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古代房內考
- 作者：高羅佩
- 類別：古代性文化
- 介紹：中國古代性文化
內容簡介,目錄,作者,作者序,譯者前言,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房內考》作者高羅佩（R·H·Van Gulik，1910—1967），荷蘭人。譯者是李零、郭曉惠、李曉晨、張進京。內容講述從西周到明三千多年的中國古代性文化和性習俗，是《秘戲圖考》的姊妹篇。
這部書也被認為是《秘戲圖考》的姊妹篇，被西文漢學界公認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權威之作。該書在西方出版的英文名是《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直譯過來是《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中國古代房內考》作者附加的中文名。譯者在譯後記中最後說：“本書雖是一本寫給西方讀者看的書，但對中國讀者來說，卻有自我認識的意義。我們把它翻過來，重新介紹給中國讀者，說實話，並不是因為性問題近來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相反，我們倒是希望，這本書對長期禁錮之後的過度敏感和興奮會有某種‘冷卻’作用。”
目錄
譯者前言
插圖目錄
版圖目錄
作者序
第一編 封建王國
第一章 西周和西周以前（約公元前1500年—前771年）
殷文字與母權制殘餘——西周天道觀與“德”——《詩經》中的性與社會
第二章 東周（公元前770年—前222年）
社會狀況和性生活——《左傳》的有關記載——《易經》與陰陽五行——道家與儒家——中國人的基本性觀念
第二編 成長中的帝國
第三章 秦和西漢（公元前221年—公元24年）
《禮記》與古老性原則——宮廷性生活的荒淫——妓院的產生——房中修煉書的流行
第四章 東漢（公元25年—220年）
房中書的內容及套用——道家的性修煉
第五章 三國和六朝（公元221年—589年）
封底
封底第三編 帝國的全盛時期
第六章 隋（公元590—618年）
隋朝的建立——房中書：《洞玄子》——《房中記》——《素女經》——《玉房秘訣》——《醫心方》——房中書的評價——變態性行為
第七章 唐（公元618—907年）
第八章 五代和宋（公元908—1279年）
第四編 蒙古統治與明的復興
第九章 元（公元1279—1367年
第十章 明（公元1368—1644年）
明代的性習俗——房中書：《某氏家訓》——《素女妙論》——《既濟真經》——《修真演義》——色情小說：《金瓶梅》——《隔簾花影》——一個真實有愛情故事：《影梅庵憶語》——明代的人物畫像與服飾——淫穢小說：《繡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陰趣史》——明代春宮畫——明末江南春宮畫冊：《勝蓬萊》——《風流絕暢》——《鴛鴦秘譜》——《繁華麗錦》——《江南銷夏》——中國性觀念的最後標本——明朝的滅亡——中國文化的生命力
附錄
附錄一：印度和中國的房中秘術
附錄二：《秘戲圖考》中文自序；《秘戲圖考》收藏簡表
書名簡稱索引
中文索引
日文索引
總索引
譯後記
作者
高羅佩（R·H·Van Gulik，1910—1967），是荷蘭著名漢學家，曾荷蘭萊頓大學和烏得勒支大學攻讀法律和東方語言，1935年以研究印度、中國西藏和遠東馬祭的論文而獲博士學位。之後，一直在荷蘭駐外機構中擔任外交官，先後就職於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和吉隆坡，最後職務為駐日本大使。
作者序
關於本書寫作緣起的簡介，再好不過地說明了它的寫作計畫和討論的範圍。每本書的寫成都各有機緣，本書的寫成，起因也異常複雜。
1949年我在荷蘭駐東京大使館任參贊，偶然在一家古董店發現一套名為《花營錦陣》的中國明代春宮版畫集的印版。這套印版是從日本西部一個古老封建家族的收藏散出（十八世紀時日本西部與對華貿易有密切關係）。由於此種畫冊現已罕·，無論從藝術的或社會學的角度看都很重要，我認為自己有責任使其他研究者也能利用這批材料。最初我的計畫是想根據這套印版少量複製，限額出版，再加上一篇前言，討論春宮畫的歷史背景。
為寫這篇前言，我需要有關中國古代性生活和性習俗的知識。在這以前，我在漢學研究中總是避開這一題目，原因是我覺得這一領域最好還是留給合格的性學家去乾，特別是西方有關中國的新老著作信口雌黃，使我得出印象，誤以為性變態在中國廣泛存在。可是當我已不得不選定這一題目時，我發現不論是從正經八百的中文史料還是西方有關中國論著都根本找不到像樣的記錄。
中文的著作對性避而不談，無疑是假裝正經。這種虛情矯飾在清代（1644—1912）一直束縛著中國人。清代編纂的汗牛充棟的書面材料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巨細無遺，但唯獨就是不提性。當然希望在文學藝術中儘量迴避愛情中過分肉慾的一面本身是值得稱讚的。這的確給人一種好印象，特別是當前，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肉慾的一面在文字和圖畫上都被強調得太過分，以至於掩蓋了性行為基本的精神意義。但清代的中國人是墮入另一個極端。他們表現出一種近乎瘋狂的願望，極力想使他們的性生活秘不示人。
