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活人書

《南陽活人書》是北宋大觀元年撰寫的圖書,作者是朱肱。

基本介紹

  • 作者:朱肱
  • 成書年代:北宋
  • 歸屬類別:中醫典籍
書名(異名),成書背景,流傳版本,校注、整理,作者簡介,書評、序言,內容簡介,影響評價,

書名(異名)

《南陽活人書》 《傷寒類證活人書》 《無求子傷寒百問》

成書背景

朱氏指出對於《傷寒論》“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慾讀之,又不曉其義”,為使仲景之書“易曉而喜讀”,故撰《南陽活人書》以闡發之。

流傳版本

現存宋刊本《重校證活人書》、元刊本《增注類證活人書》、《醫方類聚》本、《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本、萬曆四十四年徐鎔刻本等。

校注、整理

南宋王作肅在《南陽活人書》基礎上,又博取前代數十家著作之要義,作為附註,參合於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明朝萬曆年間,王肯堂等對《增釋南陽活人書》加以校勘,收入《古今醫統正脈全書》,書首題名為《增注無求子類證活人書》,但未提王作肅增注。

作者簡介

朱肱,字翼中,自號無求子,浙江吳興人。北宋元祐三年(1088)進士,徽宗朝授奉議郎,醫學博士等職,人稱朱奉議。他精研《傷寒論》數十年,為當時著名的傷寒學家,因仲景居南陽,華佗稱《傷寒論》為活人書,所以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稱為《南陽活人書》,即《類證活人書》(原名《無求子傷寒百問》,公元1118年重刻時更名)。全書用綜合分析的方法,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設為問答的形式,闡述傷寒證治的異同,使人明白易曉,對推廣仲景學說的實際套用,貢獻很大。宋孝宗時,李先知根據該書旨意,撮其機要,錯綜成文,一證一歌,著成《活人書括》,則更為普及、流傳,其影響之大,正如《醫剩》所云:“宜乎世之言傷寒者,至知有《活人書》,而不知有長沙之書也。”

書評、序言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又況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濃,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慾讀之,又不曉其義。況又有好用涼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丸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炙煅、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為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 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誚且駭也。仆因閒居,作為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人不以為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
大觀元年正月日.前進士朱肱序.
仆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雲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為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濉陽,又見王先生活人書,京師、京都、湖南、福建、兩浙、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為參詳,改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太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為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為俗醫妄投藥耳,其為功德,獲福無量。
政和八年季夏朔
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證.
余頃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問,披而讀之,不知無求子何人也。愛其書,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思遠者,不能作也。惠民憂國,不見施設,遊戲藝文,以閱歲月者之所作乎?逃世匿,抗心絕慮,灌園荒丘,賣藥都市者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行,以就丹灶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能,東方朔者耶?浩歌散發,采掇方技,皇甫謐者耶?周流人間,衛生救物,封君達者耶?前非古人,後無作者,則所謂無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挾冊抵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說脈少,治男子詳而婦人略,銖兩訛舛,升掬不明,標目混淆,語言不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余之所以夙夕歉然者也。今秋遊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議。泛家入境,相遇於西湖之叢。因論方士,奉議公乃稱賈誼雲,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占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慎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真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元晏先生作甲乙,率著方書。其論傷寒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閒,設為對問,補苴綴緝,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所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略,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歉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增為二十卷,厘為七冊,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書者,雖在崎嶇僻陋之邦,道途倉卒之際,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傷寒,無橫夭之人,其為饒益不可思議。昔樞密使高若訥作傷寒纂類,翰林學士沈括作別次傷寒,直秘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脈訣,蘄水道人龐安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難於檢閱,比之此書,天地遼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言雖詳,其法難知。奉議公祖述其說,神而明之,以遺惠天下後世。

