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學文庫：孟子

《孟子》是《論語》之後最重要的儒家經典，記述了孟軻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記述了孟軻仁政主張、反對暴政和武力兼併的政治思想，以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這部書的理論，不但純粹宏博，文章也極雄健優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世界文學文庫:孟子 
• 作者：孟軻 張文修
•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8月1日
• 頁數：231 頁
• 開本：32 開
• ISBN：9787540209636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

儒家四書之一，影響中國兩千年的道德規範與人生哲學

雄辯精深、說理精闢、曲折盡情，漢語散文之典範

無障礙閱讀本

圖書目錄

序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離婁章句上

卷八離婁章句下

卷九萬章章句上

卷十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盡心章句下

《孟子》對後世的影響

作者簡介

孟子，姬姓，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魯國鄒人（今山東鄒縣東南部人），東周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生卒年月因史傳未記載而有許多的說法，其中又以《孟子世家譜》上所記載之生於周烈王四年（西元前372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西元前289年）較為多數學者所採用。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斷杼教子”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媒體推薦

為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越南學者張漢超

後記

《孟子》對後世的影響

孔子是儒家的聖人，孟子則被後世儒者推為“亞聖”，所以《孟子》一書就成為儒家僅次於《論語》的著作。關於《孟子》的崇高地位，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論語》者，《五經》之轄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在趙岐看來，《論語》是解釋儒家經典學術的樞紐，而《孟子》與《論語》類似。對於《孟子》的重要性，趙岐還說：“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乎、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歷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儘管趙岐認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將它視為解釋儒家經典的著作。也就是說，《孟子》一書是“傳”，不是“經”。但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孟子》一書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終正式上升為“經”。五代時，後蜀主孟昶命毋昭裔將《孟子》和《周易》、《尚書》、《詩經》、《儀禮》、《周禮》、《禮記》、《公羊》、《穀梁》、《左傳》一起楷書刻石。到宋太宗時，又加以翻刻。程頤、朱熹等大理學家對《孟子》非常重視，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摘出，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之為“四書”，並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樂帝敕撰《四書大全》，使之與《五經大全》相併立，《孟子》從此確立了儒家經典的地位。

歷代整理註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後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北宋孫奭的《孟子音義》、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等等。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對我國上古社會的民本傳統和孔子的仁愛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尚書·五子之歌》中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泰誓》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春秋穀梁傳》桓公十四年中說：“民者，君之本也。”由此可見，重視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國上古社會的傳統。“仁”的觀念在孔子之前就廣泛存在，它是我國上古社會的樸素人文主義傳統，孔子將它整理為一種學說。而孟子則進一步將其推廣到人性論和政治學的領域中，創造了人性本善和“仁政”的理論。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不僅繼承了前代的傳統，而且對後世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例如：荀子繼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愛民”、“利民”的主張。他還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苟子·王制》）西漢初年，賈誼總結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訓，提出了“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民無不為命”、“民無不為功”、“民無不為力”的觀點（《賈誼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唐甄等人，又進一步將民本思想發展成批判封建專制的武器。黃宗羲認為，國家應該“為萬民非為一性”（《明夷待訪錄·原臣》）。在封建君臣觀念極為濃厚的政治文化環境中，黃宗羲敢於大罵帝王，可謂驚世駭俗了。他認為帝王“敲剝天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黃宗羲還批判封建制度無公法，“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原君》）。與孟子一樣，黃宗羲也主張恢復井田制、減少賦稅，使百姓能夠過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無獨有偶，唐甄也大罵帝王，他說：“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潛書·室語》）唐甄不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他還提出了“富民”的主張：“為治者不以富民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也就是說，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騎馬向南。唐甄喜歡談兵，他極為重視民心在戰爭中的作用，這種觀點與孟子“仁者無敵”的理論是一致的。司馬遷認為，孟子之所以不能為諸侯所用，是因為他的學說“遷遠而闊於事情”，也就是說太迂腐了，而戰國時代又是一個非常急功近利的時代。但在孟子之後，“仁政”學說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成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影響重大的政治理論。許多有作為的帝王都順應或利用這一理論治理天下，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貞觀政要．務本》）他還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民，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同上《論政體》）。正是由於對“仁政”學說的重視和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唐太宗才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對《孟子》也極為推崇，在他要求變法的《上皇帝萬言書》中，要求宋神宗“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與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如黃宗羲、唐甄）尚有很大差異。也就是說，孟子的思想本身並沒有針對整個封建等級制度，只不過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級制度轉化的因素。孟子雖然認為武王伐紂是“誅一夫”，但這只是針對個別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體。他仍然希望出現像“先王”那樣聖明的君主來治理國家，實行“仁政”。但儘管如此，隨著我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加強，《孟子》中的某些言論還是讓帝王們感到刺耳。據《明史．錢唐傳》載，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閱《孟子》，當他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時，大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並下詔，若有人敢於對此事進諫，以大不敬罪論處。