西方關於中國性生活的出版物之所以十分貧乏。原因之一是在華的西方觀察者在設法獲取有關資料時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困難。我沒有發現任何一部西方有關出版物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它們簡直是一堆地地道道的廢物。
正是因為通常可以接觸到的中文史料和外國文獻都不能滿足我的課題所需的有關資料，所以，我不得不設法弄清是否在中國和日本再也找不到意外的材料。調查結果是，雖然在中國本土由於查禁太嚴，清代文獻實際上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但在日本，中國有關性問題的重要古本卻保留了下來。這些古本早在公元七世紀就已傳入日本。它們啟發我去做進一步蒐集，使我在古老的中醫學和道教文獻中查出了不少材料。這些材料印證和補充了日本保存的資料。
另外，由於某些中日私人版畫收藏家的慷慨相助，使我得以研究他們收藏的一些明代春宮版畫和房中秘書。所有這些畫冊和書都極為罕見，其中有些已成孤本。
驗證以上材料，使我確信，外界認為古代中國人性習俗墮落反常的流俗之見是完全錯誤的。正如人們可以想見的那樣，像中國人這樣有高度文化教養和長於思考的民族，其實是從很早就很重視性問題。他們對性問題的觀察體現在“房中秘書”，即指導一家之長如何調諧夫婦的書籍當中。這些書在兩千年前就已存在，並且直到十三世紀前後仍被廣泛傳習。此後儒家禁慾主義逐漸限制這類文獻的流傳。到公元1644年清建立後，這種受政治和感情因素影響而變本加厲的禁慾主義，終於導致出上述對性問題的諱莫如深。從那以後，這種諱莫如深一直困擾著中國人。清代學者斷言，這種諱莫如深始終存在，並且兩性的嚴格隔離在兩千年前就以盛行。本書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要反駁這種武斷的說法，說明直到十三世紀兩性的隔離仍未嚴格執行，性關係仍可自由談論和形之文字。
古代的中國人確實沒有理由要掩蓋其性生活。他們的房中秘書清楚地表明，從一夫多妻制（這種制度從已知最古老的時期到不久前一直流行於中國）的標準看，總的說來，他們的性行為是健康和正常的。
選定這一課題帶來的後果是，出版上述春宮版畫集將意味著我要履行雙重職責：除去使人們得到這些稀有的藝術材料之外，還必須糾正外界對中國古代性生活的誤解。
複製出版春宮版畫集的前言後來竟變成一部二百多頁的著作。當我於1951年終於以《秘戲圖考》，附論漢至清代（公元前206年—公元1644年）的中國性生活為題出版該書時，它已長達三卷。由於該書中有複製的春宮版畫及其他不應落入不宜讀者手中的資料，我只印了五十冊，並把它們全部送給東西方各大學、博物館及其他研究單位。
我本以為隨著該書的出版，我在這一領域內的工作即可告結束。對這一課題的各個專門領域做進一步研究，那最好還是留給合格的性學家去乾。
然而當我出版此書時，劍橋大學研究生物化學的高級講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為收集材料寫他的名世之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已經相當獨立地開始研究道家採補術。他參考了我贈給他們學校圖書館的書，感到無法同意我對道教性原則的反對看法。坦率地說，道家的作法最初確曾使我大為震驚，因此我稱之為“性榨取”（sexual vampirism）。雖然以一個外行來研究這類問題很難做到允執厥中，但我說道教思想對中國古代婦女的待遇和地位只具壞影響是太過分了。李約瑟在給我來函中指出，與我的說法相反，道教從總體上來說是有益於兩性關係的發展和提高婦女的地位。並且他還向我指出，我對道教資料的解釋過於狹隘，而他那種比較通融的觀點才恰如其分的。讀者可參看當時正在付印的李約瑟所著該書第二卷146頁的腳註f。
其後漢學同行在他們對本書的評論當中又提出了其他一些訂證和補充，而我從閱讀中也發現一些新資料。雖然這些發現並未影響該書的主要論點（李約瑟的研究反倒加強了這些論點），但我覺得還是應當把它們記錄下來，並期望出版一部上述套色版畫集的補編。1956年，該書出版商建議我寫一本討論中國古代性與社會的書，我認定這是改寫該書歷史部分的好機會。我增加了西漢的資料，刪去了討論春宮畫的細節，並擴充了其他部分，以便為廣大人類學界研究中國的性生活提供更宏闊的總體面貌。
正是以這種方式，這本題為《中國古代房內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的書終於問世。
從成書結果來看，這兩本書是互為補充的。它們是從同樣的中文文獻出發，但《秘戲圖考》側重於套色版畫和中國色情藝術的一般發展，而《中國古代房內考》則採用一種視野開闊的歷史透視，力求使論述更接近一般社會學的方法。
至於說到本書涉及的時間範圍，我發現必須對本書題目中“古代的”（ancient）這個形容詞做出比中國人通常所用含義更寬泛的解釋。通常他們都是以這一術語指他們歷史的前半段，即從約公元前1500年到約公元200年這段時間。不過中國文明此後並未中斷其發展而一直綿延至今。為了給進一步研究更加晚近的性生活提供全面的歷史背景，我不得不把視野擴展到公元1644年。這時，滿族征服了中國，中國人對性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深刻變化。所以這個時間提供了一個人合乎邏輯也方便使用的結束點。
