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種生產理論

“三種生產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生產類型劃分理論之一。其又細分為不同理論觀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種生產理論
• 來源：馬克思主義社會生產類型
• 分類：精神、環境等
• 理論成果：四種生產理論、五種生產理論等

含精神生產之“三種生產理論”

在“重返馬克思”、“走進馬克思”等思想的指導下，國內馬克思主義社會生產理論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三種生產理論”、“四種生產理論”、“五種生產理論”、“全面生產理論”等應運而生。含精神生產之“三種生產理論”，我們可稱為“三種生產理論（精神生產）”，以區別於其他類型的“三種生產理論”。“三種生產理論（精神生產）”認為，生產包括物質生產、人口生產和精神生產。一些論著對精神生產做了較全面的研究，例如論文《論馬克思的精神生產理論在我國興起的原因、進展和問題》等。“生產”應當低於“上層建築”，如果“精神”歸入“生產”了，上層建築的內容是不是減少了呢？不同層次的內容放在一起合適嗎？擴大生產類型的做法可以使問題詳細化、研究更為深入，但不能顧此失彼，破壞已有理論體系的完整性、解釋力。馬克思、恩格斯說：“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關係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儘管用了“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但是此“生產”非彼生產，研究發現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在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鏈條上討論問題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塗途研究員在《論馬克思主義的“三種生產”和“三種文化”學說》一文中對“精神生產”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證。但是，其文中還是流露出了這樣一種觀點“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究竟是不能等同的，作為‘一種特

殊方式’的生產，精神生產還具有上層建築的特性。精神生產必須以物質生產為前提和基礎，並最終為後者所制約和決定；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並對物質生產產生能動的反作用。精神生產的發展最終取決於物質生產的發展，可兩者之間又並不是始終保持著平衡發展的關係，兩種生產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關係。”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傳統唯物史觀的根本缺陷就在於，它把物質生產理解為社會生產的同義語，忽視了精神生產等其他社會生產形式在當今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著眼於人類社會發展變革的歷史動因研究時，他們的唯物史觀決定了他們應“忽視”精神生產。但是，這決不意味著這是真正的忽視和研究缺失；恰恰相反，更多的精神內容包含於隨“生產”而“產生”（而不是“生產”）的生產關係、經濟基礎、上層建築之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物質生產”與“精神產生”是兩個不同邏輯層面的問題。精神生產之所以沒有被列為社會生產之一類是有其原因的，我們在此也算是給了一點論證吧。正如有學者說：“精神生產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既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那么，馬克思在提出這一理論之後，為什麼沒有像論述物質生產理論那樣系統地加以展開？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科書中沒有它應有的地位，並在實踐中長期被人們所忽視呢？這是進一步研究馬克思的精神生產理論首先不能不回答的問題。”

含環境生產之“三種生產理論”

