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國學大典·韓非子

作者簡介

陳耀南，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曾任職香港大學教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高級講師、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現居澳洲。已刊書籍四十餘種，包括《典籍英華》、《魏源研究》、《學術與心術》、《中國文化引論與篇章》、《中國文化對談錄》（正、續）、《套用文概說》、《清代駢文通義》、《文鏡與文心》、《文心雕龍論集》、《古文今讀》（正、續）、《古文賞析》、《唐詩新賞》、《陳耀南讀杜詩》、《陳耀南讀孔子》、《陳耀南讀孫子》、《中國人的溝通藝術》、《讀中文看世界》等。

媒體推薦

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子，秉持“以霸王之業教君”的宗旨，歸納整合出一套“憑勢、用術、行法”的治國理念，中國第一個極權皇帝，欣賞他，自然也疑忌他；第一個全國的權相，畏忌他，害死他，但更貫徹、執行他的計策。漢以後歷朝政治莫不陽儒陰法，於是韓非死了，而又還沒有死。——陳耀南

圖書目錄

《韓非子》
初見秦
主道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奸
十過
孤憤
說難
奸劫弒臣
備內
南面
解老
喻老
說林上
說林下
觀行
功名
內儲說上七術
內儲說下六微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左下
外儲說右上
外儲說右下
難一
難二
難三
難勢
問田
定法
說疑
詭使
六反
八經
五蠹
顯學
忠孝
人主
心度
名句索引

