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論語》之後最重要的儒家經典，記述了孟軻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記述了孟軻仁政主張、反對暴政和武力兼併的政治思想，以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主義思想。《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這部書的理論，不但純粹宏博，文章也極雄健優美。
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文學文庫:孟子
-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 頁數：231頁
- 開本：32
- 品牌：北京天下智慧
- 作者：孟軻 張文修
- 出版日期：2014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020963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儒家四書之一，影響中國兩千年的道德規範與人生哲學
雄辯精深、說理精闢、曲折盡情，漢語散文之典範
無障礙閱讀本
雄辯精深、說理精闢、曲折盡情，漢語散文之典範
無障礙閱讀本
作者簡介
孟子，姬姓，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魯國鄒人（今山東鄒縣東南部人），東周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生卒年月因史傳未記載而有許多的說法，其中又以《孟子世家譜》上所記載之生於周烈王四年（西元前372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西元前289年）較為多數學者所採用。相傳孟子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幼年喪父，家庭貧困，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成人，孟母管束甚嚴，其“孟母三遷”、“斷杼教子”等故事，成為千古美談，是後世母教之典範
媒體推薦
為士大夫者，非堯舜之道不陳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越南學者張漢超
——越南學者張漢超
圖書目錄
序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離婁章句上
卷八離婁章句下
卷九萬章章句上
卷十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盡心章句下
《孟子》對後世的影響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離婁章句上
卷八離婁章句下
卷九萬章章句上
卷十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盡心章句下
《孟子》對後世的影響
後記
《孟子》對後世的影響
孔子是儒家的聖人，孟子則被後世儒者推為“亞聖”，所以《孟子》一書就成為儒家僅次於《論語》的著作。關於《孟子》的崇高地位，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論語》者，《五經》之轄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在趙岐看來，《論語》是解釋儒家經典學術的樞紐，而《孟子》與《論語》類似。對於《孟子》的重要性，趙岐還說：“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乎、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歷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儘管趙岐認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將它視為解釋儒家經典的著作。也就是說，《孟子》一書是“傳”，不是“經”。但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孟子》一書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終正式上升為“經”。五代時，後蜀主孟昶命毋昭裔將《孟子》和《周易》、《尚書》、《詩經》、《儀禮》、《周禮》、《禮記》、《公羊》、《穀梁》、《左傳》一起楷書刻石。到宋太宗時，又加以翻刻。程頤、朱熹等大理學家對《孟子》非常重視，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摘出，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之為“四書”，並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樂帝敕撰《四書大全》，使之與《五經大全》相併立，《孟子》從此確立了儒家經典的地位。
歷代整理註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後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北宋孫奭的《孟子音義》、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等等。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對我國上古社會的民本傳統和孔子的仁愛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尚書·五子之歌》中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泰誓》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春秋穀梁傳》桓公十四年中說：“民者，君之本也。”由此可見，重視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國上古社會的傳統。“仁”的觀念在孔子之前就廣泛存在，它是我國上古社會的樸素人文主義傳統，孔子將它整理為一種學說。而孟子則進一步將其推廣到人性論和政治學的領域中，創造了人性本善和“仁政”的理論。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不僅繼承了前代的傳統，而且對後世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例如：荀子繼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愛民”、“利民”的主張。他還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苟子·王制》）西漢初年，賈誼總結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訓，提出了“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民無不為命”、“民無不為功”、“民無不為力”的觀點（《賈誼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唐甄等人，又進一步將民本思想發展成批判封建專制的武器。黃宗羲認為，國家應該“為萬民非為一性”（《明夷待訪錄·原臣》）。在封建君臣觀念極為濃厚的政治文化環境中，黃宗羲敢於大罵帝王，可謂驚世駭俗了。他認為帝王“敲剝天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黃宗羲還批判封建制度無公法，“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原君》）。