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9日下午，禮泉縣文物旅遊局接到駿馬鄉舊縣村解家一村民電話，報稱自己在村南200餘米的麥田取土時，於地表以下1米處發現一塊刻字碑。聞訊後，禮泉縣文物旅遊局副局長劉泉與李擁軍帶領文物稽查大隊成員一同前往出土地點，與村民一起及時將碑石清理出來，並於當晚移交昭陵博物館保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儒學文物記”碑
- 出土地點：禮泉縣駿馬鄉舊縣村
- 館藏地點：禮泉縣文物旅遊局
- 所屬年代：元代
2013年4月29日下午，禮泉縣文物旅遊局接到駿馬鄉舊縣村解家一村民電話，報稱自己在村南200餘米的麥田取土時，於地表以下1米處發現一塊刻字碑。聞訊後，禮泉縣文物旅遊局副局長劉權與李擁軍帶領文物稽查大隊成員一同前往出土地點，與村民一起及時將碑石清理出來，並於當晚移交昭陵博物館保管。
經初步考證，該碑為元代至正十三年（1353）所立的《醴泉縣儒學文物記》碑上半截，距今已有660年的歷史。碑殘高130厘米，碑首最寬處81厘米，碑身上窄下寬，最寬處75厘米，厚24厘米。碑首為六螭下垂造型，螭身鱗甲平淺細密（唐代則稜角分明鱗甲大而凸起），並伴有厚重的水銹，說明豎立不久就被毀壞，且埋入地下時間較長，以致各種版本的《禮泉縣誌》均未有記載或收錄。
該碑正、背兩面均有刻字。
正面：碑額篆刻8字，豎刻兩行“醴泉縣儒/學文物記”；碑文正書，共20行，最多一行殘留17字，內容提及“……爵七坫七豆七簠七簋如簠之數凡六十……子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共五十冊”。末行為“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
背面：碑額正書豎刻“碑陰”2字，碑身用細線刻出邊欄，下邊線僅殘留5厘米，以此左右延伸可推測碑陰文字殘缺出每行僅缺1—2字。邊欄上下高63.7厘米，左右寬66厘米，內刻文字可分左、中、右三部分。右半部分約占1/3強的位置，正書小楷11行，字徑1.5~2厘米，留字最多的一行25字。
首行頂格刻：皇帝聖旨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來申俻（備）醴泉縣申準本縣尹馬□□。
內容提及“……俸鑄到古銅祭器凡六十三件計銅一百七十四斤又九……一部計五十冊全本”。
中部偏左為字徑3~3.6厘米的正書“右劄（扎）付奉元路總管府準此”11字；左半部分約占1/3弱的位置，以九疊篆印為中心分三部分，在印章右側中心部刻有四大一小5字正書“祭器等事印”，“印”字在左下方，字徑0.8~1厘米，“事”字上下2厘米、左右1厘米；印章左側下方正書“奉元路文卷一宗學官收掌（以下殘缺）”，其印文尚未辨識。舊縣村，位於今禮泉縣城東30里的駿馬鄉。《禮泉縣誌》記載：宋、金、元縣城遺址在今駿馬鄉舊縣村。《長安志?雜制》云：“開寶九年（976）詔建唐太宗廟，去醴泉縣（古城）三百二十步，縣令主薄勾當灑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舊縣村南城村西南處尚存一段宋元城牆基，牆殘高2米，厚月8.7米，殘長80米，謂之“走馬城”。今舊縣村的解家（村）舊稱“東關”，寧家（村）舊稱“西關”。今寧家南門外，原東西對豎有宋游師雄“昭陵六駿”，“唐太宗昭陵圖”碑各一通。廟的位置和史料記載是吻合的，證明寧家（村）即宋代唐太宗廟舊址。1975年昭陵博物館建“昭陵碑林”時，在此地將宋代所立《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其碑陰刻《唐太宗昭陵圖》）、《昭陵六駿》碑移至東碑石陳列室展出（另有，金代所立《重修唐太宗廟碑》同時移入昭陵博物館收藏）。這三件碑石與唐太宗廟、昭陵及昭陵六駿有關，且均在舊縣城“西關”所在的寧家，而新出土的“醴泉縣儒學文物記”碑不僅晚於宋碑300餘年，而且位於舊縣城“東關”今解家所在地村南，與民國《續修禮泉縣誌稿》卷之九第345頁，學校：儒學“宋在舊縣治東南。皇祐（1049~1054）間，殿中丞薛周建。明洪武四年（1371），移今縣治東”相吻合。進一步證實舊縣城為“宋、金、元醴泉縣城”所在地。
今禮泉縣城是在原明、清縣城基礎上擴建而成，地處陝西省關中平原偏西地區，東南距鹹陽29公里，距西安60公里。縣名也是於1964年9月9日，經國務院批准，改“醴泉縣”更名為“禮泉縣”。
