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徵是什麼?簡明的回答必定是集中”。經濟的空間分布具有集中性特點,人口的空間分布及演化亦是如此。本文在中國經濟集中、人口流動的巨觀背景下,根據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繫,從經濟地理學的視角出發,定性、定量分析相結合,對中國人口與經濟空間分布的關係進行探討,並以中國不同尺度的區域為例進行實證研究。 第一,縣域尺度的人口-經濟空間分布靜態分析。以全國縣域人口、
經濟數據為基礎,利用人口(經濟)密度、人口(經濟)比重、人口(經濟)地理集中度等指標刻畫了我國2000年靜態的人口-經濟空間分布特徵。我國人口空間分布與經濟空間分布規律類似,在地域上都呈現出極不平衡的特徵。其中,東南半壁人口高度稠密,經濟相對發達;西北半壁人口則遠為稀疏,經濟也相對落後。利用基於
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技術,對縣域人口-經濟分布特徵進行空間統計分析,初步辨明了我國人口、經濟分布的空間關聯特徵。各縣域人口、經濟分布的不一致指數,在空間上存在顯著的自相關性和異質性。不一致指數較低(高)的縣域與其周圍同樣不一致指數不高(低)的縣域,在空間上更多地趨於集聚,而非隨機分布。 第二,省域尺度的人口-經濟重心軌跡動態分析。利用幾何重心法得到中國自1952年以來人口-經濟重心的變動數據,表明自解放以來,中國人口與經濟在空間分布上發生了顯著變動。基於GRA(Grey Relational Analysis,GRA)模型的關聯性分析表明,GDP與三次產業產值的空間分布變動與人口的空間分布變動具有較高的關聯性。雖然如此,人口與經濟在空間分布上依然具有較大程度的偏離。解放以來我國生產向東部地區集中的同時,人口卻因為各種原因而未發生相應的集中,從而造成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與人口、就業分布格局的高度失衡,這是導致我國地區差距的重要原因。消除一切制約人口跨地區流動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促進人口健康、有序流動,可以使人口與經濟在地理空間分布上達到“均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地區差距。 第三,經濟的城市集中與城市指向的人口流動回響分析。利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中國經濟的城市集中與城市指向的人口流動回響問題進行探討。表明傳統工業化戰略的城市化傾向與農村經濟弱化,導致了經濟的城市集中,使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滯留於農業部門,拉大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異和消費差異。以城市為指向,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的轉換速度、方向和國民經濟發展及人口管制政策密切相關。基於城鄉勞動力轉換模型的理論推導表明,農業部門勞動力向農村非農產業部門、城市工業部門與城市服務業部門的轉換與城鄉差距之間存在密切關係。利用1996-2005年各省份的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發現我國城市指向的人口流動與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呈同向變動趨勢。 第四,經濟的區域集中與區域指向的人口流動回響分析。解放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經濟集聚主要發生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與環渤海地區。解放至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省際人口遷移長期受到國家社會經濟計畫和政治運動的深刻影響,是在嚴格的二元戶籍制度管理下進行的。1980年代中期以後,人口流動與經濟分布的相關性大大增強。遷移目的地更多地集中在東部沿海的幾個省份,特別是處在改革前沿的廣東省,接受了來自中西部省份的大量淨移民。利用多元回歸方法,從實證的角度證明一個省份的工業GDP在全國工業GDP總額中的比重越大,遷入該省的勞動力所占份額也越大。與1985-1990年相比,1995-2000年的工業集聚對勞動力的“拉動效應”更為強勁。秩相關分析結果也支持這一結論。 第五,經濟集中與人口流動背景下
人口產業結構變動及其協調性評價。中國實際的人口產業結構變化與經典的人口產業結構理論不盡吻合,其演化進程表現出自身的特點和規律,與當時的經濟背景有密切關係。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是勞動力產業結構複合系統的序參量,對系統協調發展至關重要,但各個序參量對系統演化的貢獻存在較大差異。在經濟集中與人口流動背景下,利用基於協同論的協調度評價模型,對三次產業的就業與產值結構的變動協調性進行評價,表明我國勞動力產業結構在1984年以前的協調性波動幅度很大,而1984年以後的協同演進態勢趨於理性。這種情況與我國經濟的區域集中與人口流動回響在時間上的變動趨勢,具有一定吻合性。這一結果為引導勞動力流動及經濟資源的合理布局提供了科學依據。 第六,人口分布、經濟集中與地區經濟差異之間的關係分析。以甘肅省為例,基於人口分布、經濟集中的視角,對地區經濟差異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甘肅省人口分布有向以蘭州都市圈為中心的區域集中的趨勢,全省的經濟分布也有向隴中地區集中的傾向,但二者的集中區域和程度有所差異。與國外典型核心區相比,甘肅省的經濟集中度偏低,而人口集中度更低。以人均GDP為指標,利用基尼係數方法對甘肅省地區差距進行分解,發現區域間經濟差異主要是由於第二、三產業發展的不均衡造成的,第二、三產業的空間集聚推動了地區差距的擴大。甘肅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地區經濟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產過多地集中到核心發達區域,而是生產向核心區不斷集中的過程中,人口卻沒有相應地向那裡集中,從而造成核心發達區域的生產與人口分布高度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