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二代現象是中國當代轉型期的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等含“二代”熱詞辭彙的簡稱，由於當今社會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等層出不窮，使中國二代現象成為公眾關注話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二代現象
- 第一條：現象簡介
- 第二條：中國轉型期的二代現象
- 第三條：民眾擔心社會資源被壟斷
現象簡介,二代現象,民眾擔心,接力中國,翻身前的縮影,社會心態,固定化的危險,
現象簡介
中國二代現象（China's second-generation phenomenon；Chinese two generation of phenomena ）。
是指2009年夏天開始的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這幾個都帶有“二代”字眼的新鮮辭彙開始在網路上躥紅，加之二代話題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也正式進入最高民意機構的視野，代表和委員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著澄清社會輿論的質疑，等等的二代所帶來的現實問題和社會現象。這些概念主要始於網路，然後再社會廣泛流傳使用，現在已成了耳熟能詳的公共話語。
二代現象
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
大約從2009年夏天開始，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這幾個新鮮辭彙開始在網路上躥紅。而在2010年全國“兩會”上，二代話題正式進入最高民意機構的視野，代表和委員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著澄清社會輿論的質疑。主要來自網路的這些概念，已經成為公共話語。
在政策層面，各級黨政系統也出台或者醞釀應對之道。比如黨校對富二代的培訓，提高用人制度的公信力，提高經濟落後地區教育水平和弱勢群體子女的受教育機會，等等。而在社會層面，“快樂男聲”中富二代和評審的交鋒，六成女大學生願意嫁富二代等等這樣的新聞總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眼球。
中國有句古話：英雄不問出處，富貴當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實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決定命運，就是種姓制度或者“血統論”；而完全剷除出身的作用，實際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自有其特殊內涵。
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一方面是反映社會垂直流動的程度，或者說公職和職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間的溝通問題。在二代標籤的背後，是這個社會早已瀰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進一步放大。這种放大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人們日益擔心，社會的優質資源將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而這正是任何一種極端思潮誕生的社會土壤：以極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民眾擔心
搶的哲學
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種劃分版本就層出不窮。和嚴謹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劃分不同，類似“富二代、窮二代和官二代”的劃分實際上是網路輿論對於直觀社會現象的反應。因此，不奇怪的是，這些辭彙每一個的興起，都是和一些引人注目的極端的社會性事件聯繫在一起的。比如富二代的飆車，基層的官位世襲現象，大學生自殺事件等。
尤其是在就業和謀取更好職位的時候，當更追求職業前景激勵的年輕人在關係、家庭資源、甚至是行賄競爭等的較量中敗下陣來，一種“出身決定命運”的悲觀情緒勢必會蔓延。而當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輩積累的財富和人脈資源的蔭庇，卻又自認為理所當然，擺出一副傲慢姿態的時候，不平、不滿和憤恨的情緒就會滋長。有時候就演變成網路上的對罵戰。
毋庸諱言，自從實行“讓一部人先富起來”之後，代際之間的公平問題就遲早會出現。曾記否，改革開放伊始，“搞飛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讀書改變命運”是國人的宗教式信條。每一次這個信條的動搖，都折射出社會大變動的衝擊。而到了今天，“讀書無用論”已經遠遠不足以表達人們對於社會不公的不滿和自身命運的焦慮。
近日，新華社調研小分隊的文章《我國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紅線》，以及全國總工會公布的勞動報酬占GDP比例連續下降22年的數據，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總結而言就是，資本和勞動的分配嚴重失衡，這直接影響大多數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資源帶來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越來越沒錢”。而表現在社會層面就是“屁股決定腰包”，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聰明才智和勤奮勞動，而是靠“搶身份”和“搶行業”。搶行業就是搶上游產業，資源壟斷性產業；搶身份就是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身份。
而正是在搶的過程中，各種潛規則和壁壘暗地叢生。我們不否認明規則依然存在，不斷健全的公平競爭機制保證了仍然有一部分艱苦奮鬥的底層人士占到了那個決定腰包的“屁股”。但這些資源都是稀缺的，公平競爭的機制建設總是趕不上潛規則滋長的速度。這些“屁股”們也日益形成自己的買賣“價格”體系。
由於政府公共物品服務方面對於民眾起點公平的保障嚴重不足，個人和家庭為此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比如為了孩子讀書條件好一點，或者承受高房價，或者承受高昂的擇校費)。等到要“還債”的時候，相關的人們也不得不加入到對於稀缺性資源的尋租大戰中去。
成功的總是少數，大多數的失敗者在煎熬掙扎之餘，也就不能不藉助網路一抒胸臆。
共識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心二代現象，恐怕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社會斷裂得不到有效彌合。本來，年輕意味著新銳和突破。但現實也昭示，體制的力量更大。
