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風運動，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國範圍內為揭發、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開展的一場大規模民眾運動。由於指導思想的變化，這場歷時近兩年的運動經歷了內容相互矛盾的幾個階段，這種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內在矛盾的縮影。
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錯誤及由此產生的進退維谷的尷尬處境，也反映了黨內外健康力量對“左”的錯誤和極左思潮的抵制和抗爭，預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敗的結局。
歷史背景,運動經過,“左”的錯誤,糾“左”鬥爭,極左思潮,
歷史背景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林彪一夥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時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特偵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
1971年10月以後，隨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材料陸續發出並傳達到基層，全國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揭發、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審理、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有關的人和事。
1972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的通知》，推動“批林整風”運動在全國深入開展。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和批判極左思潮結合起來，在不長時間裡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毛澤東不能容忍在某種程度上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糾正。江青集團趁機發動“反擊右傾回潮風”。
運動經過
“左”的錯誤
1971年10月3日，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撤銷原來由林彪集團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為徹底審查、理清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同日中央又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特偵組，集中處理有關問題。
林彪事件發生後最初一段時間裡，社會上小道訊息沸沸揚揚，幹部民眾議論紛紛。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人們實在無法理解何以會發生如此離奇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人們心中積蓄已久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懷疑和憤懣，隨著林彪事件的發生，迅速、集中地爆發、渲瀉出來。再者，也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面武鬥”遺留下來的大量矛盾和問題，一有機會便會爆發、激化起來。為安定人心、穩定形勢，並從全局上維護“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黨中央陸續將揭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陰謀的一系列重要檔案逐級傳達至基層，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比較系統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此事件後，朱德、陳毅、李富春、聶榮臻、徐向前、劉伯承、肖勁光、楊得志等老同志紛紛給毛澤東、黨中央寫信，嚴厲譴責林彪叛黨叛國的罪行，揭發林彪歷史上的錯誤言行，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處理林彪反黨集團的重大決策。
1971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舉行了9次座談會。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蔡暢、鄧穎超、鄧子恢、張雲逸、張鼎丞、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會上發言。他們揭發、批判了林彪在歷史上的錯誤和他篡改歷史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及黃、吳、李、邱等鼓吹的“天才論”、“有權就有一切”，“三十字方針”以及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輝的助手”等謬論，憤怒譴責了林彪集團炮製《“571”工程紀要》、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等罪行。抱病參加座談會的陳毅作了兩次長篇發言，集中揭露了從南昌起義、井岡山鬥爭到開闢中央蘇區這段歷史時期林彪所犯的錯誤，揭穿了他“一貫正確”的假象，深刻指出偽造歷史就是犯罪。朱德、劉伯承等分別提交了書面發言。
在收集、整理林彪反革命政變材料並逐步向全黨全國傳達的同時，中央還採取有力、穩妥的措施，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慎重、妥善地處理了一些重點地區、單位的人和事。在一些林彪集團插手較深的地區和單位，中央首先把重點放在清理清查與林彪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等問題上。在中央派出的負責同志的領導和參與下，採取隔離審查、舉辦學習班等方式，對那些在林彪集團陰謀活動中卷得很深或比較深的人進行審理、清查，組織專人對一些重要事件進行調查，並對領導班子進行了適當調整。
對一些雖然有些牽連但沒有過多捲入而問題確實較多的地區和單位，中央則以較長的時間，反覆、細緻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較大的震動和反覆。“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林彪一夥蓄意在一些地區、部門排斥異己，安插親信，同時，由於“全面武鬥”以及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運動積累下來大量尖銳的矛盾，林彪事件後，這些地區和部門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與林彪集團有不同程度牽連的領導或受到審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壓制、迫害的對立面的批判和衝擊，一些已經實現的兩派聯合又出現鬆動或分裂，一些原派別組織的少數人積極串聯，準備拉山頭，算舊帳，有些單位領導班子中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挨整幹部和整人的幹部以及新老幹部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許多在運動中被關、押、審查的人把矛頭指向那些運動中的骨幹分子，有些領導幹部或是捂蓋子、轉移方向，或是對工作撒手不管，躺倒不乾，等等。上述種種不穩定因素，又導致一些工廠停工停產，一些地區又出現某種混亂局面。
中央對此已有考慮，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間，黨中央分別在京召集武漢地區、成都地區、陝西、蘭州軍區、新疆、浙江、四川、貴州、江西、湖南、廣州軍區、河南、山東、甘肅、寧夏、青海、海南等省、自治區負責人及駐軍負責人、軍兵種負責人舉行座談會、匯報會，並在本地區召開各自的工作會議，提出問題，解決矛盾。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一些會議的代表，並作了重要指示。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李先念、華國鋒、汪東興及張春橋、王洪文等分別參與一些會議，幫助統一認識、解決問題、清理清查與林彪集團有關的人和事及調整領導班子。在此基礎上，中央批轉了浙江、四川、江西、山東等省開展批林整風運動的匯報材料，用以指導全國的運動。
黨中央的這些措施，以較穩妥地解決了一些省、自治區及軍兵種領導班子中存在的問題，在影響本地區、本部門的一些重要問題上統一了認識，制止了派性，促進了團結，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鬥爭可能導致的較大反覆，穩定了形勢。
