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2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作了重要準備。會後，中共中央還在延安召開了白區代表會議。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和民眾工作》的報告。會議總結了黨在白區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闡述了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
- 又名：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
- 時間：1937年5月2-14日
會議背景,會議過程,代表報告,影響,
會議背景
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新局面。為了迎接全國抗戰的新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方針和任務，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即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這次會議不僅蘇區代表參加了，而且，白區和紅軍代表也參加了會議。討論的問題是全黨面臨的全局性的任務，所以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參加會議的共有200多人，代表著4萬多黨員。
會議過程
會議1935年5月2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禮堂正式開幕。首先，張聞天致開幕詞，接著，與會代表選舉通過了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劉少奇、林伯渠、凱豐、林彪、楊尚昆、聶榮臻、肖克、郭洪濤、傅鐘、彭真、馬明方、蔡暢、賈拓夫、劉長勝19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此後，通過大會議程：1．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2．關於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
5月3日、4日，毛澤東代表黨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題目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共分3部分：1．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2．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3．我們的領導責任。毛澤東在報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明確指出：“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從1935年“一二·九”運動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黨提出的爭取和平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實現，下一段的任務主要就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第二部分，著重講了如何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問題。提出在中國必須實行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一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鬥爭策略上可以作些讓步，以便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當然，“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毛澤東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四點：1．將紅軍改組為國民革命軍，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將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第三部分，著重講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報告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箇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依現實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報告講了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四個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首先，要根據歷史發展的行程提出一個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基本政治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當全國人民按照這種具體目標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他的先鋒隊，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基礎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報告還指出，為了保證黨對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必須同“左”、右兩種錯誤傾向作鬥爭，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又要反對尾巴主義。
5月3日、4日，毛澤東代表黨中央作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題目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共分3部分：1．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2．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3．我們的領導責任。毛澤東在報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明確指出：“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從1935年“一二·九”運動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黨提出的爭取和平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實現，下一段的任務主要就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第二部分，著重講了如何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問題。提出在中國必須實行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一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鬥爭策略上可以作些讓步，以便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當然，“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毛澤東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四點：1．將紅軍改組為國民革命軍，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將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第三部分，著重講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報告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箇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依現實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報告講了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四個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首先，要根據歷史發展的行程提出一個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基本政治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當全國人民按照這種具體目標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他的先鋒隊，應該提起自己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基礎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報告還指出，為了保證黨對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必須同“左”、右兩種錯誤傾向作鬥爭，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又要反對尾巴主義。
5月7日下午，毛澤東又作了《為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這個結論進一步闡述了和平、民主和革命前途等問題。為了加強黨對革命事業的領導，毛澤東著重闡述了黨的幹部問題，民主集中制問題和全黨的團結問題。關於黨的幹部問題，毛澤東說：“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民眾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著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民眾，依靠著這些人對於民眾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之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用。”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和全黨團結問題，毛澤東說：“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又說：“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最後，毛澤東說：“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鞏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
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
5月10日，博古作了《關於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
會議認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勢下，我們的工作方式及組織形式，毫無疑義的是要隨著環境變更而變更，而這一變更的關鍵，就是這次黨的代表會議所確定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閉幕詞，宣布這次大會勝利結束。
會議批准了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
5月10日，博古作了《關於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
會議認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勢下，我們的工作方式及組織形式，毫無疑義的是要隨著環境變更而變更，而這一變更的關鍵，就是這次黨的代表會議所確定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閉幕詞，宣布這次大會勝利結束。
代表報告
影響
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批准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確定了新形勢下的方針和任務，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組織上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