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榷》為記載明朝歷史的私家編修編年體史書，作者談遷。該書鑒於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談遷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徵博引，力求徵信。天啟元年（1621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國榷》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其關於明代女真族發展狀況及後金與明朝關係的記載，對後人研究大有裨益。書中還收集了很多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作者對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的活動親自作了調查，記於書中。此外，作者注意引用其他史學論著的評論，亦可供後人參考。所惜全書文字敘述過簡，正德、嘉靖、萬曆三朝尤甚；有時前後內容失於照應，史實記述或有訛誤。該書至清末無刊本，只有抄本，故未遭改竄。1958年由中華書局第一次排印出版。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歷史背景,文化背景,作者背景,編纂經過,書名來源,史料取材,明實錄,私家著述,內容特點,歷史價值,客觀真實,糾正失誤,補充不足,史料檢索,歷史評價,研究價值,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國榷》是一部記載有明一代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全書一百零四卷，加上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根據本書義例，原書本分作百卷，現在的本子是近人張宗祥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後重分的。卷首四卷，彙輯有明一代朝章典制，分門別類作綜合性的敘述，計有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勛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正文則纂輯史事，按年、月、日編載，上起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終於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敘述過程中，間附周暉、焦駭、錢士升等各家及自撰評語，以闡述其事實，辨明其得失。
作品目錄
卷數 | 時間起止 |
|---|---|
題記 | |
喩序 | |
自序 | |
義例 | |
卷首之一 | |
卷首之二 | |
卷首之三 | |
卷首之四 | |
卷一 | 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九月至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
卷二 |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二十八年丁未 |
卷三 |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己酉 |
卷四 | 太祖洪武三年庚戌至四年辛亥 |
卷五 | 太祖洪武五年壬子至七年甲寅 |
卷六 | 太祖洪武八年乙卯至十二年己未 |
卷七 | 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六年癸亥 |
卷八 |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至二十年丁卯 |
卷九 |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至二十五年壬申 |
卷十 |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至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
卷十一 |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至惠宗建文三年辛巳 |
卷十二 | 惠宗建文四年壬午 |
卷十三 |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至三年乙酉 |
卷十四 | 成祖永樂四年丙戌至七年己丑 |
卷十五 | 成祖永樂八年庚寅至十一年癸巳 |
卷十六 | 成祖永樂十二年甲午至十六年戊戌 |
卷十七 | 成祖永樂十七年己亥至二十二年甲辰八月 |
卷十八 |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八月至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五月 |
卷十九 |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六月至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
卷二十 | 宣宗宣德二年丁未至三年戊申 |
（參考資料：）
創作背景
歷史背景
談遷對明朝史學的總體評價，見於他天啟六年寫作的《自序》。這篇自序，反映了談遷對明代官方史學與民間史學的基本看法。可以看作是談遷進入明史學之前對明史學編纂現狀的一個分析報告。按照現代的科學研究模式，作者的問題意識越強，越能發現現狀問題之所在，才能找到正確的努力方向。談遷修史的直接動因是不滿意晚明的當代史纂修事業。晚明時期，明史纂修成風時代。研究談遷史學，應將之放到晚明明史編纂風中加以思考。談遷寫《國榷》的學術背景，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晚明的《通紀》續補風，二是晚明司馬遷派考信史學的復興。新史料、正宗的史實增加了，人們的眼界高了，相對地對明史的編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編纂新的明史著作，故而晚明出現以《通紀》改編及續補形式出現的明朝編年史編纂熱潮。談遷編《國榷》正是在這一熱潮影響下進行的。
文化背景