1971年10月以後，隨著林彪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陸續發出並逐步傳達到基層，按照毛澤東的思路，全國範圍內開始了批林整風運動。但是，由於“左”的錯誤的長期影響和巨大慣性，在批林整風運動之初，基本上還是按照“繼續革命”的思路來總結與林彪集團鬥爭的經驗教訓。進行批判林彪的鬥爭的。1971年12月11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鬥爭(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說，“文化大革命”繼揭露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揭露了陰謀反革命政變的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按照這樣的邏輯，林彪事件的發生反而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成為“繼續革命”理論正確性的又一標誌。顯然，這種理論既不能真正總結林彪事件的教訓，也不能說服廣大人民民眾，而只能引發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矛盾。
批林整風運動剛剛開始時，許多地方紛紛反映，雖然廣大幹部民眾對林彪集團的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謬論並不容易，特別是從理論上進行批判更感到吃力，認為林彪的“罪行好批，謬論難駁”，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劃，思想界限難分”。一些地方反映，幹部民眾中的主要思想障礙，一是不敢批，“怕批錯了，批了正確的思想不好辦”，希望等待上級表態，等待別人的經驗；二是不好批，“林彪以謠言和詭辯冒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民眾感到真假難分”。某地反映，《解放軍報》1971年11月11日在報導中批判了看書學習中的實用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當地民眾感到這與“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經批判過的劉少奇的言論一樣，這樣批林“反而又證明劉少奇的話對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機局舉辦300多人的大批判骨幹學習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業務關係上的詭辯論”。大家都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但發言時，卻沒有一個人敢碰這個題目。
1972年1月中央將《“571”工程紀要》下發後，許多地方的幹部都存在著畏難情緒，認為《紀要》“毒性太大”、“欺騙性太大”，擔心“原原本本地傳達，民眾識別不了，聽了會引起混亂”，“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幾個共同的“難點”、“難題”。如《紀要》中攻擊幹部下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工資凍結”等三個“變相”，是不是說到了我們的短處，利用了我們的黑暗面？鋼鐵十年徘徊與國民經濟十年停滯不前是不是一樣？怎樣批判《紀要》中所說紅衛兵“被利用”、“當炮灰”、“變成替罪羔羊”等問題？另一方面，廣大幹部民眾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論，大多數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熱鼓吹個人崇拜、頌揚“文化大革命”和煽動極左思潮的，要從這樣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
由於批林整風既要批林又不能觸及“文化大革命”，既要民眾廣泛參與又不得不迴避許多民眾所關心的問題這種深刻的內在矛盾，很快就在幹部民眾中造成了一種普遍的“路線鬥爭不可知”的消極心裡，認為“該批的都批了，沒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批林與聯繫實際要和整風結合起來，也就是要與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結合起來，與解決本地區、本部門的具體問題結合起來，但是，由於對林彪事件的實質採取迴避態度或含糊不清、語焉不詳，加上當時普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氣氛，這種整風又往往導致了擴大化的後果。在聯繫實際批判的過程中，出現了無限上綱和亂抓“小林彪”的現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層，批林整風更是五花八門，屢屢出現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和民眾的傾向。某地確定批林整風聯繫實際的重點是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結果一些縣、社又在農村批了“搞副業單幹”、“私人開荒”、“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產大隊在批判林彪的“5·18”講話時，上批下聯，把一個領導作風有缺點的生產隊長當作“權力中心論”的靶子來批判。一些社隊又發動民眾清理財務，搞經濟退賠，一些農村基層幹部怕在整風中挨整，或“等著挨整”。在城市和工礦企業，整風往往又引發了領導班子中的派性爭鬥。為了解決這些矛盾，領導部門一再強調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區分兩類矛盾，不要互相指責互相攻擊，不要“打橫炮”，不要層層揪“代理人”，不要把矛頭指向人民解放軍，等等。這些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擴大化的傾向，但它同時又使批林所要聯繫的實際更加空泛和難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對批林與整風如何結合、批林如何聯繫實際難以掌握。批林整風運動初期，在當時各種檔案所確定的範圍之內，在不能觸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錯誤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結果只能如此：要么是新一輪的擴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義的表面文章。
但是，與這種傾向同時有在著的另一種傾向，即把批林與清算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結合起來的傾向，也正在發展，儘管它當時還處於次要的位置。此事件後，深受動亂、武鬥、階級鬥爭擴大化之苦的廣大幹部和民眾，僅僅是憑著他們的本能和直覺，便會自然而然地將林彪集團與“文化大革命”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聯繫起來。這不僅是因為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極端的表演，而且也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已經把它的真實性質越來越清楚地暴露在民眾面前了。在批林整風初期，已經有不少人不是根據檔案所定下的調子，而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開始批判極左思潮了。這一思潮和傾向在周恩來的支持和引導之下，在1972年下半年間一度發展成為批林整風運動的主流。
為了總結交流半年來批林整風運動的經驗，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各軍兵種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在會議所列檔案中，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被當作是“最重要的一篇”。
這封寫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兩三人知曉。在信中，毛澤東表示了對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關政變和個人崇拜講話的不滿和不安。“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在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江青在參加華東組、中南組討論時，儼然以最權威的身份解釋、宣講毛澤東的這封信，說林彪從當抗大校長至當國防部長，就一直搞山頭、結死黨、搞陰謀詭計，而毛澤東則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毛澤東同意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封信，除證明林彪遠非一貫正確外，更重要的，似乎在於說明他對林彪等人早有覺察。但這種做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它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增加了人們的疑問。