古今中外的國家發展歷史有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承平和繁榮已久，社會裡面行業和集團之間的固化現象勢必會出現。通過構築壁壘，坐享其成，而生產性和創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轉型中國的二代現象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最讓人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二代現象反映的並不僅僅是一個窮人的上升問題。雖然二代之間的價值觀衝突已經很明顯，但無論是富、官還是窮，如何安身立命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問。無論何人，上面還有一個掌握最強大塑造能力的國家權力。富二代和官二代，貌似榮耀，但價值觀和倫理拷問，正如烈火一般，也在炙烤著他們。
比如富二代，接班並非僅是一個家族的事情，也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如何走出父輩所謂財富原罪的陰影？如何學習和認識中國式的政經關係的微妙哲學？而官二代，在政治倫理和制度建設日益完善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有嶄新的形象出現，而不墮入中國歷史上的衙內魔咒？什麼時候，民眾才不會普遍地只是從一個個腐敗案件中“子女”、“身邊人”等辭彙中才看到他們的影子？
財富總歸是要回報給社會，權力終究要被圈在為民服務的籠子裡。無論是富二代，官二代，還是窮二代，財富、權力和知識本身並不能自動成為相互連線的紐帶。仇恨只能帶來惡性循環，而形成能夠共享的共識是無論何種出身的人們都要面臨的問題。財富和權力只能帶來外在的物質的差別，但心靈上的隔閡才是真正的悲劇。轉型中國需要的不是權力和資本的歡宴，而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
尤其是在社會性報復和泄憤事件頻發的今天，不能不讓人擔心，這些事件會刺激不同群體之間隔閡的加深。二代們應該從中得到經驗和教訓，讓歷史不在更年輕一代人身上重演。面對改革造成的斷裂和隔閡，要從二代們開始實現和解。而政府的目光也就不能僅僅是著眼於“政治上可靠”這樣的宏大層次，在制度透明和公平競爭方面應付出更多努力。
如今，無論貧富，人們都在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但無論有多少政治機巧和智慧，無論有多少職場謀略，改革分化後代際之間能否形成共享的價值觀，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會斷裂，這是社會成長的重要方面，也是從社會層面檢測這個國家未來活力的試金石。沒有“公平正義的光輝”，最終的可能結局是“叢林的戰爭”。
接力中國
5月2日，公司的一名男採購員要結婚，董銘可操心了，他不僅把自己那輛價值140多萬的保時捷凱宴拿出來，還借了6輛名車，組成一支豪華的婚車隊，為新郎做足了面子。這位年僅29歲的“少帥”這樣解釋自己的舉動：“那個人為公司出力，你肯定要幫他，我們像男方一樣，我們把場面搞好，員工多有面子啊。”
董銘說要經營一家有人情味的企業，讓“企業就像一個家”。
如果你覺得這是“感情用事”，那你就錯了。董銘還說：“領導者不能忘記一件事——他們的權威，是由追隨者賦予的。”恩威並重，這是中國式管理的中心思想，無恩之威乃強權，董銘不喜歡。董銘從父親手中接過浙江威力鍛壓設備有限公司掌門人之位一年多了，越來越忙，周末和節假日常常加班，“杭州一日游”是他最奢侈的放鬆方式。接班了——這三個字對董銘來說，不，對那些完成交接班的富二代來說，都是沉甸甸的。
辦公室設在上海的富二代組織“接力中國青年菁英協會”(簡稱：“接力中國”)剛表示，計畫以“新一代企業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這一“負面稱謂”，網上就迎來一片討伐聲，網友們不允許他們“換馬甲”。社會對富二代的成見之深可見一斑。
“代表社會教育這幫人”
2007年，董銘給《第一財經日報》去了一封信，訴說“一個民企接班人的煩惱告白”——大學畢業回來進入父親的企業，常常失眠，食量銳減，神色憔悴，心態焦慮不堪，白頭髮多了……陳雪頻編髮了這封來信，之後100多家平媒轉載，中央電視台《對話》欄目，鳳凰衛視《魯豫有約》等著名電視欄目紛紛邀請董銘等“富二代”做節目，“富二代”群體粉墨登場。
那段時間，各種媒體像奪食的鷹嘴一樣爭相報導“富二代”，出於天然的批判性思維，記者們把挖掘“富二代”負面訊息作為己任，給公眾描述了一個“紈絝子弟花天酒地”的群像。此前，人們剛對第一代企業家的“原罪”問題爭論不休，仇富心理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安因素。這個靠著第一代企業家的財富而享有優厚物質生活的群體浮出水面，引發了複雜的社會心理：羨慕、妒忌、反感、厭惡……
這類社會心理並不利於導向一個良善社會。然而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巨大的貧富差距鴻溝。按照現行美元匯率計算，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大約排在第128位，即使按照經濟學家們喜歡用的“購買力平價”，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仍然排在全世界第107位，落後於納米比亞、貝里斯、烏克蘭等國。輸家太多，贏家太少——中國社會發展如此不均衡，不管哪個群體崛起都會引來社會不安。
2008年，富二代群體還沒有人意識到這種社會心理的危害性，當年在上海舉辦的一個富二代論壇公然打出“新貴崛起”這樣的主題。據一位資深財經記者描述，當年在上海一些投融資活動現場，他看到一些大學剛畢業或仍在讀大學的富二代，拿著幾千萬從全國各地趕過來參與投資，一副副“富二爺”的表情。上海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為這群稚嫩的“富二代”擔憂，構想成立組織把富二代群體中的上進分子凝聚起來，一方面幫助這群人成長，一方面引導他們回報社會。
時任《第一財經》編輯的陳雪頻便是7名發起人之一，後來擔任理事長的陳豪也是其中一位。陳豪善於交際，認識很多富二代朋友，政府關係也不錯，他的父親是浙江嘉興地區的著名企業家。《解放日報》一位記者貢獻了“接力中國”這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名稱。“接力”二字準確表達了富二代群體從第一代企業家接過家族企業之棒的意思；“中國”二字則承載了這一群體的抱負，他們要引領中國大陸經濟繼續向前邁進。
鑒於在中國大陸註冊社團機構的複雜性，他們選擇在香港註冊成立了“‘接力中國’青年菁英協會”，並掛靠在上海市楊浦區工商聯青年工作委員會下，然後成立“上海睿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作為日常運作平台，辦公室設在上海蘇州河畔一棟別致的小樓里。一年多來“接力中國”吸引了100多位成員，加入的不單是企業家第二代，也包括新一代的年輕創業家。“這兩股力量將是中國大陸民營經濟未來的核心力量。”首任理事長陳豪說。他希望這個組織能走出像馬雲、郭廣昌、柳傳志、王石等這樣的大企業家。