與孟子一樣，黃宗羲也主張恢復井田制、減少賦稅，使百姓能夠過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無獨有偶，唐甄也大罵帝王，他說：“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潛書·室語》）唐甄不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他還提出了“富民”的主張：“為治者不以富民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也就是說，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騎馬向南。唐甄喜歡談兵，他極為重視民心在戰爭中的作用，這種觀點與孟子“仁者無敵”的理論是一致的。司馬遷認為，孟子之所以不能為諸侯所用，是因為他的學說“遷遠而闊於事情”，也就是說太迂腐了，而戰國時代又是一個非常急功近利的時代。但在孟子之後，“仁政”學說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成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影響重大的政治理論。許多有作為的帝王都順應或利用這一理論治理天下，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貞觀政要．務本》）他還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民，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同上《論政體》）。正是由於對“仁政”學說的重視和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唐太宗才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對《孟子》也極為推崇，在他要求變法的《上皇帝萬言書》中，要求宋神宗“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與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如黃宗羲、唐甄）尚有很大差異。也就是說，孟子的思想本身並沒有針對整個封建等級制度，只不過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級制度轉化的因素。孟子雖然認為武王伐紂是“誅一夫”，但這只是針對個別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體。他仍然希望出現像“先王”那樣聖明的君主來治理國家，實行“仁政”。但儘管如此，隨著我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加強，《孟子》中的某些言論還是讓帝王們感到刺耳。據《明史．錢唐傳》載，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閱《孟子》，當他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時，大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並下詔，若有人敢於對此事進諫，以大不敬罪論處。
《孟子》一書對我國傳統哲學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影響極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韓愈反對佛教，為了與佛教的“祖統”相對抗，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朱熹《孟子序說》引）在這一“道統”中，孟子是最後一位，可見孟子的重要地位。韓愈認為學習《孟子》是追求儒家聖人之道的門徑。他說“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
“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楊墨，以排擠佛老、捍衛儒家道統為己任。《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記載，有人讚揚“徂徠先生（即石介）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於孟子，真百世師也”。
宋明理學家更注重從《孟子》中吸取思想養料。因為孔子重視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論述形而上的哲學原理，即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敬鬼神而遠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過自己的言行引導學生去認識深刻的東西。相對來說，《孟子》中對天道性命論述得較多，而理學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謂的“天道”、“性命”。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窗前草不除而見天意，與《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宋史·程頤傳》上說，程頤的學問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南宋大理學家朱熹還親自作了《孟子集注》，在書前的《孟子序說》中廣引前人對《孟子》的評論，闡述《孟子》一書在儒家道統中的重要意義。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人性本善，“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也說：“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陸九淵集》卷三十五）孟子認為人具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義、禮、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理學家王陽明則進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論，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錄》上）《孟子》的養氣、寡慾等修養功夫對理學家的心性修養功夫影響也很大，例如理學創始者之一的張載將人性劃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部分，提出了“窮天理”、“滅人慾”的命題。張載所說的“天地之性”相當於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氣質之性”則是稟賦的本能和後天習慣所養成的各種欲望。所以，人要達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須克服“氣質之性”的影響，返回“天地之性”的本來面目。張載說：“性於人無不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誠明篇》）他還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返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盡心章句下》中認為，人有各種欲望，它們雖屬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滿足，是由命運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謂性也”。