《孟子》一書對我國傳統哲學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影響極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韓愈反對佛教，為了與佛教的“祖統”相對抗，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朱熹《孟子序說》引）在這一“道統”中，孟子是最後一位，可見孟子的重要地位。韓愈認為學習《孟子》是追求儒家聖人之道的門徑。他說“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

“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楊墨，以排擠佛老、捍衛儒家道統為己任。《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記載，有人讚揚“徂徠先生（即石介）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於孟子，真百世師也”。

宋明理學家更注重從《孟子》中吸取思想養料。因為孔子重視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論述形而上的哲學原理，即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敬鬼神而遠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過自己的言行引導學生去認識深刻的東西。相對來說，《孟子》中對天道性命論述得較多，而理學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謂的“天道”、“性命”。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窗前草不除而見天意，與《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宋史·程頤傳》上說，程頤的學問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南宋大理學家朱熹還親自作了《孟子集注》，在書前的《孟子序說》中廣引前人對《孟子》的評論，闡述《孟子》一書在儒家道統中的重要意義。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人性本善，“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也說：“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陸九淵集》卷三十五）孟子認為人具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義、禮、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理學家王陽明則進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論，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錄》上）《孟子》的養氣、寡慾等修養功夫對理學家的心性修養功夫影響也很大，例如理學創始者之一的張載將人性劃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部分，提出了“窮天理”、“滅人慾”的命題。張載所說的“天地之性”相當於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氣質之性”則是稟賦的本能和後天習慣所養成的各種欲望。所以，人要達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須克服“氣質之性”的影響，返回“天地之性”的本來面目。張載說：“性於人無不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誠明篇》）他還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返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盡心章句下》中認為，人有各種欲望，它們雖屬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滿足，是由命運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謂性也”。在此張載也認為，“氣質之性”中的很多東西，君子不把它們當作“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對孟子的養氣說也進行了發揮：“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遺書》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風對於傳統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文章詩詞、科舉考試等等，也有一定影響，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序言

序

《孟子》是儒家《四書》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關於《孟子》一書的作者，著名學者楊伯峻先生總結了三種說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義》中都持這種看法。二是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後由其門人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記述的，唐代韓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張這種觀點。第三種看法認為《孟子》一書是由孟子和弟子們合定的，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中說：“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觀點與司馬遷相近，他一方面認為孟子必定親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體”，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認為有些內容是“其徒所記”，由孟子加以刪定。楊伯峻和現代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司馬遷的觀點是最為可信的。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孟子是魯國公族孟孫氏的後代，所以他將母親歸葬於魯。楊向奎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是比較可信的。《春秋演孔圖》和《闕里志》說他父親名激，字公宜；他母親姓仉，這些說法都不可確信。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詳，古今都有各種推斷。如元代程復心的《孟子年譜》說他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享年八十四歲；楊伯峻則認為孟子生於公元前三八五年，卒於公元前三○四年。儘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對年代還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時候，他母親對他的教育非常嚴格。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記載了孟母“斷織”的故事，劉向的《烈女傳·母儀》也記載了孟母“三遷”的故事。“三遷”的故事是這樣的：孟子的家原來住在墳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們一起玩埋死人號哭的遊戲，孟母覺得這個地方不利於孟子的品德成長，就搬到了一處熱鬧集鎮。孟子每天看到往來的商賈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們一起模仿他們的騙人把戲，孟母覺得這個地方仍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就又將家搬到一所學宮附近。孟子跟著讀書人一起學習詩書禮義，孟母這才感到滿意。《孟子》書中非常強調環境對教育的意義，這可能與他小時候的這個經歷有關。“斷織”的故事說的是：孟子小時候時常逃學，有一次孟母當著他的面將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絲一線織成的，學問品德也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學業不能中斷。後世童蒙讀物《三字經》中說“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講的就是這兩則故事。

關於孟子的師承，也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趙岐在《孟子題辭》中都主此說。但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因為子思的年齡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趕不上向子思學習的機會。第二種說法以《孟子外書》為代表，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兒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書》可能是偽書，而且子上的年壽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第三種是司馬遷的觀點，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現代學者大多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可靠。孟子的生平與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自己的學說。最風光的時候有從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所到之處，國君都贈送黃金，供給衣食，聽取他的議論。

從《孟子》一書中可以看出，他到過的國家有齊、宋、鄒、魯、滕、魏等。但總的說來，他的遊說是不成功的，各國國君都不能接受和實行他的“仁政”學說，這是時代所決定的。所以當孟子年老的時候，他也和孔子一樣不再出遊，而是和弟子們從事著書立說的工作。《史記·孟荀列》中說《孟子》共有七篇，趙岐將這七篇都分為上下兩卷。但應劭的《風俗通·窮通篇》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卻說《孟子》有十一篇。趙岐認為，其中多出來的《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都是偽書，後來也漸漸亡佚了。

《孟子》一書對於儒家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說：“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朱熹《孟子序說》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