富二代群體稱有更大壓力更多煩惱
“證明自己”的心理
之前的報導，季偉特被描寫為一個可憐兮兮的富二代：在父親底下，他“很壓抑，透不過氣來”，大小事務都要向父親請示，如果自己哪一天膽敢反抗，結局也許會像王永慶的長子——被放逐在外。這種報導有挑撥父子關係之嫌，因此這次採訪之前，他特別叮囑記者不要寫出他的真名。好在採訪過程很愉快，他又同意“真人秀”了。
去年有一項對122位“富二代”的問卷調查，其中37%的人自稱有宗教信仰，而有宗教信仰的黨團員不在少數。調研報告指出，這一比例大大高於上海青年宗教信仰的總體比例，反映出“富二代”群體在生活經歷、思想觀念、價值模式等方面的突出特點。這個調查還顯示，5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是“幸福的一代”，但在被問及“你的財富觀是什麼”的時候，有45%的受訪者認為朋友是其最大的財富，另有28%的人認為精神財富是最大的財富，還有24%的人認為社會關係是最大的財富，只有3%的人認為金錢是最大的財富。
季偉特用父親的信用和面子借了30萬元創辦了一家影視公司。這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開端。他想獨立創業來證明自己，但他所仰仗的依然是父親的資源。他的影視公司目前主要業務是為一些公司拍企業對外宣傳片，還沒有進入真正影視片投資階段。季偉特一邊吃冰激凌，一邊答道：“過去是經濟中國，將來要文化中國。人們越來越不愛讀書，國家需要影視公司拍出一批好的影視作品，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重建社會價值觀，這是一個很大、很有前景的市場。”
太子初掌權的滋味
芳雨中(化名)，一位具有英國留學經歷的80後富二代。國中時，他就被父親送到英國留學，直到大學商學院畢業。芳雨中比季偉特幸運，當他向父親開口借款500萬元人民幣在倫敦創業的時候，雖然老爺子無法理解為何兒子問他要錢叫“借”，但還是支持他創業。“借”與“要”，一字之差，反映了兩代人的觀念差距。“我爸覺得他的錢都是我的，幹嘛還用借，而我覺得，我自己掙的錢才是我的。”
2009年底，芳雨中突然告訴記者，他從英國回來了，新辦公室在上海。
“英國創業失敗了嗎？”見到芳雨中，記者迫不及待地問。事實上，小伙子創業起步非常順利，特別是金融危機後，倫敦房地產開發商資金吃緊，中國製造的價格優勢令他們拿到不少大單。只是，他父親在上海新辦了一家樂器工廠，希望他回來當董事長曆練，準備交接班。剛回國的芳雨中一副躍躍欲試、大幹快上的樣子，向記者講述品牌化經營之路。論生產能力，他父親的企業已居全球行業老三，但一直擺脫不了代工廠命運。
從代工到品牌化經營，這是中國產業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芳雨中們的使命。
2010年4月，記者去芳雨中的工廠參觀。中午，他帶記者和公司中層幹部在飯堂里用工作簡餐。餐桌上，幹部們反映保全隊隊長心胸狹小，保全隊關係緊張，建議換隊長。棘手的是，這個隊長是寧波總部派來的，平時就不怎么把分公司這些中層幹部放在眼裡，調動他更會驚動總部，這事得芳雨中親自拍板才行。芳雨中回話也乾脆：“是誰派他來的，就叫誰把他領走。”顯然這樣處理會得罪父親的部下，關係微妙。芳雨中對記者說：“我發現自己就像‘當太子’，處理與父親部下的關係很複雜很麻煩。”
回到辦公室，芳雨中更向記者描述了一件驚心動魄的故事。不久前，他將總經理等一乾8名骨幹降職，逼迫他們辭職走人。芳雨中回來當董事長之前，父親就招聘了總經理，並由總經理組建管理團隊。上班之初，他很閒，坐在辦公室里也沒人過來匯報工作，就是看看檔案，簽簽字，大權旁落。總經理沒把他這個毛頭小伙放在心裡，還藏有私心，偷偷拿公司設備出去賣。芳雨中於是在各個部門裡安插親信，收集證據，證據到手，立即向父親報告，召開股東大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總經理及其團隊一併降職。
“太子”初掌權，他要說了算，更要維護公司的利益。芳雨中的精明、果敢令公司上下刮目相看。他自己解釋說：“總經理有問題，現在不處理，等到公司做大了，再處理震動更大。”但如此傷筋動骨也令芳雨中當初的美好願景受阻，重新招兵買馬之餘，很多事情不得不親力親為，陷在瑣碎的管理細節中。“當初的夢想只能放一放了。”芳雨中無奈地說，“經營一家工廠很難，也很累。”
富二代群體的回饋社會的責任
公益為什麼做不起來
透過以上個案，記者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富二代群體：他們也有與同齡人一樣的喜怒哀樂，不一樣的是他們的父輩有錢，他們有財富傳承，他們大多奔向“企業家”的方向。“在大家眼裡，好像我們只是一群只會花錢的‘富二代’，聽到這種議論感覺很不爽，有點難受。其實，我們有比常人更大的壓力和煩惱，以及責任。”董銘說。
中國大陸富二代有幾個特點：首先他們算不上“含著金鑰匙”長大的一代，他們出生時，正是父輩開始創業之時，吃過苦。其次，由於父輩沒受到好教育，出於補償心理，他們很多人高中前後就被送到國外留學，國際視野寬廣。再且，他們父輩基本上靠製造業起家，如今他們想乾點不一樣的事業，讓父親給錢出來投資創業。
富有即責任。人們非常關心富二代的“公共屬性”，即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心懷什麼樣的理想。“接力中國”這個富二代組織有三大目標，一是作為一個社團，讓富二代在這裡交流認識，讓內部人交朋友，做生意。二是，作為一個學習平台，請專家、企業家等人開課開班，為富二代成長加油。三是做公益，培養社會企業家精神，探索公平貿易、社區關懷等新型公益行動。
“遺憾的是，一年多來，公益這一塊沒有做起來，成為我心中之痛。”“接力中國”現任秘書長陳雪頻告訴記者，其實也有不少機構找過來，都要“接力中國”出錢，但富二代現在大多還沒掌握財政大權，這就使得“接力中國”在公益上使不出力，也還找不到創新點。富二代現在可以“出時間，出人力，出資源”，但就是很難直接出錢，如何回應社會期待，陳雪頻很頭疼。
對比之下，成立稍早於“接力中國”的香港富家後代組織“百仁基金”，其做公益的理念和行動力要比“接力中國”領先一步。“百仁基金”號召會員“把公餘的時間落手落腳去改善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以群體的名義來做慈善。施榮忻是“百仁基金”的一名活躍分子，他向記者介紹說，比起父輩，他們不那么忙，能擁有“公餘時間”，因此就鼓勵大家把公餘時間拿出來，親力親為去做慈善，算是有機會活在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的一群人對社會的“回獻”。
“百仁基金”擁有眾多“名人之子”，比如“亞洲股神”李兆基之子李家傑，霍英東之孫女霍思緯、孫子霍啟剛，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之孫鄭志剛，世茂地產主席許榮茂之子許世壇等等。參加“百仁基金”活動，施榮忻印象最深的是，到那些邊緣社區、底層人家，“平時很少會去，還沒進到那個人的家裡面，就感覺這個環境就是比較差，而自己很幸福，感覺反差很大”。這些富家子弟要變成底層人的朋友，“以後他們有什麼困難，我們能幫得上的，要關心他們”。