同樣本書題目中的“性生活”(sexual life )一詞也有更寬泛的含義。特別是鑒於中國文化是在與我們的文化有許多不同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只講性關係是不夠的。為了正確估價中國人的性關係，讀者至少要對中國的社會背景有一般的了解。故我想儘量簡要地提供一些有關情況，特別是那些與主題密切相關的細節，諸如室內陳設和穿戴打扮。所有這些性的、文化的、經濟的、藝術的和文學的資料只有納入歷史的框架才能說明它們的演變。因此，我把有關歷史時期分為四大段。第一段的大體時間範圍是公元前1500—紀元初，第二段是紀元初—公元600年，第三段是公元600—1200年，第四段是公元1200—1644年。這四大段又分為十章，每一章各討論一個範圍相對確定的歷史時期。
要想在一本概論性質的書中反映出上述十個歷史時期中每一期性關係的總體面貌，這當然不可能。況且我們對中國社會史的現有知識是否已經充分達到足以做詳細論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懷疑的。
只是在與早期中國歷史有關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嘗試以儘量簡短的方式勾勒出一個概括性較強的畫面。同時我們可以把這兩章看做全書的導言。接下來的每一章則側重於性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
第三章（秦和西漢）側重講性與社會生活，第四章（東漢）側重講性與道教，第五章（三國和六朝）側重講性與家庭生活。
最後，第九章（元）是據喇嘛教的特殊材料描寫蒙古占領下的性關係，而第十章（明）重點是講文學藝術中的性描寫。
只想研究某一特定問題的讀者可以從總索引中找到有關段落的出處。
本書只是一個提綱挈領的東西，它首次嘗試綜合現存材料，將其納入歷史序列，目的是想為不能參考原始中文材料的研究者提供他們所需了解的一般情況。我希望他們能從中找到自己所需的東西，或至少懂得從何處找到這些東西。鑒於後一點，我增加了引據西方漢學文獻的腳註。在像本書這樣一部用幾百頁篇幅去囊括三千年歷史的書中，當然可以逐段加上漢學出版物的出處。但我想，這些出處對一般讀者用處不大，而漢學家們又知道從何處查找有關書目。因此，我對西方漢學文獻的引用只限於那些對讀者做進一步研究最有用的書籍和論文。
不過，由於這是第一部研究本課題的書，並且為使漢學同行對書中僅屬初步涉獵的問題能做進一步的探討，我必須在比較關鍵的地方註明有關中文史料的準確出處，因此有些頁上充滿了中文的人名、書名、術語和年代。希望一般讀者能對此諒解。同時我還要請漢學同行們體諒，由於篇幅所限，我不得不大大簡化某些歷史敘述，甚至入往往不得不把某些複雜問題一筆帶過。
讀者會注意到本書很少引用民俗學材料。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民間傳說在中國也是性學研究的豐富源泉，而且像葛蘭言（M·Granet）和艾伯哈德（W·Eberhard）等學者在這方面已做過出色的工作。但這一領域是如此廣闊，儘管他們有開創之功，但將中國的民間傳說令人信服地用於歷史學和比較研究的目的，這樣的時刻卻尚未到來。在沒有蒐集到更多的材料並加以篩選之前，偶然的事實極易被誤認為標誌著普遍趨勢。中文文獻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時間和地理範圍上看都是如此浩瀚，以至我們若想從孤立的事實下結論，那將很容易證明比較人類學所知道的每種現象或習俗其實都存在於中國的這一時期或那一時期。我們在本書中只使用明確屬於中國文化範圍的資料，即被新老文獻中的大量引文證明，一直是中國人所確認代表他們思想習慣的資料。這意味著我應排除非漢化土著（納西、苗、彝等）和信奉非漢化外國教義的中國人的性習俗不談。
出於同樣的理由，我竭力避免詳細引證馬可·波羅（Marco Polo）關於元代性生活的說法。這個偉大的威尼斯旅行家懂蒙古語和突厥語，但不懂漢語，完全把自己和那些蒙古王公看作一類人。他不過是從旁觀的角度看中國人的生活。他對中國性習俗的觀察似乎主要只同當地的外國居民有關，但例外的是，他對妓院制度的準確評價還是符合中國史料的。同時，我們還必須估計到魯思梯謙（Rustichello）和其他編譯者主觀文飾的可能性。
正如上面所解釋，我是由於偶然的機會才接觸到中國古代性生活這一課題，並且只配以一個對人類學有一般興趣的東方學家來發表見解。當我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時，常常感到自己缺乏專業性學知識猶如殘疾人。正是因為意識到自己在這一方面不夠內行，我採取了在關鍵處用中文文獻本身說話的辦法，只是當靠常情推理或憑我三十餘年博覽中文讀物之印象看來是正確的時候才做出結論。希望從事醫學和性學研究的讀者，能從譯文中發現足夠的原始材料，使他們的結論系統化。另外，本書中所有散文和詩歌的譯文都是出自我手，即使是在腳註中已提到有相應西方譯本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對醫學知識的缺乏也提醒我必須儘量避免對諸如產科學、藥物學等純醫學問題進行討論，儘管它們對性生活還是有某些影響的。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現有西方論中醫學的著作。只有性病是例外，因為性病傳入中國對中國性習俗是有影響的。