在此張載也認為，“氣質之性”中的很多東西，君子不把它們當作“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對孟子的養氣說也進行了發揮：“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遺書》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風對於傳統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文章詩詞、科舉考試等等，也有一定影響，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孔子是儒家的聖人，孟子則被後世儒者推為“亞聖”，所以《孟子》一書就成為儒家僅次於《論語》的著作。關於《孟子》的崇高地位，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論語》者，《五經》之轄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在趙岐看來，《論語》是解釋儒家經典學術的樞紐，而《孟子》與《論語》類似。對於《孟子》的重要性，趙岐還說：“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乎、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歷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儘管趙岐認為《孟子》非常重要，但仍將它視為解釋儒家經典的著作。也就是說，《孟子》一書是“傳”，不是“經”。但隨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孟子》一書的地位日益提高，最終正式上升為“經”。五代時，後蜀主孟昶命毋昭裔將《孟子》和《周易》、《尚書》、《詩經》、《儀禮》、《周禮》、《禮記》、《公羊》、《穀梁》、《左傳》一起楷書刻石。到宋太宗時，又加以翻刻。程頤、朱熹等大理學家對《孟子》非常重視，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摘出，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之為“四書”，並為之做了集注。明朝初年，永樂帝敕撰《四書大全》，使之與《五經大全》相併立，《孟子》從此確立了儒家經典的地位。
歷代整理註疏《孟子》的著作也有很多，如後漢趙岐的《孟子章句》、北宋孫奭的《孟子音義》、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焦循的《孟子正義》，等等。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是對我國上古社會的民本傳統和孔子的仁愛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尚書·五子之歌》中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泰誓》講：“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春秋穀梁傳》桓公十四年中說：“民者，君之本也。”由此可見，重視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國上古社會的傳統。“仁”的觀念在孔子之前就廣泛存在，它是我國上古社會的樸素人文主義傳統，孔子將它整理為一種學說。而孟子則進一步將其推廣到人性論和政治學的領域中，創造了人性本善和“仁政”的理論。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不僅繼承了前代的傳統，而且對後世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例如：荀子繼承孔孟的思想精神，提出了“愛民”、“利民”的主張。他還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苟子·王制》）西漢初年，賈誼總結了秦王朝暴虐而短命的教訓，提出了“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民無不為命”、“民無不為功”、“民無不為力”的觀點（《賈誼集·大政上》）。明末清初的早期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唐甄等人，又進一步將民本思想發展成批判封建專制的武器。黃宗羲認為，國家應該“為萬民非為一性”（《明夷待訪錄·原臣》）。在封建君臣觀念極為濃厚的政治文化環境中，黃宗羲敢於大罵帝王，可謂驚世駭俗了。他認為帝王“敲剝天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同上《原君》）。黃宗羲還批判封建制度無公法，“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同上《原君》）。與孟子一樣，黃宗羲也主張恢復井田制、減少賦稅，使百姓能夠過上安定幸福的生活。無獨有偶，唐甄也大罵帝王，他說：“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潛書·室語》）唐甄不但認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他還提出了“富民”的主張：“為治者不以富民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也就是說，若不使百姓富足，要想天下太平，如同想到北方的燕地而騎馬向南。唐甄喜歡談兵，他極為重視民心在戰爭中的作用，這種觀點與孟子“仁者無敵”的理論是一致的。司馬遷認為，孟子之所以不能為諸侯所用，是因為他的學說“遷遠而闊於事情”，也就是說太迂腐了，而戰國時代又是一個非常急功近利的時代。但在孟子之後，“仁政”學說得到了繼承和發展，成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影響重大的政治理論。許多有作為的帝王都順應或利用這一理論治理天下，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唐太宗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貞觀政要．務本》）他還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民，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同上《論政體》）。正是由於對“仁政”學說的重視和對當時社會現實的認識，唐太宗才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對《孟子》也極為推崇，在他要求變法的《上皇帝萬言書》中，要求宋神宗“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
孟子的民本、“仁政”思想，與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想家（如黃宗羲、唐甄）尚有很大差異。也就是說，孟子的思想本身並沒有針對整個封建等級制度，只不過是含有向批判封建等級制度轉化的因素。孟子雖然認為武王伐紂是“誅一夫”，但這只是針對個別暴君，而不是君王的全體。他仍然希望出現像“先王”那樣聖明的君主來治理國家，實行“仁政”。但儘管如此，隨著我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加強，《孟子》中的某些言論還是讓帝王們感到刺耳。據《明史．錢唐傳》載，明太祖朱元璋曾翻閱《孟子》，當他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時，大為光火，下令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並下詔，若有人敢於對此事進諫，以大不敬罪論處。
《孟子》一書對我國傳統哲學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學的影響極為巨大。唐代佛教盛行，而韓愈反對佛教，為了與佛教的“祖統”相對抗，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他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朱熹《孟子序說》引）在這一“道統”中，孟子是最後一位，可見孟子的重要地位。韓愈認為學習《孟子》是追求儒家聖人之道的門徑。他說“孟氏醇乎醇者也”，“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同上）。