“接力中國”已和“百仁基金”建立起合作關係，大陸富二代群體也準備向香港同胞看齊。季偉特告訴記者，如果他創辦的公司盈利了，他會捐出部分錢來做基金，支持教育。換言之，當下捐不出錢來。董銘便直言，對於富二代而言，首當其衝的就是把企業搞好，“這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為了“把企業搞好”，董銘決定投入300萬元建一棟綜合樓，底下一層做新飯堂，樓上做賓館式標間，提供給員工居住。“不斷推高的房價是中國目前最大的不公，我們給工人漲的幾百元月薪猶如杯水車薪。”這也算是董銘“辦人情味企業”的新舉動。
比起做公益，大陸富二代還有一項使命，即“法治的市場經濟”。慣性的權力和資本結合的機制在中國一直運行，很多第一代企業家走不出這個陰影，有些甚至甘當“權貴資本家”，行走在灰色地帶，令社會不安和厭惡。雖然富二代們有為自己證明的強烈動機，但大環境的陰影如此之大，他們面臨掙扎和膠著。“接力中國”希望遞給富二代們這樣一種價值觀：對自己對企業得有正氣，不能向潛規則低頭，法治民主的趨勢是中國的根本趨勢，必須展示出一身正氣的精神面貌來。同時要有大視野，大情懷，不能僅僅是一個生意人或商人，要做有抱負、有目標的企業家。
這樣，他們“接力”，社會才安心。
翻身前的縮影
“窮二代”的膠囊聯盟
“膠囊公寓”撕開了北京房價飛漲背景下的繁榮面紗，讓人看到了大都市背後龐大密集“蟻族”的生活。隨著改革進入第二個30年，中國人的窮富分野也進入了第二代。他們依託前輩的物質基礎和思想軌跡繼續前行，但在追逐夢想的首都北京，有的人獲得的可能是整個世界，有的人獲得的可能只是一枚“膠囊”。
“窮二代”這個名詞概括了那些弱勢又充滿希望努力拚搏的人群，“膠囊公寓”則成為他們希望改變地位前的縮影。無論言辭多好，這種僅能容納一張床的2平方米小屋，與超過半數的房屋空置相比，無疑是財富被攫取後留給“窮二代”最形象的禮物。
黃氏膠囊有8間
“覺得那不是給人住的，我來北京，寧可住多人間的學生公寓，也不願意住那樣的屋子。沒有窗戶，讓人窒息。那么小的地方，進屋直接脫鞋上床……長期住，對身心都不好。”瀋陽姑娘莊寧說，“本來北漂一族對生活的心態就很重要，一直住那種地方，心裡肯定憋屈死了。”
“膠囊公寓”位於北京海淀區六郎莊五間樓47號居民樓上，是78歲老人黃日新的發明。
首個與黃日新老人簽訂租房協定的山西姑娘張琪在見到記者的時候特別疲憊。“住在這裡幾天，我發現自己變得焦慮、狂躁和疲憊，中午到國貿辦事，坐10號線到這裡，感覺特別漫長。”她搬進“膠囊公寓”後，最大的願望是能睡一個好覺，但就是睡不著。“我的身體根本沒法接受，我感到特別孤獨，今天特別想找人講話。”
六郎莊在北京海淀區城鄉結合部，和中關村的距離是10分鐘的腳踏車車程。一名居住在六郎莊的青年告訴記者：“我們這棟樓里，有許多在中關村賣電腦的。”
在中關村做軟體工程師的謝常財的房間大約有1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500元。“我覺得挺有新意，對剛畢業處於過渡期的大學生，有一定的價值，能起到緩和作用，畢竟對於在城市裡每月掙2000至3000元的大學畢業生來說，拿出八九百元在城區租一個房子，顯得難以承受。”他已經不是剛畢業大學生，但為了節約錢住在六郎莊。
2010年4月，記者多次來到這裡，並在“膠囊公寓”體驗了一晚。324房間內的“膠囊公寓”有兩間，其規格為120厘米寬，220厘米長，200厘米高；328房間和332房間內的“膠囊公寓”分別有3個，寬度縮小為90厘米，長度和高度不變。房間內擺放的膠囊公寓，就像在一個方盒子裡整齊擺放的火柴盒。
“膠囊公寓”很小，小到只能容納一張床。不過，床頭上還有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方有一個明亮的大節能燈，燈下有4個插座和一個網線插孔，符合新生代的生活習慣。其月租金為小膠囊250元，大膠囊350元。“我的‘膠囊公寓’牆壁是用鋼板和混凝土做的，具有防火、防盜和防熱功能，還申請了國家專利。”黃日新老人說。
“我主要希望為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年輕人或者是在街上流浪的弱勢群體建造一個安身之所。”黃日新介紹，他的設計靈感來源於日本的膠囊旅館，但日本膠囊旅館太豪華，造價太貴，每間達到1萬元人民幣，每月租金也高達640美元，“我的‘膠囊公寓’研製期間的造價為一個2500元，規模化生產成本大約在1500元，月租金200元到250元，屬於剛畢業的大學生可承受的範圍”。
北京處處是膠囊
黃日新是一個熱能裝置動力工程師，在其78歲的生涯中，最為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設計了北京東郊全國最大的北京華能熱電站熱能動力裝置，二是年輕時代幫助翻譯了前蘇聯奧運冠軍的《論跑》並在中國出版，第三件事是他在1956年獲得北京市運動會的800米比賽第三名。2009年下半年以來，老人進入通過發明解決中國困境的激情中。
“小說家的作用是把問題提出來，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關注，但作為科學家，就有責任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發明，為社會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幫助政府解決目前突出的問題。”黃日新告訴記者，“在我的‘膠囊公寓’誕生前，北京已經處處都是‘膠囊公寓’，在天通苑，在唐家嶺和小月河，只要有剛畢業的大學生聚居的地方，就有膠囊公寓，不過他們是用木板隔成的，10平方米的房間放上3張高低鋪，住上6個人”。
唐家嶺的名氣，是在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廉思的調查報告《蟻族》出版後迅速形成的。唐家嶺位於北京海淀區城鐵十三號線上地站到西二旗站的西邊，是北京的城郊結合部，原住民僅有5000人，卻居住了5萬外來人口，絕大部分是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從這裡出去的電影演員王寶強，是房客們心裡的傳說。
廉思調查後認為，“蟻族”是一群來自西部農村或者縣城的高智商群體，其中來自農村和縣城的比例分別達54.7%和20.7%，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接受了高等教育，渴望融入大城市，但沒有“富二代”或“權二代”的家庭背景，只能通過自己的拼搏和努力改善自己的處境，“他們對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
“群居”不合法，但在北京的每一個角落，可能都存在著群居的事實。在中國農科院東邊的天馬公寓就是聚居點之一，山西大學在北京實習的學生高源和崔鵬今年7月將畢業。他們開始住的是8人間，後來住到20人間，房租都是每月290元。“同一個宿舍的人根本就不認識，誰今天來了明天走了根本就不知道，最難受的是根本沒法睡覺，貴重的東西也不敢放在身上。”他們找到黃日新，聽到“膠囊公寓”已經住滿人的訊息後，臉上很失望。
“看了《蟻族》之後，我受到很大的震撼，這些孩子都讀了大學，可政府卻不能為他們解決所面臨的突出問題，讓他們成了蟻族。他們高智、弱勢、群居，很堅強，作為過來人，有必要幫助他們。”黃日新對記者說，從2009年起，他就花了一年的時間來準備，最開始叫“蟻族公寓”，後來聽從別人建議改叫“膠囊公寓”，還申請了國家專利。
膠囊雖小也是家
據有關資料顯示，2009年下半年以來，北京房價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漲，在2010年3月份，北京三環內的房屋普遍進入3萬元時代，而房價上漲最瘋狂的通州，期房價格從每平米5000多元一直升上2萬多元。房價飛速上漲的原因，主要在於炒房。