自古以來，修史總是作為一種“鑒往事，知來者”的文化觀念，根植於儒家文化體系中，無論治世，抑或是亂世，修史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或揚長避短，或褒貶善惡。而明末清初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亂世時期，更是為大批史學家修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對國家和社會前途命運的擔憂成為他們致力於撰史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對過去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向的探討”。明清易代對於像談遷這樣的史家而言，不僅僅是變了天，換了皇帝，更是正統、道統如何繼續維持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在他們心中泛起了巨大的漣漪，經歷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後，思想上同樣經受了一番衝擊，必然希望從根源上找到明代社會何以走向滅亡。而修史則是他們表達這一心理變動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史言志可以說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他們政治立場的平台。然後站在史家的立場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並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去評價有明一代的統治得失。
作者背景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行將入土，這不僅僅是明朝歷史走向衰亡的時期，更可以說是談遷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談遷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夏，談遷赴京考試再次失敗之後，他並未像其它書生那樣終其一生繼續考取功名，而是認清了自己難以考中，於是自願置身田園。選擇“綴耕之暇，匯為《兔園冊》”的耕讀之路。壬戌夏，談遷結識了錢而介，每個月都見面商討編書事宜。之後分別，也多次書信往來。從天啟二年（1622年）夏，二人認識，每月會面，到天啟四年（1624年）兩人分手仍維持書信往來，談遷與錢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廢然返矣”，由漫無目的耕讀到有意識地讀書，從吟詩作文到集中研習經史著作。
談遷放棄了科考，也等於放棄了從政路線。既然不能在政治上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就乾脆退而求其次，走學術研究路線。“經史是古代學術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讀書人主要的研究方向”，談遷“少讀國史，輒仰名閥”，再加上晚明時期，湧現出了大多數在競爭激烈的科場中屢次敗北，遂把畢生精力放在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學者型史家，於是形成了一股治當代史的風氣。史家群體的出現，使得修國史成為士人們引以為傲的事情，受這一時風的影響，在閱讀了大量當代史著之後，天啟元年（1621年）前後，談遷終於選擇了自己後半生的奮鬥目標——治當代史。
編纂經過
天啟元年（1621年），談遷28歲，母親亡故，他守喪在家，讀了不少明代史書，覺得其中錯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符合明代歷史事實的明史的志願。天啟元年（1621年）開始編著，在此後他長年背著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處訪書借抄，飢梨渴棗，市閱戶錄，廣搜資料，終於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後陸續改訂，積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撰成了百卷400萬字的巨著《國榷》。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
國榷
第三，夾敘夾議，文筆簡練。談遷既要衡評、商耀歷史，評論歷史的是非得失便成為一個重要內容。在《國榷》中，他隨時夾插了許多按語，或評或辯暢敘己見，頗多真知灼見。有的則是引用諸家之說，借別人的議論表達自己的看法。這部分內容不僅可以啟迪人們對歷史作出分析思考，而且也成為後人研究談遷的史學思想和歷史觀的重要材料。《國榷》一書的文筆也很簡練，作者自己在《義例》中稱“寧潔無靡，寧塞無猥，寧裁無贅”。黃宗羲也說此書“按實編年，不炫文彩”。當然，此書一些地方亦有失之過簡之缺陷，史實也有混之處，其中的一些觀點在現在看來也並不正確。
歷史價值
客觀真實
該書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入南京、弘光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國榷》寫出了《明實錄》因政治利益顧忌而沒有寫出的真相。如果分段來考察，《國榷》中對於明朝開國史的考證最費時間。明朝的開國史，尤其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最為難寫，問題最多。自晚明以來，朱國禎、錢謙益諸人，一直在關注這段歷史。談遷作為一個鄉村秀才，自然不知道朱國禎、錢謙益在做這些事。當然，《明實錄》是較為全面記錄明朝歷史活動軌跡的史書，所以，談遷寫《國榷》繞不過的。歷史的真相，經常被各種利益集團無端蒙蔽，因此，要通過重讀來廓清事實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私修國史與官修國史的不同，某種程度是政治原則與歷史原則的不同。
《明實錄》的不足之一，就是掩飾真相，主要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其次是靖難之役的粉飾。經過二次改修的《太祖實錄》，確實編進了不少朱元璋欣賞燕王的故事，由此可以肯定，《明太祖實錄》有關燕王部分記錄，都是臨時編制出來的，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飾。這種政治粉飾，可以欺騙一時，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歷史。從這些事例中，談遷總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而其在里者已不可見。”也就是說，實錄提供的是表面事實，而缺乏內在原因的資料。或者說，實錄中不少內容都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信息，必須輔之其他材料來揭示。
糾正失誤
《國榷》補充、糾正了《明實錄》存在的失誤。韓國歷史學者金澤中將之概括為幾個方面：（1）遺漏重要史實；（2）過於主觀；（3）敘述錯誤；（4）記錄疏略；（5）觀點混淆。從以上的五個方面實錄考證與補充例子來看，談遷確實是下了功夫，作過考證的。《國榷》中所記事實，作為知識，經過了科學意義上的拷問，也更具有參考意義。也就是說，《國榷》突出的應該是實證精神上與參考價值上。考證顯示的是研究水平，考據是一種歷史研究。用考據解決的問題，數量不多，但成績值得高度肯定。將實錄與群書作一對比研究的人，談遷是其中之一。在明末清初，能有機會閱讀《明實錄》，且作過詳細研究的人並不多。《明實錄》的政治性，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動地被使用，必須重新被拷問。在這種情況下，《國榷》無疑是判斷《明實錄》真偽的最好佐證材料。
補充不足