內容簡介

一、從經絡辨病位
《傷寒論》三陰三陽證治各篇沒有明確提出“六經”或“經絡”的概念,每篇之首也只有“辨太陽病脈證並治”,“辨陽明病脈證並治”……並非辨太陽經病,辨陽明經病……。朱氏提出《傷寒論》三陰三陽即足之六經,即足太陽膀胱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足太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並用此六條經絡的循行及生理特點來解釋傷寒三陰三陽病證的發生、傳變與轉歸機理。他指出:“足太陽膀胱之經,從目內眥上頭連於風府,分為四道,下項並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為經。太陽之經為諸陽主氣,或中寒邪,必發熱而惡寒。緣頭項腰脊,是太陽經所過處,今頭項痛,身體疼,腰脊強,其脈尺寸俱浮者,故知太陽經受病也”,“足陽明之經,從鼻起夾於鼻,絡於目,下咽分為四道,並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腹納維於身。蓋諸陽在表,陽明主肌肉,絡於鼻,故病人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其脈尺寸俱長者,知陽明經受病也。”其餘諸經也是如此地運用經絡理論闡述病證機理的。由於朱氏以足六經論三陰三陽,後來人們也就習慣地稱傷寒三陰三陽病為“六經病”“六經病機”“六經辨證”。這就是《傷寒論》的“經絡說”。
朱氏不僅用“經絡說”解釋單個症狀發生的機理,也以之解釋由多個症狀組成的證候的機理。例如,發熱、惡寒、頭痛、項強、腰背痛等,這些症狀之所以聯繫在一起構成太陽表證,就是因為這些症狀都發生在足太陽膀胱經脈循行的部位;當然,只要看到由這些症狀構成的證候,也就知其病位在足太陽膀胱經。由此可見,朱氏“經絡說”的實質,是力圖闡明傷寒病證的定位問題。所以,他強調:“治傷寒先須識經絡,不識經絡,觸途冥行,不知邪氣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陽,反攻少陰,證是厥陰,乃和少陽,寒邪未除,真氣受斃。”朱氏在比較正確認識六經病機的基礎上,根據《素問·熱論》六經病證,結合《傷寒論》條文所載,提出辨識六經為病的證候指證:“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則知病在太陽經也。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則知病在陽明經也。胸脅痛耳聾,口苦舌乾,往來寒熱而嘔,則知病在少陽經也。腹滿咽乾,手足自溫,或自利不渴,或腹滿時痛,則知病在太陰經也。引飲惡寒,或口燥舌乾,則知病在少陰經也。煩滿囊縮,則知病在厥陰經也。”並設問答六題,補充了六經的脈候。這些論述對後世立六經“提綱證”有很大的啟發。
傷寒六經方證的本質問題,是論中最關鍵的問題。朱氏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進行探討,暢發了自己的見解,打開了後世醫家研究傷寒的思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論爭,推動了仲景學說的發展。
二、脈證合參辨病性
朱氏在分經辨證以定病位的同時,又十分重視病證的定性問題。他強調錶里虛實陰陽是傷寒辨證的大綱,尤其是陰陽兩綱最為重要。因為對一個病證分清了陰陽,就明確了病機性質和治療的大方向,方向對頭雖不中不遠矣;方向錯了就根本錯了。所以,他強調:“治傷寒須識陰陽二證”;“治傷寒須辨表里,表里不分,汗下差誤”;“治傷寒先須識脈,若不識脈,則表里不分,虛實不辨。”在具體辨別病性時,他主張必須脈證合參,說:“大抵問而知之以觀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內,證之與脈不可偏廢。”他明確指出各種脈證一般的陰陽表里性質,說:“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候多語,陰證無聲;陽病則旦靜,陰病則夜寧;陽虛則暮亂,陰虛則夜爭。陰陽訊息,證狀各異。然而物極則反,寒暑之變,重陽必陰,重陰必陽,陰證似陽,陽證似陰,陰盛格陽,似是而非,若同而異。”“況傷寒尤要辨表里,脈浮為在表,脈沉為在里;陽動則有汗,陰動則發熱;得汗而脈靜者生,汗已而脈躁者死;陰病陽脈則不成,陽病陰脈則不永。”並將常見的主要脈象,按陰陽表里進行分類,所謂“七表陽也”,即“浮芤滑實弦緊洪屬於表”;“八里陰也”,即“遲緩微澀沉伏濡弱屬里。”他的此種分類竟成為後世論脈分綱領的先驅。
朱氏認識到,有些病證性質的判斷主要決定於脈診,所以十分重視切脈。他舉例說:“病人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者,結胸也。結胸證於法當下,雖三尺之童,皆知用大黃甘遂陷胸湯下之。然仲景云:結胸脈浮者,不可下,下之則死。以此推之,若只憑外證,便用陷胸湯則誤矣。”此例見於《傷寒論》132條,其135條則云:“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湯主之。”可見憑脈象斷病性定治法,是《傷寒論》的重要方面。朱氏根據“仲景猶誚當時之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不重視脈診的時弊,強調“治傷寒先須識脈”,主張脈證合參,是符合仲景“平脈辨證”精神的。
三、正病名以辨病證
