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概述,建制變遷,李達,誕生,領導人,
概述
紅5軍團組成後，立即開進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歸入紅1方面軍建制。肅反擴大化中季振同被錯殺，總指揮改由董振堂擔任。後參加長征。1935年7月，紅1、紅4方面軍會師以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仍由董振堂任軍長，編入左路軍開始西征。1937年1月，紅5軍主力與六倍與己的敵人血戰甘肅之高台，軍長董振堂以下2000多人全部壯烈犧牲，只有極少數人輾轉回到陝北。
軍團總指揮季振同
軍團總指揮季振同建制變遷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領導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省寧都縣起義，起義部隊整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下轄紅十三軍、紅十四軍、紅十五軍，季振同任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肖勁光任政委，趙博生任參謀長，劉伯堅任政治部主任。
1932年2至3月，紅五軍團參加贛州戰役。3月12日，周子昆任軍團參謀長，紅十四軍調入紅三軍團，紅十五軍調入紅一軍團，紅五軍團只轄紅十三軍，全軍團6600餘人。6月，紅十三軍縮編為紅十三師，博生勝利石城模範師改編為紅十四師，兩個師各轄3個大團，隸屬紅五軍團。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朱瑞，參謀長陳伯釣，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保衛局長歐陽毅，供給部長傅蘭蓀，衛生部長陳義厚.後姬鵬飛。第十三師師長陳伯鈞，政委謝良，轄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團。第十四師師長程子華，政委朱良才，政治部主任唐天際，10月28日，紅十四師調入紅九軍團。年底，曹里懷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劉振亞任補充師師長。
1934年10月，董振堂任軍團長，李卓然任軍團政委，陳雲為中央駐五軍團代表，劉伯承任軍團參謀長，傅蘭蓀任軍團後方部主任，劉型任軍團後方部政委，姬鶘飛任軍團衛生部長，彭嘉慶任軍團衛生部政委，鄧振洵任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突圍轉移時全軍團約12100人。突破湘江蔣介石第四道封鎖線時，紅三十四師大部壯烈犧牲，紅八軍團僅剩1000佘人。12月18日，撤銷紅八軍團番號，剩餘部隊補入紅五軍團。羅榮桓調紅五軍團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職。劉伯承調回中革軍委任總參謀長，陳伯鈞繼任紅五軍團參謀長。
李達
1931年12月，李達參加了著名的寧都起義。1932年9月加入中共。先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連長、湘贛蘇區獨立第一師參謀長、第十七師參謀長兼團長、第六軍團參謀長。參加了湘贛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曾榮獲二等紅星獎章。1934年紅六軍團實行戰略轉移，他率軍團部分部隊，幾經輾轉，衝出重圍，與賀龍同志所率第二軍團勝利會合。後調任第二軍團參謀長，參加指揮了龍家寨、梧溪河、忠堡、龍山、板栗園等戰鬥，為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長征途中，他先後擔任紅二軍團和紅二方面軍參謀長，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成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在軍事方面的得力助手。1937年初，李達任援西軍參謀長。
誕生
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全軍1.7萬多人宣布脫離國民黨，參加紅軍。而此時的紅一、三軍團，加起來也只有2萬多人。16日，軍委就授予起義部隊“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的番號，下轄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個軍，董振堂、趙博生、黃中嶽分別兼任各軍軍長。隨後，紅五軍團開往石城一帶進行整編。毛澤東對“寧都起義”有很高評價，曾於1938年12月題詞：“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
紅5軍發布的布告
