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騎士和四個妖精》是現代文學家楊絳創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一位騎士和四個妖精
- 作者：楊絳
- 創作年代：現代
- 出處：《楊絳散文》
- 作品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一位騎士和四個妖精
“我變成“牛鬼蛇神”之後，革命民眾俘虜了我翻譯的《堂吉訶德》，並活捉了我筆下的“四個大妖精”。堂吉訶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騎士，儘管做了俘虜，也決不肯損害我。四個大妖精卻調皮搗蛋，造成了我的彌天大罪。不過仔細想來，妖精還是騎士招來的。“罪證”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終夜睜著兩眼尋尋覓覓，竟沒有發現諾大四個妖精，及早判處他們火刑。
我剃成陰陽頭的前夕，出版社的一個造反派到學部來造反，召我們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飯後到大席棚挨斗。（默存他們一夥挨斗是另一天，他們許多人都罰跪了。）我回家吃完晚飯出門，正值暴雨。我撐著雨傘，穿上高統膠鞋，好不容易擠上公共汽車；下車的時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潑下來，街上已積水成河。我趕到席棚，衣褲濕了大半，膠鞋裡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經遲到，不知哪兒來的高帽子和硬紙大牌子都等著我了。我忙戴上帽子，然後舉起雙手，想把牌子掛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兩臂高不過帽子。旁邊“革命民眾”的一員靜靜地看著，指點說：“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經他提醒，幾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話先掛牌子，然後戴上高帽。我不過是陪斗，主犯是誰我也不清楚，覺得挨罵的不是我，反正我低頭站在台邊上就是了。揪斗完畢，革命小將下了一道命令：“把你們的黑稿子都交出來！”
“黑稿子？”什麼是“黑稿子”呢？據我同夥告訴我，我翻譯的《吉爾·布拉斯》“誨淫誨盜”，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訶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訶德是地主，桑丘是農民，書上沒有美化地主，歪曲農民嗎？巨人怪獸，不都是迷信嗎？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勢，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這部稿子遭殃，還是請革命民眾來判定黑白，料想他們總不至於把這部稿子也說成“黑稿子”。
《堂吉訶德》原著第一、第二兩部各四冊，共八冊，我剛譯完第六冊的一半。我每次謄清了譯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紙很厚，我準備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這一大疊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紙包好，用麻繩捆上，再用紅筆大字寫上“《堂吉訶德》譯稿”。我抱著這個沉重的大包擠上車，擠下車，還得走一段路。雨後泥濘，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進辦公室去交給組秘書。我看準他為人憨厚，從來不“左得可怕”。我說明譯稿只此一份，沒留底稿，並說，不知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說“就是嘛！”顯然他不贊成沒收。可是我背後另一個聲音說：“交給小C。”小C原是通信員，按“顛倒過來”的原則，他是很有地位的負責人。原來那時候革命民眾已經分裂為兩派了，小C那一派顯然認為《堂吉訶德》是“黑稿子、該沒收”。小C接過稿子抱著要走，組秘書鄭重叮囑說，“可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這一份，得好好兒保管。”小C不答，拿著稿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氣，眼睜睜看著堂吉訶德做了俘虜。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訶德》譯稿，晚上給剃成“陰陽頭”。
不久以後，一個星期日，不知哪個革命團體派人來我家沒收尚未發表的創作稿。我早打定主意，什麼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乾脆說：“沒有。”他又要筆記本。我隨手打開抽屜，拿到兩本舊筆記，就交給他。他說：“我記得你不止兩本。”的確不止兩本，可是當時我只拿到兩本。我說：“沒有了”。那位年輕人也許本性溫和，也許有袒護之意，並不追問，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剛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疊整齊的筆記本，原來交出去的那兩本是因為記得太亂，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處。
我經常失眠，有時精神不振，聽報告總專心做筆記，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兩本是倦極亂記的，我不便補交，乾脆把沒交的一疊筆記銷毀了事，這件事就置之腦後了。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民眾開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樓”了。我是首批下樓的二人之一。從“牛棚”“下樓”，還得做一番檢討。我認真做完檢討，滿以為民眾提些意見就能通過，不料他們向我質問“四個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剛摸不著頭腦。哪裡跳出來四個大妖精呢？有人把我的筆記本打開，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認出“四個大妖精”原來是“四個大躍進”，想不到怎么會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我腦筋里一點影子都沒有。筆記本上，前後共有四次“四個大躍進”，只第二次寫成“四個大妖精”。我只自幸沒把糧、棉、煤、鐵畫成實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腳，畫成跳舞的妖精。這也可見我確在悉心聽講，忙著記錄，只一念淘氣，把“大躍進”寫成“大妖精”。可是嚴肅的革命民眾對“淘氣”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長了一百張嘴，也不能為自己辯白，有人甚至把公認為反動的“潛意識論”也搬來套用，說我下意識里蔑視那位做報告的首長。假如他們“無限上綱”——也不必“無限”，只要稍為再往上提提，說我蔑視的是“大妖精”，也許就把我嚇倒了。可是做報告的首長正是我敬佩而愛戴的，從我的上意識到下意識，絕沒有蔑視的影蹤。他們強加於我的“下意識”，我可以很誠實地一口否認。
我只好再作檢討。一個革命派的“頭頭”命我把檢討稿先讓他過目。我自以為檢討得很好，他卻認為“很不夠”。他說：“你該知道，你筆記上寫這種話，等於寫反動標語。”我抗議說：“那是我的私人筆記。假如上面有反動標語，張貼有罪。”他不答理，我不服氣，不肯重作檢討，自己解放了自己。不過我這件不可饒恕的罪行，並沒有不了了之。後來我又為這事兩次受到嚴厲的批評；假如要追究的話，至今還是個未了的案件。
