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建立起來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當時許多人把這大好局面稱為“三位一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位一體格局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帶動著國內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抗日救亡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和強烈的要求，也成為檢驗一個政黨、集團、個人的試金石。在風雲激盪之中，中國政治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在中國人民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堅決主張抗擊日本帝國主義。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 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1936年1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發出《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申明中共政治主張，表示願意同正在陝北“圍剿”紅軍的東北軍首先停止作戰，共同抗日。5月5日，在結束東征的回師通電中，中國共產黨直接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8月25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致國民黨書，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提議組織國共兩黨共同反日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以 民族利益為重的光明磊落的行為，受到全國人民的讚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快成為一切愛國人士的共同主張，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同時， 也使蔣介石及其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日益孤立，進而促進了國民黨營壘內部的進一步分化。
為了實現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對當時在陝北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第十七路軍做了大量的工作。
是國民黨新軍閥營壘中的地方實力派，為蔣介石所驅使“圍剿”紅軍。
1935年9月，張學良任“西北剿總”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蔣介石的職務。從此開始，東北軍以10萬之眾向陝北革命根據地發動“圍剿”。在紅軍的沉重打擊下，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東北軍就損失近三個師的兵力，兩名師長陣亡，七名團長或陣亡或被俘，使張學良及其東北軍官兵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楊虎城是陝西地方實力派的首腦，1930年後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西安綏靖公署主任，並一度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至1933年）。楊虎城和第十 七路軍在追隨蔣介石打內戰的過程中，也受到紅軍的沉重打擊。1935年1月，他奉蔣介石之命，阻擊紅軍北上。在短短半年之內，所屬部隊三個旅被擊潰，實力 受到相當大的損失，他本人的地位也發生了動搖。
蔣介石對待嫡系以外的雜牌軍隊總是伺機打擊吞併。
蔣介石令張學良、楊虎城在陝甘“剿共”中打頭陣，就包含著這種險惡用心。在張、楊部隊遭到紅軍沉重打擊後，蔣介石不僅毫無關切之意，反而乘機削弱他們。東北軍一些部隊番號被撤銷，軍餉減發，張學良大受奚落，楊虎城備受申斥。
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張學良、楊虎城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張學良原本就與日本帝國主義有殺父之仇、奪地之恨，現又蒙受不抵抗之恥。他曾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蔣 介石身上，信奉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說教，帶著東北軍“圍剿”紅軍，結果損兵折將。在國事日非、民眾抗日怒潮遍起的情況下，在紅軍的嚴厲打擊下，在中 國共產黨政治主張的召喚下，張學良認識到，如再繼續攻打紅軍，實力勢必消耗殆盡，更談不上抗日，乃至打回東北去。
楊虎城出身貧寒，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他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具有救國救民的赤子之心，曾同共產黨有過某些合作，共產黨人魏野疇、 南漢宸等曾在楊部任過要職。九一八事變後，深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了楊虎城的愛國思想，1933年，當日本帝國主義占領熱河省，華北危急、平津危急時，他曾向蔣介石要求將十七路軍開赴華北抗日。當馮玉祥、吉鴻昌等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時，楊虎城不僅聲援，而且資助大批彈藥。1936年綏東抗戰，楊虎城又多次請纓殺敵。一次再次的愛國要求都被當局拒絕，引起了他極大的不滿，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對的。尤其是進攻紅軍受到嚴重挫折 後，他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從保存自己的實力考慮，還是從抵禦外侮著想，都不能再跟著蔣介石打內戰了。
張學良和楊虎城從個人的坎坷經歷中認識到，紅軍得到人民民眾的擁護，有堅強的戰鬥力，是“圍剿”不了的。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聯共抗日，他們個人和他們的部隊才會有新的出路，中華民族才有希望。於是，他們積極尋找中共地下黨的關係，要求與共產黨建立聯繫。
中共中央分析了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處境和現狀，認為爭取兩軍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爭取東北軍的工作，首先開始於教育釋放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高福源被紅軍俘虜後，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自願擔負起促成紅軍與東北軍合作的重大使命，從1936年1月起，溝通了紅軍與東北軍的聯繫。二三月間，中共中央派李克農兩次到洛川，先後同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張學良會談，達成了局部停戰協定。3月下旬，上海地下黨委派劉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駐東北軍代表。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膚施（延安）舉行聯合抗日救國的會談，在互不侵犯、互相幫助、共同抗日等問題上，達成初步協定。張學良還提出要爭取蔣介石參加抗日的建議。這次會談對張學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膚施會談，使張學良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促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化干戈為玉帛，為西北抗日大聯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膚施會談後，中共中央為繼續推動張學良走向抗日做了大量工作。10月 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致書張學良，再次申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請他將這一主張轉告蔣介石。這使張學良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誠 意，更加堅定了他聯共抗日的信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對楊虎城和第十七路軍也進行了積極的統戰工作。爭取楊虎城的工作是通過三方面進行的：一是中共北方局委派南漢宸負責，派申伯純、王世英 等去第十七路軍；二是陝北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如汪鋒於1935年12月持毛澤東的親筆信前往西安，與楊會談合作抗日；三是1936年4月，中共中央調當時在德國的、與楊虎城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國做楊虎城和十七路軍的工作。經過多方面的努力，楊虎城完全接受中共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並商定：紅軍與 第十七路軍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聯繫；共同為抗日做準備工作。紅軍的秘密交通站、運輸站也在第十七路軍的掩護下建立起來。
與上層統戰工作相配合，中共中央和紅軍官兵還在陝北前線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進行了宣傳教育工作。兩軍的官兵，特別是東北軍的官兵，自九一八事變後，背井離鄉，身受國破家亡之苦，早就厭倦內戰，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紅軍通過戰地喊話、教育釋放俘虜等方式，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 擴大紅軍的影響。到1936年下半年，事實上雙方已停止了戰爭，士兵經常一起聯歡、看戲、互贈禮品。
中國共產黨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是分別進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進兩軍的團結，幫助消除彼此間的疑慮隔閡，揭露蔣介石製造謠言挑撥離間的陰謀活動。在聯共抗日這個共同的政治方向下，兩軍關係逐漸改善，從原先存有疑慮、互相警戒演進到和平相處、相互信任。最後，張學良、楊虎城坦誠相見，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隊、整頓內部、共同對付蔣介石和準備抗日的做法。為了培養抗日力量，他們在西安城南王曲聯合舉辦軍官訓練團。東北軍還成立了學兵隊和抗日同志會，楊虎城也把第十七路軍原來的步兵訓練班改為軍官訓練大隊。在張學良、楊虎城的支持下，西安民眾抗日運動也蓬勃開展起來。
這樣，中國共產黨倡導的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建立起來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當時許多人把這大好局面稱為“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局面的形成，不僅證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和具有偉大號召力，而且必然要對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