西周到隋、唐長達二千餘年的時間裡，這裡幾度被劃為京畿之地，或行政直轄管區。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221）建縣。夏屬雍州，周稱焦獲，秦叫谷口縣（一作瓠口），西漢置谷口邑，屬左馮翊管轄，後改為谷喙縣，東漢併入池陽，南北朝時改稱寧夷縣。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因境內有泉，味甘如泉，且旁有醴泉宮，故更名為醴泉縣。 該碑的出土為宋、金、元時期醴泉縣城的範圍、規模、沿革、變遷提供了新的線索和實物證據，也是目前禮泉縣境內發現的最早的與儒學有關的石質“文物清單”——書籍、祭器清單，而《禮泉縣誌》中文廟、唐太宗廟列舉有祭器名稱、數目，未有書籍名稱及數目，此次發現填補了書籍文獻一項記錄缺失的空白，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經初步考證，該碑為元代至正十三年（1353）所立的《醴泉縣儒學文物記》碑上半截，距今已有660年的歷史。碑殘高130厘米，碑首最寬處81厘米，碑身上窄下寬，最寬處75厘米，厚24厘米。碑首為六螭下垂造型，螭身鱗甲平淺細密（唐代則稜角分明鱗甲大而凸起），並伴有厚重的水銹，說明豎立不久就被毀壞，且埋入地下時間較長，以致各種版本的《禮泉縣誌》均未有記載或收錄。
該碑正、背兩面均有刻字。
正面：碑額篆刻8字，豎刻兩行“醴泉縣儒/學文物記”；碑文正書，共20行，最多一行殘留17字，內容提及“……爵七坫七豆七簠七簋如簠之數凡六十……子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共五十冊”。末行為“至正十三年癸巳五月……”
背面：碑額正書豎刻“碑陰”2字，碑身用細線刻出邊欄，下邊線僅殘留5厘米，以此左右延伸可推測碑陰文字殘缺出每行僅缺1—2字。邊欄上下高63.7厘米，左右寬66厘米，內刻文字可分左、中、右三部分。右半部分約占1/3強的位置，正書小楷11行，字徑1.5~2厘米，留字最多的一行25字。
首行頂格刻：皇帝聖旨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來申俻（備）醴泉縣申準本縣尹馬□□。
內容提及“……俸鑄到古銅祭器凡六十三件計銅一百七十四斤又九……一部計五十冊全本”。
中部偏左為字徑3~3.6厘米的正書“右劄（扎）付奉元路總管府準此”11字；左半部分約占1/3弱的位置，以九疊篆印為中心分三部分，在印章右側中心部刻有四大一小5字正書“祭器等事印”，“印”字在左下方，字徑0.8~1厘米，“事”字上下2厘米、左右1厘米；印章左側下方正書“奉元路文卷一宗學官收掌（以下殘缺）”，其印文尚未辨識。舊縣村，位於今禮泉縣城東30里的駿馬鄉。《禮泉縣誌》記載：宋、金、元縣城遺址在今駿馬鄉舊縣村。《長安志?雜制》云：“開寶九年（976）詔建唐太宗廟，去醴泉縣（古城）三百二十步，縣令主薄勾當灑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舊縣村南城村西南處尚存一段宋元城牆基，牆殘高2米，厚月8.7米，殘長80米，謂之“走馬城”。今舊縣村的解家（村）舊稱“東關”，寧家（村）舊稱“西關”。今寧家南門外，原東西對豎有宋游師雄“昭陵六駿”，“唐太宗昭陵圖”碑各一通。廟的位置和史料記載是吻合的，證明寧家（村）即宋代唐太宗廟舊址。1975年昭陵博物館建“昭陵碑林”時，在此地將宋代所立《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其碑陰刻《唐太宗昭陵圖》）、《昭陵六駿》碑移至東碑石陳列室展出（另有，金代所立《重修唐太宗廟碑》同時移入昭陵博物館收藏）。這三件碑石與唐太宗廟、昭陵及昭陵六駿有關，且均在舊縣城“西關”所在的寧家，而新出土的“醴泉縣儒學文物記”碑不僅晚於宋碑300餘年，而且位於舊縣城“東關”今解家所在地村南，與民國《續修禮泉縣誌稿》卷之九第345頁，學校：儒學“宋在舊縣治東南。皇祐（1049~1054）間，殿中丞薛周建。明洪武四年（1371），移今縣治東”相吻合。進一步證實舊縣城為“宋、金、元醴泉縣城”所在地。
今禮泉縣城是在原明、清縣城基礎上擴建而成，地處陝西省關中平原偏西地區，東南距鹹陽29公里，距西安60公里。縣名也是於1964年9月9日，經國務院批准，改“醴泉縣”更名為“禮泉縣”。
西周到隋、唐長達二千餘年的時間裡，這裡幾度被劃為京畿之地，或行政直轄管區。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221）建縣。夏屬雍州，周稱焦獲，秦叫谷口縣（一作瓠口），西漢置谷口邑，屬左馮翊管轄，後改為谷喙縣，東漢併入池陽，南北朝時改稱寧夷縣。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因境內有泉，味甘如泉，且旁有醴泉宮，故更名為醴泉縣。 該碑的出土為宋、金、元時期醴泉縣城的範圍、規模、沿革、變遷提供了新的線索和實物證據，也是目前禮泉縣境內發現的最早的與儒學有關的石質“文物清單”——書籍、祭器清單，而《禮泉縣誌》中文廟、唐太宗廟列舉有祭器名稱、數目，未有書籍名稱及數目，此次發現填補了書籍文獻一項記錄缺失的空白，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