記中，我只能言簡意賅地介紹引發我思想變化的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通過對於鄉村文化、鄉村宗教的田野調查，發現了中國民間文化的一個廣闊天地，對其文化生態和價值十分肯定，十分欣賞，而且覺得我的靈魂天生屬於這種本真的底層文化，由此引發了我對五四以來精英群體的一些懷疑。按照這些精英人物的意見，中國底層人所習用的文化，是愚昧的、落後的、保守的、沒落的、迷信的等等，甚至是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當我對這些結論產生牴觸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對一個掌握著話語權力的龐大群體懷有不恭甚至腹誹。
第二個原因是，我在閱讀西方人類學著作時，不經意間發現了一部慘絕人寰的西方殖民史。我的情感世界和內在的精神秩序所受到的震撼、崩潰、顛覆簡直是無以言表的。我因此中斷了人類學的學習，一頭扎進了與西方殖民史相關的問題的研究，比如，這個殖民運動是不是真的結束了，目前它以什麼方式在進行著？西方霸權主義者的殖民運動將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全世界的弱國究竟還要被殖民到什麼時代？尤其重要的是，我們究竟有什麼辦法能夠促進西方強國的殖民運動儘早結束，從而讓全世界的窮國及其人民得到解脫？
這第二個發現也是與五四那一代知識精英所宣講的內容大相逕庭。五四那一代精英人物除了告訴我們底層愚昧黑暗、精英光明智慧之外，還用更大的精力告訴了我們另一個更加重要的“真理”：西方人是文明的、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咱們中國人則是野蠻的、愚昧的、專制的、殘忍的、吃人的，所以，我們要改變吃人的習性，改造國民劣根性，全盤西化，一心向善。
西方種族及其文化就這樣被我們供奉在道德神龕里，成了一種審判性的力量，導致了我們百餘年來無可擺脫的自卑、自賤和自虐。
部分五四精英所強調的這兩個結論，恰好維護了這個地球上最為普遍的兩種權力關係，第一種是各個社會中精英群體對於底層群體的權力關係，第二種是五百年來西方殖民者對於世界各地被殖民地區的權力關係。當我們的國家將五四新文化作為唯一的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的時候，我們事實上都被這兩種簡單的結論所洗腦。
我用了很大力氣才從這種被洗腦的境遇中擺脫出來。我不得不獨自處理我所進入的新領域及其新材料，獨自得出我的結論。
這個結論對五四所告訴我們的錯誤結論進行了撥正：底層人並不愚昧，他們的文化並不黑暗，或者說底層人無論怎樣愚昧、黑暗，其程度也不會比精英群體更為嚴重一些。
中國人並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野蠻、愚昧、專制、殘忍，即使他們擺脫不掉這些罪性，可是他們在這些方面的罪惡也絕對不會比那個殺遍天下的殖民種族更多一些。由我的上述結論還能推導出另兩個相關的結論：任何社會的底層群體都應該理直氣壯地、坦坦蕩蕩地挺立在陽光下，跟那個肆意誣陷他們、批評他們的精英群體平等地生活。任何被殖民、被壓迫、被掠奪的國家及其人民，都應該理直氣壯地、坦坦蕩蕩地挺立在陽光下，跟那些肆意誣陷他們、批評他們、掠奪他們的殖民國家平等地生活。中國人，尤其是偉大的中國人，更加不應該被“國民劣根性”的枷鎖壓彎了精神脊樑，不應該被八國聯軍和日本軍隊的槍炮壓彎了尊嚴和志氣，而應該迅速崛起，跟那些好話說盡、壞事乾絕的霸權國家平起平坐地參與國際事務，維護人類和平，保護自己的利益，掌握地球的命運。這就是我寫《中國站起來》的起因和用意。在往後的三五年中，我的寫作將會一直圍繞著這樣的主題展開。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先後得到了李佳健、謝遠東、劉仰、宋強、楊帆、孔慶東、陳智富等人的批評指正。他們並不完全同意我的所有觀點，但是他們為了讓這本書變得更加活潑、更加有說服力而給我提出了許多建議。謹向他們表示感謝。在我反思國民性批評問題，質疑西方一些文化學說和經濟學說時，經常從喬良、王湘穗、向松祚、彭曉光、宋鴻兵、鮑狄克、高韜、汪暉、陳福民、張恪等友人那裡得到呼應和認可。沒有他們的學術貢獻作基礎，本書的某些章節是不可能出現的。當然，來自四面八方的質問、批評、謾罵、稱讚等等，也成為我寫好這本書的重要動力之一。尤其是那些謾罵，讓本書的基調變得激烈了一些。本來我給自己制定了一條界線，在批評百餘年來國人崇洋迷外思潮時，避免“洋奴”這個詞。但是，那些激烈的謾罵讓我覺得只有“洋奴”這個詞才能準確概括那種文化心理和精神人格，我因此衝破了這條自設的界線。我似乎應該感謝他們賜給我勇氣。尤其應該隆重感謝的當然是陳智富先生。陳智富是本書的責任編輯，他對本書意旨的理解與闡發，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他對書稿的改進，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建議，給我以許多啟示。我本來打算以十三萬字的面貌交差，因為我急於回頭收拾那本討論國民性批判的書。可是陳智富的每一次來信，都讓我覺得這本書不應該就此打住，我還應該討論得更多，否則就對不起他的稱讚和期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我補寫了六萬字，使全書的篇幅達到了十九萬字。現在的面貌當然遠比十三萬字的那個面貌令人滿意一些，這個提高主要得益於陳智富先生的敦促和鼓勵。