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研究項目是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 (Kofi Annan) 和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署長馬克·馬洛赫·布朗 (Mark Malloch Brown) 發起的支持千年發展目標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的一項措施，目的是推薦實現 MDGs 的最好戰略。該項目通過調動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的學者網路，通過與聯合國系統內專家的協作，開闢新的研究，提出新想法。在三年的期限（2002.6-2005.6）內，千年項目將致力於設計一套可以使所有開發中國家滿足 MDGs 、並在2015年前大幅度改進人類條件的計畫措施。這個計畫是雄心勃勃的，同時是也必要的和可以實現的。
基本介紹
- 外文名：TF10
- 報告內容1：發展的挑戰
- 報告內容2：發展的趨勢
- 報告內容3：科學技術創新
- 報告內容4：全球行動的框架
概述,工作內容,背景報告,報告內容,行動框架,啟示,
概述
千年項目研究集中在查明各國實現 MDGs 的優先事項、實施的組織手段和必要的籌集資金的組織等方面的內容。該項目以主題導向為主設立了10個研究組（Task Force 10，簡稱TF10），開展主要的研究工作。這10個研究組是：（1）貧窮和經濟發展研究組；（2）飢餓研究組；（3）教育和性別平等研究組；（4）兒童和產婦健康研究組；（5）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結核以及得到基本藥物研究組；（6）環境的可持續性研究組；（7）水和衛生設施研究組；（8）改進貧民區居民生活研究組；（9）以開發規則為基礎的貿易體系研究組；（10）科學技術和創新研究組。每個研究組由來自學術界、公共和私有部門、民間團體以及聯合國各機構的代表組成，大部分代表來自聯合國機構之外。每個研究組由15-20名成員組成，他們都是本領域的全球帶頭人，是根據他們的技術專業技能和實踐經驗挑選的。
千年項目由秘書長 MDGs 問題特別顧問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的領導，項目本身有兩個主要的顧問組：一個是聯合國專家組（UN Expert Group），由聯合國各機構資深的代表組成，其作用是確保千年項目的10個研究組能夠得到和充分利用 UN 系統的知識、經驗和能力；另一個是國際顧問團（International Advisory Panel），聚集全球相關領域的知名專家，為千年計畫提供獨立的諮詢。作為聯合國的顧問團，千年項目直接向聯合國秘書長和 UNDP 署長報告結果。
自2002年下半年，各研究組開始開展研究工作，到2003年上半年相繼完成了各個主題的背景報告以及其他相關的一些研究。千年項目的研究工作對2003年7月8日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千年發展目標——根除人類貧困的國家間協約》做出了貢獻。按計畫，千年項目將於2004年中期向聯合國秘書長和 UNDP 署長提交中期報告，2005年6月30日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最終的建議。
為了使公共積極參與千年發展目標的討論，千年項目定期在網上公布研究結果。
工作內容
科學技術和創新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組是千年項目的第10個研究組（簡稱TF10），專門設立TF10的目的是為其他9個以主題為基礎的研究組提供全面的支持。因為科學技術和創新是實現每一個MDG的支柱，很難構想討論健康與環境問題離開了STI政策會有什麼收益；同樣，精心設計的STI政策，會給教育、性別平等（常常與教育或健康關心有關）或提高生活條件帶來巨大收益。實現MDGs需要創造可以促進科學技術套用於每一個目標的政策和制度。
TF10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增強科學技術，並用於幫助所有的國家實現MDGs。其工作的指導思想是：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發展的行動框架對於實現大多數MDGs是必需的。其任務是提出科學技術如何幫助實現每一個 MDG的戰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戰略不是代替其他的途徑，而是用於與科學技術高度相關的地方，與其他方法形成互補。例如，通過促進經濟發展解決貧困和飢餓問題。
TF10由來自美國、英國、中國、蘇格蘭、澳大利亞、烏拉圭等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以及來自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署、聯合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大會和世界工程組織聯盟的18名專家組成。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胡啟恆研究員應邀成為TF10的正式成員。本文作者作為項目外部的國內諮詢專家，參加了TF10部分工作的非正式交流與討論。
在大半年的工作中，TF10開展了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完成了背景報告；（2）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生物倫理學聯合中心合作，開展關於利用基因信息學和生物技術為MDGs服務的研究；（3）與UNDP的信息通訊技術（ICT）研究組深入討論ICT在促進實現MDGs中的作用。其中，TF10的背景報告《科學、技術和創新：實施MDGs的挑戰和機會》，初步提出了利用科學技術創新來實現MDGs的全球行動框架，在此具體介紹一下這篇報告的基本思想和內容。
背景報告
報告內容
