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Hemel是一對年輕的荷蘭建築師夫婦——馬克·海默爾（Mark Hemel）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庫伊特（Barbara Kuit），有一個總人數不會超過10人的事務所，幾乎還沒有什麼在海外建造的經驗，在參與競標一座電視觀光塔之後，他們的設計最終成為這個總投資超過20億元人民幣項目的實施方案。
人物歷史,總結,
人物歷史
在荷蘭建築師群體中，這會是一個鼓舞人心或者令人艷羨的事例，他們一定感受到了“在中國一切都是可能的”這句話的真切涵義。據統計，大概有30多個荷蘭設計公司正在中國甘苦參半地忙碌著，在豐盛的酒宴飯局上與業主和官方人士進行設計內容和費用的談判，參加各種與建造過程有關的隆重儀式（有時候還會看到他們的設計模型和烤乳豬並列在一起），或者用幾天時間昏天黑地地趕出一大堆圖紙之後，被甲方告知這個項目設計已經委託他人，這些故事同樣描繪了令人暈眩的“中國建造”速度。
本質上，幾乎每個建築師都感興趣在異國他鄉設計建造：有的出於建築理想，有的被這種冒險經歷或者經濟收益所吸引。難怪荷蘭經濟貿易部部長宣稱，建築是除了木鞋和鬱金香之外荷蘭的重要出口產品。”阿姆斯特丹建築中心總監馬滕·克勞斯（Maarten Kloos）說。
馬克·海默爾是一個態度沉穩的中年人，一個自我評價“關注社會、環境、人口等問題，希望用建築改善世界”的建築師，被他的同事稱為“很勤奮、很堅持，肯定不是那種精明的荷蘭人。除了建築以外，他對其他事情都不是很精明。1998年，海默爾夫婦在倫敦成立“信基建築”（Information Based Architecture，簡稱IBA）事務所，後來搬到阿姆斯特丹。他倆都曾在荷蘭代夫特（Delft）理工大學和倫敦的AA建築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學習，之後馬克·海默爾在AA任教，芭芭拉在扎哈·哈迪德的事務所工作了5年。
2004年5月，廣州舉辦新電視觀光塔的設計競賽，馬克·海默爾在他阿姆斯特丹家中的廚房裡完成了第一個塔的模型。他把一些彈性橡皮繩綁在兩個橢圓形的木盤之間，一個在底部，一個在頂部。“橡皮繩模擬了力線，簡單地幫助我表達出三維的概念。當我開始旋轉頂部橢圓的時候，一個複雜的形狀出現了！我開始激動起來，從這個簡單的想法開始，我們把它發展成一個建築物。”
電視台工程項目總投資22.15億元，由占90%股份的廣州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和占10%股份的廣州電視台合資組建了一個公司負責建造。454米的塔身加上156米的天線桅桿，廣州新電視塔總高610米，所以，幾年前大多數與之有關的報導標題上都有“世界第一高塔”的字樣。然而，這是一個競爭慘烈的光榮稱號，杜拜塔的高度已經達到688米，超過了628.9米的美國北達科他州KVLY-TV電視發射塔。
根據“信基建築”的說法，電視塔競標任務書只是籠統地說城市希望擁有一個具有藝術感的標誌性建築，沒有提及高度要求和詳細的功能說明，也許事實確實如此。不過，用電視塔為廣州提供一座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標誌性超高建築，對甲乙雙方來說大概是不言而喻、心照不宣的。
參與電視塔投標的13家國內外設計公司中，絕大部分高度從330米到728米之間，也有一家貢獻了一個1000米高（其中天線120米）的圓形高塔。這家雄心勃勃的設計公司似乎有點“二百五”，畢竟，這裡是珠江三角洲而不是阿拉伯石油大亨的世界。
“最開始我們的建議高度是554米，是13個方案中比較低的一個，但已經能夠成為當時的世界第一高塔。我們的方案是可以隨時增加高度的，最後，業主要求把高度增加到610米。”馬克·海默爾說。
“除了CCTV之外，中國的電視台都不會有建立自己形象的宏大願望，廣州電視台既沒有這樣的雄心，也沒有調動資源的能力去建設一個全球最高塔。”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藝術設計學系主任馮原說，“可以說，廣州塔是一個地標，一根讓廣州邁入它所想像的國際性城市的圖騰柱。”
新廣州電視中心指揮部宣傳冊的一段話強調了相似的意願，只不過它的表述方式有點像出自小學生的作文本——“作為城市新中軸線上七大標誌建築的制高點——廣州塔，因適應廣州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和舉辦2010年‘廣州亞運會’賽事轉播和傳輸的需要，向世人展示出廣州走向‘國際化大都市’的決心。”
總結
站在珠江北岸對著廣州塔的地方，扎哈·哈迪德事務所設計的廣州歌劇院已經呈現出歪七扭八的鋼結構網殼。相比之下，廣東省博物館是一個黑糊糊的規則方盒子，香港許李嚴建築公司稱他們的概念是一個“盛滿珍寶的容器”。它們都將名列珠江新城裡的七大標誌性建築，代表現代廣州的新面貌。2005年的時候，廣州市政府計畫在5年間投入2000億元人民幣用於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包含捷運建設等大量市政內容，既是為了亞運會，也是出於提高城市競爭力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