買不起房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大問題，“逃離北上廣”正在成為一個時髦的名詞。一份來自網路的統計數據顯示，有54.7%的80後選擇“逃離北上廣”，最直接原因是由於一線城市飛漲的房價；31%的“逃離者”則認為由於戶籍制度的束縛，在一線城市存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公的現象；還有9.8%的人認為在一線城市生活“幸福性價比”太低。
中經聯盟秘書長陳雲峰表示，膠囊公寓是在中國房地產價格奔5萬之後產生的時代產物，“是對現在房地產政策及高房價非常絕妙的諷刺。年輕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所以要在這么一個連翻身都要扶牆的‘膠囊’公寓當中生活”。
黃日新介紹，他的“膠囊公寓”經過《北京青年報》報導後，被新浪樂居版的編輯發現，“膠囊公寓”才被人們廣泛知道，並製作成一個模型放到新浪的展台上，成為2010年北京春季房地產交易會的焦點。
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和部分國外的媒體都派出記者守候在膠囊公寓，等待著有可能發生的每一個事件。新浪網更是在膠囊公寓擺放在六郎莊3個月後，利用其巨大的網路平台，組織網友體驗試住，隨後產生了幾位願意最先吃螃蟹的人。
山西姑娘張琪是最早從試住狀態轉為租住的人，她畢業於山西廣播電視大學，曾經獲得首屆中國大學生廣告創意大賽山西賽區的第一名，從網上看到膠囊公寓的報導以後，就來到膠囊公寓試住，後來決定租下來。“膠囊公寓是一種概念，實際的意義在於引導社會可以這樣做，但它的效果還有待檢驗，我覺得它的巨大作用在於挑戰人類居住的生存極限，我在這裡住過之後，下一步可以考慮看是否可以在大衣櫃裡居住了。”
來自天津的溫嬌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她畢業於天津一所大學的環境管理專業，今年23歲，是個自由職業者，大學畢業以後就來北京打拚，兩年來一共掙到5000元，她的主要生活來源還是母親資助。
她的夢想是唱歌，還出過一個專輯《單邊愛》，發行量是2000張，“主題歌是我自己寫的”。她告訴記者，她曾經去找過一些歌廳、咖啡館做歌手，“但人家都嫌我沒有經驗，我很受打擊”，“現在我仍然希望找到一個能唱歌的工作”。
“我以前是和朋友合租房子，一個月要花500元，太高了。我看到膠囊公寓的報導，就找過來了。”溫嬌說，“那天我打電話，黃老說還有一個女孩在等著租房子，讓我3點半來。”“我擔心最後一間房子被租出去了，所以就提前一個小時來到這裡，等了一個小時，終於租到了。”
記者看到，溫嬌居住的膠囊公寓屬於小型的公寓，寬度大約為90厘米，床頭桌上放著溫嬌的筆記本電腦。“平時沒事兒的時候，我就出去轉轉，買一點吃的東西回來。”她告訴記者，她每天的生活開支是25元，早上吃灌餅，中午和晚上吃蓋飯。
在4月22日記者採訪溫嬌時，“膠囊公寓”里還是充滿了怪味，與兩周前首次採訪聞到的氣味不相上下。“我平時都把門開著，讓刺鼻的氣味散出去，要不晚上睡覺的時候很難受。”
居住者的聯盟
2010年4月22日下午4點半左右，78歲的黃日新老人在一份《關於組建“膠囊公寓聯盟”的頭號檔案》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這個由膠囊公寓的設計者、租客、網友和媒體共同組建的“中國膠囊公寓文化及產業聯盟”宣告成立。
這是膠囊公寓聯盟的成立儀式，沒有漂亮的禮儀小姐，沒有官員剪彩，也沒有教授捧場。不過，現場媒體有十家左右，其中不乏美國路透社、卡達半島電視台等。黃日新老人簽字後，沒有發表任何宣言，也沒有誰報以熱烈掌聲，只有黃老不停地對媒體記者說：“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夠加入，讓我實現北京500萬流動人口都能有個棲身之所的夢想。”
膠囊公寓聯盟的發起人有黃日新，孟小來、溫嬌、周玉靜等住客，“是中國第一個由設計者、租客和社會人士共同成立的居住聯盟”。黃日新老人被推舉為“膠囊公寓聯盟”主席，孟小來任秘書長。在黃日新簽字後，孟小來對黃日新說，“我們就是有組織的人了”，說罷，兩人哈哈一樂。
“膠囊公寓現在還有很多不足，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更有文化，不能僅僅只解決住的問題。”據稱，該“聯盟”先期將募集20萬元的資金，設計新一代膠囊公寓，對膠囊公寓的不足進行改進，“現在我們計畫再做50套”，孟小來說，黃日新已經付出了4萬元的成本，自己也將投入1000元。“本聯盟以推動並改善中國城市弱勢群體的住宿條件及生存狀況為宗旨。”
不過，在近日北京市法制辦公布的《關於修改〈北京市房屋租賃管理若干規定〉的決定(草案)》中，北京市最低租房面積不得小於10平方米，“膠囊公寓”可能成為非法建築。黃日新老人表示：“政府規定人均居住面積10平方米也好，7平方米也好，還是更小的房屋也好，不能光是出一個規定就完了，總得有個可執行的辦法。”
記者在採訪中獲悉，北京市有關領導對“蟻族”聚居唐家嶺產生看法，正在著手改造唐家嶺，但怎樣解決這些剛畢業的低收入大學生的居住問題，並沒有說法。這可能將導致許多剛畢業的年輕人只能選擇更遠的地方居住。而六郎莊也屬於北京市2010年規劃要在3年內拆遷的村莊，其村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上級要求今年就要全部拆完。”
社會心態
“官二代”與公平正義
河南固始縣公選鄉鎮長事件之後，“官二代現象”開始引起廣泛關注。今年年初，一則網路傳聞得到官方承認：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委組織部、人事勞動局、監察局幾年前聯合發文招錄公務員，紅頭檔案的名字很坦率——《關於考錄副科級以上領導幹部子女的補充規定》。“官二代”的出現已不是個別現象，尤其是在我國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進入官場或事業單位“吃財政飯”更是早已成為大多數人的首選。由於官場職位稀缺，競爭人數眾多，就造成往往只有當地權貴子弟才能被選拔到比較重要的崗位。
“官二代”的本質
在關於“官二代”的說法中，網路上幾乎是罵聲一片。平心而論，官二代原本只是一個中性現象。任何行業皆有二代三代，所謂世家之謂。美國也有父子先後當總統的，比如老布希與小布希，在同一個時代當總統。但沒人認為小布希當總統是靠老布希的人脈關係與政治基礎當上的。
人們可能有一個誤解， 28歲當上副廳級幹部，23歲當上地級市的副局長，年齡顯得很扎眼。鄧小平23歲就是中央秘書長，25歲舉行百色起義。鄧小平後來總結說，我20多歲就在中央做大官，啥也不懂，但是幹得也很好啊。就“官二代”而言，年齡不應該是關注的焦點，而是任命幹部的方式與程式出了問題，提拔官員的方式方法出了問題。
雖然幹部選拔是在公開公正的名義下進行的，但所謂的公開選拔在一些地方卻成了一些人任人唯親的遮羞布。誠然，沒有人否認官二代做官不是公開選拔的結果，但這一結果實質上卻又是對公開選拔程式是否公平公正的最大質疑。值得注意的是，每次類似的事情發生之後，地方政府都三緘其口，跟輿論玩起“躲貓貓”，反而使公眾的興趣更加高漲。
“官二代”的出現，並不是說官員的後代就是“官二代”。“官二代”是作為一個特定時代里特定的問題出現的，這裡的關鍵是“官”字，如果官成了二代的前提甚至成了充要條件，使得這種正常的現象成為一種不正常的官場體制或官場形態的時候，就等於把公權變成了私人的東西而世襲，就觸及了社會制度中最基本的底線。
