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詩(關於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學術專著)

中國史詩(關於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學術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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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詩》立足於我國豐富的史詩資源,在對我國三大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及南方原始性史詩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少數民族史詩進行了綜合梳理與比較研究,對它們的發生髮展規律、敘事方式、結構類型、人物形象、藝人現象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

《中國史詩》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權威學者,其注重史詩形成、發展規律的探討,加強對於國外史詩理論的翻譯和譯介,盡力做到以史詩的形成與發展為脈絡,加強蒙古史詩群、突厥史詩群及南方英雄史詩群的研究,並對我國史詩的發展規律進行一些探討。

本書入選“201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史詩
  • 作者:仁欽道爾吉、郎櫻
  • ISBN:978-7-5399-8832-0
  • 類別:文化/史詩研究
  • 頁數:604
  • 定價:180
  •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7年1月
  • 裝幀:精裝
  • 開本:718*1000mm 1/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出版背景,圖書特色,作品目錄,摘要,

內容簡介

《中國史詩》是一部由社科院著名學者郎櫻、仁欽道爾吉共同編寫完成的、反映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史詩文學藝術形式的緣起、形態、樣式、規律、發展和唱演歷史及對此梳理記錄的一部完備、全面的專著。書稿吸收了數十年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國民間及民族文學研究的新趨勢,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明,繁榮新時期文學研究,促進各民族的團結,都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本書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部厚重的著作,不管是在中國史詩的觀念表達上,還是在中國史詩的存在樣態描述上,都堪稱中國史詩研究領域的一個里程碑。”

作者簡介

仁欽道爾吉,男,1936年2月26日生,蒙古族,內蒙古巴林右旗人。1960年畢業於蒙古國立喬巴山大學蒙古語文歷史系。中國民族文學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江格爾》研究會副會長,國際蒙古學協會秘書長。1957年開始發表作品。197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長期從事蒙古族史詩,著述頗豐。
郎櫻,女,1941年4月出生,籍貫北京。二級研究員、博士導師。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主要學術專長是維吾爾及突厥民族文學,長期從事柯爾克孜民族史詩《瑪納斯》研究。

出版背景

史詩是一種古老的文學樣式,是認識一個民族的百科全書。一部史詩,尤其是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詩,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形成與發展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的史詩流傳於少數民族地區,蘊藏量相當豐厚,舉世聞名的三大英雄史詩——藏蒙史詩《格薩(斯)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和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每部都在20多萬詩行以上,規模宏偉,氣勢磅礴,至今仍在口耳相傳,已引起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除三大史詩之外,還有蒙古、哈薩克、柯爾克孜、維吾爾及南方各民族史詩,總計約有500多部。
世界上的史詩絕大多數是書面史詩,而我國的史詩,至今仍在民眾中口耳相傳,是“活形態”史詩。其中,有許多內容極為古老,有創世史詩、狩獵史詩,英雄史詩等。因此,對於這種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史詩研究成為一項非常有重要意義的工作。
目前,國內對於史詩的專題性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但是,尚沒有一部全面、系統研究中國史詩的著作問世。 由仁欽道爾吉與郎櫻二人歷經多年撰寫的《中國史詩》,對中國少數民族史詩進行綜合性與比較研究,注重史詩形成、發展規律的探討,加強對於國外史詩理論的翻譯、譯介,填補了此領域的學術空白。該著作資料翔實,內容全面,論析深刻。其出版成果,必然在弘揚、宣傳、普及中國史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該著作的出版,不僅具有學術價值,而且具有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加強民族團結的重大現實意義。

圖書特色

★完備細述我國少數民族史詩生成、發展以及現狀之專著,填補國內空白;
★全面展示少數民族地區民間文學的傑出成就,猶如徐徐展開一幅史詩畫卷;
★細緻描繪史詩人物形象、性格及場景設定,為感興趣的讀者提供指引與參考;
★吸收數十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之成果,代表國內學術界史詩研究至高水平。
中國史詩(關於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學術專著)

