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7年中篇小說》是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中的一冊，書中收錄了2007年中國最佳的中篇小說作品十篇。包括《豆選事件》、《起舞》、《逝者的恩澤》、《比風來得早》、《蒼聲》、《天窗》等。中篇小說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學景觀，它顯示了時代文學的較高水準，它的文學性無可質疑。它動人、浪漫、凝重、自然。在藝術上，它更加成熟，在總體形態上，它鮮明地區別於其和暗淡的心緒，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好心情。
基本介紹
- 書名：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7年中篇小說
- 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
- 頁數：490頁
- 開本：32
- 品牌：春風文藝
- 作者：孟繁體
- 出版日期：2008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1332841, 9787531332848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7年中篇小說》是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中的一冊，書中收錄了2007年中國最佳的中篇小說作品十篇。這些作品內容豐富、題材各異、構思精妙、語言優美、文筆生動流暢，具有較高的文學性及藝術性，展示了2007年中國中篇小說的最高層次，非常值得一讀，從中您將獲得美的享受。
圖書目錄
序：三個場景或十個故事
豆選事件
起舞
逝者的恩澤
比風來得早
蒼聲
天窗
老家
親愛的深圳
赤腳走過桑那鎮
逆水而行
豆選事件
起舞
逝者的恩澤
比風來得早
蒼聲
天窗
老家
親愛的深圳
赤腳走過桑那鎮
逆水而行
文摘
豆選事件
一
燈，瓦數低狠了，昏黃著，像是骨粉不足的軟殼蛋，懸在穿堂風裡，悠悠地晃，晃得人心煩。燈底下，是一顆青皮鋥亮的腦殼，垂著，喝悶酒。喝著，眼就直了，直勾勾地盯住了地下的影子。那影子淡淡的，扁扁的，在腳下蠕動著，像只烏龜。那烏龜的腦袋一伸一縮，還回過頭來對他笑，猛然覺著那腦袋上竟然長著一張自己的臉，嚇了他一跳。覺著，這烏龜快要鑽進地下去了。地是新抹的水泥，全部用500號水泥，磨得發藍、發亮，像水又不是水。是水就好了，是水就能鑽進去了！他想。
屋裡還有一股子新石灰的刺鼻的芬芳，灰牆還不是很乾，幹了就更白了。多好！他嗅著，鼻也酸了，眼也熱了。屋子搞這么好做么事？多吃多少苦，少困多少覺，究竟圖什麼呢？他有點懷疑起來。從前他不懷疑的，做過多少夢，發過多少狠，都是關於做屋的。好像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給自家做一間屋。
一
燈，瓦數低狠了，昏黃著，像是骨粉不足的軟殼蛋，懸在穿堂風裡，悠悠地晃，晃得人心煩。燈底下，是一顆青皮鋥亮的腦殼，垂著，喝悶酒。喝著，眼就直了，直勾勾地盯住了地下的影子。那影子淡淡的，扁扁的，在腳下蠕動著，像只烏龜。那烏龜的腦袋一伸一縮，還回過頭來對他笑，猛然覺著那腦袋上竟然長著一張自己的臉，嚇了他一跳。覺著，這烏龜快要鑽進地下去了。地是新抹的水泥，全部用500號水泥，磨得發藍、發亮，像水又不是水。是水就好了，是水就能鑽進去了！他想。
屋裡還有一股子新石灰的刺鼻的芬芳，灰牆還不是很乾，幹了就更白了。多好！他嗅著，鼻也酸了，眼也熱了。屋子搞這么好做么事？多吃多少苦，少困多少覺，究竟圖什麼呢？他有點懷疑起來。從前他不懷疑的，做過多少夢，發過多少狠，都是關於做屋的。好像人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給自家做一間屋。
序言
三個場景或十個故事——2007年中篇小說現場