紅5軍發布的布告經過整編後，紅五軍團成為我工農武裝的一支雄師鐵軍。1932年，紅一、三軍團攻打贛州，由於贛州城三面環水，又有堅實的城牆，易守難攻，炸城牆進到城裡的紅軍被國民黨軍包圍，此時紅五軍團第十五軍受命前往增援，戰士們揮舞大刀衝進敵陣，把受困的部隊解救了出來。隨後在攻打漳州以及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等歷次戰鬥中都屢立戰功，以勇猛頑強、善打硬仗惡仗著稱。1933年1月8日，該軍副軍團長兼參謀長趙博生在金溪黃獅渡戰役中英勇犧牲，中央人民政府為此將寧都縣改為博生縣，並在紅都瑞金葉坪建博生堡以示紀念。寧都至今還有趙博生烈士陵園及趙博生墓，原來的起義舊址成“寧都起義紀念館”，收藏了有關紅五軍團的各種資料，寧都的博生路是目前該縣最繁華的街道之一。
長征中，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一直在最後，主要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一路上，紅五軍團以頑強的阻擊和悲壯的犧牲為自己贏得了聲譽，“鐵流後衛”成為紅五軍團的另一稱呼。紅軍隊伍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紅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紅五軍團殿後，守無不固。”在湘江血戰和金沙江阻擊戰中，紅五軍團竭力阻擊數倍於己的追兵，不顧自己時刻面臨與主力失去聯繫，甚至全軍覆滅的危險，擊退並遲滯了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留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紅五軍團改稱第五軍，董振堂任軍長。1936年10月，他們編入西路軍，渡黃河西征執行寧夏戰役計畫，參加了攻占山丹、臨澤、高台等縣城的戰鬥。1937年1月12日，第五軍在甘肅高台遭到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包圍進攻，全軍將士在董振堂的指揮下誓死堅守高台，血戰七天八夜，戰至最後一人一彈，終於寡不敵眾，董振堂及3800多名紅軍戰士全部壯烈犧牲。五軍在臨澤的37團和43團，最終編入了紅九軍。
領導人
1931年12月14日，被蔣介石驅入江西“圍剿”紅軍的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該軍中共特別支部的策動、組織與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下，由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黃中嶽等人率領於駐地寧都城舉行了中國革命史上著名的“寧都起義”，宣布加入紅軍，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紅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紅五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嶽任十五軍軍長。以寧都起義部隊為主組建的紅五軍團，在鞏固、保衛中央蘇區的鬥爭和紅軍長征以及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們中的大多數為中國革命事業壯烈犧牲了，為數不多的倖存者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不少人建國後成為各級黨政軍領導。而紅五軍團的四位卓越領導人，卻有著不同的人生歷程：趙、董血灑疆場，季、黃冤遭錯殺。
趙博生——血染黃獅渡
寧都起義後，為了把這支舊軍隊改造成為真正為工農勞苦大眾服務的革命武裝，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下，部隊開往蘇區的石城秋溪、龍岡、橫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壩等地進行整編。按照毛澤東關於建設紅軍的原則，首先確立黨對這支部隊的絕對領導，建立了政治委員制度，團以上設政治部，黨支部建在連上。黨派出大批優秀幹部充實紅五軍團，任命肖勁光為紅五軍團政委，劉伯堅為政治部主任，黃火青為十五軍政委。
這支剛剛起義過來的部隊，雖然改稱為紅軍，可是官兵們在思想、行為上，仍然表現出舊軍隊的許多陋習，不習慣紅軍生活，受不了紅軍的嚴明紀律約束，影響了部隊官兵關係及戰鬥力。趙博生對此極為重視。他非常尊重黨派到紅五軍團來工作的幹部，不但注重向他們學習，盡力糾正舊軍隊中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和領導方法，帶頭擁護黨對這支部隊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改造，積極協助黨組織和政治委員做好乾部戰士的工作，而且經常深入部隊，與下級官兵同甘共苦，加強交流，告誡並鼓勵士兵：“要遵守黨的紀律，加強團結，去掉不良作風，這對我們長期生活在舊軍隊里的人開始可能不習慣，有不少困難，但是不要向困難低頭，為了解救全中國的勞苦大眾幹革命，是至高無上的任務，我們的幸福日子，就在後頭了”。