我在此謹向倫敦的不列顛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華盛頓的弗利爾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和國會圖書館（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巴黎的基梅博物館（The Musee Guimet），以及萊頓的國家民族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Leyden）敬致謝忱。感謝他們一如既往，再次惠借其精美收藏中的許多圖書資料。
1960年夏於吉隆坡
譯者前言
這本書的內容對中國讀者已經太陌生，簡直好像是講另一個國度。然而，這卻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漢學著作：由一個外國人講中國，講我們自己的事情。
作者漢學功力深厚，發表過不少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譯作和專著，如米芾《硯史》譯本（1938年）、《中國古琴學》（1940）、嵇康《琴賦》譯本（1941年）、《明末義僧東皋禪師集刊》（1944）、《狄公案》譯本（1949年）、《春夢瑣言》（1950）、《秘戲圖考》（1951）、《棠陰比事》譯本（1956）、《書畫說鈴》譯本（1958）、《中國繪畫鑑賞》（1958）、《中國長臂猿》（1967）及本書。這些書中，尤以《狄公案》譯本和本書名氣最大。《狄公案》譯本在西方有“中國的福爾摩斯小說”之稱（作者後來還寫有自己構思的續作），非常風靡。而本書則取材鴻富，研精慮深，在研究院國古代性生活這一問題上，被西文漢學界公認是一部具有開始性的權威之作。美國學者坦納希爾（Reay Tannahill）在其《歷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書中遍論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性生活，述及中國，幾乎全取本書。她說，此書“無論取材或立意言之，皆為無價之寶”，洵非虛譽。雖然此書主要是寫給西方讀者，是為了糾正西方人對中國古代性生活的偏見，但它的內容對中國讀者也同樣有耳目一新之感。因為作者所講的事情即使對中國人來說，似乎也以十分隔膜。
本書英文原名直譯過來是“中國古代的性與社會”，副標題是“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644年中國性與社會的初步考察”，另個還有中文名稱，叫《中國古代房內考》。現譯本沿用作者的中文名稱。
此書從性質上講是一部從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性生活的學術專著。就作者的經歷和學術背景而言，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過去多偏重於琴棋書畫和詩賦小說，很有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儒雅之風”或“玩古董氣”。他怎么會想到現在這樣一個題目上來呢？這就說到他對中國明代春宮版畫的收集。
在本書的序言中，作者很坦白地說，他對中國古代的性問題過去一直繞著走，覺得自己缺乏性學知識如殘疾人，不敢去碰。但有一次，他偶然買到一套明代套色春宮版畫的印版，即《花營錦陣》，想把它印出來供有關學者研究，由此引發興趣，才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先是寫了《秘戲圖考》，後又寫了本書。所以講本書，是不能不提《秘戲圖考》的。
《秘戲圖考》是一部研究明代春宮版畫的專著。該書最初是從藝術鑑賞的角度來寫，只想在前面加一個帶有歷史研究性質的導言，後來逐漸擴大開來，竟成為一部三卷本的大書。其中第一卷是正文，系用英文寫成。該卷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色情文獻簡史》，內容是討論房中秘書和色情、淫穢小說，時間範圍從漢一直到明，就是本書的雛型。第二部分是《春宮畫簡史》，重點介紹八部春宮畫冊。第三部分是《花營錦陣》，包括畫面說明、題辭譯文和注釋。卷後附有《中國性學辭彙》及索引。第二卷是《秘書十種》，系書中引用的重要中文參考文獻，用中文抄錄，包括《洞玄子》、《房中記》、《房中補益》、《大樂賦》、《某氏家訓》、《既濟真經》、《修真演義》、《素女妙論》、《風流絕暢圖》題辭、《花營錦陣》題辭。卷後有附錄，分“舊籍選錄”和“說部撮抄”兩類。第三卷是影印的《花營錦陣》原圖。全書前面有英文導言和中文序（用文言文寫成）。所有中、英文皆手寫影印。作者認為該書不宜公開出版，所以中印了五十部，分贈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和研究單位（參看本書附錄二）。近聞香港已將該書翻譯出版。