對當下中國文學創作現狀的不同評價，仍然沒有成為過去。一方面是文學的一再不被信任，一方面是文學創作的風起雲湧。各行其是或自以為是，已經是這個文學時代最大的特徵。事實上，籠統地否定當下文學的人，恰恰是對文學不了解的人，但批評文學又是最安全的。與普遍的看法略有不同的是，我認為當下的文學是正常的文學，文學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因為理想的文學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當下的文學也是健康和正義的文學。可以說，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的多樣化追求、對社會現實的介入熱情，對當下生活反映所能達到的程度，不比任何一個領域遜色。我不知道批評文學的人期待什麼樣的文學，也不知道理想的文學是否存在。因此，對當下文學我深感樂觀和鼓舞，特別是一年來的中篇小說創作。
一、城市的兩個故事
對當下的城市生活，我們都有一個明顯的悖論式感受：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空前加快，城市人口急遽膨脹；一方面，我們並沒有整合出當下的城市文化經驗，不知道究竟如何表達我們對當下城市生活的真切感受。因此，當“官場小說”退場之後，城市生活在文化表達中僅僅剩下了空洞的時尚符號。這時我們發現，與城市生活有關的，大概只存活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重新回望歷史，在略有感傷或懷舊的情調中，尋找或建構城市曾有的風韻或氣息，在想像中體驗城市曾有的豐富和多情；一個是對城市新階層——農民工悲情生活的再現，對城市現代性過程中“與魔共舞”的呈現和書寫。這兩個故事雖然都不能表達當下城市真正的文化經驗，但它卻在提供城市文學經驗的同時，也從一個方面改變了城市文學的蒼白。
遲子建的《起舞》，是一篇精緻而充沛的小說。她奇巧的構思和張弛有致的情節，將上個世紀上半葉一直到改革開放時期哈爾濱的萬種風情，展示得萬花紛呈。她在講述情感傳奇的同時，也表達了她對普通人面對現實時的勇武和決絕。“老八雜”這個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後，也因其久遠而埋藏無數鮮為人知的故事：一個女工在舞會上與“老毛子”意外受孕，生下的“二毛子”歷盡人間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丟丟敢為萬人先，不僅嫁給“二毛子”，而且敢於為民眾也為自己守護那個僅存的理想與生存的家園。《起舞》有刻骨銘心的愛情，也有齊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點也是歸宿。哈爾濱的“老八雜”就這樣幻化為坦率的人格和達觀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種文化的交融將《起舞》裝扮成北國的俏麗佳人。
與遲子建的《起舞》大異其趣的，是深圳青年女作家吳君的《親愛的深圳》。吳君曾因長篇《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受到文壇的廣泛關注。許多名家紛紛撰文評論。一個新興移民城市的拔地而起，曾給無數人帶來那樣多的激動或憧憬，它甚至成為蒸蒸日上日新月異北方的象徵。但是，就在那些表象背後，吳君發現了生活的差異性和等級關係。作為一個新城市的“他者”，底層生活就那樣醒目地躍然紙上。《親愛的深圳》，對城市的打工生活的表達達到了新的深度。一對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程小桂和李水庫，既不能公開自己的夫妻關係，也不能有正當的夫妻生活。在親愛的深圳——到處是燈紅酒綠紅塵滾滾的新興都市，他們的夫妻關係和夫妻生活卻被自己主動刪除了。如果他們承認了這種關係，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規則或資本家的規則是資本高於一切，人性的正當需要並不在他們的規則之中。李水庫千里尋妻滯留深圳，保潔員的妻子程小桂隱匿夫妻關係求人讓李水庫做了保全。於是，這對夫妻的合法“關係”就被都市的現代“關係”替代或覆蓋了。在過去的底層寫作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物質生存的困難，是關於“活下去”的要求。在《親愛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了一個更為具體和細微的方面，是對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剝奪過程的書寫。它不那么慘烈，但卻更非人性。