劉思華先生認為：“兩種生產理論仍然沒有克服傳統政治經濟學只是社會經濟系統內部的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的經濟現象和過程來研究社會再生產運動及其規律性的根本缺陷。於是，1983年，我國最早從事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明確提出並初步系統論述了環境生產、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相互適應的三種生產理論。1984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改簡報’中摘要披露了這個理論。十年後，該所的程福祜先生主編的《環境經濟學》一書，將這個理論公布於世，並認為：以人為主體的經濟活動與作為客體的環境系統組成的環境經濟系統實際運行，是通過環境生產、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相互適應地結合發展的，這是環境與經濟結合發展的最基本關係。”為區別於上述“三種生產理論”，我們稱此為“三種生產理論（環境生產）”。“三種生產理論（環境生產）”認為生產包括物質生產、人口生產、環境生產。環境生產是指生態系統中的生物有機體、非生物有機體以及生態系統本身及其相互之間進行的物質循環和能量轉換，從而生產出對人類和自然有利的環境資源要素或抑制有害的因素。有學者認為：“從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角度看，兩種生產理論存在著一個基本假定，即自然環境可以供給無限的環境資源與消納無限的廢物。這也意味著，當人類對環境的作用強度和範圍較小，沒有破壞自然環境正常運行的基礎時(滿足理論假定)，自然環境的客觀存在並不會影響到兩種生產理論正確地指導社會實踐。”這種說法是正確的。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為了更清晰地論述人類社會自身發展的歷史演變規律，正確分析勞動、商品、剩餘價值等範疇，做出了“忽略環境生產”這一“基本假定”。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論述中我們知道，他們非常清楚自然環境破壞對人類社會造成的不良影響。例如，恩格斯對人類盲目開發利用自然所引發的危害做過以下精彩論述：“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當今時代的生態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碳匯交易、生態建設、生態補償等問題，凸顯了生態系統自然力所生產的資源價值。由於時代的局限，馬克思、恩格斯在認識環境破壞力的同時，對環境的生產力並沒有非常清晰的認識。做出“忽略環境生產”這一“基本假定”的原因，既有論述目的之故意而為，也有時代的局限性。本人不贊同把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人口生產並列，贊同將環境生產與物質生產、人口生產並列。如前所述，當把物質生產及其條件做廣義理解時，物質生產也可涵蓋環境生產。但是，鑒於物質生產的強“人為性”（所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稱為“社會生產”）和環境生產的強“自然性”（應當稱為“自然生產”），將物質生產和環境生產分離、並列，有利於顯示環境生產的重要性和基礎性。三、社會生產“三大部類說”

馬克思把社會生產（“一種生產理論”之物質生產）劃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

類，認為兩大部類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要求按比例協調發展；生產資料的供給與需求之間、

消費資料的供給與需求之間均應保持平衡。部分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的供過於求，影響兩大部類內部

和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均衡，影響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有學者在此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兩種

不同的“三大部類說”。因與“三種生產理論”有相似之處，故在此討論之。

含環境生產之“三大部類說”

王奇、葉文虎在《從可持續發展看兩大部類生產理論豐富和發展》一文中認為，兩大部類生產理論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潛在假定：人類經濟系統所需要的自然資源與排放的廢物可以被自然環境系統所承受，這也意味著自然環境的客觀存在不會影響到兩大部類生產規模的擴大。但是，在“人定勝天”倫理原則的指導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與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索取已經超過了它的承載能力，環境危機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因此，實踐與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將上述假定進行內生化處理。將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內生於社會的再生產系統中，這樣整個世界系統就形成了三大生產過程：生產資料生產、生活資料生產與環境資源的生產。從生產部類角度將它們分別稱為：第I部類、第II部類與第0部類。此說可認為是對存在“環境生產”的另一種論說。

含非物質資料生產之“三大部類說”

鄭志國在《社會生產第三部類與價值增殖》一文中認為，社會總產品和社會總生產分為三大部類：凡進入生產消費的物質資料，屬於第一部類；凡進入人們生活消費的物質資料，屬於第二部類；凡進入生產消費或生活消費的非物質資料，屬於第三部類。鄭先生之相關論述和思路引發了本人一些思考：第一，時代發展的“新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中是可以通過理論的細化予以解決的，這也是哲學的抽象性應有之功能。我們在“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更應當“走進”、“重返”、“尊重”馬克思，自覺維護已經具有廣泛解釋力並為國人所接受的、難得的“已經化為本土資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二，鄭文中的“非物質資料”是一種“客觀實在”，可以理解為哲學上的物質，也就可以納入“物質生產”。把“非物質資料”變為“無形物品”一詞更為妥當，既是“物”，又“無形”。這種無形物品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進入經濟領域的非公共物品性“無形資產”，例如專利技術等；二是進入經濟領域的公共物品性“無形資產”，例如能夠得到補償的林業碳匯功能等，實際上這類物品已經失去了其典型的公共物品性；三是不進入經濟領域的公共物品，例如法制、國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