此書初版於1961年，與《秘戲圖考》是姊妹篇，但二者有幾點為同。第一，此書側重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而不是藝術鑑賞，與前者有分工，敘述歷史部分加詳，而講春宮版畫反略，只占第十章的一小部分。第二，此書後出，距前書有十年之久，講歷史的部分不但獨立出來，而且內容上有增補，觀點上有修正。如作者增加了講西周和西周以前、東周和秦的部分，其他原有部分也補充了許多新引文，修改了許多舊引文的譯文，並採納李約瑟的意見，修正了前書對道家性秘術的評價，放棄了所謂道家進行“性榨取”的說法，因此顯得更加完備。第三，此書是用來公開出版，面向廣大讀者，作者一貫強調愛情的高尚精神意義（參看本書中對趙明誠、李清照愛情故事的描寫），反對過份突出純肉慾之愛，對正常的性行為與變態反常的性行為（施虐與受虐，排糞尿狂、獸奸）作嚴格的區分，故對本書行文、版圖和插圖的選擇極為慎重。如作者把某些引文中涉及性行為的段落用拉丁文的生理學辭彙翻譯，使具嚴肅性；版圖、插圖完全沒有表現全裸或性交的畫面。其中唯一兩幅選自春宮畫冊的版圖，也是為了說明其藝術表現手法而專門挑出，一幅全身著裝，一幅只裸露上半身。全書沒有超過這一限度。
對性的問題的研究，在現代西方已經形成專門的學科（Sexology），中國古代則叫做“房中術”。從研究文化史的角度講，“房中術”是中國古代“實用文化”，其主要包括以天文歷算為中心的“數術之學”、以醫學和養生術為主的“方技之學”以及兵學、農學還有詩賦繪畫和手工藝等等。戰國已來的私學，即帶有一定自由學術性質的諸子之學實際上是在這種“實用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的房中術本屬於“方技”四門之一（其他三門是“醫經”、“經方”和“神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書表明，這種研究在古代是被視為上至於合天人，下至於合夫婦，關係到飲食起居一切養生方法的“天下至道”。在當時影響至大。過去我國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囿於諸子之學，對中國古代實用文化的影響和作用認識不足，特別是對其中涉於“迷信”、“淫穢“的東西避忌太深。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國外漢學界往往恰好是對這些方面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例如1974年在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舉行的馬王堆帛書工作會議上反映出來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之所以重視這些東西，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很清楚，就是他們顯然注意到，這些材料對於研究中國文化的獨特內心理解是不可缺少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拿諸子書中很有名的《老子》做一個例子。《老子》書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道”。“道”是什麼意思，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爭論不休，其實原書講得很清楚，“道”是不死的“穀神”，“穀神”就是“玄牝”，即一個“玄之又玄”的女性生殖器，天地萬物所出的“從妙之門”。這顯然是一個與房中術密切有關的“地母”（Earth-Womb）概念。還有書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德”，核心是“守雌”，作“天下之牝”。為什麼說要作“天下之牝”，就是因為“牝恆以靜勝牡。為其靜也，故宜為下”，凡是熟悉古代房中術內容的人都不難明白，這些話正是來源於對性行為的觀察。至於其他譬喻，如“嬰兒”、“赤子”、“天下之溪”等等，無不由此引申。
西方漢學家利用我們忽略的材料而在某些領域裡比我們先行一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個例子，高羅佩氏的此書是又一個例子。
本書為讀者展開了一幅中國古代生活的巨幅畫卷。作者在書中運用了大批中文史料，有些是海外珍本秘籍，有些是從浩如煙海的中國舊籍中細心鉤稽出來，工程龐大，作為一個外國人，實屬難能。從這些引書，我們可以窺見作者的基本寫作思路和內容安排的“虛實”。它們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1）一般舊籍。如講西周和西周以前的第一章主要引用了《詩經》，講東周的第二章主要引用了《左傳》，講秦和西漢的第三章主要引用了《禮記》。早期階段史料缺乏，作者只好利用這類材料。另外，本書每章開頭作為引子的歷史概述，大多是據一般正史記載，針對的是西方讀者，帶有介紹性；各章中穿插了一些文學作品，如漢代歌賦、唐詩及宋詞，除少數是直接關係到本題的史料，很多只是用來“渲染氣氛”。
