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騙稅案

201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海市稅務局移送一條線索：滬上某企業在外貿出口過程中涉嫌騙取出口退稅，數額巨大。上海警方立即對該企業的生產規模、人員架構、出口申報數據、納稅和退稅等情況進行了細緻調查。調查顯示，犯罪嫌疑人黃某、陳某控制的四家企業中，只有一家具備小規模生產加工能力，而四家企業員工一共也不到百人；其實際購買和生產能力與公司的羊絨紗線出口規模更是大相逕庭。

普通的羊毛紗線，搖身一變升級為“羊絨紗線”高價出口，再以“棉紗線”低價進口，騙取出口退稅8億元——上海近年來破獲的數額最大的騙取出口退稅案件目前已偵結，移送檢察機關進行起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上海騙稅案
• 時間：2012年9月
• 騙取錢財：8億元人民幣
• 類型：出口退稅案件

案件過程

自2009年以來，黃某夥同陳某等人在報關出口時，將羊毛紗線虛報為羊絨紗線，並高報價格，用從內蒙古、河北、遼寧等地大肆虛開的增值稅發票，出口至境外，騙取了高額的出口退稅。

“國內一般的羊毛紗線價格是70元至120元每公斤不等，而山羊絨紗、羔羊絨紗的售價則是680元到850元每公斤不等，兩者價格就相差6到12倍。”上海市公安局經偵總隊五支隊副支隊長徐翔說，黃某公司出口的所謂羊絨紗線甚至大言不慚報價高於千元，比同一關區、同一品種的物品都要高出許多。

而貨物運抵境外後，再由他們控制的“空殼”公司將同批貨物虛報品名為“棉紗線”，以約16元人民幣每公斤的價格買入境內，重新包裝後再做循環出口。

羊毛紗線變羊絨紗線，再變成“棉紗線”進口，就這樣的“空轉”往返，4年左右的時間裡，他們累計出口金額近70億元人民幣，騙取出口退稅款8億餘元。

案情分析

出口退稅本是國家支持外貿的惠民措施，卻成為不法分子的“搖錢樹”。

出口退稅申請要經過稅務、工商、海關、外匯管理局、銀行等多部門層層把關。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怡建說：出口退稅操作本身的專業性使得騙稅的手段和方法具有高度的隱蔽性，申請辦理的單證和外部電子信息都是真實的，僅從案頭的文本審核上，難以識別。

從我們打擊的情況來看，騙取退稅的犯罪活動正由散兵游勇式的‘游擊戰’逐步向規模化、集團化、分工化的‘一條龍’作業模式發展。”上海市經偵總隊副總隊長李偉軍表示，這些“騙稅高手”都是理財好手，衝著“收益穩定”去。

據介紹，犯罪分子開增值稅發票需要支付“開票費”4個點，註冊外貿公司、租房子、人員工資大概需要4個點，其他成本3個點，總共需要約11個點，而按照紡織品退稅16個點計算，一來一回穩賺4、5個點利潤，可謂“無風險投資”。

而以黃某、陳某為首的犯罪團伙37人更是各司其職：有的負責尋找生產企業和貨源，有的負責安排“開票方”，有的負責進出口的申報，還有人專門負責在境外註冊“空殼公司”進行內外交易以及廣州到上海的物流中轉運輸，可以說涵蓋了上中下游“全產業鏈”。

處理結論

“真實貨物信息流出的原因是因為有些問題缺乏監管。”業內人士指出，這些騙稅行為並不高明，交易如此頻繁，有關部門實地走一趟就容易知道真偽，但長期不被捅破，這裡是否有利益輸送值得注意。

專家認為，暴利讓犯罪分子不懼法律嚴懲，而犯罪分子騙取巨額稅款，直接侵蝕了國家稅收收入以及政府用於提供公共服務的收入，造成納稅人之間稅負不公，相當於讓全國億萬納稅人來為此“買單”。

胡怡建說，更重要的是，騙稅還造成出口等貿易經濟數據失真，外貿中的“水分”會對企業和政府的經濟決策產生不利影響。

而且，犯罪分子為追逐暴利，往往會建立內外互相勾結的利益集團，組織嚴密，分工協作，有些甚至將海關、工商、退稅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拉下水，為其實施騙稅大開方便之門，滋生腐敗。

胡怡建說，稅務徵稅、海關退稅的銜接上應加強，企業的誠信檔案需建立，商檢、審查等環節切實負起責任，才能建立起嚴密的監管系統。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孫興全多次表示，出口騙稅存在量刑過輕的情況。政策層面上則是一些商品退稅率過高，尋租空間大。一些監管環節被忽略，打擊騙稅的信息互通不暢，監管手段落後等也都造成隱患。

據了解，國家稅務總局已連續3年將部分出口企業辦理的出口退稅作為指令性稅收專項檢查進行部署，並與公安部、海關總署建立了打擊騙稅部際協調機制。專家認為，防範和打擊出口騙稅工作不僅僅需要各部門強化協調機制跨地區合作，還要實現防範和打擊工作從制度到技術、從部門到地區的無縫對接。未來防範和打擊騙稅行為需要公安、稅務、海關、銀行等多部門“聯合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