“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效法孟子力斥楊墨，以排擠佛老、捍衛儒家道統為己任。《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記載，有人讚揚“徂徠先生（即石介）學正識卓，辟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於孟子，真百世師也”。
宋明理學家更注重從《孟子》中吸取思想養料。因為孔子重視人事，很少正面直接論述形而上的哲學原理，即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敬鬼神而遠之，罕言天道性命，只是通過自己的言行引導學生去認識深刻的東西。相對來說，《孟子》中對天道性命論述得較多，而理學的思想核心正是所謂的“天道”、“性命”。理學的開山祖師周敦頤窗前草不除而見天意，與《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宋史·程頤傳》上說，程頤的學問是“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南宋大理學家朱熹還親自作了《孟子集注》，在書前的《孟子序說》中廣引前人對《孟子》的評論，闡述《孟子》一書在儒家道統中的重要意義。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人性本善，“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也說：“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陸九淵集》卷三十五）孟子認為人具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人心中先天就有仁、義、禮、智的萌芽（“四端”）。明代大理學家王陽明則進一步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理論，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錄》上）《孟子》的養氣、寡慾等修養功夫對理學家的心性修養功夫影響也很大，例如理學創始者之一的張載將人性劃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個部分，提出了“窮天理”、“滅人慾”的命題。張載所說的“天地之性”相當於孟子的人性本善，而“氣質之性”則是稟賦的本能和後天習慣所養成的各種欲望。所以，人要達到至善的境界，就必須克服“氣質之性”的影響，返回“天地之性”的本來面目。張載說：“性於人無不善，系其善返而已。”（《正蒙·誠明篇》）他還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返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孟子·盡心章句下》中認為，人有各種欲望，它們雖屬人性的本能，但能否滿足，是由命運安排的，所以“君子不謂性也”。在此張載也認為，“氣質之性”中的很多東西，君子不把它們當作“性”，即“君子弗性者焉”。二程對孟子的養氣說也進行了發揮：“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遺書》卷二十一下）
《孟子》的思想、文風對於傳統文化的其他方面，如文章詩詞、科舉考試等等，也有一定影響，在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序言
序
《孟子》是儒家《四書》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關於《孟子》一書的作者，著名學者楊伯峻先生總結了三種說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義》中都持這種看法。二是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後由其門人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記述的，唐代韓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張這種觀點。第三種看法認為《孟子》一書是由孟子和弟子們合定的，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中說：“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觀點與司馬遷相近，他一方面認為孟子必定親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體”，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認為有些內容是“其徒所記”，由孟子加以刪定。楊伯峻和現代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司馬遷的觀點是最為可信的。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孟子是魯國公族孟孫氏的後代，所以他將母親歸葬於魯。楊向奎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是比較可信的。《春秋演孔圖》和《闕里志》說他父親名激，字公宜；他母親姓仉，這些說法都不可確信。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詳，古今都有各種推斷。如元代程復心的《孟子年譜》說他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享年八十四歲；楊伯峻則認為孟子生於公元前三八五年，卒於公元前三○四年。儘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對年代還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時候，他母親對他的教育非常嚴格。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記載了孟母“斷織”的故事，劉向的《烈女傳·母儀》也記載了孟母“三遷”的故事。“三遷”的故事是這樣的：孟子的家原來住在墳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們一起玩埋死人號哭的遊戲，孟母覺得這個地方不利於孟子的品德成長，就搬到了一處熱鬧集鎮。孟子每天看到往來的商賈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們一起模仿他們的騙人把戲，孟母覺得這個地方仍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就又將家搬到一所學宮附近。孟子跟著讀書人一起學習詩書禮義，孟母這才感到滿意。《孟子》書中非常強調環境對教育的意義，這可能與他小時候的這個經歷有關。“斷織”的故事說的是：孟子小時候時常逃學，有一次孟母當著他的面將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絲一線織成的，學問品德也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學業不能中斷。後世童蒙讀物《三字經》中說“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講的就是這兩則故事。