整個背景報告分為四個部分：（1）發展的挑戰；（2）發展的趨勢；（3）科學技術創新；（4）全球行動的框架。
報告在第一部分首先指明了STI與MDGs聯繫的現今環境。報告開頭指出，20世紀下半葉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成功追趕已開發國家的歷史表明, 制度設計和社會文化因素促進了本國技術能力的提高，典型的例子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除了採取一些諸如投資科學技術和促進教育等熟知的成功做法外，有的國家或地區還採取一些特別的措施，如韓國採取了一些進口保護措施來增強本國的工業技術實力，印度的化學和製藥工業實力壯大的部分原因是採取了專利策略。但是，現在全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過去的時期相比，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徵是：（1）經濟全球化，形成了全球生產的網路；（2）地緣政治發生了變化，一些國家更容易得到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相當大的發展援助；（3） 智慧財產權制度發生了變化；（4） 新的革命性技術（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發展正給社會的各行各業帶來新的壓力和機會。今天，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將面臨著其先行者沒有的限制，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時代的挑戰，開發中國家應該從以往爭論不休的“好的治理/壞的治理”（Good Governance/Poor Governance）中跳出來，放寬視野。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對於發展是必需的，但是，今天開發中國家要應對挑戰，僅僅靠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是不夠的，必須還要依靠創新。創新政策——包括科學技術議題以及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領域系統的學習的制度化（system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rning)——是經濟發展或重建計畫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要從更寬廣的視野看待科學技術的作用：（1）科學技術是經濟成長的一個源泉。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於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越來越重要的情況下，其科學技術基礎的鞏固支撐作用是無可替代的；（2）科學技術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3）科學技術政策（如果很好地構建），能直接解決農業、社會服務、水和衛生設施等基礎設施中緊迫的需求；（4）科學技術是國家發展的一個槓桿，有助於促進國家的國際合作和抓住新的市場機會。
接著，報告評論了主要的發展趨勢，論述技術進步是經濟生產力的源泉。首先明顯的趨勢是區域間存在著差異。在MDGs內，存在著一些緊迫的區域問題，如在許多非洲和南亞國家，愛滋病毒/愛滋病、結核病十分流行。而在大多數熱帶地區，瘧疾仍然是嚴重威脅著人的高死亡率的疾病，而這些地區又是十分貧窮、衛生設施十分差的地區。解決這樣一些區域難題，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對於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困難在於一些難題是纏繞在一起的（例如一些非洲國家愛滋病是和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機會聯在一起的），生存與發展並舉，多個目標並存——政策改革和制度創建存在著相互關聯性。必須對內生能力有意識地進行投資， 大力促進私有企業的發展以及相應的金融、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投資人的健康和健康的基礎設施。針對多年來對技術轉移的一些錯誤認識，報告指出，技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是一個知識體系，實際物質形態的技術和儀器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技術深深依賴於學習模式、對新技術的適應和教育系統。因此，技術轉移不是無成本的，技術轉移集中在高新尖端是錯誤的。而對於市場力量流行於全球的趨勢，報告提醒人們，市場機制儘管在許多情況下是一種有效的機制，但是市場有著內在的失效之處，例如對於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單靠市場機制不能解決所有的發展問題，最簡單有力的例子是瘧疾疫苗市場的極端不發達，因為需求疫苗的大都是窮人，不可能很快吸引時刻瞄準著高額利潤的公司來投資。解決發展國家的發展問題需要考慮非市場的制度安排和模式。