作品目錄

緒論
第一編 早期史詩
第一章 史詩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第二章 南方民族創世史詩
第三章 搶婚型英雄史詩
第四章 考驗婚型英雄史詩
第五章 勇士與多頭惡魔鬥爭型英雄史詩
第六章 勇士與獨眼巨人、地下妖孽鬥爭型英雄史詩
第二編 中小型英雄史詩
第一章 蒙古英雄史詩的特徵
第二章 蒙古英雄史詩人物和情節的發展
第三章 婚事加征戰型英雄史詩
第四章 兩次征戰型英雄史詩
第五章 家庭鬥爭型英雄史詩
第六章 突厥語民族英雄史詩的形成
第七章 狩獵型突厥英雄
第八章 古老的突厥英雄史詩
第九章 突厥英雄史詩的部落特徵
第十章 克普恰克部落突厥英雄史詩
第十一章 烏古斯部落突厥英雄史詩
第十二章 晚期突厥部落英雄史詩
第十三章 早期南方英雄史詩
第十四章 壯族與侗族英雄史詩
第十五章 彝族英雄史詩
第十六章 傣族英雄史詩
第十七章 苗族英雄《亞魯王》
第三編 長篇英雄史詩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章 三大英雄史詩概述
第二章 藏族史詩《格薩爾》
第三章 《格薩爾》的傳承
第四章 蒙古《格斯爾》的獨特性
第五章 蒙族英雄史詩《江格爾》的傳承
第六章 《江格爾》的形成和故事梗概
第七章 柯爾克孜族英雄史詩《瑪納斯》
第八章 《瑪納斯》的傳承

