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佛寺，中國古代佛教僧侶供奉佛像、佛骨（舍利），研修佛經，進行宗教活動和居住的處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古代佛寺
- 類別：寺廟
淵源
中國的佛寺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而出現的，歷史上曾有浮屠祠、浮圖寺、招提、蘭若、伽藍、精舍、道場、禪林、廟、寺、庵等名稱，到明清時期通稱為寺；另有稱庵的，一為尼寺專用，再為民間小型佛寺別稱。“寺”原是漢代的一種官署。
東漢明帝時，天竺僧攝摩騰等攜佛教經像來洛陽，最初被安置在專司接待賓客的鴻臚寺中，後興建安置僧人的白馬寺，寺仍含有接待賓客之意，此後沿用為佛教廟宇的專用名稱。佛教在中國流傳近2 000年，佛寺也融入中國傳統建築體系之中。印度佛寺以供奉佛舍利的塔（窣堵波）為主體，中國佛寺在漢魏時期多數仍以塔為主體，但自北魏中期以後，基本是由佛殿、講堂、經藏、僧舍、廚庫等木構房屋組成，重要佛寺另建佛塔；也開鑿石窟供佛，但都與木構殿堂結合。東晉以後，某些佛寺建於風景幽美的山林中，成為供人遊覽的名勝。唐代佛寺為吸引信徒，佛寺中出現了戲場舞台。宋以後許多佛寺又成為集市場所，出現了“廟會”，佛寺具有更多的公共建築性質。元代藏傳佛教（喇嘛教）傳入內蒙古及北方地區，出現了此教特有的佛寺類型。佛寺的沿革 中國佛寺的發展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東漢至東晉（約1～4世紀）
此時佛教流行於帝王貴戚中間，禮佛被看作一種祠祀行為。佛教的主體是塔，當時稱塔為浮圖、浮屠或佛圖，都是梵語佛——Buddha的音譯，因而佛寺被稱為浮圖祠。
漢桓帝於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漢獻帝時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東晉興寧中在建康建瓦官寺“止塔堂而已”。據《魏書·釋老志》載：“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可見以塔為中心的“宮塔”式，是當時佛寺的主流。但西晉以前佛寺數量不多，洛陽附近有寺42所。十六國時期的後趙、前秦和南遷的東晉，佛寺數量驟增，僅後趙時佛圖澄(232～348)所立即有893所。東晉時已開始有貴族舍宅為寺，並出現了山林寺院。
南北朝（約4～6世紀）
此時中國前後出現了九個王朝，各朝佛寺都有巨大發展。北魏太和時(477～499)境內有寺6 478所，末年首都洛陽有寺1 367所，境內多達30 000餘所；北齊鄴城有寺4 000餘所。南朝梁時佛教最盛，有寺2 846所。此時佛寺有兩種主要類型：一是沿用漢魏時期以塔為中心，或塔後立堂，周繞迴廊的舊制，以洛陽永寧寺為代表；二是宮室第宅型，多數是貴戚高官舍宅為寺，也有的改造官衙為寺。據《洛陽伽藍記》記載，宅第為寺者“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堂”，有些還帶花園，該書記載的約50座佛寺中，以塔為中心的宮塔型約占1/4，第宅型約占1/3。此外，北朝還盛行開鑿石窟寺，寺前興建殿宇，南朝則有不少山林佛寺。
隋唐五代（約6世紀後期至10世紀中期）
北朝周武帝“滅法”，隋滅南朝陳，南北朝佛寺大多被毀。以後隋朝又倡佛教，37年中有寺3 985所。唐代自高宗、武則天開始崇信佛教，寺院驟增，至武宗會昌時“滅法”，除河北四鎮外，共拆毀大寺4 600餘所，民間小寺（蘭若、招提）40 000餘所。其後佛教又興。五代後周顯德二年(955)，周世宗下詔廢除無敕額寺院計33 036所，保存2 694所。據此可見，這一時期全國佛寺大體在四五千所。隋唐以後佛教完全本土化，佛寺形制也完全融入傳統的宮寶建築中，只是塔的位置仍有一些還置於寺院正中。此時期佛寺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規模很大，如長安大慈恩寺有十餘院，房1 897間；西明寺有10院，房4 000餘間；成都大聖慈寺有96院，8 500區。再是寺院布局大者模仿都城，較小的模仿宮殿府邸，講求等級區別。如唐高宗時道宣撰《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和《中天竺合衛國祗洹寺圖經》，兩經所附的佛寺構想圖都明顯體現為一座里坊制都城和宮室的規制。寺南正中設山門（三門），軸線貫通南北；東西大門間有大道，道北正中為寺院主體，布置門、殿、閣、塔，繞以迴廊；主體兩側及東西大道以南布置里坊或諸“院”，院中殿宇或供佛菩薩，或為僧尼居士修習生活場所。佛寺的主要建築中，塔多為五重木塔，主體建築除單層大殿外，又盛行多層大閣，周圍繞以迴廊，同時有鐘樓、經樓對峙。中唐以後密宗興起，寺院中出現了體現壇城（曼荼羅）形象的殿閣。禪宗雖然主張“不立佛殿，唯樹法堂”，但仍不能完全擺脫宮室格局，只是特別加大了講經修行的法堂，出現了眾僧共居一室的大型僧堂。