這是因為，我國官場或公務領域的裙帶關係、近親繁殖現象相當嚴重，從國家一級的大機關、各政府部門，到高校、企事業單位，父子、夫妻、連襟等親屬分居上下級或同級領導崗位的現象比比皆是。現在近親繁殖又蔓延到國家公務員的錄用上，其弊端正在一一顯現。如此，“官二代”這一現象可謂是近年來權力腐敗現象的派生品。
正如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富二代”和“官二代”不見得都是壞人，“貧二代”也不見得都是好人。但是，這樣兩種明顯的不公平，加上日益惡化的官民矛盾，必然使得“官二代”成為眾矢之的。事實上，一些“官二代”瘋狂搶奪資源(包括人事資源)的行為，已經成為令人不敢恭維的官場風習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為社會上仇官的情緒添加了燃料。跟平民相比，官員的後代，原本就有競爭的優勢，如果連競爭本身都被取消，變成赤裸裸的有權者通吃，那么，由此造成的社會危機，是不言而喻的。
“官二代”產生的原因
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一個家天下和官本位的國度，官僚占有最多的社會資源，也占據著社會最多的榮耀。中國的“官本位”思想可謂是源遠流長。“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這些在小時候耳熟能詳的勵志口頭禪，實際上是“官本位”思想的真實寫照。但是同時，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導者，政務的操作者，所謂以吏為師，國家的富強，社會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員的優劣，也依賴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邏輯，這個制度，必須不斷地從平民中汲取新生的優秀人士，以保證官僚制的效率，維持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良性發展。所以，歷朝歷代，官員的選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
但是，中國又是一個以家族為核心價值的國度，官員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關的共同體，做了官的人，有義務給自己的家族(當然包括後代)帶來好處，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和依附意識的盛行。對部分掌握著公權力的官員來說，利用自己手中特權，可以名正言順地安排自己的子女進入，並充分利用“隱性”的特權和潛規則，以多種方式幫助自己的子女發展。
平心而論，在一個正常的職業世界中，如果官員們沒有特權，沒有區別於其它社會群體更高的福利、地位和權力，那么，人人都能夠平等享受社會職業所帶來的生活樂趣，“官二代”子承父業也就不可能演變成一種“仇官”的社會心態。只有當“官二代”的成長，成為一種破壞社會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場體制或官場形態的時候，它才會觸及社會最敏感的政治神經，並飽受輿論的指責。
在我國公務員制度的安排中，由於《公務員法》的實施時間較短，配套的公務員權力限制和激勵保障的法規還沒有建立或不夠成熟，現行的與公務員權利保障相關的制度運行相對獨立與封閉，使我國公務員目前享受的福利和保障實際上是一種“國家保障”。在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障並不是每一個社會成員普遍享受的情形下，“國家保障”的穩定性雖然也有利於吸引人才，但也由此強化了人們的“官本位”思想，使公務員流動困難。特別是在公務員退出的外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難以有效疏導官員“獨木橋”的擁擠現象。
另外，我國公務員的分配仍處於孤立於市場分配體系之外的封閉系統，還沒有建立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公務員工資增長機制，因而公務員收入無法與其他社會成員的分配實現均衡。公務員的工資增長機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自認為工資水平偏低的官員，追求工資外的灰色收入，導致部門權力尋租和部分公務員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層出不窮，嚴重違反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則，激起了民怨和社會的仇官心理。
在公務員獨立分享職業穩定的“紅利”時，也就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當然，公務員隊伍需要穩定，公務員個體也需要獲得職業發展的空間，但不能以阻斷公眾平等擁有的社會保障權利和踐踏社會公平為代價。
消除“官二代”的途徑
雖然說，一個現代的國家，應該改變官本位的狀況，逐漸把官本位變為民本位。但是，在沒有改變之前，政府絕對不應該強化這種來自帝制時代的傳統。即使僅僅出於保證從平民中汲取人才的需要，出於社會穩定的需要，也必須下大力氣保障社會上升渠道的暢通。不至於讓平民的精英，因沒有上升渠道，永沉下僚，因而心生怨恨。而保障平民精英上升渠道的唯一辦法，就是以國家之力，確立一個官員選拔的制度，並嚴格執行。同時，用制度保障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的晉升。
科舉制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影響最深遠的制度創新之一，它打破門閥制度，從平民階層選拔優秀人才為國所用，是小農經濟時代凝聚中國社會的基本制度。有人研究，自隋唐以來的科舉制，能夠保證大約有半數的及第者，出身中小士紳和平民，另外一半，多是官宦子弟。官宦子弟以門蔭為恥，使得那個時代的仕途後門開得不那么大，從而遏制了官僚貴族化世襲化的傾向。
從世界各國來看，為了保證公民的機會平等，在法律上禁止政府機構中的裙帶關係，以及官員為親屬開後門，建立官員迴避制度成為一種普遍的做法。如美國聯邦法律禁止聯邦官員雇用任命、推薦或提升自己的親屬到該官員所控制的任何機構或部門工作。它對“親屬”一詞的解釋涉及公務員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舅嬸姨、侄甥、岳父母、婿媳、姻兄弟姐妹等。印度等國法律也有類似的規定。在公務人員的聘用及其晉升方面，在公務員的報考上，這些國家也沒有對官員子女特殊照顧或網開一面的做法，相反，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或考核，使一批優秀的人才進入政府部門，保證國家機關內部的純潔，則幾乎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迴避制度的建立有利於消除政府內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以及近親繁殖、任人唯親的不正之風。
撫平社會的裂痕，一定要改變產生“官二代”的土壤和條件，在當前，消除社會“仇富、仇官”的心態，就是要割斷公權力與市場的交易，還社會和市場一片朗朗的晴空。