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結束後，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區都召開了各自的批林整風會議，傳達中央會議的精神，學習檔案，聯繫各自的實際，清理思想，總結經驗，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這些會議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級黨委都要把批林整風當作頭等大事來抓，重點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礎上搞好整風，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反對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等等。
總的來說，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5月間的批林整風運動雖然比較系統地揭露了林彪集團的罪行，但主要還是在“左”的錯誤的框框裡作著既難於被民眾接受，又實在難於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而在當時，已經有許多地區和部門明確地提出要“認真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當前主要是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一類的任務。
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這種真正反映民眾要求和歷史發展方向的傾向很快就突破了批林整風匯報會所規定的範圍，成為批林整風運動的主流。
糾“左”鬥爭
林彪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也使他有可能從一些新的角度重新審視歷史。這種反思使他進一步放棄了幾年前對“文化大革命”那種熱情洋溢的讚揚和肯定。他雖然還沒有放棄“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可能從整體上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他也確實覺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些嚴重問題，以及“繼續革命”理論的一些明顯漏洞，並在他認為可能的範圍之內，著手糾正一些錯誤。
林彪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進一步加深了對極左思潮的不滿。“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他曾對紅衛兵和造反派一些偏激、過頭的言行採取了寬容、理解甚至支持的態度。但在1967年“天下大亂”到了幾乎失控的時候，他又對極左思潮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並對“王、關、戚”等人採取了斷然措施。在此之後，毛澤東還不時批評過極左思潮。此事件後，毛澤東更是把極左思潮的表現和破壞與林彪集團直接等同起來。與以往略有不同的是，這種批判有時已超出了極左思潮的範圍，而對“文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錯誤也有所觸及。
1971年10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批評了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來搞的形式主義。他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訓練也有形式主義，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現在搞空的東西多了。1972年6月8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的“左派”是什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裡頭。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總後台叫林彪。
對極左思潮的不滿，使毛澤東在思想感情上與黨內一大批老幹部接近起來，這是此事件後他的一個突出變化。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時，對曾經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採取了基本肯定的態度。他說，“二月逆流”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這裡，毛澤東實際上為“二月逆流”平了反，並做了某種形式的自我批評。
1972年初，陳毅病危期間，毛澤東特意派周恩來、葉劍英去看望陳毅，並轉達他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見。1972年1月6日，陳毅逝世。1月10日，毛澤東不顧自己仍在病中，冒著嚴寒參加了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對陳毅夫人張茜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同志，陳毅同志是立了功勞的。他為中國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貢獻，這已經做了結論嘛。”毛澤東的這一舉動，立即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為解脫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種衝擊的老幹部並大膽地使用他們，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8月3日來信上做了重要批示，這個批示突出地反映了他當時思想認識上的兩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認為鄧小平的錯誤“是嚴重的”，在劉少奇的問題上沒有絲毫鬆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鄧“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肯定了鄧的歷史功績，對鄧遲遲未能出來工作表示不滿。
此事件後，許多老同志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在揭發和批判林彪集團的同時，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希望能出來工作或結束審查，與家人團聚、改善生活。毛澤東對其中許多信件作了批覆，有的明確表示同意解除審查、出來工作，有的雖然未置可否，但在當時條件下，也容易被理解為同意申訴人的意見。
中央一級老幹部的解放和復出，對省、市級乃至基層，產生了巨大的示範效應。許多領導機關都比較自覺地把落實幹部政策與批判林彪結合起來，當作批林整風的一項重要內容。1972年間，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領導幹部被落實政策，重新走上領導崗位。這對於恢復正常的生產、工作秩序，進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勢力，遏制江青集團的破壞，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林彪事件改變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對幹部隊伍的嚴重錯誤估計，這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一個重要的、明顯的變化。1973年後，儘管毛澤東對批林整風運動中明顯發展起來的糾“左”傾向表示了嚴重的不滿，並斷定林彪的實質是“極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實幹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談話時，明確地表示要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領導同志的冤案承擔責任，要作自我批評。他提出要給賀龍、“楊、余、傅”和羅瑞卿平反，並坦率地承認有幾次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辭，所以要“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
此事件後，在全局上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前提下，在某些具體的問題上，毛澤東的認識也發生了一些或隱或現的變化。毛澤東的這些變化是有限的，但也是重要的。這種變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現在它提供了一種可能，使得黨內健康力量能夠利用這種變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條件，展開批判極左思潮和糾正某些“左”的錯誤的鬥爭，儘管這種鬥爭在不少方面已經超出了毛澤東的初衷。