文摘

《韓非子》導讀①
說難終不羨韓非
西人當初只因聽說“遙遠的東方有個‘秦’”，於是就稱之為Chine或China，不知道這王朝竟如此短祚——從盡並諸國到亡滅，只不過十五年（公元前二二一至前二〇七），但又如此幽靈不散——“祖龍魂死業猶在”、“百代多行秦政治”，君主世襲、專制獨裁竟綿延了兩千多載！
毛澤東這兩句詩（《讀封建論》，一九七三），描繪了中國政治歷史核心，查究下去，就必然迎出了“祖龍”（“始皇”的同義詞）以至歷代專制政治的辯護士和總設計師“韓非子”。
一生可悲的韓非，死於他的知音人秦王嬴政獄中（前二三三）。十二年後中國統一於“地形利害”和“號令賞罰”都遠超六國、因而最後成功的秦。秦王遂有“始皇”尊號。又十三年，始皇死（前二一〇）。再三年，秦亡漢興。八十多年後，司馬遷在《史記》中將韓非與老子、莊子、申不害合傳，這樣地記述：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一個“悲”字，真的貫串了韓非的人生！
非常聰慧、早熟、敏感的他，卻生在高貴、堂皇而又複雜、虛偽的宮廷環境，聽厭了美妙的言談，看慣了醜惡的真相；不想逃遁於情慾，放逸於藝術，他關心政務，熱切改良，卻又生於世局大轉型的前夕，處身君庸臣賊而又貼近虎狼之秦、國亡在即的弱亂之邦，卻又不忍、不能如他人的暮楚朝秦，舍離祖國。先天與童年的原因，嚴重的語言障礙，他好學、能文，從業於大儒荀卿，交上了同學李斯，從性惡、隆禮之說一滑而下，變本加厲，對人性、仁政，全失信心，卒之轉到任法、尊君的極端，以至殘酷寡恩，害人害己！
早已有許多人慨嘆：聰明飽學如他，竟想不到（或者不以為意）：李斯本是小吏，富貴權位所在，事秦事楚無別，所以英主可以羈縻；韓非是國之世族，休戚相關，血濃於水（即如屈原之於楚），所以雄猜之君，終不能信他可以為己所用。韓非輕身入秦，不免與李斯（以至姚賈）利害衝突，更以疏間，難怪宋代黃震《日鈔》譏嘆：“送死秦獄，愚莫與比！”韓非死後，李斯權位更固，繼續輔佐秦王推行韓非理論。到秦皇一死，李斯又被所矯旨擁立的二世信更奸惡的趙高而害得全家慘死！
李斯、韓非，以至前此的商鞅、吳起等法家人物下場往往如此！不過，因為書寫得動人，又從未掌握得位，所以多一點獲得同情的，還是韓非。
中國第一個極權皇帝，欣賞他，自然也疑忌他；第一個全國的權相，畏忌他、害死他，但更貫徹、執行他的計策。漢以後歷朝政治莫不陽儒陰法，於是韓非死了，而又還沒有死。
兩千年來無數評論者，斥罵他，惋惜他，嘲笑他，但是對他文章的清通、健銳，特別是推理和比喻的靈巧，都一致讚賞。論到歷代散文的論說一類，他與孟軻是先秦諸子的兩座巔峰。所不同的是他們相反的人性與民權信仰，相同的是他們所共歷的時世趨向，“定於一”，和自任以天下之重、以思想救世的學術承擔。
時世不斷在變，也不斷呈現種種病徵，有理想的人總覺得要想法醫治。理想高、抱負大，才能出眾而又富有使命感與同情心的人，更自覺是義不容辭的大國手。先秦諸子之學，就是由此而起。
首開晚周私家講學之風而為諸子之首的，是仲尼孔丘。墨翟、韓非，這兩名儒家死敵，最初都學於他的再傳弟子。據《論語·學而篇》，儒學精要是“志於道”（以探求人生真理為職志）、“據於德”（以天賦人性為根據）、“依於仁”（以道德良知為憑藉）、“游於藝”（在各種學問匯成的文化江洋里涵泳自得），循此發展，以尊天愛人為旨歸，以本心原性為基礎，以孝親敬長為起始，以勤學尚思為修養，以興仁復禮為功效，以君子賢人為典範，至於內聖外王，就最崇高尊貴了。這就是兩千多年來作為中國文化骨幹的儒學大綱。歷代因之尊他為大成至聖先師，而繼承光大孔子之學的，是被稱為“亞聖”的孟軻。孟子以“仁”為人心安宅，“義”為行事正途，有志之士，必當“居仁由義”，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系列聖人為典範，而弘揚道統。其後荀子，最稱大師，教學既久，成就亦眾。他雖反孟軻“性善”之說，但仍極尊孔子而講“儒效”，勸“學”隆禮以成君子。所以，整個儒家體系就是：以仁心為基源，義理為原則，禮文為細目，交織拓擴，以顯示人之所以為人的“心性”主宰，建立鞏固“尚德”傳統，而發揚“人文”精神，這便是理想社會的共同規範了。
