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先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礦冶政策和礦冶業。中國封建王朝基於山澤國有的原則，視礦冶為重要財源，礦政與財政密切結合。又由於礦產采煉常聚集眾多人手於深山曠野，不免為豪強所盤據，有危及王朝安全之虞。因此，歷代大都對礦冶採取嚴格管理政策，如實行官營、專賣，或征課重稅，對礦山的開閉須經朝廷或地方官審批，對私采、私鑄、私販則嚴加處分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古代礦政和礦業
- 時期：先秦至清鴉片戰爭前
- 基有原則：山澤國有
- 政策：對礦冶採取嚴格管理政策
正文
礦政與財政的結合在鹽業上最為突出。中國鹽產主要是海鹽，僅四川井鹽屬礦產。
先秦金屬礦的開採和冶煉，以銅礦為最早。夏商周時代，青銅用以製造生產工具、兵器、禮器等，生產者多為奴隸，產品主要是為了“給官”。春秋晚期成書的<考工記>所載築氏（造削）、冶氏（造矢、戈、戟）、桃氏（造箭矢戈戟劍）、鳧氏（造鐘）、氏（造量器）、段氏（造餺器），都屬官冶的銅器製造。但這時除官府奴隸生產以外，已有個體生產者存在，他們製造一般用品，被稱為“工肆之人”。
鐵冶大約始於春秋時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有關於晉國鑄鐵鼎的記載。戰國時鐵業發展甚快，<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戰國晚期至秦代以鐵冶致富者有邯鄲郭縱、趙地卓氏、宛地孔氏、曹地邴氏等，可見民營鐵業頗為普遍。但民營須向國家納重稅，稅收歸於皇室（少府）。由於鐵業關係兵器製造，封建政權不會對私營放任不管。如宛孔氏在秦伐趙時被迫遷往南陽，趙卓氏在秦破趙後也被迫遷徙，就是明證。
秦漢至南北朝秦時已有鐵官的設定，鐵官的職掌不外是管理私營鐵業或實行官鐵專賣。漢初無統一規定，諸封國中如吳和齊曾在當地自營鹽、鐵，吳王濞並自鑄銅錢因而“國用富足”。到了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因財政和軍事的需要，開始實行鹽鐵官營,設鐵官49處,分別在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江蘇、湖南、四川、河北、遼寧、甘肅等地；郡不出鐵者設小鐵官，管銷售鑄器。收入歸入國庫。采煉所用卒徒，包括奴隸、刑徒、工匠、民夫等,銅、鐵礦徒多至10萬人。私鑄鐵器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這種官營政策有利於集中人力,開發資源,提高技術；但官營“多為大器”,“不給民用”；其給民用的，卻是“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賣之”。
銅的一個重要用途是鑄錢，秦有半兩錢。漢初，郡國多自鑄造,民間濫鑄問題嚴重。元狩五年（前118）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造,所鑄多為五銖錢（見彩圖）。 東漢初繼行鹽鐵官專賣制，至章帝時，以鹽政腐敗，罷鹽鐵之禁；但隨後又復置鹽鐵官。東漢鹽鐵官由郡管轄，末期群雄割據，鹽鐵非復王朝所能控制。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鐵冶甚受重視。三國的魏、蜀各有司金中郎將的設定。南北朝各割據勢力，大都利用當地資源設定官冶。魏、晉先後在谷水白超壘側置水冶，南燕慕容德（336～405）於商山立冶，北魏道武帝置山東諸冶以造甲兵，崔挺立鐵官於光州（今河南潢川）。相州（今河北臨漳縣鄴鎮）的牽口冶為北魏兵器、農器鑄作最工之處。北周夏陽諸山的鐵冶每月工役約達8000人。
唐宋 唐代礦冶業有緩慢的發展。唐前期,凡金、銀、鐵、錫之冶186處,陝、宣、潤、饒、衢、信等州銀冶58，銅冶96，鐵山5，錫山2，鉛山4，汾州礬山7。到唐後期宣宗時,增銀冶2、鐵山71,廢銅冶27、鉛山1。下面是憲宗元和時與宣宗時各一年的礦產額比較（《文獻通考》卷十八）：
清代礦政管理重點在銅、鉛，對民間開採除課稅外並行官價收購。雲南是清代開發的最大銅礦區。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四年實行二八抽課辦法，即除課十分之二實物外，余聽自賣。在此辦法下，滇銅發展順利。後改為二分抽課外，其餘均歸官收買；商人不願投資，生產停滯。雍正時改為除官買定額外，余銅準自賣，於是銅產復振。乾隆時礦課減為十分抽一，又對官買價格略作調整，酌留余銅自賣；於是產量繼增，平均年達1000萬斤以上，保證了每年大量銅錢的鑄造。惟嘉慶後因礦老山荒，產量趨減。其他各省銅礦，大體是抽課二分，官買四分，餘四分聽民自賣。鉛礦以貴州為主，乾隆前期年產曾達1000萬斤以上，抽課、官買、自賣辦法略如銅礦。金銀礦課較高，達十分之四，但在清代礦業中不占重要地位。鐵礦以廣東、陝南為主，多系冶戶承包稅銀之制。煤礦為清代新興礦業，乾隆初開放民營，一般是對官山採煤納輕稅，民地因有田賦，免納。清代礦政雖放手民營，但為防“聚眾滋亂”，對礦區的開闢仍極審慎，邊疆多列禁區；對礦工之募集、管理甚為嚴格，常有封禁之舉。直到鴉片戰爭前，中國礦業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對當時國外已流行的新式採礦技術亦未能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