趙博生還很注意在實踐中學習紅軍的作戰原則，做到果斷、機謹、靈活。凡屬重要戰鬥和關鍵時刻，他都親臨前線，周密部署，反覆檢查，親自指揮。紅五軍團的戰士在作戰中非常英勇、頑強，尤其是馬刀拼得敵軍膽顫心驚。之前，蘇區軍民都說“一軍團的衝鋒，三軍團的包抄”厲害，此後又加上了“五軍團的馬刀”。因指揮作戰有功，紅五軍團成立一周年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下令嘉獎趙博生，並授給他一枚紅旗勳章。
1933年初，蔣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師，二十七師和十五師向金溪、南城一帶蘇區進犯。正圖殲滅我紅軍主力一、三軍團。為保障紅軍主力於黃獅渡殲滅敵人，趙博生奉命率四個團在長員廟吸引和鉗制三倍於已的敵人。趙博生深感責任重大，帶領幹部戰士親臨前線察看地形，縝密研究與部署戰鬥，告誡叮囑指揮員，在長員廟利守難攻的地形上，要擇險而守，要注意發揮老兵的長處，善挖戰壕構築碉堡，發揚我們善於防守陣地的作用。這次戰鬥事關全軍勝利，必須要完成這次戰役的光榮使命。
戰鬥開始後，敵人的進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轟炸我軍前哨陣地，然後發起連續數次進攻，但均被打退。此時，我軍彈藥所剩不多，到中午11時左右，敵人又向我左路發動進攻。趙博生很快意識到，如果敵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團的陣地，左路一二八團就有被包圍的危險，要守住陣地是十分困難的。於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團“特務連立即出擊，協助一三五團恢復陣地”。特務連多為身強力壯的老兵，武器配備較為精良，每人擁有大刀、手槍、衝鋒鎗三大件，戰鬥力較強。出擊以後很快打退敵人，恢復了一三五團的陣地。趙博生把一二八團團長袁血卒找去說，估計敵人還會進攻一三五團陣地。一三五團陣地地勢低，工事薄弱，戰鬥動作不熟。要他補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節省彈藥，他把指揮任務交給他的參謀。自己則親赴一三五團這處最前線、最危險的陣地上。
敵人經過一段時間的喘息，又立馬集中力量向兩翼陣地輪番發起衝鋒。我守軍戰士子彈打完了，手榴彈扔完了，趙博生就指揮戰士們用石塊猛砸敵人，用寫有“百戰百勝”字樣的斗笠裝上鵝卵石回擊敵人。部隊傷亡增大，陣地發生了動搖。趙博生親自帶領軍官組成的最後突擊隊，向瘋狂的敵人發起猛烈的反衝鋒。趙博生在距敵百米遠的地方，一邊指揮，一邊回擊敵人，不幸頭部中彈，當即倒地。
趙博生不幸犧牲的噩耗傳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致電五軍團，弔唁趙博生。唁電說：副總指揮趙博生“是為蘇維埃政權而犧牲的，為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犧牲的。他的犧牲，是永遠光榮於中國蘇維埃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並慰勉五軍團的廣大指揮員“更要繼續趙博生同志的犧牲精神，堅決地進攻敵人，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與對我中央蘇區的大舉進攻，爭取蘇維埃在全國勝利，來完成趙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務”。為了永遠紀念“寧都起義”的領導者、紅五軍團的締造人之一趙博生，1月13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將寧都縣改為博生縣，命令全蘇區於1月21日舉行追悼大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在瑞金葉坪廣場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紀念，朱德總司令還親筆題寫了“博生堡”三個大字。趙博生的遺體被安葬在他領導起義的寧都縣城。毛澤東稱趙博生是“堅決革命的同志”。葉劍英曾於1962年“八一”建軍節紀念日前作詩懷念先烈趙博生。詩云：
寧都霹靂響天晴，
虎穴堅持神聖業，
幾人鮮血染紅星。