社會要講求荀子所謂“群居和一”，公德是必需的；東洋西海，心同理同，共識也是可能的。不過，“同”與“異”是矛盾而又並存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個別差異在自然、在人間，都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認，無可抹殺。一筆抹殺，強異為同，只造成無限而無情的痛苦。世間許多壞事是自以為“好心”而做出來的，許多罪惡是自以為義、強人從己而發生的，許多誤會是一廂情願的所謂“忠恕”而招致的，許多勞累、煩惱、紛爭以至罪過，是因為喜居人上而造成的。（以上理念，許多與後來傳入的佛家所信有相同相通之處，所以被反對的儒者稱為“二氏”。）所以，與儒家孔孟之道相異（不一定相反）而又相輔相補的，有老莊之徒，揭示一個形而上意義的“道”，其大無外，作為萬事萬物的總和；而物各有性，性各自足，都是得於自然的“德”；所以不必、也不可能以此例彼，或以彼代此。一切差異以至矛盾對立，都是無比偉大的“道”的一部分，永遠共存而又不斷互相流轉。（後來那神奇的“太極圖”就是這個道理的最佳象徵。）所以任何人間的共同規範，都沒有意義。作為萬物之一，人不配也不應有為，以免自擾擾人、欺人自欺。只有清靜無為，逍遙觀賞，順應自然，才是道理。他們把“道”講得又多又動聽，特別是春秋戰國動亂了幾百年，繼之以統一者嬴秦苛暴之政，和跟著的楚漢之爭，賢愚上下所有人都痛苦得不得了，到後來文景之世，把應時而興、合乎眾望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標舉為“黃（帝）老（子）之道”，於是就被稱為“道家”，居於司馬談所謂有得而無失的“六家”之首了。
另一派思想：從儒家反出來另立門戶的墨家，厭病儒者煩擾奢費的禮樂喪葬種種儀文，他們對道家的玄虛之理也沒興趣，而只崇奉一個籠統的宗教意味的“天”，認為天的意志就是要人兼相愛、交相利，所以反對戰爭，他們相信鬼神，但又反對音樂、命運，主張節用、節葬，信仰的樸素和矛盾，基層大眾並不充分明白，也並不計較，他們只是感動、信服和跟從教主式領袖墨翟與接任的歷代“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行俠仗義，以及民間幫會私人武力的團結互助。風從既眾，就與儒家並稱“顯學”。急公好義的墨者極重集體，與老莊道家同調的楊朱偏於個人，二者各趨一端而並斥於孟子。此外，除了不談政治的陰陽家，又有不像上述儒道墨三家之講究終極關懷，只是遊走列邦，把握其間的利害矛盾，馳騁舌辯以勸導諸侯或和或戰、或合或分，最終成就策士個人功名利祿的所謂“縱橫家”，以蘇秦張儀為冠冕人物。這就是韓非成長和活動時期，法家以外的諸子要略了。
儒道墨縱橫諸派，法家人士都不喜歡，認為他們大害於國——或者，最重要的，是不利於最高統治者。特別是處戰國末世、集法家大成的韓非子，對前述各家思想都了解，但都不滿意，甚至看不起、反對、唾棄。儒家講從自心發出的由親及疏的“推愛”；墨家認為應該是“天志”之下，無有差等的“兼愛”。韓非提醒領導人：“愛”就不利於統治。儒家以“親親”“尊賢”為治國用人兩大基準，韓非指出：這兩者之間一定矛盾，而且，“親親”就偏私，所謂“賢”也可以虛誕；還有利之所在，什麼“親”“賢”都可以反戈攻擊君主！韓非認為，只有自己歸納綜合的那一套“憑勢、用術、行法”，才是明主的唯一妙方！
前期法家之書，《管子》、《商君書》、《申子》等等，雖或偽托，或不傳，但考核其中言論，與史書所記其人其事，則性格主張仍然可知，大抵都是從政務實，急功近利，不喜歡（也不擅長）抽象理念的探索和價值體系的建立——或者說：唯一價值，就在所效忠的國君當下的實際利益。什麼人性陶冶、道德自覺等等，都嗤為迂闊，絕少關心，即有所謂教育，亦止於信賞必罰，訓練操控，以作生產和戰爭的工具。到集大成的韓非子，更是如此。其思想淵源和學術演變之跡，示如下表：
今本《韓非子》，大體可信為其自撰，間中有問題者，亦多為後學之所綴補或者擬作。作為學術研究，“韓非本人思想”與“《韓非子》書所表現之法家思想”是兩個有同有異的課題；作為本書導讀，則重點在於後者。個別作品的考據問題，不能多費篇幅了。以下表列《韓非子》全書大要，繼而精選條列最有代表性的言論，以見其主張：
本書
節選原書篇目次第
作者與釋題
各篇論旨