《國榷》可補明末三朝記錄不足之缺。可考的《國榷》抄本，多是關於明末天啟、崇禎、弘光三朝的。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自嘉靖以來，出過不少明史，多寫到嘉隆朝，間及萬曆朝。前14朝編年史已經有著作出版，自然不需要再抄了。崇禎朝、弘光朝的編年史，是談遷《國榷》特有的。1958年版《國榷》六大冊，僅晚明三朝就占了一冊，可見內容詳細程度。特別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至弘光二年（1645年）之間，內容尤為詳盡。談遷是當時人，有自己的感性與理性視角，這部分歷史內容的選擇，自然有其獨到的史料與編纂價值。現存《崇禎長編》內容不全，《國榷》就有了獨到的價值，也特別詳細。特別是，清朝早期一段歷史，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國榷》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史料檢索
《明實錄》有史料信息檢索功能。與《明實錄》的詳寫相比，《國榷》的特點是簡略。這是不足，也是優點。如果《國榷》與《明實錄》一樣詳細，就沒有了《國榷》的地位。詳略的不同，決定了它們的不同價值與不同的歷史地位。今人如欲使用《明實錄》材料，而又嫌實錄部頭太大、檢索不便的話，完全可以先讀一下《國榷》，然後再按圖索驥，到《明實錄》中找相應的更詳細的材料。古代中國政府有一個規定，實錄不能公開流傳。《明實錄》也一樣，長期擱置在皇宮中。晚明以後，開始流傳民間，有了多種抄本。但因為是政府之物，有政治風險，又因篇幅太大，所以，一直沒有正式刊本。流傳下來的，僅有多種抄本。尤其是實錄是編年體史料長編，材料按時間順序編排，沒有詳細的內容目錄，更沒有索引。所以，《明實錄》的翻檢與使用是十分不便的。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部簡明扼要的《國榷》是十分迫切的。當年吳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對《國榷》這部書表現出欣喜若狂之情。在《明實錄》不能完全檢索化的時代，《國榷》的檢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
歷史評價
《國榷》作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它的史料價值為史學家們所公認。黃宗羲稱談遷寫《國榷》“按實編年，不炫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國榷》的可貴之處是作者的“按實”編撰，肯於“直書”，寫出了《明實錄》避而不談的事，也記錄了清朝統治者忌諱的一些史事。
史學家羅仲輝認為，談遷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編撰《國榷》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所以在書中大力筆伐朱棣冒嫡奪位，鼓吹“帝統必不可違，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際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候，還在糾纏朱棣是否“正出”，景帝應否讓位的問題，其思想認識與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相比，顯得落後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過的實錄作了大量糾正，不僅暴露出封建統治者在爭權奪位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兇狠殘忍，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部分較真實的歷史記載。
書中敘事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事件前後記敘重複且說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統史觀、儒家天命論、佛道等迷信思想，在書中也有濃重反映。由於書中對清政府頗多譴責，當時成為禁書。
朱彝尊也說：“（談遷）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及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對其書在訂正史實尤其是辨證《明實錄》之失上的功績都予以稱揚。明史大家吳晗評價其人其書“主要的根據是列朝實錄和邸報，參以諸家編年，但又不偏信實錄，也不側重私家著述。他對史事的記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廣泛，但選擇很謹嚴，擇善而從，不憑個人好惡。”而謝國楨先生亦言其“編次謹嚴，頗有法度。”“記有明一代史事之書，取材之廣，要以此書為備。”
研究價值
談遷認為在他之前成書的諸家編年明史“訛陋膚冗”，不能起到總結明朝興衰經驗教訓的作用，遂立志要以明實錄為本，參閱諸家私著，自成“一家之言”。談遷的《國榷》秉筆直書，一是《國榷》初稿完成於天啟六年（1626年），此時清兵尚未入關，寫來毫無顧及，二是再稿成書於順治前期，尚無文字獄之興，談遷以故國遺民的悲憤心情編撰國史，對建州史事毫不隱諱。更重要的是此書寫成後長期未曾刊刻，僅有傳抄本，清初曾一度都列為禁書，所以它躲過了四庫館臣的胡刪亂改，成了獨詳萬曆以後建州史事的唯一巨著。用以校對清修《明史》和清初史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國榷》科舉史料的記載較為系統和完整，具體來講，大致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國榷》科舉史料的記載時間跨度較大且較為系統。《國榷》按年、月、日編成大事記，以編年的形式，保存了系統而豐富的科舉史料。其次，《國榷》科舉史料的記載較為完整。從筆者對該書科舉史料的輯錄情況來看，該書對應天和順天的鄉試主考、會試主考、殿試、庶吉士考選等四項信息，除少數幾卷沒有記載外，其餘每卷都有系統的記載。
《國榷》也寫出了《明實錄》因政治利益顧忌而沒有寫出的真相，補充、糾正了《明實錄》存在的失誤。
作者簡介
談遷（1594—1657），明末清初浙江海寧人，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明亡後自署“江左遺民”。明諸生，終身未仕，多為人傭書，或任記室。弘光元年（1645）為閣臣高弘圖之幕僚，出謀贊畫，力圖恢復。曾受高弘圖、張慎言等人賞識，擬薦為中書舍人及禮部司務，辭不就。性喜博綜，致力於子史百家之言，諳於歷代掌故，立志編撰明史。明天啟元年（1621），以《明實錄》為本，參閱諸家史書，著《國榷》，天啟六年完成初稿。後又陸續修訂，清順治二年（1645）續補崇禎、弘光兩朝事跡。兩年後全稿被竊，發憤重寫。順治十年，攜《國榷》稿北上。在京兩年半，走訪降臣、皇親、宦官和公侯門客，蒐集明代遺聞，作補充、訂正。另曾擬寫紀傳體明史。順治十三年夏南返海寧，次年夏應故人邀請游山西，十一月病死於平陽（今山西臨汾）。尚著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棗林集》《棗林詩集》《北游錄》《西遊錄》《海昌外志》《史論》等。
談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