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河之爭

清代康熙朝，關於江蘇黃河下游七州縣水患治理方法的大辯論。

事件背景

公元前2000年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黃河經河北、山東入渤海。公元1128年，朝廷任命杜充任東京留守，此時金兵來犯。面對金兵的金戈鐵騎，杜充想到“水淹三軍”的辦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縣）挖開黃河之堤。滾滾黃河水，從滑州李固渡噴涌而出。熟料，這黃河水非但沒有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原來向北的水道，轉而向南搶奪淮河水道，由江蘇進入黃海，歷時728年的“黃河奪淮”的災難史由此開始。

明代潘季馴曾提出了“蓄清刷黃濟運”的方略，即在與淮河相接的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埝築起大堤（即現在的洪澤湖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的清水從清口處倒灌黃河，沖刷黃河帶入大運河等的泥沙，從而使得大運河暢通無阻。

清朝在政治和國家治理上基本延續了明王朝的策略。在這種背景下，明代潘季馴的治河方略再次獲得清朝的認可。特別是平定三藩後，康熙皇帝希望以此法一勞永逸，徹底解決黃河問題。

事件經過

康熙二十三年，監察御史李時謙上奏請求疏浚淮揚下河以救民生，成為康熙朝下河論戰的導火索。李時謙指責時任河道總督靳輔“為總督重臣一應河務皆其綜理，連年止知運道之當急，築堤以束水，建壩以保堤(延用明朝潘季馴之法)，專其意於上河，而不知高寶（高郵、寶應）一帶下河沃野千里，田地甚多，一自黃河沙墊，海道不通，每遇霪雨，已苦渰浸，近復日納減壩之水而無出路，民生國賦兩有攸，關奈何聽其日在水鄉而不恤呼”。實際上，他也不是唯一一個看到靳輔治河方法弊端的人。

李時謙的彈劾摺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視，在南巡時特別留意河南河工的調查，而李時謙的彈劾，也成為黃河治理“下河之爭”的導火索。

當康熙皇帝南巡在高郵、寶應等州縣視察時，看到當地因為減水壩溢出的湖水泛濫，導致許多民田被淹沒，更有大量百姓叩閽，請求康熙拯救民生。

針對這個情況，“台臣有請浚海口出積水者”，建議將水引導至海中，減輕地方水患危害。康熙皇帝認可這個建議，但是如何引導，河督靳輔並沒有很好的對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單獨撥付款項，授命時任按察使的于成龍主持其事，雖然于成龍具體負責高寶地區的水務治理，但是官員序列上仍然要接受河道總督靳輔節制。

于成龍、靳輔採用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涉及“下河”的問題上，兩位朝廷重臣發生了嚴重分歧。于成龍的主張是疏浚泄積，逐步減輕上中游的壓力。

靳輔則以為，下河地勢低而水位高，疏浚有害無益，建議在高郵另築一道高一丈五尺的長堤，約束深一丈深的流水，來抵禦海潮，用“束水”的方式強逼河水改道入海，原堤內的乾透土地，可以屯田，再租給百姓耕種，可收取佃價充實河工費用。

于成龍則認為“束水”絕不可行，並且讓出的土地本就是百姓民田，借國家工程圈占百姓民田，再收佃價實為掠奪百姓，朝廷舊有賦稅，另立名目是害民、累民之舉。

靳輔在下河大搞屯田，這也是下河之爭的重要話題，除了任用丁理等人隨意圈占民田激起民憤，還有更多於宣、駱龍友等人肆意屯田，百姓民人到處上告，時任兩江總督董訥聽完訴狀對其劣跡震怒，誓將這些惡棍繩之以法，百姓歡欣鼓舞。

在治河策略上于成龍與靳輔爭執不休，康熙皇帝委決不下，即召見二人入京奏對，會同九卿詳加討論，商討最終意見。

為了讓于成龍改變初衷，靳輔“費盡心機”。他多次向于成龍示好求全，甚至放下身段，許諾于成龍可以繼任河督一職，“余老矣，三年工竣，乞骸骨歸，此席（指河道總督一職）薦汝為之”，還為于成龍購置一件裘皮大衣，“至涿州出貂裘衣公”，但是都被于成龍拒絕。雙方辯手于成龍、靳輔到位後，各抒己見僵持不下，主持人內閣大學士明珠的意見偏向河督靳輔，參會的九卿，多數意見也傾向靳輔，結論以為，于成龍雖然政聲卓越，但是擅長不在河工，靳輔久任河務，頗有成效，應採納他的意見。而有少數官員則堅持于成龍的觀點更有道理。

