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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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情況
中央蘇區“三人團”
1931年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米夫參加了會議。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組織手段控制會議的進行。27歲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平步青雲，從一名非中共中央委員一舉躍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上，共產國際遠東局還提名王明為政治局候補常委。後因周恩來提議，王明仍應做江南省委書記，這才使王明未能進入政治局常委。
王明雖未成為政治局常委，但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實際上是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縱。
王明是1925年秋被黨組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他雖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此時的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大權獨攬，一個人說了算。為推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王明接二連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團”分赴各革命根據地。赴中央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共3人，即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人稱“三人團”。
任弼時，湖南汩羅人，毛澤東的同鄉。1921年春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4年學成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中央總書記。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他才剛滿27歲。由於具有留蘇經歷，被王明認為是同一戰線的戰友而受到重用。他是派到中央蘇區“三人團”中掌管實權的人物。
1931年4月，“三人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
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
二是“富農路線”。當時王明對地主、富農的態度是趕盡殺絕，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不給他們以生活出路。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狀況及黨和紅軍面臨的形勢，認為不能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應給其出路，主張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
三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戰略是“游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忽視“陣地戰”、“街市戰”。
會議根據王明所控制的臨時中央的指示，決定撤銷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會議還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毛澤東就失去了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的職位。
後來，為了解決軍事指揮問題，1932年8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興國舉行會議。在周恩來的據理力爭下，會議決定恢復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
1932年夏，在前三次“圍剿”中慘遭失敗的蔣介石又調集30萬大軍，自任總司令，準備向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反革命“圍剿”。
會議之初，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到會，會議便由任弼時主持。在會上，一方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等後方中央局成員為主，另一方面則是披著戰火硝煙的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員為主。
此時王稼祥已從“三人團”中退出，他在與毛澤東交往中，慢慢地被毛澤東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項英則取代了王稼祥，成為後方中央局的主要成員。會議開始時，有著上海“臨時中央”支持的後方首腦占了上風。任弼時、項英、顧作霖對前幾次反“圍剿”中起過決定作用的毛澤東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發言氣勢逼人，“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鬥爭”。會議過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員發言主張結合前線實際來貫徹中央指示，毛澤東堅持9月26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離開蘇區出擊敵軍。會議幾乎被後方中央局成員所控制，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他們對毛澤東進行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認為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計不足”。會議集中批評毛澤東為代表的“積極防禦戰略”，大力推行“左”傾“積極進攻路線”。多數與會者還老賬新賬一起算，把毛澤東反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在贛州戰役失利後主張紅軍向敵人統治較弱、黨和民眾力量較強的贛東北發展的意見，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純粹防禦路線”。認為攻打贛州“依據當時情況是絕對需要的”，“攻贛本有克城之可能”。攻贛未克，只是因為毛澤東拒不執行“積極進攻路線”、“遂未堅決部署”，才致如此惡果。
會上受到點名批評的毛澤東不停地吸著煙，一臉嚴肅，態度鎮靜。毛澤東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來不讓步的，對來自“左”傾冒險主義者的無端指責，他毫不妥協，據理反擊，冷靜地分析了整個戰場的形勢，說明紅軍早應執行向贛東北發展的方針，以利於粉碎敵人的“圍剿”。
毛澤東話音剛落，後方一位首腦拍著桌子站了起來：“我不同意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他對形勢的分析與戰略方針的構想是不符合實際的，對錯誤承認和了解不夠！”
許多人在“左”的錯誤的壓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這時，原“三人團”的成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來，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眾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會後中央派來蘇區工作的，我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我從幾次反“圍剿”的勝利中，以及從攻打贛州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主張是符合紅軍和蘇區實際情況的，他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即將開始的第四次反“圍剿”，正需要毛澤東這樣的指揮者和領導人……總之，我的意思是：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正當前、後方中央局領導成員爭論得不可開交之時，周恩來從南城、廣昌前線飛馬趕來參加會議。他作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最高首長，顯然要擔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來處於兩難境地，針對會議鬥爭激烈的情況，他採取了調和雙方的立場。他首先以溫和的態度，批評前方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對中央電示迅速擊破一面開始不同意，有等待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後方中央局個別同志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了。
會議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後方中央局成員提出毛澤東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前方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周恩來從大局出發，竭力維護和支持毛澤東，力主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作戰，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堅持主張毛澤東留在前方，並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責指揮戰爭全責，我負責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這兩個方案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要毛澤東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將毛調回後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前線。但是，因為與會多數人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