（2）房中書及有關醫書。房中書是古代指導夫婦性生活的實用書籍，，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著錄，在初本是極為嚴肅的書籍並無消遣娛樂的性質。古代希臘、羅馬、印度和現今西方國家都有這種書，作者對歷代史志著錄房中書，皆考其撰人、書旨、篇帙和存佚之跡，一直窮追至明，然搜輯所得不過數種，只有日本古醫書《醫心方》所引《洞玄子》及《素女經》等書引文、《大樂賦》、《房中補益》、《既濟真經》、《修真演義》、《素女妙論》。這些書，《醫心方》引書年代最早，收入第六章。過去國內只有葉德輝輯本，收入《雙梅景闇叢書》中。葉氏所輯有遺漏，且打亂原書引用順序，此書則是按《醫心方》原書進行引述。《大樂賦》是法國伯希和藏敦煌卷子本，過去國內有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影印本和葉德輝《雙梅景闇叢書》刻印本。《房中補益》出孫思邈《千金要方》，有《四庫全書》本。這兩種屬於唐代，收入第七章。其他三種都是流入日本的珍珍稀之本，屬於明代，收入第十章。由於這類材料比較少，所以顯得特別珍貴，作者又自稱對性學外行，想用史料本身說話，所以往往大段大段引用，有的甚至全篇抄入（如《洞玄子》）。
（3）與道家煉內丹有關的書籍。書中反覆強調道家原則的重要性，但由於明《道藏》對這類書大加刪略，作者實際引用的材料並不多，主要只有《周易參同契》、《抱朴子》、《雲笈七籤》和《性命圭旨》等幾種。這種書與前一種書有密切關係，如《醫心方》引抱朴子、沖和子之說，就屬於道家言，故作者每每把二者視為同一類。但此種書已從一般所謂的“合夫婦”、“養性命”發展為專以得道成仙為目的的秘術修煉，把女人當煉內丹的“寶鼎”，而把“合氣”、“採補”看作點化的手段，更加神秘化，也更加技術化。
（4）唐代色情傳奇。見於第七章。如《遊仙窟》、《神女傳》、《志許生奇遇》。這類材料書中引用不多，但有一定重要性。它們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性習慣和婚俗，還可視為後世色情小說的濫觴。
（6）明代色情、淫穢小說。作者把包含大量性描寫的小說區分為兩類，一類是erotic novels，即色情小說，指並不專以淫猥取樂，而是平心靜氣地狀寫世情的小說，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類是pornographic novels ，即淫穢小說，指專以淫猥取樂，故意尋求刺激的下流小說，代表作是《肉蒲團》，此外，書中還介紹了《繡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陽趣史》三書。這兩類小說雖然都有大量性描寫，但性質不同。前者在文學史和社會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地位，這是大家都公認的；而後者則從內容上講是庸俗的，在藝術形式上也沒有多少可取之處，是享樂過度、厭倦已極的心理表現，有時情節反而是為性描寫而設計的。不過，儘管如此，我們應當承認，即使是後一類作品，對於文學史的研究、語言史的研究、社會史的研究、性學的研究，也仍然是一種重要史料。
（7）春宮版畫。作者曾經寓目的春宮畫冊共有十二部，《秘戲圖考》中介紹了其中的八部，即《勝蓬萊》、《風流絕暢》、《花營錦陣》、《風月機關》、《鴛鴦秘譜》、《青樓·景》、《繁華麗錦》、《江南消夏》。本書只選擇代表其各個發展階段的五部，沒有講《花營錦陣》、《風月機關》、《青樓·景》。作者在此書中對春宮畫的起源、工藝手法和類型、分期做了簡短概述，指出春宮畫最初是起源於房中秘書的插圖，後來才單獨流行，在形式上分手卷和冊頁兩種，並且在上述小說興起後，還以小說插圖的形式出現。作者指出，春宮版圖的流行主要是在明末的江南，時間很短，只有八十年左右，但在唐寅、仇英的圖樣設計和胡正言《十竹齋畫譜》和《十竹齋箋譜》刻版技術的影響下，卻達到了中國版畫史上登峰造極的地步。作者在《秘戲圖考》中文序言中說，這些畫“實為明代套版之精粹，勝《十竹齋》等畫譜強半，存六如、十洲之筆意，與清代坊間流傳之穢跡不可同日而語。外國鑑賞家多謂中國歷代畫人不嫻描寫肉體，據此冊可知其謬也”。
（8）其他繪畫和藝術品。為了使西方讀者對中國古代的“房內”生活有一種直觀和親切的了解，作者在每一章中還專門辟有討論各時期服飾、家具和室內陳設的段落。書中許多版圖和插圖即為此而安排。它們當中有些是作者的私人藏品。
另外，作者還利用了許多西方漢學家、日本漢學家的有關論著，對他們的譯本和研究在注釋中作了扼要的介紹和評價。在本書附錄一中還引用了許多西方和印度本國研究密教的論著。
對以上這些材料的討論往往被分配在每一章中，各自成為獨立的片斷，可以互相對照，但因各章講討論的重點為同而欹輕欹重，如房中書的討論重點是在第六章，而色情、淫穢小說春宮畫的討論，重點是在第十章。為了眉目清晰，我們在這些片斷的前面加了提示性的小標題，用方括弧括起。這些材料以性問題為中心構成了一個很大的畫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性問題是一個涉及到醫學、宗教、家庭婚姻、倫理道德和文學藝術等許多領域，從生理到心理，從個體妻家庭，從家庭到社會，觸及面極廣，敏感度極高的問題。我想，每一個稍具正常心理的人都不難想像，如果我們把這一側面從每個有關領域一一抽去，那么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將會是何等片面和膚淺。