小時候看印度老電影《流浪者》，裡面有一句印象深刻的台詞：法官的兒子永遠是法官，賊的兒子永遠是賊。相信中國的社會不會篤信官員的兒子永遠是官員，平民的兒子永遠是平民。溫總理在北京大學與莘莘學子座談時再一次強調“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作為公權力執掌者的公務員的選拔則應該成為最耀眼的光芒！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固定化的危險
為什麼窮二代富二代的分化日益嚴重，為什麼官二代能比窮二代占有更多社會資源，為什麼國家富裕了生活變好了社會矛盾卻激化了？社會板結化了嗎，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是否還存在，二代們真的面臨一個斷裂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根源造就了二代現象？對社會階層和社會結構有深入研究的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先生對此有深刻的認識。本刊記者對其進行了專訪。
階層流動的新通道
《南風窗》：前些年，有兩篇文章曾一度風靡網路，比較早的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道出階層差距，因為出身不同，雖是大學同學，但家庭較窮的人用了很多年，才能達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樣的生活水平。這比較適合60後70初的人，雖然出身於不同的社會階層，但是通過高考可以改變命運，18年之後，他們的後代終於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後來網路上又出現一篇《我用了18年，還不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這篇文章深得80後認同，因為出身的階層不同，大學畢業後大家的生活分化越來越嚴重。二代的分化真的如此嚴重嗎？近年來，很多聲音批判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日益狹窄，社會階層嚴重板結化，原有的通過上大學和當兵這兩個渠道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出身是不是已經越來越難以改變，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被堵死了嗎？
陸學藝：其實中國社會真正流動就是改革開放這30餘年，流動通道沒有被堵死，只是改變了。新的社會階層逐漸形成，目前看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由十大社會階層組成，相比以前的“兩階級一階層”，很明顯社會階層結構已經由簡單化到多元化，所以階層之間的流動通道也在改變，不是像原來上大學和當兵然後分配那么簡單。
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其實已經由封閉轉向開放。比較明顯的是中產階層的規模比例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平均每年增加103萬個體工商戶，1995年～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萬個私企業主。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這也為中產階層的擴大造就了後備軍。還有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產階層。根據我們課題組測算，2007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占總就業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個百分點。現在每年約有800萬人進入中產階層，這都是階層流動。窮二代進入中產階層的機會應該有很多。
《南風窗》：從統計數字上看，中產階層確實在壯大，但中國往往存在統計數字和百姓感覺相悖的現象，目前一個普遍感覺是，中產階層在分化，大量的中產階層在往下掉。
陸學藝：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遷兩種趨勢同時存在：一種趨勢是以中產階層加快崛起為特徵。另一種趨勢則是社會階層分化的加劇。目前來看，這兩種趨勢在一起，使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動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
《南風窗》：您剛才提到中國中產階層已經占總就業人口的23%，和我們常說的現代橄欖型社會相比，這個比例應該還很小。
陸學藝：確實，中國目前中產階層占的比重還遠遠不夠。任何社會，如果在精英階層和大眾階層之間存在較大距離和斷裂，缺乏相當規模的中產階層存在，就可能是不穩定的，容易發生混亂和衝突。就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現狀來說，社會政策調控的取向重點應圍繞養大中產階層、縮小社會中下階層、調控階層利益展開。這樣，階層間的流動通道會很通暢。現在富二代、窮二代等二代的形成，說明整個社會還在分化，但只要大的方針不變，現在就只是階段性問題，比如農民工的問題早晚會解決，農民工子女肯定不會固化為窮二代。
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15年
《南風窗》：二代現象是現在人們討論的一個很熱的話題，出身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代們的生活和社會地位，二代現象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為什麼會存在如此明顯的二代現象，是不是社會斷裂、階層板結造成的？
陸學藝：二代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很多現象是階段性的。二代現象是中國目前複雜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這些問題的出現，說明社會可能是存在一些問題，但我們觀察和判斷一個社會和社會現象，要從長周期和一個國家大的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可以說是“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這樣轉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激烈的社會矛盾是正常的。