在第三部分——科學技術和創新中，報告闡述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思想：經濟的轉變是與包括技術進步和相應的制度創新之間相互作用的社會學習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報告立足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技術經濟史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指出，從歷史上看，西方工業化世界的興起來源於各個層面的創新：制度、技術、貿易，組織和自然資源的利用等。正是在創新的過程中，適合創新的制度得到加強。同樣，在晚近的東亞成功的故事中，經濟騰飛促進了社會進步和政治民主化發展，例如韓國的情況。近年來關於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為深入認識創新提供了一個框架。創新在國家或區域層面上表現為一個系統行為。含義之一是，不同行為者（政府、私人部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明確定位。對於開發中國家的難題是私人部門能力薄弱，而大學則負擔太重，既要履行教育和知識獲取的一般使命，又要為地方服務，甚至只是為政府或私人部門的服務功能做開路先鋒，或從事套用研究；含義之二是，不同行為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 。西方已開發國家以及東亞成功的經驗表明，創新過程的制度、技術和組織因素是結合在一起的，不同行為者以及不同組織之間存在著有效的互動。
對於開發中國家來說，轉變政府的行為和增強企業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政府應該作為學習的促進者：（1）科學技術政策不僅是在供給方面的政策，而且應該包含需求政策，因此，科技政策和工業政策等就有著交叉部分。創新過程的每一階段必須包含各種供給和需求因素的結合。這樣，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就成為工業、農業和服務業政策的核心，並創造市場和非市場機構之間清晰的聯繫；（2）政府在創造知識的流動上應發揮重要的作用，即促進國外技術的轉移、擴散與國內研發之間知識流的整合。政府作為學習促進者的實質是，政府在它的所有政策中的作用必須是通過加強其他學習機構（學校、大學、政府研究組織、公司）的學習能力來提高學習。第二，企業是學習的中心場所，這是因為企業是技術進步（及相關聯的技巧和態度）的源泉、用戶和擴散者；（2）企業是正式R&D活動的驅動者；（3）企業的技術模仿不是直線的複製，也包含著“創新”；（4）企業發展帶動了一些重要的制度變化，特別是金融和法律。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是技術匯聚，重要的突破和進展常常出現在學科交叉和整體的研究途徑上。因此，應該積極促進跨組織、跨邊界的信息交流和流動，促進跨部門之間的相互學習。
行動框架
基於以上分析，報告提出了利用科學技術和創新實現MDGs的全球行動框架，包括五個部分：（1）改善政策環境；（2）建造人的能力；（3）促進企業活動；（4）投資研究與發展；（5）向前看（looking ahead）。
改善政策環境是利用科學技術和創新實現MDGs的全球行動框架的首要措施。這是因為，政府在創造適合套用科學技術於發展的環境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更具體地說，政府的科技政策對於經濟轉變起著關鍵的作用。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來說，需要政策調整的一個關鍵領域是政府接受相關科學技術議題諮詢的方式。科學技術諮詢需要能通向並抵達決策者。 首要的、必需的一步是提供為諮詢服務的制度框架，並承諾支持這樣的框架。最成功的科學諮詢制度體系是高層領導人（總統或總理）的科學顧問辦公室以及國家科學和工程院。報告指出，國家科學和工程院是最成功的科學諮詢機制，如歷史上著名的英國皇家學院，當今的中國科學院和馬來西亞科學院等。
人力資本是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基。建造人的能力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包括為了經濟發展提高國家人力的整體素質。東亞成功的經驗表明，普及基礎教育是基本而有效的措施。相比之下，落後的拉美國家和南亞國家只有15%-30%入學率。取得高度經濟成長的開發中國家都對教育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如突尼西亞把30%的預算用在了教育上。雖然MDGs努力在於普及初級教育，但是在第二級（中學）和第三級（大學）教育水平上的科學教育對於創新社會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因此，開發中國家應該在高水平的教育上重視科學教育。
促進企業活動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對於開發中國家十分重要。這包括充分利用從稅收規則和市場工具到消費政策的各種激勵措施，尤其要注重對中小企業扶持和幫助。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開發中國家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從已變得實用、多變的FDI中獲取技術。促進企業活動還包括保護智慧財產權、工業擴展服務 、政府購買和資本市場等相關方面的因素。報告指出，目前WTO的議程由貿易體系占據著，對於發展的考慮是零碎的。與國際規則接軌對開發中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壓力，而WTO儘管已有意向把貿易與發展問題結合考慮，但將會很困難。
投資研究與發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本國的科學技術能力。開發中國家科技發展普遍存在的難題是：（1） 導向問題: 以國際前沿發展為導向，可以獲得在國際出版物上發表論文的收穫，但是，可能會與國內發展問題相脫節。但是，若是集中在本國的發展問題，又可能會有脫離國際主流科學期刊和學術界的風險；（2） (企業)需求不明確，:缺乏對價值增值和更複雜的技術活動的需求；（3) 研究所和實驗室與企業隔絕。報告指出，開發中國家一條重要的發展途徑是促進產學研各種形式的結合。成功的例子有澳大利亞合作中心(CRCs) ，中國的Spin-off（聯想,長城）。對於開發中國家普遍存在的投資不足問題，報告提出應該積極開闢國際合作渠道。