宋代至清末（約10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
後周滅法後，佛教始終未能恢復以前的盛況，佛教的社會作用大為降低。北宋和遼代的一些大型佛寺基本上仍沿用唐代的格局，如燕京憫忠寺（今法源寺）和開封大相國寺：前為三門，內有一重至數重殿，後為閣，前方東西側各有塔，主體兩側各有若干個院。《東京夢華錄》載，大相國寺廟會已是一個衣食器用、圖書文玩、醫卜星相、飛禽走獸等無所不包的大市場。“廟會”成為集市的一種重要形式，延續至近代，但只是利用殿庭和廊廡臨時設攤，並不影響佛寺建築布局。宋代禪宗興盛，南宋著名大寺“五山十剎”，都是禪宗的寺院。禪宗佛寺布局有“伽藍七堂”說，具體內容說法不一。宋代史料記載，徑山興聖寺中為正殿、三門，以長廊樓觀連線，前面有鐘樓，下層為觀音殿。另有法堂、方丈、庫堂、雲堂香積廚等建築。天童山景德禪寺有三門、盧舍那閣、起諸有閣等建築。這兩寺都屬“五山”之列。但從現存元代王蒙《太白山圖》所繪的天童寺看，寺的中軸線上依次為三門、正殿、後殿，以迴廊圍成殿庭。三門為樓閣，內有二樓對峙，後殿也有二樓對峙，疑是鐘鼓樓或藏經閣。殿庭兩側各有數“院”。布局仍是唐和北宋以來的傳統形式。但現存五山十剎已經過多次改建，都是明清以後的建築。明代以後佛寺布局又有變化，主體建築有山門，門內左右有鐘鼓樓，原三門處改為天王殿，內為大雄寶殿、東西配殿，後為藏經閣。自天王殿至藏經閣，以廊廡、配殿圍成殿庭，與唐宋用迴廊者不同。大型寺廟兩側仍有小院，最後部分並列三個院，中央為“大悲閣”，左右為方丈院。
現存的山西太原崇善寺（明初建）、北京智化寺（明正統八年建）、碧雲寺、臥佛寺都是如此。明代以後建築的地方特徵逐漸顯著，無論是空間格局或是建築風格，都有明顯的差異，華北、江南、嶺南、閩東、西南等地各不相同。北宋以來，大寺中多供羅漢。開封大相國寺曾塑五百羅漢，供於三門的上層。明代以後發展為田字形平面的羅漢堂，多在寺側另闢一院，不影響全寺整體布局。藏傳佛教寺院的沿革和形制 從元代起出現了佛寺的新類型，它的興建同藏傳佛教傳入內地有關。佛教在7世紀中葉傳入吐蕃（西藏），8世紀中葉吐蕃王赤松德贊迎請高僧蓮花生入藏傳教。蓮花生在密宗教義的基礎上，融合吐蕃原有的巫教（即缽教或本教）並吸收印度婆羅門教的某些神秘法術而創新教。因教中高僧稱喇嘛（意為超人），所以這種佛教被稱為喇嘛教。他又按密宗金剛界曼荼羅形制創建桑鳶寺（又稱三摩耶廟）。喇嘛教幾經起落，至元代大盛。薩迦寺法王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拜為國師，主管全國宗教事務，喇嘛教也成為蒙古族、藏族的主要宗教。明末清初，宗喀巴所創喇嘛教格魯派（黃教）占統治地位，受到明清兩朝特別是清朝皇帝的寵信，勢力更盛。乾隆時以喇嘛教為國教，尊活佛為國師。到清代中葉，黃教在藏族地區已有寺院約4 000所，喇嘛達36萬人；內蒙古有寺院約1 000所，喇嘛約10萬餘人。按喇嘛教規，大型寺院實行“四學”制，四紮倉（經學院），分別修習經義、儀軌、歷算和醫藥。各扎倉都是大型經堂建築，其中修習顯宗的扎倉為入寺喇嘛共用，規模特大，稱為都綱（大經堂）。扎倉以外，寺內設有專為供奉各種佛像的拉康（佛殿），各級活佛像的囊謙（公署）、辯經壇、印經院、“嘛呢噶拉”殿或廊、塔（藏經塔或紀念塔）以及大量的喇嘛住宅。藏族地區的喇嘛教寺院一般依山就勢建造，各個扎倉和囊謙相對集中，沒有明顯的整體規劃；蒙古族或鄰近城鎮的寺院，多受漢族傳統建築影響，按縱中軸線布局，比較規整。著名的喇嘛教寺院有西藏的薩迦寺、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哲蚌寺、色拉寺，青海的塔爾寺，甘肅的拉卜楞寺，內蒙古的席力圖召、五當召，北京的雍和宮，承德外八廟等。喇嘛教特別注重修法儀軌。修法、受戒、驅妖時要築曼荼羅。曼荼羅即法壇，又名曼陀羅、壇城、闔城，基本上是十字軸線對稱、方圓相間、“井”字分隔的空間。在“井”字分隔成的九個空間或相間隔的五個空間裡，按各種曼荼羅的要求布置佛菩薩，再現佛經中描述的世界構成形式。曼荼羅運用到建築上，有的成為寺廟總體市局的構圖、如西藏桑鳶寺，承德普寧寺後部、普樂寺後部等；有的成為佛殿的造型式樣，如北京雍和宮的法輪殿，承德普寧寺的大乘之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