摘要

緒論 第一節 史詩的表達與族群的認同
隨著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的東漸,許多學術的術語也傳入我國。“史詩”一詞的英語epic直接來源於希臘語的epkos和拉丁語的epikos, 從詞源上講則與古希臘語的epos相關。該詞的原意為話、話語,後來引申為初期的口傳敘事詩,或口頭吟誦的史詩片段。史詩這一概念傳入我國當在19世紀末期。在18世紀國啟蒙主義作家伏爾泰的著作《論史詩》中指出,“史詩”一辭彙來自希臘文,原意為“說話”。只是由於習慣相沿,這個詞才與用詩體寫的關於英雄冒險事跡敘事的敘事聯繫起來。目前,關於史詩的概念,常被指描寫英雄事跡的長篇敘事詩。大量歌頌英雄豐功偉績的傳說以書面或是口頭形式一代代傳承下來。在西方,史詩主要指《伊利亞特》、《奧德賽》那樣敘述英雄傳奇經歷和事跡的英雄史詩。關於史詩的定義,《維基百科》史詩條目寫道:“史詩是一種以長篇敘事為體裁講述英雄人物(來源於歷史或是神話中)的經歷或是事跡的詩。”我國的《大百科全書》史詩條目是這樣說的:“古代民間文學的一種體裁,通常指以傳說或重大事件為題材的古代民間長篇敘事詩。史詩主要歌頌每個民族在其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戰勝所經歷的各種艱難險阻,克服自然災害,抵禦外侮的鬥爭及其英雄事跡。”
我國是一個史詩蘊藏量極為豐富的國家,約有各類史詩數百部之多,它們分布於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在民族地區,除知識分子用“史詩”( Epos )一詞之外,人民民眾對“Epos ”一詞並不認同。其實,每個民族對史詩都有自己傳統的稱謂,如柯爾克孜人民稱史詩為“交毛克”(joomok故事), 維吾爾人民稱史詩作“達斯坦”(dastan敘事詩),哈薩克民眾稱史詩為“吉爾”為(jer古歌),蒙古族人民稱史詩為“陶兀勒”(tuul故事), 藏族人民稱史詩為“仲”(sgrun廣義為故事,狹義指《格薩爾》),侗族民眾稱史詩為“嘎公古”(gagonggu 古老歌),四川彝族稱史詩為“穆莫哈瑪”(mupmop hxamat 口頭傳頌的詩歌),韻文體史詩稱作“勒俄”(hnewo),壯族稱史詩作“四么”(saw mo師公誦唱的史詩),湘西苗族稱史詩作“杜奧特”(dut ghot意為古老誦詞),朝鮮族人民則稱史詩為“蘇薩什”(susa shi)等等。
中國本土史詩傳統與西方史詩傳統不盡相同。因而,我國對史詩的定義和範疇的界定,也有異於西方的“史詩”(Epos )的界定,其含義及所指也是有同有異。西方的史詩,以希臘史詩為輝煌的“典型”,強調史詩一定要有戰爭,一定要描寫英雄傳奇與英雄事跡。其實,這一西方的史詩概念,並不能涵蓋我國南方與北方民族的史詩傳統。例如,我國南方各民族中傳承著大量的創世史詩,以及塑造文化英雄為主的英雄史詩。南方民族是具有濃郁神話色彩的“活態”史詩,是無法用西方的史詩定義所概括的。在早期的突厥—蒙古史詩中,也有許多史詩具有濃郁的神話色彩,例如,至今在柯爾克孜民眾中口頭傳承的《考交加什》,描寫的神箭手考交加什因觸怒母野山羊神而受到報應,被母野山羊神施魔法被定在懸崖邊凍餓而死的故事。類似活態的、具有濃郁神話色彩史詩,在我國南方與北方民族中均大量存在。因此,如果以希臘史詩為典範的、強調描寫英雄傳奇與英雄事跡的史詩概念,來附會我國豐富多彩的史詩的話,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只會模糊我們的視界,使中國史詩類型的豐富性貧乏化”1鐘敬文先生認為,“史詩,是民間敘事體長詩中的一種規模比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詩的語言,記述各民族有關天地形成、人類起源的傳說,以及關於民族遷徙、民族戰爭和民族英雄的光輝業績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隨著民族的歷史一起成長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部民族史詩,往往就是該民族在特定時期一部形象化的歷史。”1,這是首次明確將我國南方民族的創世史詩、英雄史詩、民族遷徙史詩以及北方民族英雄史詩包括在內的、結合中國史詩實際的史詩定義。
儘管史詩與敘事詩的概念難以嚴格區分,但是,在我國,“敘事詩”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類,因此,我國的史詩研究者還是努力將二者加以區分。敘事詩可以產生於不同的時代,而史詩往往是特定時代的產物。生產力極為低下,人類尚無能力征服自然的時代,不可能產生史詩。那時,極需解決的是人類自身的生存問題;隨著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加強,社會開始從野蠻時期邁入文明的門坎。這時,包括氏族、部落、族群在內的群體意識覺醒。
是關注群體的命運,還是關注個人的喜怒哀樂與愛情歷經,這是我國區分史詩與敘事詩的重要標尺。無論是大型史詩,或是小型史詩,所關注的都是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部族的事業與命運。史詩注重群體的意識,群體的觀念,群體的榮譽,群體的利益。也就是說,族群的事業與命運,是史詩世界的基礎。