毛澤東本人鑒於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後一種方案，即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通過周恩來提出的前一種方案，即“澤東留在前方助理”，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回後方，“必要時到前方”。
會議結束後，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後方中央局藉口毛澤東身體不好，撤銷了他剛剛恢復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調他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並於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公開了毛澤東離開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工作崗位的訊息。毛澤東最後一點兵權，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緊急關頭被剝奪了。
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批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周恩來、王稼祥把毛澤東送出了寧都城。臨別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軍事工作我還願意做，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毛澤東還幽默地對王稼祥說：“你和我都是少數，不服從不行，我只好到後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後方，哪裡工作都一樣，你就別爭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澤東這次再也無法笑出聲來。他心中充滿了苦澀，但還是顧全大局，忍辱負重服從了臨時中央的決定。而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由於當時不能理解毛澤東的正確的戰略方針，為王明“左”的一套所迷惑，的確做了一些錯事，但後來他們都先後醒悟轉變過來，都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任弼時還成為毛澤東的忠誠擁護者和親密戰友，成為中共最傑出的領導者之一，最後是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之一。
顧作霖是中央蘇區共青團事業的奠基者、傑出的青年領袖。因長期為革命廢寢忘食地工作，終因勞累過度患上了肺結核病。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兼紅軍第一方面軍野戰政治部主任。在廣昌決戰最激烈的時刻，他協助朱德親臨第一線指揮，突然心臟劇痛，吐血不止，不省人事，經搶救無效，在瑞金去世，時年26歲，成為長眠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塊紅色土地上的烈士。
最高三人團
1934年4月底廣昌戰役失敗後，中央蘇區的形勢日趨惡化，蘇區內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紅軍堅持內線作戰打破敵軍“圍剿”已經十分困難，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紅軍撤離中央蘇區。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李德草擬了《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畫》，並將突圍決定向共產國際請示。6月25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在實施戰略轉移前，為了作好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6月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秘密主持籌劃戰略轉移。
“三人團”是準備長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集團，掌管中央和紅軍的最高權力。其內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畫的實行。從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決策核心，周恩來只是一個“管事成員”。博古時任臨時中共中央總書記，“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李德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博古由於不懂軍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軍事指揮權讓給這個外國人。李德實際上取得了軍事上的最高指揮權。
當時，“三人團”雖屬一臨時性的組織，但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領導集團，亦稱“最高三人團”。自從成立了“三人團”，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告成立的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了對重大政治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從此時至長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再也沒有開過會，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成員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團”說了算。正如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時所談到的：“長征軍事計畫，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中央隊三人團
長征出發時，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被敵機炸傷，彈片還在肚子裡，所以只好坐擔架隨隊行動。毛澤東由於患瘧疾大病初癒，體虛血虧，走路極為吃力，也配了一副擔架，於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張聞天身體稍好，主要靠馬行軍。但早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後，張聞天對李德的軍事指揮就發生了懷疑。長征出發後，“他從沉痛的教訓中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和毛澤東同志主張的正確”，“毅然參加了反對王明路線的鬥爭”。在行軍途中，三人有機會經常接觸，議論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隊三人團”。“中央隊三人團”是在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的鬥爭中逐步形成的，它對遵義會議勝利召開和圓滿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新三人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的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揭發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最高三人團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並改組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取消長征初期的“三人團”，仍由最高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仍然處於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行軍作戰的被動局面並未扭轉。如何指揮部隊打仗，粉碎敵人進攻，仍然是中共中央緊迫的中心工作。2月5日，在雲、貴、川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李德的軍事指揮權同時被撤銷。由於長征戰事頻繁，必須臨機決斷以適應瞬息萬變的複雜的戰爭形式和環境，避免在緊急的軍事行動中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貽誤戰機，毛澤東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1935年3月17日，紅軍長征途經赤水河畔川黔交界處的陳福村時，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三人指揮小組”，集中領導軍事，加強作戰統一指揮。以“周恩來為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新三人團中，實際上以毛澤東為主，“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這表明遵義會議確立的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實際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在當時戰爭環境中，新“三人團”是代表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領導機構，是全權指揮軍事的極具權威的統帥部。新“三人團”的成立改變了領導方式，徹底清除了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錯誤的影響，確保了黨在遵義會議後確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貫徹落實，從而保證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