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名著百部藏書：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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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古典名著百部藏書:詩經》：名著精讀，感受國學博大精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這是中華詩歌的源頭。這是華夏文章的根基。這是繞樑不絕的先人歌詠，這是裊裊縈繞的古樸頌唱，這是流淌在血脈中的炎黃之歌。

作者簡介

作者：呂曉濱合著者：(春秋時代)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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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詩經》作為著名的《十三經》之一，在封建社會中，一直具有“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功效。因此，二千多年來的經師和舊學者們，無論是推究詩旨的，還是講求音義的；無論是考證禮樂的，還是解釋名物的；無論是今文的三家，還是古文的毛詩，無不現出一付正襟危坐的神氣，懷著兢兢業業的心情，將《詩經》的經學納上正統的寶座，以期合乎這樣“莊嚴偉大”的功效。
在經學統治時期，其覆蓋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宣統遜位以前，研究《詩經》的著作幾乎沒有一本能夠脫出經學的畛域。所以我們今天研究《詩經》，首先了解《詩經》經學的情況是十分必要的，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三百零五篇。最早的是《周頌》，創作於西周初期。最晚的是《曹風·下泉》，在周敬王人成周(公元前516年)以後，已經是春秋中葉了。《詩經》產生的地域，包括今天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的北部，為當時周人統治勢力所及地區。從漫漫幾百年間流傳下來的，在茫茫幾千里中產生出來的各式各樣的詩歌，是怎樣結集成一本完整的《詩經》的呢?司馬遷《史記》認為孔子刪詩，是《詩經》的編訂者。但經過歷代學者的論辯，這種說法已被否定。詩三百篇的規模在孔子時已經形成，他所做的只是核定這些詩歌的樂譜而已。真正將這部詩歌總集編訂成書的，看來是周王朝的樂官，即《周禮》稱為太師、小師、瞽蒙、眠了的那班人。《詩經》中有從民間採集來的民歌，也有貴族文人的創作和祭祀燕饗的樂歌，這些都保存於官府，由太師掌管。到了春秋時代，諸侯間交際頻繁，一般外交家為了鍛鍊自己的口才，加強外交辭令，常常引用詩歌的句子來表達本國或自己的態度和希望，使其語言含蓄婉轉而且美麗，形成當時上層人物學詩的風氣，所以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訓練口才的普遍要求下，樂官不斷地加工配樂，逐漸便輯成《詩經》這本教科書。《左傳》中所引的詩，百分之九十五的都見於《詩經》，孔子在《論語》中也一直稱“詩三百”，可見春秋時已有固定的本子了。
《詩經》產生之後，對它的研究也就隨之而來。不過當時並沒有經學，因為《詩經》在先秦時期還不是“經”，當時只稱為《詩》，或者《詩三百》。對《詩》的研究還沒有完整的著作，而是散見於各種典籍的片言隻語中。儘管這樣，還是能從中區別出不同的類型來。
首先是對《詩經》內容和作用的評價。孔子雖然沒有編訂《詩經》，但對它還是很重視的。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是引用了《魯頌·駒》的一句詩來概括《詩經》的思想性。他還對兒子伯魚說：“女(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朱熹解釋說：“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他如此重視學詩，可見對《詩經》評價之高。在孔子看來，《詩經》不但可以作為處世準則，還是訓練語言才能的範本(《論語·季氏》：“不學詩，無以言。”)，又可以觀察人生和豐富知識(《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雖然沒有把《詩》當成經典，但他提出的《詩經》種種功效，多超乎文學的意義之外，這無疑是經學的濫觴。但是，同樣作為儒家學者，苟子對《詩經》卻另有看法。他說：“《詩》、《書》故而不切。”王先謙《荀子集解》：“《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由此荀子認為“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者，是俗儒。還認為“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年，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這些說法似乎頗不以《詩經》為然。但也正是這個荀子，在他的著作中卻大量地引證《詩經》，作為他所論述的觀點的結論或標準。這個矛盾的現象，說明先秦時期《詩經》雖還沒有被奉上崇高的地位，但功用主義的說詩傾向已十分明顯。所謂“斷章取義，予取所求”，正是先秦諸子對《詩經》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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