紅五軍團在石城秋溪、龍岡、橫江等地接受整編時，董振堂懷著新生的喜悅，認真加強學習、努力工作。當時對紅五軍團改造的政策，是採取自願的原則，願走的送走，願留的留下，有的還送到紅軍學校接受學習。因受到“左”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響，許多爭取起義過來的營連級以上幹部被打發回家。對此，人們有議論。董振堂對這種做法當時亦有所不解。但還是極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堅決執行上級命令，耐心做好被勸說回家的自己屬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讓他們安心離開。認真查擺部隊士兵的思想、紀律及作風改造建設情況。配合負責紅五軍團整編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編工作做好。經過黨的教育和革命隊伍的薰陶，董振堂由一個有正義感的舊軍人，迅速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根據他的表現與要求，1932年4月經何長工介紹，黨組織批准他為中共正式黨員。
紅五軍團經過整編，戰鬥熱情高漲。此時，紅三軍團正在攻打贛州，多次激戰未克。於是紅五軍團受命前往助戰，與紅三軍團一道著手第四次爆破攻城。董振堂指揮部隊，棺材內裝上爆藥，炸掉了城樓和後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敵陣地，炸死敵營長李自林等200餘人，隨後董振堂親率戰士攻入城去。但因敵人阻擊火力強大，後又撤出城外。敵人加兵救援，紅軍用火力封鎖贛江上下游，把援敵堵截於贛江彼岸，紅三軍團抓住這一有利戰機，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擊了守城敵軍。
1932年3月，紅軍撤圍贛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為紅五軍團軍團長。漳州戰役戰事吃緊時，紅五軍團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顯紅五軍團英勇善戰，在董振堂指揮下，俘敵1000多人，勝利完成阻擊任務。1932年9月，水口戰役打響，紅一、三軍團打得十分激烈，紅五軍團再次奉命助戰，軍團領導親上戰場，紅五軍團勇猛殺敵，聲威大震。為此，在慶祝紅五軍團誕生一周年大會上，中央軍委授予董振堂紅旗勳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於“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實施戰略轉移。紅五軍團受命擔任突圍西進的後衛任務，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護大軍連續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後，又疾至湘江，阻擊敵人對紅軍的圍殲，幫助主力紅軍渡過湘江，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因戰鬥激烈悲壯，人員傷亡較大，其三十九師遭敵合圍，未能渡江，紅五軍團部隊戰鬥力由兩師減到一個師。之後，紅五軍團又掩護紅軍主力部隊過老山界來到貴州。在貴州，董振堂參加了遵義會議。會後，董振堂和五軍團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擊敵人的戰鬥中，接連打了許多漂亮仗。在黔北，他指揮紅五軍團奮戰五晝夜，頂住了四川軍閥劉湘的整編師九個團，使紅軍主力部隊迅速渡過赤水河，重占婁山關和遵義，取得了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接著紅五軍團飛赴金沙江畔，堅守九天九夜，掩護全軍安然過江。從此，中央紅軍跳出了敵人尾追堵截的圈子。一路上，紅五軍團掩護主力部隊斬關奪隘，搶險飛渡，順利通過彝族區，跨過大渡河，翻越夾金山，於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西路軍渡過黃河以後，紅五軍團改編為紅五軍。董振堂指揮紅五軍接連打了一些勝仗，並於1937年1月2日一舉攻克高台城，但隨即陷入了馬匪軍的重圍之中。馬彪等匪首以數倍於我的兵力，猛烈攻城。董振堂不顧個人安危，鎮定自若地指揮戰士們奮力反擊。激烈的戰鬥從12日一直持續到19日凌晨，一場殘酷的巷戰經過幾小時的肉搏，敵人膽戰心驚，屍積成山，我方也傷亡慘重，活著的為數不多。在這種情況下，董振堂只得帶領剩下的戰士且戰且退至東城，鑽進東南角的一個雙層碉堡里堅守，欲阻止援敵，但未果。無奈之下，他只得帶著身邊的幾名戰士跳下城去，隨即又陷入包圍之中。他支撐著滿是傷痕的身體，手舉兩把盒子槍，與敵人展開了最後的搏鬥，斃數敵後，不幸大腿中彈。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繼續戰鬥，直到身邊的戰士全部犧牲，這時，他手中僅剩一顆子彈。為不讓敵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後一顆子彈給了自己……
毛澤東對董振堂和紅五軍團作了極高的評價，曾滿懷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讚譽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1937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與參加過寧都起義的幹部合影留念，並親筆在照片上題詞：“為創建新的紅五軍團而奮鬥”！