此書對於開展同類性質的研究，不僅提供了大量資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開闊的視野的敏銳的目光，對我們也很有啟發。下面是比較突出的幾點。
首先，雖然正如上文所說，本書前幾章從材料上講很薄弱，如果讓我們來寫，往往就會感到無從下手，然而正是在這種地方，卻充分顯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他能從晚期房中秘書的字裡行間體味到它有一種淵源古老、始終一貫的原則，開卷一上來就講中國人的基本性觀念，指出它是以陰陽天道觀為基礎，這可以說是抓住了綱領。現代文化人類學的知識告訴我們，一切原始民族都遠比現代人與自然界更為密切，更敏感的接觸。他們總是把生命現象與宇宙生生不已的造化過程緊密相聯，並從與自然界更為接近的動物“學習”，求得與自然的溝通與協調。他們把自然、人與自然的媒介（動物）和人看作是一個互動感應的大系統對它們進行了漫長而細緻入微的觀察。所以中國的傳統醫學理論和有關的巫術、方術總是把服食（吃藥、吃飯）、導引（形體鍛鍊）和房中（性交技巧）作為一個整體來乍待，從中發展出一種日益神秘化和技巧化的體系，既帶有一切原始思維的幼稚性，也帶有它的天然合理成份。正是以此為基礎，中國古代房中術才一再強調，夫婦之道乃是天地陰陽之道的精巧複製。這一點，我們從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帛書《養生方》、《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等書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本書中，作者曾經猜測“假如《漢書》所載房中秘書得以保存下來，它們的內容肯定與《醫心方》所引內容是一致的。”上述馬王堆帛書，抄寫年代在漢文帝以前，成書當在更早，其術語和敘述方式與《醫心方》引書極為相似，可以證明作者的猜測是正確的。
其次，過去許多研究領域都對性問題避而不談，搞醫學的不講房中術，搞宗教的不講密教，搞小說史的頂多提一下《金瓶梅》，搞版畫史的也不理春宮版畫，致使這一問題的研究成為“被人遺忘的角落”。很多材料都在圖書館中塵封蠹蝕，無人知曉。不但“隔行如隔山”，就連本行都兩眼一抹黑。與這種作法相反，在本書中，作者不但把各方面材料集中起來，而且能夠注意各種問題的相互照應，雙如房中術與道家煉內丹的關係，道家煉內丹與印度密教的關係，春宮版畫與色情、淫穢小說的關係，把有關線索串連起來，非常注意問題的整體關聯，使後來的研究者可以循此做進一步的探索。
第三，我們還應該提到的是，作者對他所研究的課題非常講求科學認真的態度。例如在討論中國古代的性觀念時，作者總是一再強調，要從一夫多妻制的歷史前提去理解。指出當時人們對兩性關係、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他們對婚姻的義務，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都有特定的歷史標準；中國古代房中術強調“一男御數女”的技巧掌握並不是隨便提出來的，而是考慮到這種歷史前提下男女雙方的身體健康、家庭和諧和子孫繁育等實際問題。還有有些很小的細節，如《兒女英雄傳》中男主人公安驥和女主人公何玉鳳“陰陽顛倒”，這一現象在性心理的研究上很典型。作者為了說明何玉鳳的“男子化”，就連書中講何玉鳳站著撒尿這樣的細節都沒有放過，觀察是很細心的，再比如作者對“回精術”的評價，一方面作者指出，沒有射出的精沿脊柱上行是不符合生理學的，它們只會進入膀胱，而不會進入脊柱，但同時，作者又很慎重，說這也許是古代中國人對相關心理過程的一種模糊表達。書中涉及專門的醫學知識，作者總是儘量引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如對“春藥”，作者指出，它們大多並不含有有害成份，但亦無特殊效力，只有一般的滋補作用，中國人對春藥的迷信往往帶有性聯想的成分，個別藥物甚至對人體有害。這些說法就是有可靠根據的。而作者在其知識不足以作出判斷的情況下，總是把問題提出來，留給專家去解決，這也很有“多聞闕疑”的精神。
第四，作者學識淵博，除精通中文史料，還對印度和日本的文化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因此有可能對三種文化的有關材料進行對比研究。如作者提到中國房中書、春宮版畫、婚俗、服飾、家具、室內陳設對日本的各種影響及其遺留痕跡，把許多現象，如中國的“顫聲嬌”與日本的“琳之玉”、中國的春宮版畫與日本的浮世繪等等做了有趣的對比。特別是本書附錄一很重要，提出了一個範圍更大的問題，即中國房中術與印度的佛教金剛乘和印度教性力派密教經咒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還牽涉到西藏喇嘛教和日本東密。隋唐時代的房中書與印度密教有幾乎完全相同的“回精術”和同樣使用的“泥丸（垣）”這個術語，這種相似很容易使人以為中國的房中術是外來的。特別是元代以來，人們往往把房中術的傳授歸之於“蕃僧”（參看《金瓶梅》），更使這種印象得到加強。作者不囿於成說，利用大量史料論證，中國的房中術遠在漢代以前就已形成完整體系，在年代上早於印度密教經咒，應是獨立起源，而非外來；相反，印度密教經咒卻可能是在中國房中術的影響下發展起來，以後又回傳中國，影響到隋唐以來的中國房中術。