史詩的敘事與一般的敘事詩的敘事,迥然有異。史詩的敘事莊嚴、神聖、宏偉。史詩的這種莊嚴性、神聖性與宏偉性,既體現在口頭文本之中,更體現在史詩的演述中。史詩對於人與事的敘述,採取“全能敘事視角”,即史詩敘述者洞曉史詩中所有人物與事件的來龍去脈,既知道它們的過去,又知道它們的未來。史詩的時空觀無限廣闊,發生在天界、人間與地下界之事,甚至發生在遙遠古代以及跨越漫長時代的一切事物,也都在史詩敘述者的視角之內。
與一般的敘事詩相比較,史詩所包容的文化信息量要大得多,史詩的內容古老,文化底蘊豐厚。史詩在繼承族群口頭傳統的基礎上,歷經漫長的口頭傳承過程,融入大量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及諺語等。口頭史詩是一座民間文學寶庫,是一座展示民族精神的博物館,是認識一個民族的百科全書。一部史詩,尤其是一部宏大的民族史詩,內容豐富,氣勢恢宏,在民族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形成與發展產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西方的“史詩”,主要指希臘史詩類的英雄史詩。而我國的史詩,既有規模宏偉的三大英雄史詩,也有濃郁神話色彩與充滿神奇幻想的狩獵史詩和古老的英雄史詩,還有創世史詩、遷徙史詩等。西方的史詩,雖然具有口頭史詩程式化的特點,但是,目前西方的經典史詩基本上已經書面化了,成為書面史詩,目前在民眾中已鮮有口傳。然而,我國絕大多數的史詩仍然是“活態”史詩,仍以口頭形式傳承著,這是我國史詩突出的特點。因此,史詩演述的語境,史詩演述與儀式,史詩的表達認同等重要內容的涵蓋,使中國史詩的概念與西方史詩的概念業已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實,關於史詩的定義,國外一些學者也從新的視角提出新的命題。芬蘭著名學者勞里·航柯認為:“(說)史詩是‘一種風格高雅的長篇口頭詩歌,詳細敘述了一個傳統中或歷史上的英雄的業績’, 這種陳腐解釋帶來的問題是,與它發生關係的總是特殊的英雄史詩,以至忽視了相當多的傳統史詩種類。近些年中,西方學者倍感“荷馬樣板”是束縛,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源頭活水。在史詩的比較研究中這種態度更為突出,其中包括那些非歐洲口頭史詩的研究著作,這些是建立在活態傳統調查經驗之上的成果。對此,約翰·威連慕·約森講過多次,他說:我希望希臘史詩刻板的模式,一種在現實行為里再也看不到的僵死的傳統,不該繼續統治學者的思想。希臘傳統只是許多傳統之一。在非洲和其他許多地區,人們可以在自然語境中去觀察活態史詩傳統。在表演和養育史詩的許多地區,我們還有工作要做。史詩是關於範例的偉大敘事,作為超故事是被專門的歌手最初表演的,它在篇幅長度、表現力與內容的重要性上超過其他的敘事,在傳統社會或接受史詩的群體中具有認同表達源泉的功能。對外來的耳朵來說這種沉長無味的、重複的敘事,都在特殊群體成員的記憶中通過他們對史詩特徵和事件的認同達到崇高輝煌。對史詩的接受也是它存在的基本因素。如果沒有某些群體至少是一部分的欣賞和熱情,一個敘事便不能輕易地被劃為史詩。”勞里·航柯所提出的史詩定義,適用於歐洲以外的“活態史詩”傳統。“活態”史詩表達認同的文化功能更為突出,表現出更多的激情與鮮活的生命力。
中國學者對史詩定義的論述,視角也發生著轉變。例如,有的學者從文類視角論述史詩:“中國史詩文類可以從三個方面予以定義:(一)形式方面,以韻文或是韻散交雜來記述長篇敘事可以口頭傳唱的詩歌;(二)時間方面,它產生於原始社會後期到封建社會後期;(三)內容方面,可分為‘創世史詩’與‘英雄史詩’”。 而有的學者,則從更為廣闊的視角論述史詩的定義:“什麼是史詩呢?一般文學教科書給出的定義實在是差強人意的。藉助人類學家的實地考察,我們終於了解了史詩及其產生奧秘。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都在遠古時留下故事與歌謠。在某些文化中把這二者結合起來並成為經典性的世代傳唱作品的,正是史詩。”
綜上所述,史詩這一學術用語,與神話、話劇等外來術語一樣,已被我國學術界所接受,並成為我們文藝文類的重要用語。“史詩”一詞從西方進入我國,結合我國的史詩的實際與中國史詩傳統,中國史詩的定義以及所涵蓋的史詩類型,已與西方的史詩理念不盡相同。
在我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史詩,既有共性,也同樣存在差異。例如,南方民族的創世史詩、英雄史詩,與北方民族英雄史詩之間,也存在差異。即使同是南方民族,由於文化傳統、生產生活方式、語系語族、地域等諸多因素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史詩傳統、史詩傳承方式,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正是這些同與異,構成了我國史詩的豐富性。正如鐘敬文先生所指出的:“史詩的價值不是歷史的,而是文化的,每一個民族的史詩都有其特殊性。以往研究史詩,主要受西洋理論的影響,以希臘史詩為‘典型’。”為扭轉此種狀況,應以中國本土史詩傳統為主,借鑑國外史詩研究理論,推動中國史詩理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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