我說四個妖精都由堂吉訶德招來，並不是胡賴，而是事實。我是個死心眼兒，每次訂了工作計畫就一定要求落實。我訂計畫的時候，精打細算，自以為很“留有餘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個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個工作日，我覺得太少了，還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個工作日，真是難之又難，簡直辦不到。因為面對書本，埋頭工作，就導致不問政治，脫離實際。即使沒有“運動”的時候，也有無數的學習會、討論會、報告會等等，占去不少時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麼較大的運動，工作往往全部停頓。我們哪一年沒有或大或小的“運動”呢？
政治學習是一項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應該認真學習，積極發言。可是我認為學習和開會耗費時間太多，耽誤了業務工作。學習會上我聽到長篇精彩的“發言”，心裡敬佩，卻學不來，也不努力學。我只求“以勤補拙”；拙於言辭，就勤以工作吧。這就推我走上了“白專道路”。
“白專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過這條道路的都會知道，這條路不好走。而翻譯工作又是沒有彈性的，好比小工鋪路，一小時鋪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時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亂塞責，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額多乾；如果工作順利，就是說，原文不太艱難，我也超額多乾。超額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虧欠可以彌補。攢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攢下的，開一個無聊的會就耗盡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攢“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計畫完成。便在運動高潮，工作停頓的時候，我還偷工夫一點一滴的攢。《堂吉訶德》的譯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積聚而成。我深悔一心為堂吉訶德攢“私蓄”，卻沒為自己積儲些多餘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虛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著想這想那，卻懵懵懂懂，一點沒想到有妖精鑽入筆記。我把這點疏失歸罪於堂吉訶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會嗔怪的。
我曾想盡辦法，要把堂吉訶德救出來。我向沒收“黑稿子”的“頭頭”們要求暫時發還我的“黑稿子”，讓我按著“黑稿子”，檢查自己的“黑思想”。他們並不駁斥我，只說，沒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廁，費不了多少時間，同夥還沒掃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覺得單獨一人傻坐在辦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願在民眾的辦公室外面掃掃窗台，抹抹玻璃，藉此消磨時光。從堂吉訶德被俘後，我就想藉此尋找他的蹤跡。可是我這位英雄和古代小說里的美人一樣，“侯門一入深似海”，我每間屋子都張望過了；沒見到他的影子。
過年以後，有一次我們牛鬼蛇神奉命打掃後樓一間儲藏室。我忽從凌亂的廢紙堆里發現了我那包《堂吉訶德》譯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兒女，忙抱起放在一隻凳上，又驚又喜地告訴同夥：“我的稿子在這裡呢！”我打算冒險把稿子偷走。出門就是樓梯，下樓就沒人看守；抱著一個大紙包大模大樣在樓梯上走也不像做賊，樓下的女廁雖然不是我打掃的，究竟是個女廁，我可以把稿子暫時寄放，然後抱回家去。當然會有重重險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監視我們的是個老幹部。我等他一轉背，就把稿子搶在手裡，可是剛舉步，未及出門，我同夥一個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錯誤牽累他嗎？那可怪不到他呀；他該是出於對我的愛護吧？他指著我大喝一聲：“楊季康，你要乾什麼？”監視的幹部轉過身來，詫異地看著我。我生氣說：“這是我的稿子！”那位幹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並不責問，只軟哄說：“是你的稿子。可是現在你不能拿走，將來到了時候，會還給你。”我說：“扔在廢紙堆里就丟了”。我沒留底稿，丟了就沒了！”我不記得當時還說了什麼“大話”，因為我覺得這是吃了公家的飯乾的工作，不是個人的事。他答應好好兒保藏，隨我放在哪裡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書櫃裡，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別人需要那塊地方，會把稿子扔出來。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謹謹慎慎放在書櫃頂上，嘆口氣，硬硬心，撇下不顧。
軍工宣隊進駐學部以後，“牛鬼蛇神”多半恢復人身，重又加入民眾隊伍，和他們一起學習。我請學習小組的組長向工人師傅要求發還我的譯稿，因為我自知人微言輕，而他們也不懂得沒收稿子的緣由。組長說：“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問。”我得耐心等待機會。工人師傅們一下班就興沖沖地打球，打完球又忙著監督我們學習，機會真不易得。幾個月來，我先後三次鑽得空子，三次向他們請求。他們嘴裡答應，顯然是置之不理。直到下放幹校的前夕，原先的組秘書當了我們組的學習組長。我晚上學習的時候，遞了一個條子給他。第二天早上，他問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親自去找來，交給我說：“快抱回家去吧！”
落難的堂吉訶德居然碰到這樣一位扶危濟困的騎士！我的感激，遠遠超過了我對許多人、許多事的惱怒和失望。
作者簡介
楊絳（1911—2016年），錢鐘書夫人，本名楊季康，中國現代文學家、翻譯家、戲劇家。祖籍為江蘇無錫，出生於北京，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成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外國語文研究生。1949年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1953年，任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幹校六記》，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劇本《弄假成真》，《稱心如意》、《風絮》等，翻譯了《一九三九年以來英國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法國勒薩日的長篇小說《吉爾·布拉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