雖然作者也承認，他所提出的僅僅是一個假說。但這個假說至少有一半是可以成立的：即中國房中術應當有其獨立有起源，出土馬王堆帛書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此書對中國古代性生活的研究有開創之功，但既然是開創，當然也就僅僅是個開頭。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要想在一本概論性質的書中反映出上述十個歷史時期每一時期性關係的總面貌，這當然不可能。況且我們對中國社會史的現有知識是否已經充分提高到足以做詳細論述的地步也是大可懷疑的。”此書僅僅是勾勒出一個大致的輪廓，以國內學術界的要求去衡量肯定還相當粗糙。很多有關領域的研究者可能會提出非議。
從材料上看，本書前五章顯得比較薄弱，特別是前兩章，涉及的是先秦時期，顯得就更薄弱。先秦時期，不僅文字史料少，而且是個需要綜合考古學、銘刻學等許多專門研究的特殊領域，作者似乎在這一方面並不擅長，只能利用西方漢學界的某些現成著作。可是這些著作，從書中引用的情況看，大多比較陳舊，比如作者對古文字材料的運用基本上就是靠不住的。另外，作者引用《左傳》，紀年推算亦往往錯後一年，這些我們都加了訂正性的譯註。
除去材料上的不足，作者還坦率地承認，自己對專業的性學知識是外行，所以作者經常說把問題留給性學家去討論。作者明確聲明，他在書中對產科學和藥物學等純醫學問題不做討論。這種不足，我們無法苛求作者。但本書對避孕問題完全沒有談到，這卻未免令人遺憾。因為這個問題對中國性關係的研究確實太重要了。我們只要從避孕技術在西方“性解放”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反觀。便可想見這一點。
還有，作者在對中國性觀念的評價上使用了“正常”與“不正常”的概念，強調中國人比其他古老文明更少反常行為；在對中國性觀念發展的估計上也有“一向開放而突變為壓抑”之說。這些提法，作為一種總體性的和趨勢性的估計也許是可以成立的，但對具體情況的複雜性似乎缺乏充分估計，線條顯得比較簡單。
此外，還可順便說一下，作者在第四章結尾把我國建國初期對“一貫道”的鎮壓與東漢政府對黃巾軍的鎮壓相對是很不妥當的。他在第六章中說葉德輝因刊印古房中書而為士林不恥，雖遭土匪殺害也無人同情，這種說法也對歷史事實有很大曲解。關於後一點，應當說明的是，葉德輝刊印古房中書雖對保存和整理古籍有功，但葉本人在政治上一貫反對革新和革命，在當武斷鄉曲、生活糜爛。他的死，並不是被土匪殺害，而是因反對農民運動而遭鎮壓。讀者可杜邁之、張承宗《葉德輝評傳》（嶽麓出版社1985年）。
本書寫作的一個基本目的是想糾正西方人認為“古代中國人性習俗墮落反常的流俗之見”（見本書序）。這一工作正像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填補空白之功，而且也為增進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做出了貢獻。作者說，“正如人們可以想見的那樣，像中國人這樣有高度文化教養和長於思考的民族，其實從很早就很重視性問題，他們不僅遠在兩千多年前就已形成極具系統的房中術理論，而且一直到清代以前，性問題仍可以自由談論和形之文字”。這些書“清楚地表明，從一夫多妻制的標準看，他們的性行為是健康和正常的”（見本書序）。
可是，這卻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為什麼長期以來中國人對性問題一直保持一種相當開放的態度，而清朝卻突然急轉直下，一下子變得緘默不言、諱莫如深了呢？對於這個問題，作者並沒有回答，而是留給了讀者去思考。
我們都知道，清代的禁毀之厄在歷史上是空前的，當時統治當局禁毀書籍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講明亡史實，被視為政治上有最大危險；另一類是所謂“淫詞小說”，罪名則是有害“人心風俗”。清人以一個朝氣蓬勃的民族入主中國，力挽明代末年侈糜淫濫的亡國之風，的確顯得很有魄力，但其禁書宗旨乃是“嚴絕非聖之書”（康熙五十三年諭），不僅把上述色情、淫穢小說、“淫詞唱片”禁絕在內，就連《水滸》、《西廂》這樣的書也不肯放過，卻也暴露了他們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極端脆弱。前一種書有禁止，是非早有定論，但後一種呢？大家卻看得不大清楚，很少體會到這種“一乾二淨”，竟在我們民族的精神深處留下了無形的“暗傷”，這種精神上的“閹割”，其慘毒酷烈實不下於前者。
作者說，清代的禁毀之厄造成了中國人假裝正經的淫猥心理，他們虛情矯飾，竭力把自己的私生活弄得壁壘森嚴，陷於自己編制的網羅而不能自拔。 這種遮遮掩掩曾使當時來華訪問的西方人大惑不解，以為其中必有污穢不可告人之處，輾轉傳說，愈演愈奇。因此作者發出浩嘆：“一則徒事匿藏，一則肆口誣衊，果誰之罪歟！”（《秘戲圖考》中文序言）
這的確是本書留下的一個惹人深思的問題。
作者在《秘戲圖考》中文序言的結尾曾說，“海內識者，如有補其闕遺，並續之以明末以後之作，固所企盼”。
如今作者已逝世二十年了，我們仍在等待著這樣的著作問世。
李零 1987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