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1972年間，周恩來充分地利用了毛澤東認識上的積極變化，以其敏銳的觀察力、高超的領導藝術和細緻入微的工作作風，抓住時機，適時地把批林整風引導到批判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發生以後，周恩來一直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為抑制極左思潮的泛濫、減輕“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殫精竭慮、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間，他多次使用“極左傾向”、“極左行動”、“極端民主化”以及“極左思潮”等用語，批評社會上的種種極端言行。在一些問題上，他實際上是通過這種尚能被接受的形式，曲折、間接地對“左”的錯誤提出了批評。周恩來的這些努力，減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壞，得到了廣大幹部、民眾的衷心擁護。儘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歷史局限性，但是，對他來說，不存在從全局上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所以，他對極左思潮的批判更為徹底，甚至成為一種反對“左”的錯誤的特殊方式。此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有利時機，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廣闊的範圍里，展開了對極左思潮的鬥爭。
周恩來等這一階段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首先集中表現在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而且一開始就與調整和整頓密切相聯。1970年國民經濟建設的高潮剛剛興起，領導班子軟弱渙散，一些省、市主要領導人領導生產不力、無政府主義、瞎指揮、紀律廢弛，生產設施、設備失修甚至被毀，空頭政治肆虐、體制混亂，幾乎沒有企業管理，知識和知識分子倍受歧視，科學技術工作停滯、倒退，各級領導對抓生產疑慮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銳、嚴重地暴露出來。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或是否願意，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客觀上不能不是個否定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的過程。周恩來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在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畫會議上，周恩來聯繫經濟工作實際，精心組織，使這次會議成為批判極左思潮干擾破壞的一次重要會議。會前，周恩來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指出，現在我們的企業亂得很，要整頓，首次提出了整頓的精神。根據他的指示和與會代表的要求，國務院起草了《1972年全國計畫會議紀要》。《紀要》強調加強統一計畫，整頓企業管理，落實黨對幹部、工人、技術人員的政策，堅持又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把產品質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業管理問題上，明確規定企業要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七項制度，要抓好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這個檔案反映了廣大民眾迫切要求恢復和發展生產、反對無政府主義、空頭政治的強烈願望。《紀要》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後，國務院領導建議提請中央批轉下發，但張春橋卻藉口“檔案長了，不好發”加以否定。張春橋還公然反對批“空頭政治”，聲稱批“空頭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對會議施加壓力。《紀要》雖因張春橋的反對未能在會上通過，但其基本精神卻通過與會代表廣為傳播，在實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1972年初起，在全國範圍內，已經有不少企業在批判資產階級派性、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基礎上，開始建立健全各項管理的規章制度，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全國計畫工作會議的精神顯然使他們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導。從1972年上半年起，多數省市的企業又先後展開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這次勞動競賽不僅在規模上大於1970年的那次競賽，而且，它主要是在企業內部展開，從一開始就與反對無政府主義、加強企業管理等內容聯繫在一起。競賽除了政治、學習、作風、團結等當時被稱作是“大指標”一類的內容外，還有比產量、比質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僅限於生產領域、更具有實質意義的內容。在競賽中，完成指標者可以得到某種物質獎勵。
實際上，在當時開展競賽的企業中，“小指標”賽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更受到幹部、民眾的歡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李先念審閱的《遼源發電廠堅持“小指標”競賽的經驗》，更是在全國肯定、推廣了這種勞動競賽的形式。極左思潮對企業管理的破壞和否定，造成了產品質量普遍嚴重下降。周恩來從抓產品質量入手，解決當時企業中普遍存在的無人負責、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面，對極左思潮進行了尖銳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來針對援外飛機質量下降批示，要求“提起警惕”。1971年12月26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有關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的匯報時，明確提出質量問題是個路線問題，要恢複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來就汽車生產質量問題批示：“質量這樣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備戰？這是路線問題，要在這個月內放在議事日程來解決！”
4、5月間，周恩來又連續抓了出口罐頭、襯衣、照相機等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的質量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出口數量不大，質量卻這么差！這怎么向國家交待，向人民交待，向領袖交待？為什麼台灣能搞，我們搞不了？過去能搞的，現在搞不出來？從產品質量問題入手，他進一步分析、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新產品質量不穩定，就是規章制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制度、好的工藝流程，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泛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根據他的指示，國務院對有關產品的質量問題專門發出通報，召集有關方面人員調查、研究、分析存在問題的原因。通過大力整頓，使一些產品質量得到明顯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業方面的整頓進一步深入發展。同年10月，國務院有關經濟管理部門在北京召開了加強經濟核算、扭轉企業虧損會議。會議針對“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謬論，提出要切實地抓好企業管理，嚴格實行經濟核算制，建立建全企業的各項規章制度和經營管理的基礎工作。
這次會議還提出了允許國營企業在完成7項計畫指標後，從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獎勵基金，用於職工的集體福利和給先進生產者以物質獎勵。會後，經濟主管部門又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畫，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經周恩來批准，提交1973年1月的全國計畫會議討論。《規定》對改進經濟管理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加強國家統一計畫，搞好綜合平衡，反對地方各行其是；嚴格控制基本建設規模，不許亂上建設項目；職工總數、工資總額、主要產品物價等管理權集中在中央，各地區、各部門無權擅自決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業，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少數省轄市管理，不得再層層下放；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建立強有力的生產指揮系統；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廣泛推行計時工資加獎勵，少數重體力勞動可實行計件工資，等等。這個檔案在全國計畫會議上討論時，28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都表示贊成，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張春橋等人的操縱指使下，表示堅決反對，並由張春橋出面迫使會議將這個檔案收回。