當然，事情遠不這樣簡單，李水庫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有機會接觸了脫胎換骨、面目一新的女經理張曼麗。李水庫接觸張曼麗的過程和對她的欲望想像，從一個方面揭示了農民文化和心理的複雜性。這一揭示延續了《阿Q正傳》《陳奐生上城》的傳統，並賦予了當代性特徵。吳君不是對“苦難”興致盎然，不是在對苦難的觀賞中或簡單的同情中表達她的立場。而是在現代性的過程中，在農民一步跨越“現代”突如其來的轉型中，發現了這一轉變的悖論或不可能性。李水庫和程小桂夫婦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但在這個隱喻中，吳君卻發現了中國農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現代的艱難。民族的劣根性和農民文化及心理的頑固和強大，將使這一過程格外漫長。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李水庫還是程小桂，儘管在城市裡心靈已傷痕累累力不從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很難再回到貧困的家鄉——這就是“現代”的魔力：它不適於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現代”，就不再有歸期。這如同中國遭遇了現代性一樣，儘管是與魔共舞，卻不得不難解難分。也正因為如此，吳君的小說才格外值得我們重視。
二、小鎮風情和善與惡
城市的周邊是城鄉交界地帶的小鎮。中國的小鎮因其千變萬化而別具韻味。但也正因為處於城鄉交界處，在中國城市不斷膨脹和鄉村萎縮得到更多注意的時候，小鎮風情依舊，卻只能在懷鄉者的鄉愁和旅遊者“窺秘”時被光顧。因此，當代文學的小鎮景觀一直不如現代文學發達。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文學坐落於小鎮的時候，它煥發的光彩竟如此令人震動或震驚。
魯敏作為70後作家，近年來的中、短篇小說有相當高的聲譽和口碑。《逝者的恩澤》，是一篇構思縝密、想像奇崛、苦澀淒婉又情調浪漫的小說。無論它的趣味還是內在品格，在當下的中篇小說中都可謂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說可以概括為“兩個半男人和三個女人的故事”。那個不在場者但又無處不在的“逝者”，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鎮上一個風流倜儻、有文化有教養的男人，被兩個年齡不同的女性所喜愛，但良緣難結；一個八歲的男孩，“聞香識女人”，只因患有嚴重的眼疾。女人一個是“逝者”陳寅冬的元配妻子紅嫂，一個是他們的女兒青青，還有一個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時的同居者古麗。這些人物獨特關係的構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澤》成為一篇險象環生層巒疊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通俗文學常見的元素，在魯敏這裡並沒有演繹為愛恨情仇的通俗小說。恰恰相反，小說以完全合理、了無痕跡的方式表達了所有人的情與愛，表達了本應仇怨卻超越了常規倫理的至善與大愛。紅嫂對古麗的接納，古麗對青青戀情的大度呵護與關愛，青青對小男孩達吾提的親情，紅嫂寧願放棄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療而堅持醫治達吾提的眼疾；古麗原本知道陳寅冬給紅嫂的匯款，但她從未提起等，使東壩這個虛構的小鎮充滿了人間的暖意和陽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債或仇怨的事物，在魯敏這裡以至善和寬容做了新的想像和處理。普通人內心的高貴使腐朽化為神奇，我們就這樣在欷獻不已感慨萬端中經歷了魯敏的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這種浪漫和淒婉的故事、這種理想主義的文學在當下的文學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她受到普遍讚譽當之無愧。