朱氏認為:“天下之事,名定而實辨,言順則事成,又況傷寒之名,種種不同,若識其名,縱有差失;功有淺深,效有遲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療,往往中暑乃作熱病治之反用濕藥;濕溫乃作風溫治之,復加發汗,名實混淆,是非紛亂,性命之寄,危於風燭。”他所論述正病名的問題,實際上強調了病證的鑑別診斷。因溫病與傷寒的病因病性、傳變轉歸迥然不同,而溫病中又有風溫、濕溫、溫疫、溫瘧、溫毒等區別,確定了病名,也就認識到該病的病機性質與證候演變的一般規律,治法遣方的大方向就不會錯了。所以他說:“因名識病,因病識證,如暗得明,胸中曉然,而處病不差矣。”注意到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通過辨病以達到辨證的目的,是很可貴的。書中詳論了傷寒與傷風、熱病、中暑、溫病、溫瘧、風溫、溫疫、中濕、風濕、濕溫、痙病、溫毒,以及痰證、食積、腳氣等病的鑑別診斷。而寒溫有異則是後世溫熱學派加以探討和發揚的內容。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氏對寒溫異趣,早具卓識。
四、論方藥加減並補其不足
朱氏在其書中提出一百個問題詳論有關傷寒脈證治法之後,又別開生面,以方類證,詳述方藥的加減之法。例如桂枝湯,他將《傷寒論》中所有套用此方治療的條文證候均匯列於下,使人讀後能對桂枝湯的適應證有完整的認識。其它諸方亦復如此。這是朱氏研究《傷寒論》的又一個創見。後來徐靈胎、柯韻伯治傷寒也深受其影響。
朱氏主張遣方用藥,應方證相合,將藥合病,靈活加減,不可執方療病。他說:“所謂藥證者,藥方前有證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傷寒有證異而病同一經,藥同而或治兩證,類而分之,參而伍之。審知某證者,某經之病;某湯者,某經之藥,然後用之萬全矣。又況百問中一證下有數種藥方主之者,須是將病對藥,將藥合病,乃可服之。”他以下利而心下痞為例,如十棗湯、大柴胡湯、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赤石脂禹餘糧湯、桂枝人參湯皆可治之,但這些方藥有寒熱溫涼之異,必須與證候的寒熱虛實相符合,才能用之有效。但是,“仲景傷寒方一百一十三道,病與方相應,乃用正方,科有差別,即隨證加減。”所以他強調方藥要靈活加減,以藥合病,如執方療病,必定陷於“學方三年,無病可醫,療病三年,無方可治”的困境。他說:“不知執方療病,或中或否,不知加減,移咎於方,古人用藥,如斗運轉,故攻病的而取速效,一服知,二服愈。”對於如何進行加減,他舉例說:“假如理中丸證,腎氣動者去白朮;小柴胡湯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蓋脾惡濕,腎惡燥,白朮治濕,茯苓利水,故腎氣動者去白朮,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以此推之,然後知不可執方療病,須是隨證加減。”從此例示範性加減法說明,朱氏主要是著眼病機增損方藥,這是高人一籌之處。
朱氏認為,《傷寒論》不能包羅萬有,治一切疾病。他指出:“仲景藥方缺者甚多,至如陰毒傷寒、時行溫疫、溫毒、發斑之類、全無方書。”於是,他從《外台》《千金》《聖惠》等書中,選錄有方劑一百餘首,補而備之,大大豐富了傷寒方藥的內容。尤其是他認識到婦人與小兒的體質特點,提出婦人傷寒與小兒傷寒遣方用藥應注意之點,是仲景所未備。例如,他治小兒傷寒無汗、頭疼發熱惡寒,用麻黃黃芩湯;治小兒傷風有汗,頭疼發熱惡寒,,用升麻黃芩湯,就注意到小兒易虛易實的生理特點。
《南陽活人書》,宋·朱肱撰,成書於北宋大觀元年(1107年),共22卷。初名《無求子傷寒百問》,後又名《傷寒類證活人書》等。本書以問答形式設為100問,對傷寒病的病因病機、鑑別診斷、治法方藥等多有精妙的發揮。朱氏認為,研究《傷寒論》首先應明確六經的實質,提出《傷寒論》之六經乃為“足三陰三陽經脈”,故常用此六經的循行部位和生理特點來解釋傷寒六經病證的發生、傳變及轉歸。在傷寒辨治方面,朱氏既強調辨證,注意分辨各證的陰、陽、表、里;同時也重視辨病,列舉了傷寒、傷風、熱病、中暑、溫病、溫瘧、風溫、溫疫、中濕、濕溫、痙病、溫毒等各種外感病。另外,本書不僅對原《傷寒論》方藥的套用進行了發揮,而且還選取了《千金》、《外台》、《聖惠方》、《金匱玉函經》中126首方劑,以補原書證治的不足。

影響評價

清代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中評價本書:“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功於仲景者,《活人書》為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所現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並有一症而治法迥別者,則讀者茫然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分縷析,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瞭然,豈非後學之津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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