當前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特徵，在世界各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中也曾有過。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於具有關鍵意義的轉折時期，這個時期由於當時的“進步運動”而被稱為“進步時代”。1900年，美國製造業的總產值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美國經濟實力空前增加。但同時，美國社會當時也面臨著空前的危機，政治腐敗猖獗、市場秩序混亂、勞資衝突激烈、貧富差距懸殊、社會道德淪喪等等社會問題和矛盾顯化。日本從1955年開始進入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同樣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被認為是“生產為第一流，國民所得與消費為第二流，住宅等生活環境則屬第三流”。拉美在實現經濟起飛之後，也是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嚴重，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動盪不安。
《南風窗》：那是不是說中國近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分化很嚴重是必然的？
陸學藝：社會矛盾肯定是存在的，但矛盾日益尖銳和嚴重的社會分化是不正常的。中國社會之所以現在出現很多問題，一個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結構遠遠滯後於經濟結構。中國在很多年“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導向下，過於追求增長速度，把應該配置到社會領域的資源與機會也配置到經濟領域中。改革開放之初制定的一些適合當時發展的政策並沒有隨著形勢發展而及時進行調整，嚴重侵蝕了一些社會成員獲得資源的機會。目前中國亟需推動社會改革。美國、日本和拉美在經濟起飛後最終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根源就在於是否及時正確地實施了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
《南風窗》：中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差距有多大？
陸學藝：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有些指標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後期階段的水平。而中國的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我們課題組經過測算得出，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大約15年左右。
《南風窗》：是什麼原因導致社會結構如此滯後？
陸學藝：這個原因很複雜，首先，中國除了和其它現代國家經歷過的一樣，處於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還處於由計畫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這是中國特有的。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同時進行，相互作用，使轉變過程中困難重重，社會矛盾多發。而且把西方國家一二百年的轉型過程濃縮到了幾十年中。其次，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推進，但社會體制改革從某種意義來說，甚至都還沒有破題。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等等很多社會體制還是計畫經濟時代形成的，一直沒有變，已經完全不適應現在的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
《南風窗》：如果中國的社會體制改革遲遲不啟動，會有什麼後果？
陸學藝：美國成功的經驗，日本“成功的代價”和拉美國家的前車之鑑，是很好的教材。美國及時加強了對社會領域的建設，提倡社會公正，成功地將當時瀰漫在整個社會中的種種怨氣、焦慮、憤怒和不安全感，轉化為改革的動力。日本雖然也意識到了社會建設的重要性，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落實到位，日本雖然最終成為經濟大國，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比如住宅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好。拉美國家則因為對社會建設認識不夠，社會體制改革力度不足，經濟起飛之後即陷入了持續衰退，社會動盪，最終成為“難以跳出的拉美陷阱”。中國種種社會矛盾的激化包括二代問題的出現，正是社會建設沒有跟上造成的。
《南風窗》：如果不及時推動社會改革，中國很可能會陷入“拉美陷阱”？
陸學藝：有這個可能。目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主要受兩種力量驅動：
一是來自市場的力量；
二是來自國家的力量。
根據經濟發展和目前政策選擇的不同，未來中國社會存在四種不同的可能。
1、如果經濟保持較快發展，政策體制調整及時，社會改革啟動，那就會形成理想的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經濟會繼續保持高增長，社會穩定。現在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二代現象也會隨之消失。
2、如果經濟保持較快發展，但政策體制調整不及時，會造成社會階層結構進一步分化，出現“工”字形社會階層結構。一旦這種社會階層結構形成，經濟也難以保持高增長，階層間的利益衝突放大，社會必然不穩定，有極大的斷裂風險。
3、如果經濟發展放緩，但政策體製得到調整，也會促進社會階層結構的合理髮展，現在的社會問題也會消失。
4、如果經濟發展受阻，政策體制調整又沒有及時跟進，社會階層會嚴重分化成社會上層和社會底層兩大群體，階層之間的利益嚴重衝突，整個社會階層存在嚴重的風險，現在的問題會繼續激化和放大，二代現象最終會無法解決。
《南風窗》：也就是說，不管以後中國經濟能否維持高增長，只要政策體制調整到位，中國社會都會穩定發展。現在中國是不是已經到了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
陸學藝：是這樣的，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但是由於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產階層過小等，如果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將會影響到今後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展。有學者指出，社會結構正在定型化，社會有“斷裂”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
《南風窗》：社會體制改革啟動的關鍵是什麼？
陸學藝：中央政府的決心。改革開放到現在，一些大的決策都是中央強力推進的。社會矛盾重重，階層板結，社會面臨斷裂危險等等的根源在體制，體制有問題，靠個人突破是解決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