季振同、黃中嶽——沉冤遭錯殺
季振同、黃中嶽是寧都起義的功臣。起義後，中革軍委任命季振同為紅五軍團總指揮；黃中嶽為紅五軍團第十五軍軍長。1932年春，季、黃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加入紅軍後，在起義部隊整編、率部參加贛州戰役及後來黃中嶽率紅十五軍編入東路軍入閩作戰中，都很積極，經受了考驗。但作為原國民黨軍隊中的高級軍官，起義後也存在一時難以完全適應紅軍的艱苦鬥爭生活，對革命隊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裡發發牢騷怨言，偶爾邀集幾位舊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季振同起義後因軍權旁落，心情鬱悶，也曾對人說過自己是“空頭司令”的話。但他對中革軍委派到紅五軍團任軍團政治委員的蕭勁光很尊重，有什麼心裡話都對蕭說。他在1932年三四月間表示自己難以適應紅軍中的工作，希望能離開紅軍到蘇聯去“學習軍事”，並把這個想法向蕭勁光作了報告。蕭發電報請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國學習的要求。
就在這時，國民黨軍隊方面對季振同進行策反。季振同原在西北軍的老上級馮玉祥派其參謀長劉驥為代表與季聯繫。季振同將此事報告了蕭勁光，蕭報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與劉見面。事後，季也將國民黨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給蕭看，表明他“不為所動”。為出國學習，季振同離開軍團部時，蕭為他開了歡送會。季把所有的東西都留下了，望遠鏡給了蕭勁光，一匹驃駿的青馬留下，後來送給了朱德總司令，槍交了，警衛班也留下了，只帶了一個保鏢。蕭勁光派人將他送到了瑞金。
黃中嶽受季的影響，在漳州期間，思想有些動搖，想離開部隊，另謀去處，乘便做了一套便服，“準備開小差”時用；還說過“我這次到前方去，乾多少就多少，拖（拖槍）不動就算了”的話，但卻沒有任何“拖槍”、“反水”的實際行為。
1932年8月3日至4日，蘇維埃臨時最高法庭在葉坪臨時中央政府大廳對“季、黃反革命案件”進行審訊。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劉伯承、陳壽昌、劉振山五人組成，何叔衡為主席。原告人李克農代表國家政治保衛局指控季、黃“參加寧暴根本就是投機的”，“隨時隱藏著再做軍閥夢、毀滅紅五軍團和寧暴光榮歷史的反革命企圖”，並羅列了一大堆“罪狀”。審訊結束時，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機關的訴訟意見，抓住季、黃等一些還沒有構成事實的問題，判決如下：“季振同、黃中嶽、蕭世俊、張少宜、朱冠甫、高達夫、李聘卿、劉佐華八名執行槍決，並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蔡佩玉監禁五年。‘判決’是最後的，無抗訴權”。
當這一判決送達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時，毛澤東和項英沒有同意。他們認為：“季黃等均是參加寧都暴動者，對革命不無相當功績”，“季黃二人雖是此案的主謀者，但曾為寧都暴動領導人之一，應減刑免死”，“朱冠甫、高達夫、張少宜等三人曾參加寧都兵暴，並且不是此案的主謀者，可改為監禁。”於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澤東、項英簽署的中央委員會決議案決議如下：季、黃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朱、高、張三人“由死刑改為監禁八年”；其餘劉佐華等4人“仍按原判執行”。
毛澤東對季、黃之死十分痛心。據蕭勁光說：“延安時曾聽毛主席講過，把季、黃殺掉是不應該的。建國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後廳的一次高幹會議上又講，季、黃在寧都起義中是有功的，沒有他們，全部起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把他們處決是錯誤的。直到1982年，中央組織部對此案給予了複審，經過調查研究，對季振同、黃中嶽給以公正的評價，並予以平反。”
周恩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風時，曾沉痛地談到：“五軍團兩個暴動過來的非黨人士季振同、黃中嶽，在寧都起義中起了關鍵作用，肅反時外面有謠傳，說這兩個人不安心，想走。李克農向我報告，我同意將他們逮捕，結果處死了。”
可見季振同、黃中嶽是王明路線“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所謂“肅反”運動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