保奏河督靳輔的意見中，多認為他是著名治河名臣，治河十餘年，黃、淮水患明顯減少，方法得當，功不可沒。而彈劾靳輔的官員中，也有不少重磅大臣，比如先後遭到過於清端、張書玉等名臣的彈劾，認為靳輔的河工策略並非完美，只是隱患尚未顯現。

此時的治河之爭，已經演變成朝堂的政治鬥爭，清代史學家蔣良騏《東華錄·卷十四》載，“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明確提出，河督靳輔背後的勢力強大，河工經費和河道職務都把持在以明珠為首的黨徒控制中，貪污腐敗，中飽私囊，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

利益鏈保護下，當新的治河任務下達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但結果卻大出意料，花落新貴于成龍手中。于成龍當時僅僅是一省按察使，不過是主管地方司法事務的三品官員而已，但畢竟是康熙指派，擔心他取代河督靳輔，又見到于成龍的主張果然大不相同，便糾集一黨極力阻撓，想要重新奪回主動權。所以在朝議上，出現了一邊倒局面，而誰對誰錯倒在其次了。

既然朝臣的意見不統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黨徒勢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傳問淮揚七州縣籍現任京官”，傳召在京官員中，有祖籍下河範圍內淮揚七個州縣的，內閣中書江蘇寶應人喬萊御前奏對。

喬萊是康熙六年（1687）進士，門風崇尚氣節，正直不阿，朝廷初授內閣中書，曾擔任翰林院編修，參與修訂明史，康熙皇帝對他的評價是“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每日為皇帝講解經書，這既是殊榮，又是信任。

據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十九《翰林侍讀喬君墓志銘》：“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夫群集君邸，君慷慨言日：以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弧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日築堤，日弧夫；既成之害日賣田，日決河。……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

喬萊奉旨意覲見康熙皇帝，針對淮揚河工事務，慷慨陳詞提出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議”，陳奏靳輔的河工之弊。大致如下：

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高河寬，勢必壞壟畝，毀村落，掘墳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 河臣議先築圍埂，用車踏去埂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淮揚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成亦易壞，不可行二。 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即當未潰之時，瀦水屋廬之上，豈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於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不得不說，內閣中書喬萊的奏對，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詔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額，前往淮揚等地，“速往詳問地方父老”，深入基層一線收集民情民意。這些官員不敢得罪明珠黨徒，竟然以刑訊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認于成龍的方法無效，然後帶著造假的“民意結論”回奏說，“疏浚無益，成龍議應停”。而義憤填膺的喬萊，因為得罪靳輔及其背後實力，“中蜚語罷歸”。

不久之後，曾任江寧巡撫的一代理學名臣湯斌升任禮部尚書兼管詹事府事，到京師後，康熙召見了湯斌。

皇帝再次詢問下河治理的意見。湯斌支持于成龍疏浚入海口意見，請求皇帝不要停止下河工程。湯斌說：“上游洪水滔滔而來，下游卻沒有個去處，不只是百姓田地永遠沒有乾涸露出時，城裡百姓生命安危也有巨大禍患。比如去年，興化城內積水有幾尺深，萬一再遇到洪水整個城市就會被大水淹沒。作臣子的就罪責難逃了。如果說挖開疏浚入海口就會把洪水排泄乾淨，微臣當然不敢這樣講。但水有去路之後，挖一丈就有一丈的好處，挖一尺就有一尺的好處。假使洪水逐漸消退，那過去河流湖泊形狀就可找到了。再加以疏浚、修築、防禦，就有功夫依次展開了……”

湯斌的證詞，狠狠的打了前去下河調查的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成額的臉，他們倆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下河治理也再次被提上日程，但也走向了極端的對峙，新的下河負責人孫在豐，將直面靳輔的挑戰......

事件結果

因靳輔等人的反對，于成龍挖渠引泄積水的方案經過周折後最終被否決，但他勤政愛民、廉潔奉公的品格得到皇帝認可。康熙皇帝曾對他說：“朕深信者，總督於清端、巡撫湯斌及爾三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