*
初見秦第一
與《戰國策·秦策一》作“張儀語”者幾全同，而文更清淺暢備，然所說皆儀死後事，韓非志存韓，而此篇勸攻韓，情理不合，故或疑他人之作。
勸秦用法，使謀臣盡忠，以兵強地利破六國合縱而霸天下。

存韓第二
後半為李斯之文。
前半韓非求秦存韓，後為李斯上秦王駁韓非，及李斯上韓王勸依秦王書。

難言第三
或疑早期之文，或疑囚秦之作。
論進言之難。

愛臣第四
或疑早期之作。
明君必防臣，不可愛之太親。

*
主道第五
押韻，多黃老思想，或後期之作。
明主執虛靜、用權術、明賞罰的政治。

*
有度第六
多近《管子·明法》，疑是其他法家所作。
能行法度則國治。

*
二柄第七
多“刑”“德”對舉，以代“賞”“罰”，疑非韓子自作。
明君以“殺戮”“慶賞”為二柄以導制其臣。

*
揚權第八
情況同《主道》。
揚舉君權之道。或謂“權”當作“榷”，“揚榷”即“顯揚而扼要論述”之意。

*
八奸第九
盛年之作。
權臣欺國誤國之八術：同床、在旁、父兄、養殃、民萌、流行、威強、八方，明主防之。

*
十過第十
文甚繁蕪，似近雜家者之作。
君臣危國亡身之十種過失，各舉史例。

*
孤憤第十一
韓非自著。
智術能法之士，與當道營私之人，勢不兩立，因人主昏昧而孤獨、悲憤。

*
說難第十二
韓非之作。
進說君主之各種困難，總在如何了解、打動對方心理。

和氏第十三
韓非之作。
玉師和氏，獻真玉而受誣遭刖，法術之士，危禍亦如之。

*
奸劫弒臣第十四
早年之作。
奸邪、劫勢、弒主之臣種種欺君之術。

亡征第十五
後期入秦前之作。
人主之國衰亡禍亂之徵兆。

三守第十六
離儒入法之作。
人主待臣有三原則，守之則國安身榮，失之則三劫至。

*
備內第十七
韓非之作。
妻近子親，猶不可信，人主信人則制於人而患禍至。

*
南面第十八
韓非之作。
人主以明法、責實、變古而治國。

飾邪第十九
頗有來自《呂氏春秋》文字，或是入秦後之作。
治國在明法，不在卜筮鬼神。

*
解老第二十
選解《老子》要語。或疑他人之作。

*
喻老第二十一
以史事傳說喻示《老子》之意。同《解老》，而作者又異。

*
說林上第二十二
廣舉史事名言為例，其多如林，明世道人情真相。早期搜材抒論之作。

*
說林下第二十三
同上。

*
觀行第二十四
篇幅特小，尊儒近道，殆是韓非早年尚在荀門之作。
明主以道觀己之過，以法術觀人之限。

安危第二十五
明主求安去危之術。

守道第二十六
明主守法術之道。

用人第二十七
明主以賞罰法術用人。

*
功名第二十八
明主以天時、人心、技能、勢位而立功成名。

大體第二十九
致治立功成名之總原理。

*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韓非自撰。左上下及右下三篇頗多錯亂，或晚歲入秦事變甚急，未遑整理。簡冊重多，故分為內外左右上下數篇。儲集多量人間故事，以見世道人情，而備人君內外政治之參考。每篇若干主題，皆先作凝練之“經”，以陳述要理，挈領提綱；繼釋之以“說”，搜采歷史故事，或更以“一曰”“或曰”方式，廣納異聞雜記，以補充發揮。“經”“說”既可分別單行，更宜合觀一見其一貫呼應，闡明法家思想。
明主御眾所用之術有七，所觀察臣下微妙之情有六。

*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
難一第三十六
韓非晚年之作。二十八則短評，各皆先陳歷史故事，繼以質問疑難。其中多評管仲、孔子，可見其早期肯定二人，而後來轉為苛評之態度之變。間中與《呂氏春秋》所采故事相同，而觀點相反，以篇幅總量龐大，故析為四篇。
采輯古人行事言論，質疑其利害之理，以明法治。

*
難二第三十七

*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
難勢第四十
有關慎到言“勢”之評論集。韓非作。思想已離荀子。
先述慎到權勢治國之論，繼引質詢疑難者，終抒己見。

