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尖酸刻薄、渾身怪癖的文豪詹森帶來如此聲譽的,便是那本耗時8年(1747-1755)以一人之力完成的《英文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English Language)—“對英文這浩瀚無邊的語言而言,是破天荒的整理工作”(要知道,法國人請了40位頂尖學者花了40多年時間才炮製出一本《法文字典》)。此外,後生文人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與詹森相交21年,寫出了《詹森傳》(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這本傳記被譽為西洋傳記文學史上與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並列的瑰寶,也是逸事文學的濫觴。在《英文字典》中,詹森展示了自己博聞強記、妙語連珠的一面,又毫不拘謹,常常在詞條的解釋中開些玩笑,比如:“恩俸(Pension):付給與某人能力不相稱的津貼,在英國,通常指付給政府中有賣國行為者的費用。”“燕麥(Oats):一種穀類,在英格蘭餵馬,在蘇格蘭餵人。”“詞典編纂者(Lexicographer):著字典的人,一個對人無害的苦哈哈者。”“國稅(Excise):一種人人恨之入骨的貨物稅,按抽稅者的興致任意調整。”包斯威爾在《詹森傳》中說,國稅局的官員們被詹森尖酸刻薄的句子氣得火冒三丈,他們和大法官商議,希望能採取合法的制裁行動。
Patriotism having become one of our topicks, Johnson suddenly uttered, in a strong determined tone, an apophthegm, at which many will start: '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But let it be considered, that he did not mean a real and generous love of our country, but that pretended patriotism which so many, in all ages and countries, have made a cloak for self-interest.
[He] was at all times indignant against that false patriotism, that pretended love of freedom, that unruly restlessness,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stable authority of any good govern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upon the consideration of what will most frequently tend to the good of the whole, although now and then exceptions may occur. Thus it is better in general that a nation should have a supreme legislative power, although it may at times be abused.
詹森這樣的大文豪當然是不屑於理會一個寫色情詩、欠債不還的流氓政客。促使他動筆攻擊威爾克斯的是後者的政治策略。“愛國主義不一定要反叛。”詹森寫道,“一個人可能厭惡國王,但依舊愛國。”威爾克斯是一位某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他坐牢的短暫期間,支持者們為他聲援的口號是“無人權,不護王!”(No Liberty, No King.)威爾克斯認為,不僅英國本土的人民應該擁有人權,美洲殖民地的子民也應該擁有人權。當他們希望獨立的時候,英國就應當賦予他們自主權。詹森這位“威權主義者”對此無法容忍。七年戰爭硝煙剛散,英國好不容易在印度和被美洲大陸趕走了競爭對手法國(詹森極度鄙視法國,他曾說自己在法國旅居的日子唯一的收穫是讓他“更加愛國”),現在,怎能容忍搶來的殖民地拱手放任獨立:?《論愛國者》寫於1774年,兩年後,《獨立宣言》正式點燃了美洲殖民地人民脫離英國統治的鬥爭。
在詹森300年冥誕之際,世界各地的詹森協會都組織了慶祝活動,新作更是層出不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彼得·馬丁(Peter Martin)的新傳記,相比包斯威爾對詹森的無條件崇拜和極帶感情的描述,馬丁喜歡詹森,也同樣喜歡關於詹森的事實。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從太多的健筆下剝去神話的外衣,找到那個更接近真實的詹森。然而真實的詹森早在300年間不斷流傳和轉述的逸事中變得面目模糊,公眾讀他生平八卦的興致要比讀他的作品高得多。每50年,人們對詹森的認識都會發生變化,每個時代都能在詹森身上找到資源,而詹森研究,只是不停地與之前的研究進行或補充或商榷的對話罷了。 300年後的今天,詹森的價值,也許正體現在他的多元性上。以前人們對詹森的評價側重過他作為字典編纂家的一面,側重過他作為沙龍組織者的一面,側重過他對公共空間和對話的貢獻,側重過他出身貧賤不畏權貴的高尚氣節,而今年問世的一批研究新作,似乎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到了詹森作為文章家的一面。且不說《詩人列傳》證明詹森是一位“作家中的作家”,他將個體的創造力從文人倚賴他人而過活的泥沼中拯救出來,使得文學作品能夠經受住最嚴苛的挑剔;單單挑出那篇致切斯菲爾德伯爵書》—《英文字典》本是題獻給切斯菲爾德伯爵(Earl of Chesterfield)的,這位伯爵在詹森辛苦工作的8年中沒有表示任何好意或是幫助,而等到字典一問世,他卻立刻寫了兩篇吹捧文章,企圖沾光—便足以讓詹森流芳百世。那位假意施恩而遭他羞辱的伯爵,非但沒有勃然大怒,而是將這封書信放在案頭,一有機會就拿給客人看,說“這人下筆有如神助”,還會指著最刻薄的句子說,“你看他真有雷霆萬鈞之勢”。
不得不承認,詹森生平對於任何一位傳記作家來說都是挑戰。他長壽,活到75歲,然而他的生平記載卻極不均衡。包斯威爾直到詹森50多歲才真正與他結識,所以對他早年的描述全靠道聽途說和收集零碎的材料。關於詹森的一切,我們還有許多疑問需要解決。但能夠肯定的是,這位英國文學全盛時期最特立獨行的批評家,托拜厄斯·G·斯摩萊特(Tobias G. Smollett)所稱的“文章大汗”(the Great Cham),還沒打算入土為安。包斯威爾不忍心描述縱橫文壇沙場的大汗最後那段淌血帶膿、藥液橫流的不堪景象,而現代人能夠更為理智地加以探索和復原。不過在這些背後,我們聽到的是更為持久的回音,那便是塞繆爾·詹森對生命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