在此期間，周恩來等還頂著江青集團大批所謂“崇洋媚外”、“爬行主義”的壓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擾，為打破閉關鎖國狀態、發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作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1972、1973年間，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准從聯邦德國、日本等國引進一米七軋機、幾套大型化肥成套裝置和多套綜合採煤機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技術設備，對於提高我國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業進行整頓的同時，在農村也開始糾正一些“左”的經濟政策。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國務院曾先後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全國棉花、油料、糖料生產會議和全國林業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根據周恩來多次講話精神，再次明確肯定了農村《六十》的基本精神，決定適當放寬農村經濟政策，在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允許農民個人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允許生產隊擁有因地制宜的靈活性。
此外，國家還通過調高部分農產品的收購價、降抵支農產品的出廠價、銷售價以及實行糧食徵購一定5年等政策，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些政策對於遏制極左思潮的泛濫、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保護農業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風剛剛開始之初，根據廣大農民、農村幹部的強烈要求，黨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指示》重申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要求各地不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隊的勞動管理辦法和分配辦法，而要從實際出發，著重總結本地的經驗，採用民眾自己創造的、願意接受的、簡便易行的辦法；強調要注意農業的全面發展，不能把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和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的東西加以否定。《指示》發出後，各個省、區都召開專門會議，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研究、落實。
由於“左”的錯誤的長期影響，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同樣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6月間，在湖北省委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期間，在“當前農村中兩條路線鬥爭的主要傾向是什麼”的問題上，與會人員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較多的縣委書記認為，當前農村中雖有極左的流毒，但主要傾向是右，另一些縣委書記則認為極左思潮的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開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上，雖然著重討論了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問題，但會議通過的《紀要》對農村許多經濟政策採取了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的模稜兩可的態度，對農村中的極左思潮一概迴避。會上,當一地委副書記對本地區“左”的政策進行批判時，被昔陽縣委書記說成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報告”。平定縣委副書記等則表示：“我們是堅決跟著昔陽老大哥走。”
儘管存在著諸如此類的阻力，但在批判極左思潮逐漸成為批林整風主流這個大氣候下，1972年間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努力還是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如在1972年10月召開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擴大會議上，與會者普遍感到，由於批林整風的深入，特別是批判極左思潮，落實農村經濟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顯減少。年初會議上頂牛的平定縣委副書記等也表示回去要認真落實政策。會議肯定在自留地、豬飼料地等問題上要堅決按《六十條》辦，當時在山西省比較普遍的大隊核算除少數確實辦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復為生產隊核算。
1972年下半年間，江蘇、安徽、山東、江西等許多省都就落實農村經濟政策問題召開了各種會議。會議在諸如所有制、社隊規模、勞動管理、自留地、分配問題、多種經營問題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程度上不同地批判了極左思潮，糾正了一些“左”的錯誤。在農村批判極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條》等黨的農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實，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明顯提高，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在落實經濟政策的同時，幹部政策的落實也在展開。在“全面奪權”的狂潮中，大批各級領導幹部被打倒。雖然1968年下半年以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已開始進行，但由於林彪、江青集團的阻撓、破壞，以及極左思潮的干擾，這項工作一直困難重重，步履蹣跚。
此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批判極左思潮呼聲高漲的有利時機，大大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的過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後僅1個月，周恩來即指示公安部對監獄情況作一次全面調量，並嚴肅批評了看管人員中寧“左”勿右等錯誤認識。由於他的親自干預，使許多被監禁的老幹部受虐待的情況有所改善。與此同時，在毛澤東的過問下，周恩來還想方設法使一些老同志解除了囚禁；並得到了及時的治療和妥善安置。他還有意識地利用各種場合讓一些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公開露面，以擴大影響，推動全國各地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鑒於一些老同志因醫療條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來一方面要求衛生部儘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一面指示《人民日報》起草一篇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社論經他親自修改後於4月24日發表。這篇社論反覆引用毛澤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允許改正錯誤”，以及“對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等語錄，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鍊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擾，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社論發表之後，立即在全國引起廣泛的影響，大大推動了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許多省專門就此召開會議，研究討論落實社論精神。一些報刊發表文章，結合本地實際論述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由於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事件後，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重要崗位。這些幹部的復職，進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團的社會基礎，增強了黨內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健康力量，為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組織基礎。在著重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的同時，周恩來還不畏險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災區”里，展開了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政策的卓越鬥爭，使得這些領域裡一度出現了盎然的生機。