近年來，溫亞軍的小說，特別是中篇小說曰趨成熟。他寫的都是尋常日子百姓人家，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有緊要處，也有生存或心理邁不過去的門檻。在《赤腳走過桑那鎮》中，幾個人物就都面對著必須要邁過的門檻：鎮長必須完成縣裡捕殺所有狗的任務，不然就無法向縣裡交代；方大牙必須殺掉最後一隻狗，儘管那是國小校長、無數官員姘頭的哈巴狗。不然，鎮長不僅不會兌現為他找媳婦，而且還拿不到捕殺狗的酬金；方小妮一定要嫁給補鞋的老頭兒蔣連省，不然就還要在娘家寄人籬下。但故事的最後我們看到，恰恰是最無辜的孩子聶瓜瓜承擔了所有的後果，他還是因為舅舅方大牙捕殺了校長的哈巴狗被開除了。小說中苦難氣息漫長無邊，赤腳走過桑那鎮的孩子聶瓜瓜在眼前久久佇立。
就在這樣壓抑無望的氣氛中，溫亞軍還能夠從容地描寫景物和雕刻人物。聶瓜瓜為了躲避孩子們的追打，只能謊稱上學實際是逃學了。他來到河邊熬時間時，看到的卻是：
柳樹下面是安靜的河水，河水呈微黃色，有點像洗過腳的髒水。……不遠處的幾隻鳥在水面上盤旋，微微盪起的漣漪，太陽溫暖而均勻地落在河面、漣漪上，像一群魚在跳躍，粼光閃閃。
現在的小說很少見到抒情和描寫，抒情和描寫往往被認為是和現代小說無關的，是幼稚或膚淺的。但事實不是這樣。溫亞軍對人物的刻畫也頗見功力：
外婆的雜貨店受到衝擊，幾乎無人問津，靠牆的貨架落滿灰塵，上面堆滿過期的速食麵、火腿腸，還有各種油炸的膨化食品。過期的東西更賣不出去，外婆又捨不得給自家人吃，越積壓越陳舊，偶爾從外面走進雜貨店，能聞到那些積壓貨物散發出變質的味道。外婆聞習慣了那種味道，她像個古董商似的，整天守著那堆過期食品，天黑透也不關門，一隻蠅跡斑斑的十五瓦燈泡，用昏暗的光線罩住外婆，她看上去更像個古董。外婆眼光呆滯地望著透到門外的昏暗燈光，偶爾看到一個人影匆匆走過，以為人家是去中心超市購物，她嘴裡咕嘟咕嘟些什麼，臉陰得像要下雨。聶瓜瓜一般不去雜貨店，夜裡更不敢去，昏暗的燈光下，又瘦又小的外婆沒一點神采的眼光，使他想起童話里的老巫婆。
這種雕刻般的描繪，特別像戲劇演員所說的“心像”。在文字表達之前，作家的心裡已經有了具象的存在。這樣，描摹出來才得心應手入木三分。
三、鄉村中國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用得過多過濫的概念。但是，在描述與鄉村中國有關的文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再次使用它。我們實在找不出更合適的概念，儘管這個概念也是語焉不詳詞不達意。除了鄉村改革頌歌之外，與鄉村中國相關的文學，大都被描述為“底層寫作”。我在一篇文章中糾正了這個臨時性概念，用“新人民性文學”來指涉這個文學現象。“新人民性文學”，是一個與人民性既有關係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俄國詩人、批評家維亞捷姆斯基在給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討論過文學的人民性問題。但這一概念的確切內涵，是由別林斯基表達的。它既不同於民族性，也不同於“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確切內涵是表達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眾或階層的利益、情感和要求，並且以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的方式彰顯人民的高尚、偉大或詩意。應該說，來自於俄國的人民性概念，有鮮明的民粹主義思想傾向。此後，在列寧、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以及中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家那裡，對人民性的闡釋，都與民粹主義思想有程度不同的關聯。我這裡所說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學不僅應該表達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和願望，同時也要真實地表達或反映底層人民存在的問題。在揭示底層生活真相的同時，也要展開理性的社會批判。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學”的最高正義。在實現社會批判的同時，也要無情地批判底層民眾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層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學”是一個與現代啟蒙主義思潮有關的概念。