關於孟子的師承，也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趙岐在《孟子題辭》中都主此說。但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因為子思的年齡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趕不上向子思學習的機會。第二種說法以《孟子外書》為代表，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兒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書》可能是偽書，而且子上的年壽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第三種是司馬遷的觀點，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現代學者大多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可靠。孟子的生平與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自己的學說。最風光的時候有從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所到之處，國君都贈送黃金，供給衣食，聽取他的議論。
從《孟子》一書中可以看出，他到過的國家有齊、宋、鄒、魯、滕、魏等。但總的說來，他的遊說是不成功的，各國國君都不能接受和實行他的“仁政”學說，這是時代所決定的。所以當孟子年老的時候，他也和孔子一樣不再出遊，而是和弟子們從事著書立說的工作。《史記·孟荀列》中說《孟子》共有七篇，趙岐將這七篇都分為上下兩卷。但應劭的《風俗通·窮通篇》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卻說《孟子》有十一篇。趙岐認為，其中多出來的《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都是偽書，後來也漸漸亡佚了。
《孟子》一書對於儒家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說：“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朱熹《孟子序說》引)
《孟子》是儒家《四書》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關於《孟子》一書的作者，著名學者楊伯峻先生總結了三種說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義》中都持這種看法。二是認為《孟子》是孟軻死後由其門人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記述的，唐代韓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張這種觀點。第三種看法認為《孟子》一書是由孟子和弟子們合定的，司馬遷在《史記·孟荀列傳》中說：“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觀點與司馬遷相近，他一方面認為孟子必定親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體”，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認為有些內容是“其徒所記”，由孟子加以刪定。楊伯峻和現代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司馬遷的觀點是最為可信的。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說，孟子是魯國公族孟孫氏的後代，所以他將母親歸葬於魯。楊向奎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是比較可信的。《春秋演孔圖》和《闕里志》說他父親名激，字公宜；他母親姓仉，這些說法都不可確信。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詳，古今都有各種推斷。如元代程復心的《孟子年譜》說他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享年八十四歲；楊伯峻則認為孟子生於公元前三八五年，卒於公元前三○四年。儘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對年代還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時候，他母親對他的教育非常嚴格。西漢韓嬰的《韓詩外傳》記載了孟母“斷織”的故事，劉向的《烈女傳·母儀》也記載了孟母“三遷”的故事。“三遷”的故事是這樣的：孟子的家原來住在墳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們一起玩埋死人號哭的遊戲，孟母覺得這個地方不利於孟子的品德成長，就搬到了一處熱鬧集鎮。孟子每天看到往來的商賈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們一起模仿他們的騙人把戲，孟母覺得這個地方仍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就又將家搬到一所學宮附近。孟子跟著讀書人一起學習詩書禮義，孟母這才感到滿意。《孟子》書中非常強調環境對教育的意義，這可能與他小時候的這個經歷有關。“斷織”的故事說的是：孟子小時候時常逃學，有一次孟母當著他的面將織布機上的經線割斷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絲一線織成的，學問品德也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學業不能中斷。後世童蒙讀物《三字經》中說“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講的就是這兩則故事。
關於孟子的師承，也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趙岐在《孟子題辭》中都主此說。但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因為子思的年齡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趕不上向子思學習的機會。第二種說法以《孟子外書》為代表，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兒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書》可能是偽書，而且子上的年壽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師。第三種是司馬遷的觀點，認為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現代學者大多認為這種說法比較可靠。孟子的生平與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周遊列國，到處宣傳自己的學說。最風光的時候有從車數十乘、侍從數百人。所到之處，國君都贈送黃金，供給衣食，聽取他的議論。
從《孟子》一書中可以看出，他到過的國家有齊、宋、鄒、魯、滕、魏等。但總的說來，他的遊說是不成功的，各國國君都不能接受和實行他的“仁政”學說，這是時代所決定的。所以當孟子年老的時候，他也和孔子一樣不再出遊，而是和弟子們從事著書立說的工作。《史記·孟荀列》中說《孟子》共有七篇，趙岐將這七篇都分為上下兩卷。但應劭的《風俗通·窮通篇》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卻說《孟子》有十一篇。趙岐認為，其中多出來的《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都是偽書，後來也漸漸亡佚了。
《孟子》一書對於儒家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說：“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朱熹《孟子序說》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