1972年7月2日，周恩來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時，認真聽取了楊對我國科學教育界的看法。他說，楊先生說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據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時，要求他要認真清理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辦好綜合大學的理科，並強調“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來，匯報他在北大傳達了總理的講話後，廣大教師心情激動，深感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同時，信中也反映了在許多教師中存在的思想顧慮：許多人覺得“搞科研工作反覆性很大，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來一次運動首先受衝擊的是基礎理論研究”，這使得“老、中、青教師普遍的思想情況是不願搞也怕搞基本理論研究”。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教育、科學界存在的一些普遍問題。
7月23日，周恩來就周培源的來信向國務院科教組和中科院負責人提出，要以該信為依據，將此問題“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談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再次強調了開展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寫信給張文裕和朱光亞，對二機部某所18位科學工作者來信中提到的發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議表示“很高興”。他提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本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隨後，周恩來即對北大、清華草擬的《關於在教學和科研中加強基礎理論的初步意見》進行批示，要求將此《意見》修改、討論、上報並儘快加以落實。
10月6日，根據周恩來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套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在學校中，基礎科學的教學工作一定要做好，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重視”。這封信擊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領域中鼓吹極左思潮的要害，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啟示。與此同時，批判極左思潮在中、國小教育中也得到了積極的回應。10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河北省懷來縣沙城中學的文章，提出中學教學應“以課堂教學和學習書本知識為主”。10月份發表的這兩篇文章，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教育、科技領域裡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反響。文章涉及的直接內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義卻在於一些重大的、敏感的問題上，對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提出了公開挑戰。
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政策的努力，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分了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燒起獻身事業、報效祖國的熱情。1972年下半年間，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種種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實了政策以後，精神振奮，積極從事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哲學家馮友蘭除進行教學活動外，還表示要在幾年內完成他們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經濟學家陳岱孫不顧腿傷，拄著拐棍上課。他一反自己十多年來不寫文章的“規矩”，自報《馬克思對古典派經濟學的批判、繼承和改造》和《列寧後期著作中關於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幾個問題》兩個研究項目。原東語系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後，精神振奮，表示：“誰對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找我。”他還開始著手編校《漢語印地語字典》和《烏爾都語漢語字典》。哲學系一級教授朱光潛在落實政策後，首先尋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譯的黑格爾美學手稿，開始繼續翻譯。他還就《共產黨宣言》、《歌達綱領批判》等譯文中的一些不妥之處，寫信給中央編譯局，提出自己的意見。
蘭州鐵道學院在“教育革命”中，由於“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等極左思潮的衝擊，一度出現了“政治時間要多少給多少，業務時間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組解散了，科學實驗處於停頓狀態，教師有的當了管理員，有的當了採購員。平時教師寧可閒著打撲克，也不敢鑽業務，教師業務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後，在批判極左思潮、落實政策的過程中，該院黨委充分信任和大膽使用教師，在教師中開展了制訂紅專規劃的工作。紅專規劃不僅對教師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業務方面要求編寫教材、改革教學方法、提高業務水平、開展科研活動、學習一兩門外語，等等。學院整頓和擴充實驗室，舉辦外語學習班，建立科學技術情報網，減少政治活動時間，定期到對口工廠(工地)參加生產實踐。經過整頓，該院出現了空前的鑽研業務的空氣，教師爭相報課題，搞實驗，外語學習班上座無虛席。
教育、科技領域裡批判極左思潮的深入，激發了廣大工人學習科學、掌握知識的熱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館電影廳舉辦第一次“科技講座”，介紹“可控矽套用技術國外發展狀況”。因領導有顧慮，決定少發票、少印講義，並囑咐主講人少講。通知發出後，很多廠礦企業要求多發票，許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幾百張票仍不夠發。講課那一天，天文館電影廳里人員爆滿但卻秩序井然，工人們都聚精會神地聽講，課間休息時，許多工人圍住主講人，熱情地提建議和要求，一些大廠礦還要求為他們開“包場”。由於聽講的人不斷增加，第二次題為“可控矽的主電路及觸發電路”的講座，改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並決定同樣內容的講座講兩次。講座那天，遠郊區許多工廠的工人利用公休跑來聽講。散會後，很多廠礦還要求繼續參加聽“科技講座”。科技局的幹部為工人迫切要求學習科技的熱情所鼓舞，準備從11月份開始增加農業科學技術講座。
1972年間，周恩來還親自指導了文化、衛生、體育等戰線肅清極左思潮的鬥爭。他反覆強調，要提倡為革命刻苦鑽研業務技術，提高質量，勇於攻關。針對文藝界萬馬齊喑，人人噤若寒蟬、個個謹小慎微的壓抑局面，他尖銳地指出：“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