在這個文學現象中，曹征路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因《那兒》《霓虹》等作品蜚聲文壇。但包括對曹征路在內的“底層寫作”的提法已經有不同意見，反對者認為這一提法對作家立場要求過於明確。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沒有立場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純粹形式探索的作家，也潛隱著作家沒有言明的立場。但“底層寫作”因其對象和主題表達的模糊，使這一臨時性的概念歧義百出。因此，我將這一寫作現象稱為是“新人民性的文學”。《豆選事件》延續了曹征路一貫關注當下中國現實的寫作立場，不同的是，他將視野從城市轉移到了鄉村。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每個公民都在關心的最重大的公共事務，但是，鄉村中國的民主化如何發展，需要怎樣的路線圖，卻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在《豆選事件》中，方家嘴子的選舉不僅密切地聯繫著權力和利益關係，同時也密切聯繫著普通民眾方繼仁、方繼武、菊子等與村長方國棟家族勢力的較量。現代文明在傳統的鄉村倫理面前不僅力不從心，而且，最後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菊子從被迫的身體“獻身”到最後的身體消亡，使小說呈現了類似《那兒》的悽美與慘烈。那個試圖喚起民眾，以集體的力量捍衛正義的方繼武不能當選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他必須是這場選舉另一個意義上的犧牲者。民眾雖然悲憤不已但又無奈無助。曹征路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書寫，對鄉村中國全部複雜性的理解，是這個時代最具是非觀和正義感的文學。
胡學文近年來異軍突起。2006年他的《命案高懸》受到普遍好評。他對農村生活的熟悉和講述故事的能力，使他的小說紮實又沉穩，情節的推進絲絲入扣，細節的描繪嚴密合理。《逆水而行》寫了一個幾經沉浮的村長霍品，在鄉長決定讓一個老闆承包在黃村地界的雞心湖千畝灘地的時候，他既要面對詭計多端又強硬霸道的鄉長吳石，又要面對為了維護基本生存被迫抗爭的啞女、黃毛等村民。霍品用農民的智慧應對吳石，又要舉步維艱地哄騙村民。當然，霍品已經不是梁生寶、蕭長春式的村幹部了。事實上，他也是一個權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僅因為“村長”的職務滿足了男人的權力欲望，而且也因村長的職務滿足男人的女性慾望。但是，在關乎村民基本生存的問題上，霍品顯然良知未泯。他遲遲不在協定上籤字，最後甚至自己導演了一出“苦肉計”，讓人將自己裝進麻袋丟到鄉政府門前。意想不到的是，承包公司又改了主意，為了多個景點，湖邊的地村民又可以耕種了。主意只是一句話，但對村長霍品來說卻是天大的事情。現代性的不確定性在黃村發生了，但承擔這一切的卻一定是民眾和霍品這個最基層的幹部。它類似一場鬧劇，但劇情中的非主角們卻經歷了一場難以言說的苦痛。但沒有人向他們解釋，更不要說承擔責任了。胡學文對農村生活流程的熟悉和呈現，使《逆水而行》有了無限豐富的寓意和闡釋的多種可能性。
與《豆選事件》有相似性的是荊永鳴的《老家》。它也與農村選舉有關，也發生了人命關天的大事情。不同的是，故事是由生活在城裡的人轉述的。叔丈人、二姐夫都到城裡向“我”借錢，借錢都是為了村里選舉。“老兄弟”遇年落選之後，死於小煤礦被謊稱為凍死的。於是叔丈人開始了漫長的上訪。結果是可以想像的。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是來自“老家”的“我”，才會在城市想起苦難的鄉村，一個再熱愛老家的人，面對盤根錯節的鄉村中國，也只有“鄉愁”而無能為力。這些年來，荊永鳴因書寫“外省人”而聲名鵲起。《老家》的發表，表達了京城外省人的“大不易”之外，又乎添了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老家”的焦慮。