問辯第四十一
韓非作。
明主貴法令，賤辭辯。

*
問田第四十二
篇題似後人所加，後段亦與無關，或其徒補編。
以田鳩答問之語論法治。

*
定法第四十三
韓非之作。
申不害言明主御下之“術”，商鞅論政府治民之“法”，比較二者得失與未盡善處而抒己見。

*
說疑第四十四
用典甚密，且多冷僻，或疑非盡韓作。
明主提防奸人言論行動。

*
詭使第四十五
韓非之作。
名實乖違，賞罰失當，是敗政之因。

*
六反第四十六
韓非之作。
奸偽與耕戰之民各六種，而賞罰與毀譽失當，國所以亂。

八說第四十七
韓非之作。
八種世俗匹夫之私譽，實人主之大敗。

*
八經第四十八
韓非之作。稍有竄亂，八節之題亦有異說。
治國八大原則：因情、主道、起亂、立道、周密（？）參言、聽法、類柄、主威（？）。

*
五蠹第四十九
韓非之作。
儒者、縱橫策士、墨家任俠、逃兵役、務商賈者，為國之五蠹，明主棄之。

*
顯學第五十
韓非之作。
力斥儒墨之家崇古，非愚即誣。

*
忠孝第五十一
作者問題有疑。
教忠孝不能治國，唯有賞罰。

*
人主第五十二
或疑後學集韓之作。
人主必當絕對權威。

飾令第五十三
錄自《商君書·靳令》稍有刪節，無六虱與仁義一段。
論整飭法令之要。

心度第五十四
作者問題有疑。
以賞罰之法，度臣民之心。

制分第五十五
作者問題有疑。
制賞罰，分功罪，以治國家。

一、人性惡而不可信靠：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相待也，況無父子之澤者乎？”（《六反》）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外儲說左上》）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備內》）
二、物質經濟決定治亂：
“古者……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五蠹》）
三、務時用不法古：
“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
“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顯學》）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顯學》）
四、反儒墨：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五蠹》）
“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庭，而政不免於亂。”（《五蠹》）
“不能具羹食而勸餓人飯。”（《八說》）
五、法重於德：
“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顯學》）
“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樂偷而後窮。”（《六反》）
“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五蠹》）
六、愚民：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民皆知兵而不敢私鬥也），並力疾斗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顯學》）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五蠹》）
七、明君統治之道：
韓非不言“仁君”而說“明主”，其統治之道是：
憑勢——勸位自固
用術——形名參同
行法——信賞必罰
慎到言尚勢，以為賢智未足服眾，而勢位可以屈賢，所以身不肖而威令行，就靠得助於眾。韓非廣其說，認為聖哲之君，百世無一；憑勢任法，則中材之君，亦可致治。所以，勢位是人主的筋力爪牙，不可去之。（見《難勢》、《人主》、《功名》諸篇。）
韓非以為：“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所以明主秉要執本，以暗見疵，形名參同，聽言而求其當，任身而責其功，所謂“因任授官，循名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就是人主所操的“術”了。
綜核名實，繼之以信賞必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此所謂法。
“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見《定法》）
總之，韓非以至他作為集大成代表的先秦法家，所秉持者絕非現代普遍價值的法治精神。人性自私，所以要制衡權力，要民主法治，以達社群之大公，這是現代共識；人性自私，所以要壓制、利用所有其他人的自私，以成就專制獨裁者最大的自私，這是先秦法家——例如講得最通透的韓非子！
現代講出“奉法而治”（rule of law），法律的制定是開誠布公，法律的實施是人人平等，終極關懷在於全民；韓非他們則是“以法為治”，（rule by law），人人屈於“為君主而制、而君主獨非所制”的法律之下。一切利益最後歸於君主。君主以法律禁制臣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說疑》），從行動，到言論，到思想，都在所統制！如果君主是人，則一切他人都只是工具，是牛馬！“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外儲說右上》）連沉默退隱也不容許！所以，焚書之酷、坑儒之慘，都絕非偶然突發！
《漢書·酷吏傳》說：“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法令，並不是價值根本，漢代揚雄《法言》：“申韓之術，不仁至矣！何牛羊之用人也！”法家待人民，像對畜生一樣。這是古代的評論，現代章炳麟《國故論衡·原道下》：“今無慈惠廉愛，則民為虎狼也；無文學，則士為牛馬也”；“國雖治，政雖理，其民不人”；“有見於國，無見於人；有見於群，無見於孑”——“孑”（音“揭”，不是“子”）就是一個個單獨的甚至是孤弱的，然而是有個性、有尊嚴、有人權的老百姓；過分地強調集體，必定也過分地壓縮個人；只知道擁護必然腐敗的絕對君權，更必然不把領袖以外的人當人看待！