在周恩來等人的支持和指導下，這些領域裡的幹部和民眾行動起來，迎來了1972年的轉機和復甦。繼1971年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之後，1972年初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全會要求在審查清理圖書的基礎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創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國古籍和介紹外國地理、歷史的書籍。4月25日，北京市新華書店各門市部開始發行《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在一段時間裡，王府井、前門、大柵欄等書店門市部出現了排長隊購書的景象。5月間，在慶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時，許多省市舉行了文藝創作節目匯報演出，文藝工作出現了劫後復甦的氣象。從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裡的醫院開始試行在黨支部領導下的科主任負責制。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舉行了全國田徑運動會，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運動會……批判極左思潮宛如春風化雨，給各行各業帶來了生機與活力，儘管它的時間十分短暫。
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在1972年下半年達到了高潮。這不僅表現在批判極左思潮所涉及的領域、範圍之廣，在實踐中的影響之大，而且也表現在批判的深刻與激烈程上。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來連續兩天在人民大會堂向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人員發表長篇講話，講話通篇貫穿“要批透極左思潮”這一鮮明主題。他說：“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極左思潮“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
“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周恩來的講話深刻闡述了極左思潮的表現、實質和危害，反覆強調了它仍然是當前破壞各項工作的首要危險，引導各條戰線繼續深入開展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
根據周恩來的一貫精神，《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1972年國慶社論《奪取新的勝利》，號召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下，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10月14日，根據周恩來關於極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報》以一個版面發表了三篇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龍巖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棗學習筆記》，紀眾言的《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棗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點體會》和李定的《一個陰謀家的醜史棗讀〈巴枯寧〉》。這些文章雖然難免帶有某些歷史局限性，但在當時卻以鮮明的立場、犀利的語言，尖銳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爛一切”、“民眾運動天然合理”等謬論。特別是文章告誡人們要警惕現存的極左思潮“重新表現”，實際上已把揭發、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江青集團。這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來在黨報上首次發表的集中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層意義在於它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提出了質疑和否定。正因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極左思潮
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各項政策、整頓各項工作的鬥爭，順應黨心民意，得到了廣大人民民眾的衷心擁護，並在不長的時間內使許多領域裡的工作出現了明顯的轉機和起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的這些努力，在許多方面已經超出了對極左思潮批判的範圍，實際上開始了對“左”的錯誤的清算，這是不妥協地反對極左思潮的必然結果。正因為如此，周恩來等人的努力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對。此事件後，在理論和實踐上與林彪集團都十分接近的江青集團，一度曾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如果說1972年上半年他們對周恩來等的工作還只是警覺和不滿的話，那么，在下半年，隨著深入發展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已經危及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們便全力展開了對周恩來等的反撲。
周培源的文章發表後，江青等人立即感覺到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義。在張、姚的指使下，《文匯報》連續發表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圍攻，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1972年10月《人民日報》發表的幾篇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青等人的痛處，他們決意下大力量剎住這個“1972年下半年出現的修正主義回潮”。姚文元看了龍巖等的文章後當即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想抬頭”，江青認定“這個版(指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第2版)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
10月至11月間，張春橋、姚文元等到上海活動，張在市委常委會上攻擊說，當前有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一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來什麼風，上海都要頂住”，這樣，在批林整風運動中，以龍巖等人文章的發表為標誌，在批極左與反對批極左的問題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與江青集團的矛盾、鬥爭，終於不可避免地尖銳化、公開化了。
11月28日，根據周恩來反對級左思潮的一貫思想，中聯部、外交部在關於召開外事工作會議寫給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中提出：擬召開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聯繫外事工作實際，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30日，周恩來對報告作出“擬同意”的批示。第二天，張春橋批示將報告送“總理再閱”，並批：“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
12月2日，江青在批語中進一步提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江青等人以其特有的語言，從反面準確地說出這場鬥爭的實質。
此事件後，毛澤東的認識發生了一些重要的積極變化。但是，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這種變化是相當有限的。隨著批判極左思潮的深入，特別是這種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來越多地觸及“左”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時，它也就超出了毛澤東所能接受的限度和範圍。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很同意”周恩來關於《人民日報》等單位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認為批極左不僅適合機關內部的實際情況，對報紙宣傳方面的情況也同樣適用。王若水在信中還反映了張春橋、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情況。