最後，要向前看。一是要聚焦，通過目前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Foresight方法確定國家未來一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二要放寬視野，把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在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吸取公眾參與決策。
啟示
千年項目是一項動員全球知識資源開展的網路式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在當前世界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下，利用科學技術帶來的機會、迎接科學技術帶來的挑戰，迫切需要世界各國的充分交流與合作。國際交流與合作不僅對於解決發展教育、消除貧困、預防疾病等世界性發展難題上繼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於解決新的、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如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倫理、智慧財產權和水資源利用等），也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大舞台中，中國科學界和科技政策界應該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不僅要積極了解和回響國際科學界的思想與聲音，而且要積極向世界其他國家介紹中國的成功經驗，宣傳中國的發展思路，為中國在推動世界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做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參加TF10研究工作，為中國科技政策界與國際科技政策界的交流與合作開闢了一條新的渠道。通過這一渠道，我們不僅可以向國際科技政策界和學術界宣傳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可以開拓我們的視野，為研究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提供更廣闊的思路。同時，這又是一個學習過程，在這個積極參與過程中，我們可以不斷積累經驗，認識到我們的優勢和不足，為更好地利用這樣的渠道，促進國際交流提供借鑑。
中國參加TF10的工作，也促進了國內科技政策界的交流。在胡啟恆院士的領導下，圍繞著科學技術創新與發展問題，國內初步了形成TF10的外部專家網路，包括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國家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科協等單位的有關專家，並對有關問題展開了討論和交流。同時，TF10的工作通過清華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所“科技社會學和科技政策”沙龍這樣的講壇介紹給高校師生，引起一些師生的濃厚興趣。TF10的工作，開闊了中國科技政策研究的視野，為我們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機會，同時也為我們與國際科技政策界的交流和對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渠道。參與討論的專家和學者普遍認為，需要在改進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提高國際交流的質量，促進國內的研究工作：
1.積極開闢與國際科技政策界的交流渠道。目前制約我們工作的因素之一是交流渠道不暢。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量的國內相關研究工作大都是以中文發表的，且散見各處，不用說外國專家很難獲取中國研究工作的全面信息，我們也不易把最好的研究收集起來與國際交流。因此，應該開闢多種途徑，積極與國家交流，比如通過建立網站、出版英文專刊、研討會議文集等形式匯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2. 加強薄弱環節的研究。中國科技政策研究與國際科技政策關注點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影響到交流的質量。例如，國家科技政策界普遍注重對科技政策的決策與諮詢的研究，而中國學者對此研究甚少。像科技諮詢問題，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中國科協等實際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研究者對此的相應研究工作很少，這就影響到國際上對中國的了解。而有的國家，實際上並沒有做很多工作，但是因為有相關的研究文章，因此，很快會引起國際學者的注意並引用。
3.加強重點的研究工作。只有依靠紮實、有深度的研究工作，才能在國際交流中提出重要的議題和思想。例如，與TF10合作的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遺傳信息學和生物技術方面研究，是以該校生物倫理學聯合中心套用倫理學和生物技術組的一項研究工作為基礎，這項研究是在2002年4月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基因信息學與世界健康》（Genomics and World Health）的促動下開展的一項研究。該項研究採用Foresight方法提出了對提高開發中國家人民健康水平有益的10項生物技術。以這項工作為基礎，該研究組的工作進一步與TF10的框架整合起來，為TF10的工作做出實質性的貢獻。與國際上相比，中國科技政策研究缺乏有深度、有影響的工作，因此對中國在TF10提出和闡述新的議題缺乏強有力的支持。這方面的工作急需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