韓非既深悉人性之惡，則君主亦人，其惡又何以不必防治，而又縱之任之，以肆統治之權，得大惡大私之利？若說秦之暴虐與速亡是二世、李斯等私心扭曲，不如說是本質趨勢如此。“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老子》早有明訓！
百載以來，知悉歐洲歷史者漸多，頗有把韓非子與十五六世紀間義大利政客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一四六九至一五二七）相提並論者。馬氏生於昔富貴而今破落之家，奮鬥苦學，力爭上遊，於是躋身政壇，內政外交，多所參與，一五一二年至一五一三年間，捲入政變，乃被捕囚，旋即獲釋，從此退出官場，專心寫作，成《君主論》（The Prince），力主英明領袖，宜應不擇手段，用盡詭謀，以取個人及政府利益。馬氏既鬱郁而卒，其書梓行，風動士林，影響日後歐洲政治。論者就多說與千餘年前中國韓非頗有近似。其實細究起來，相異之處也不可忽視：
第一，西方自基督教普遍流行，原罪觀念深入人心，君相王侯，同在神前懺悔求赦，朝野上下對權力中毒之防治，早成共識。中國文化主流，以仁心善性為宗，韓非承荀子而變本加厲，強調性惡，懷疑仁愛，但又輕視禮教，只言賞罰，於是歷代多評其偏激，又或陰用其言，而陽棄其說。
第二，自羅馬帝國崩解，民族國家林立，以分裂獨立為常態，元首不過位同諸侯，權威有限。中國自秦漢之後，以大一統為正常，國家機器龐大，君主被擬為聖為神，世襲專制獨裁，法家更易助紂為虐。
第三，自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歸信，基督教會地位崇高，國君登基，教皇加冕，宗教改革之後，政教分離，但朝野共同信仰，成為制衡政府之公民權利。中國自西周以人文精神代替殷商尚鬼多祀，此後亦並無可與政權抗衡之教會，反之，教主亦受君王冊立，封贈尊號，而接受管制，神權反被政權利用。由此觀之，法家韓非之流，逢迎君惡的阻力，比較馬基雅維利為小。
論政者要打動人心，從政者要獲得權位，在今日民主之世，靠的是公開論辯，吸引選民；在專制君主當朝，就要以文辭打動帝心。陸機《文賦》：“說煒曄而譎誑”，就如現代有人所謂“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文心雕龍·論說篇》所云：
戰國爭雄，辯士雲涌；縱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佩六國相印的蘇秦，封五個富邑的張儀，就是當時最多人艷羨的、成功的“縱橫”之士。“飛辯以馳術，饜祿而餘榮”（《文心雕龍·諸子篇》），韓非學勤思敏，不屑比於蘇、張，但同樣要寄望“人主”，可惜嚴重“口吃”，補償的是“善於著書”——他文字上的長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清晰周密、脈絡分明，極合推理原則；二是例證豐富、生動，比喻靈巧、貼切，結合造成胡應麟《筆叢》所謂“抉摘隱微，燁如懸鏡”的動人效果。特別是《文心雕龍·諸子篇》所稱的“韓非著博喻之富”，書中《儲說》內（上下）、外（左上、下，右上、下）六篇，即是“寓言”，二百多則，其他《說林》上下、《喻老》、《十過》等篇，亦多以故事為例，後世許多成語、諺談、典故出於此，活躍在民眾口頭和文士筆下。最著者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佩弦佩韋”、“濫竽充數”、“病入膏肓”、“鳴必驚人”、“三人成虎”、“郢書燕說”、“買櫝還珠”、“諱疾忌醫”……以至“和氏璧”、“曾子殺彘”、“鄭人買履”、“不死之藥”、“批其逆鱗”、“狗猛酒酸”等等，在文學藝術、語言技巧方面，韓非之書，就可說是少有病毒而營養甚多了！
修辭主要是動人以情，推論所重是服人以理，所以“入道見志、成一家言”的諸子，都有邏輯。“邏輯”這個外來語的普及程度，或者超過了“名學”、“論理”、“理則”等等較富中文本色的同義詞——因為似乎在西方一向較為發達——不過，概念與判斷的建立，推理的開展，既是普世人心所同，以雄文代利口的韓非，書中富有邏輯範例，也是應有之義了。
韓非痛批儒墨的經典妙喻：“矛盾”（《難一》、《難勢》），正是邏輯基本要律之一。以矛盾律為基礎的犀利武器：“二難論法”，再加上“假言推理”（如《解老》論證《老子》所謂“禍福倚伏”），“歸納推理”（多見於內外《儲說》六篇），都廣見書中。至於《二柄》、《八奸》、《十過》、《三守》、《七術》、《六微》、《六反》、《八說》、《八經》、《五蠹》等等篇章名目，更足見韓非辯（辨）類劃分的興趣，最後都以對於人主有益有用與否，為“二分”的基準。
“以霸王之業教君”既然是他著書立說的終極關懷，在立竿見影的功利現實之外的抽象思維，名理玩索，韓非自然不屑一顧，甚至大加掊擊。荀況承孔子而務“正名”，但已批評惠施等“甚察而不惠”（《非十二子》，精細過甚，沒有實益），“蔽於辭而不知實”（《解蔽》，沉溺在詞語文字，背離現實常識），到弟子韓非，眼中更只有君王勢位權力，認為“辯生於上之不明”（《問辯》），“堅白（公孫龍）無厚”的名家之辨，不容於憲令之法；什麼“白馬非馬”，帶馬過關也非賦稅不可（《外儲說左上》）！戰國三晉，正如晚清，時人救亡圖存的危機感特別迫切，可以理解；不過，在希臘以至近代歐洲，何嘗不城邦林立，興滅無常？對抽象名理之學何以興趣遠過？真值得更作思考。
老子主張“虛其心”、“弱其志”、“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法家尤其是韓非，更討厭人民多說亂動，不依君主指定的路數來用力用心，難怪“祖龍”一讀其書，恨未同遊了！

中信國學大典·韓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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