12月17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談到了對王若水來信的看法。他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呢。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澤東的結論成為“九芬蝗”事件後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的轉折點。自此之後，批判極左思潮的提法很快就從各種檔案、文章中消失了，批林整風運動的重點又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73年兩報一刊的元旦社論，把林彪一夥的實質概括為對內“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對外“反華反共反革命”，隻字不提批判極左思潮，提出要把批判的矛頭始終對準林彪，“牢牢掌握這個鬥爭大方向”。1973年《紅旗》雜誌第三期則更進一步地說：“如果只看表面現象(即林彪的極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會偏離鬥爭大方向”。這種明顯的變化立即引起了人們普遍的疑慮和不安。許多地方反映，“批林聯繫實際的問題又成了問題”，“不知應聯繫什麼實際”，“到底是反‘左’還是右”？基層紛紛要求省委明確態度，省委又因不摸底而含糊其辭。一些企業不敢再提勞動競賽，一些學校不敢再提“以學為主”，一些農村地區也不敢再公開提《六十條》、按勞分配、自留地等問題了。一些了解底細的省、市，則已經改弦易轍。1973年1月在北京市召開的批林整風座談會上，強調的是“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口批判極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民眾運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在2月初召開的遼寧省批林整風座談會上，認為從1972年9月以後，把批極左思潮、無政府主義當作林彪路線的實質來批，是“沒有抓住林彪反動路線的要害”。毛澤東的最後裁決雖然改變了批林整風運動的方向，但是，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因為它的正義性、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得到的越來越多的幹部和民眾的支持，使它仍然以巨大的慣性向前發展著。周恩來等人也在可能的條件下，頑強地繼續領導著這場艱難的鬥爭。
1973年上半年間，周恩來在一些重要場合，仍然多次尖銳地批判了極左思潮對經濟、外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嚴重干擾和破壞。在經濟方面，他指出，國民經濟現在根本沒有比例，計畫工作也“沒有王法”了，在外事工作方面，他指出，林彪、陳伯達、王、關、戚干擾破壞正確方針政策落實，引起專家對我們不滿、隔閡，不能與中國人交朋友，一定要批判這些錯誤，自我批評後，我們就主動，不要怕這樣做又要犯右的錯誤，等等。1973年3月8日，周恩來在邀請外國專家及其家屬參加國際勞動婦女節紀念會上，嚴厲批判了林彪、陳伯達、王力等對外交工作的干擾和破壞，對遭到錯誤批判和被迫離開我國的外國專家表示歉意。他的講話使在場的外國專家深為感動。
在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方面，周恩來仍然繼續進行著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提出譚震林“是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的意見，同日，他還向毛澤東提出讓王稼祥“做外事調研工作”的意見，得到毛的同意。他還提出，對已經解放的老幹部，應讓他們參加領導班子，以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提出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問題，得到毛澤東的同意。3月10日，黨中央發出檔案，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同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抓緊解放幹部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具體提出了一個300多人的名單後，他又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逐一研究、通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大批老幹部的復出、任職，是周恩來在困境中繼續批判極左、落實政策的重要成果，對於黨內健康力量的發展，反對江青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具有重大的意義。
但是由於毛澤東已經公開否定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方向，江青集團有恃無恐，瘋狂反撲，周恩來雖然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勉力苦撐，但已經是越來越力不從心了。江青等人的反撲，仍然是把教育、文化、科技等領域作為突破口。5月21日，國務院科教組就科教領域裡批林整風的形勢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報告。報告中說，半年多來，在科教戰線圍繞著林彪路線的實質是“左”還是右，當前的形勢是好還是壞，知識分子是改造過頭還是要繼續改造這三個基本問題上開展了一場大辯論。
科教領域民眾對批林整風問題，有以下看法和情緒：認為林彪路線是極左路線，“文化大革命”和科教戰線的鬥批改搞過了頭，現在要反“左”糾偏；認為“放著極左不批，而去批右，就會愈批越‘左’”；認為現在教育質量低，“工農兵學員不像大學生”，教育革命是“亂、糟、低”；對《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的“兩個估計”有牴觸，認為《紀要》是壓在知識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極左路線的產物，等等。
報告把這些正確意見統統說成是“認識模糊”、“思想混亂”，甚至污衊為“攻擊”。報告提出要“繼續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進一步認清當前大好形勢，繼續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改造”。
毛澤東聽信了江青、張春橋等人關於所謂“右傾回潮”的匯報，並把它與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因而對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越來越難以容忍。7月4日，毛澤東在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問題外，還尖銳地批判了外交部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實際上曲折而又嚴厲地批評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來。
7月19日，《遼寧日報》按照中共遼寧省書記毛遠新的指令，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發表了張鐵生的一封信。張鐵生的信適合了江青等人反擊“批判極左思潮”的迫切需要，因而得到了他們的高度重視。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和《遼寧日報》的編者按，並加了自己的編者按。隨後，各地報紙紛紛加以轉載，《文匯報》等以張信為由頭，發表文章、評論，指責高校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對教育革命的反動”，等等。7月28日，江青、張春橋等又在審查影片《園丁之歌》時發難，指責它是“反攻倒算”。1973年底，為了否定批判極左思潮給教育領域帶來的積極變化，並以此為突破口，全面反擊“右傾回潮”，在黨的十大上勢力得到加強的江青一夥，又指使遲群等在清華大學校搞了“三個月運動”，反擊“教育界出現的一股翻案風”。
從1974年初起，在“反回潮”運動的基礎上，經毛澤東批准，江青集團發起了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對周恩來進行露骨的誣衊、中傷，對1972年整頓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進行全面否定。周恩來領導的持續近兩年之久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被迫中斷。
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動，批林整風運動隨之不了了之。批林批孔運動已經失去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實質性內容，只不過是打著批判林彪的旗號，全盤否定周恩來等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政策的努力，從全局上維護和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它很快就導致了無政府主義的抬頭，生產、工作秩序的混亂和生產的再次下降。“四人幫”倒行逆施在人民民眾中造成的不滿和覺悟，周恩來1972年批判極左思潮所留下的深遠影響，成為鄧小平1975年全面整頓的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