葛水平的《比風來得早》，與她2004年以來的寫作風格有了較大的變化。故事雖然還是發生在她熟悉的鄉村，但主角卻是一個來自鄉村的“小公務員”。一個曾經熱愛文學，但為了仕途不得不“戒掉”文學的縣城小官員。衣錦還鄉是鄉村知識分子的夢想。衣錦不還鄉如錦衣夜行。吳玉亭在還鄉前有了晉升的希望，在他看來，還鄉風光一下不可能影響前程。但是，就在他榮耀鄉里的時候，他晉升的希望破滅了，他想像的情人，或者有可能成為妻子的人為他帶來了這個訊息。小說集中描繪了吳玉亭在縣政府辦公室、短暫還鄉時的心理活動和變化。一個命運為仕途所左右的“小公務員”的形象躍然紙上。葛水平的智慧，是將這個虛榮又脆弱的人物仍然置放在鄉間，在作家和被述對象都熟悉的環境中展開故事。這不僅使敘事從容無礙，而且也通過更深遠的歷史之光，照亮了吳玉亭自我期待的文化根源。鄉里的民風民情、鄉村倫理和價值觀念，以不變的樸素培育了吳玉亭最初的仕途夢想。鄉親包括父親關心的總是他當官的“級別”，總是逢迎著說他“該上去”了。但小說最後還是瀰漫著徹骨的悲涼。
講故事的方法，或者說小說的敘事方法，越來越被作家所重視。孫惠芬在2006年發表的《燕子東南飛》，就因敘事視角的有趣變化引起了批評界的注意。《天窗》在敘事方法上有了新變化和探索。鞠老二、小久子、大娘們兒，是小說的三個人物，三個人物三種不同的視角在觀察對方，在判斷同一事物。他們面對的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也是終極的事物。比如食物、性和死亡。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心理緊張和恐懼。鞠老二對食物的敏感和貪婪、小久子對性事的焦慮以及大娘們兒最後處理死屍時心理的細微變化，在小說中都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作家對這些被貧困和愚昧所左右支配的底層人的敘述和揭示，顯示了深厚的文學功力和探索的強烈願望。
徐則臣是近年來湧現的文學新軍，他旋風般的氣勢和作品的數量，都在證明著他堅實的創作實力和不可限量的文學未來。《蒼聲》是一部反映“文革”時期的小說。“蒼聲”是方言，是少年向青年轉化或過渡的時期。但“我”在“蒼聲”時期卻經歷了一場非同尋常的事件。村支書吳天野因為妒忌國小校長在村裡的威望，竟使出最卑劣的手段，污衊他姦污了傻子養女韭菜。然後遊街示眾非法羈押；吳天野的兒子“大米”，要狗不成便既殺又偷；在他當街看了一次傻女的乳房後，又動了他那個年紀不該動的念頭，誘姦了傻女。在道德理想統治一切的時代，鄉村道德跌落到如此地步。這就是“我”蒼聲時期所經歷的。那些血腥的人與事和靈與肉的折磨，就這樣留在了我的成長期。《蒼聲》是一部成長小說。它以極端的方式呈現了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其銳利和鋒芒，是同類題材的巔峰之作。
面對一年浩瀚無邊的中篇小說創作，任何一種描述都捉襟見肘掛一漏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學遭遇沒有盡期的抱怨、指責甚至不再信任的時候，我仍然認為文學是這個時代最動人的場景之一。在鮮有掌聲的年代，作家們不懈的努力創作了雲蒸霞蔚的中篇小說。文學的問題更是文學之外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文學家解決不了，誰又能夠解決呢！
2007年11月15日於瀋陽
對當下中國文學創作現狀的不同評價，仍然沒有成為過去。一方面是文學的一再不被信任，一方面是文學創作的風起雲湧。各行其是或自以為是，已經是這個文學時代最大的特徵。事實上，籠統地否定當下文學的人，恰恰是對文學不了解的人，但批評文學又是最安全的。與普遍的看法略有不同的是，我認為當下的文學是正常的文學，文學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因為理想的文學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當下的文學也是健康和正義的文學。可以說，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的多樣化追求、對社會現實的介入熱情，對當下生活反映所能達到的程度，不比任何一個領域遜色。我不知道批評文學的人期待什麼樣的文學，也不知道理想的文學是否存在。因此，對當下文學我深感樂觀和鼓舞，特別是一年來的中篇小說創作。