另外，我這本書本來就是寫給70後、80後、90後一代人看的，陳智富先生正是80後那一代，他對本書的讚賞讓我看到了那一代人的朝氣和明敏。前幾天，我拿著這部書稿給大約一百五十位博士生和碩士生講課，我就此與他們交流得極為成功。有一位同學下課後在電梯裡對我說：“您講的每一句話都是我們的心裡話。” 這些同學正好是70後、80後那一代，與我所定位的讀者群正好相當。感謝這些同學對我的支持。只要他們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崛起的一代，中國就絕對能夠適時地崛起。我們這一代已經完了，可是我們的下一代正在肩起崛起的大任，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欣慰、我們的祝福，已經融入其中。《中國站起來》獻給崛起的一代，獻給崛起的中國。
文摘
熱衷於文化啟蒙運動的許多五四時賢，他們啟蒙的資源來自西方文化，所以他們很容易建構一種西方文化一片光明因而其人種也很高貴、中國文化腐朽不堪因而人種也很卑賤的世界圖式。
那個時代，中國備受西方殖民勢力的掠奪和欺凌，無法以一個獨立國家的身份躋身於國際社會。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它的存在和利益完全不受西方強國和國際社會的尊重。在此背景下，知識分子應該扯著嗓子高喊中國的國家利益才對。
可是西方強者本來就是把中國當做一個獵場，任意獵取他所需求的財富和光榮感，誰還會傾聽中國人的國家利益訴求呢？這可能是許多五四時賢沒法關注國家利益，只能鸚鵡學舌跟著西方人奢談世界主義的原因。
是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跟著西方人談論世界主義，那些自稱具有世界主義胸懷的西方國家，就會對這些殷勤的學生及其國家予以關注與尊重呢？
當然不會，沒人會關注一個鸚鵡學舌的附庸。
久為奴隸不自知
一百年來的大多數時期，我們知識界的主流群體習慣於跟在西方人後邊嚷嚷一些或者時髦或者過時的概念和口號。當西方人討論自己的問題時，我們也跟著起鬨；當西方人對我們發出呵斥的聲音，我們的文化人也跟著對自己的同胞發出呵斥的聲音。所謂國民劣根性問題，就是首先顫動在西方人的聲帶上，然後再存中國文化人的舌頭上滾動並放大的。
至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耶正是一切掠奪者最迴避的問題，從來不會正面討論之——有誰會對著正在圍獵的鹿苑討論鹿群利益或者鹿苑利益呢？
也許有的中國文化人覺得，既然西方人從來不談中國國家利益問題，那就肯定是個邪惡的問題，我們就不應該關注之。
中國一部分文化人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認識和心態？
那是因為我們被西方列強打敗之後，被迫跪在地上接受了受奴役受掠奪受圍獵的命運，精神上一直沒有站起來。
比如在古希臘城邦政體中，所有的奴隸主和自由民都可以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中強調和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是奴隸絕不可能有權利強調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因為當時的民主制度就是要剝奪奴隸的一切利益，用以為奴隸主服務。
奴隸長期生活在被剝奪被奴役的制度框架之中，他的身份本來就是奴隸主的獵物，他的意識世界就不會有維護自身利益這一維。
西方有關“權利觀念”的政治學說，就是在奴隸主和自由民群體中發展起來的，整個奴隸群體跟這種學說完全無關。
無論是古希臘時代的奴隸，還是殖民時代的黑奴、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殖民地的國民，他們都沒有條件就自己的身份、地位、權利、利益向統治者提出訴求。
近代史上的中國，就好比是國際社會中的奴隸，就是慘遭那些奴隸主圍獵的獵物，只能給西方奴隸主提供資源、市場、勞力、金銀以及對於奴隸主的效忠和媚笑，而無法提出任何利益和權力的主張。
五四時賢深知自己國族的這種悲慘命運，只好不談或者少談國家利益，而是號召國人發奮努力，學好奴隸主殖民者的文化，以便有朝一日能藉助對於奴隸主文化的認同，實現跟奴隸主國家的平等。
於是，陳獨秀天天誘導國人說，西方文化才是人的文化，中國文化已經死了。
蔡元培誘導國人說，只有奉行世界主義，跟西方人打成一片，才有我們的生存希望。
胡適誘導國人說，只有全盤西化，才能幫助中國起死回生。
魯迅誘導國人說，只有不讀中國書、全讀西方書，才能擺脫給西方人做奴隸的命運。
其實，五四時賢忽略中國的主體地位和國家利益，並不是因為他們心中不重視，而是因為當時沒有條件 和心境強調，只好將它們安置在遙遠的背景位置。
那個處於背景位置的事物，才是他們的心之所系，而他們天天正面談論的東西，無論多么光鮮、多么神聖，都只具有手段的意味。
五四時賢的這種選擇並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它所造成的歷史影響卻頗為負面。
我們這幾代後來者都是喝五四的奶長大的。
既然五四的奶中較少國家利益的因素，我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結構中也就較少有國家利益這一維。
我們學會了西方學術中的所有概念和口號，卻忘了站起來“擺脫給西方人做奴隸的命運”。
這是五四那一代人所無法預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