一、城市的兩個故事
對當下的城市生活，我們都有一個明顯的悖論式感受：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空前加快，城市人口急遽膨脹；一方面，我們並沒有整合出當下的城市文化經驗，不知道究竟如何表達我們對當下城市生活的真切感受。因此，當“官場小說”退場之後，城市生活在文化表達中僅僅剩下了空洞的時尚符號。這時我們發現，與城市生活有關的，大概只存活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重新回望歷史，在略有感傷或懷舊的情調中，尋找或建構城市曾有的風韻或氣息，在想像中體驗城市曾有的豐富和多情；一個是對城市新階層——農民工悲情生活的再現，對城市現代性過程中“與魔共舞”的呈現和書寫。這兩個故事雖然都不能表達當下城市真正的文化經驗，但它卻在提供城市文學經驗的同時，也從一個方面改變了城市文學的蒼白。
遲子建的《起舞》，是一篇精緻而充沛的小說。她奇巧的構思和張弛有致的情節，將上個世紀上半葉一直到改革開放時期哈爾濱的萬種風情，展示得萬花紛呈。她在講述情感傳奇的同時，也表達了她對普通人面對現實時的勇武和決絕。“老八雜”這個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後，也因其久遠而埋藏無數鮮為人知的故事：一個女工在舞會上與“老毛子”意外受孕，生下的“二毛子”歷盡人間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丟丟敢為萬人先，不僅嫁給“二毛子”，而且敢於為民眾也為自己守護那個僅存的理想與生存的家園。《起舞》有刻骨銘心的愛情，也有齊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點也是歸宿。哈爾濱的“老八雜”就這樣幻化為坦率的人格和達觀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種文化的交融將《起舞》裝扮成北國的俏麗佳人。
與遲子建的《起舞》大異其趣的，是深圳青年女作家吳君的《親愛的深圳》。吳君曾因長篇《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受到文壇的廣泛關注。許多名家紛紛撰文評論。一個新興移民城市的拔地而起，曾給無數人帶來那樣多的激動或憧憬，它甚至成為蒸蒸日上日新月異北方的象徵。但是，就在那些表象背後，吳君發現了生活的差異性和等級關係。作為一個新城市的“他者”，底層生活就那樣醒目地躍然紙上。《親愛的深圳》，對城市的打工生活的表達達到了新的深度。一對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程小桂和李水庫，既不能公開自己的夫妻關係，也不能有正當的夫妻生活。在親愛的深圳——到處是燈紅酒綠紅塵滾滾的新興都市，他們的夫妻關係和夫妻生活卻被自己主動刪除了。如果他們承認了這種關係，就意味著他們必須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規則或資本家的規則是資本高於一切，人性的正當需要並不在他們的規則之中。李水庫千里尋妻滯留深圳，保潔員的妻子程小桂隱匿夫妻關係求人讓李水庫做了保全。於是，這對夫妻的合法“關係”就被都市的現代“關係”替代或覆蓋了。在過去的底層寫作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物質生存的困難，是關於“活下去”的要求。在《親愛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了一個更為具體和細微的方面，是對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剝奪過程的書寫。它不那么慘烈，但卻更非人性。當然，事情遠不這樣簡單，李水庫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有機會接觸了脫胎換骨、面目一新的女經理張曼麗。李水庫接觸張曼麗的過程和對她的欲望想像，從一個方面揭示了農民文化和心理的複雜性。這一揭示延續了《阿Q正傳》《陳奐生上城》的傳統，並賦予了當代性特徵。吳君不是對“苦難”興致盎然，不是在對苦難的觀賞中或簡單的同情中表達她的立場。而是在現代性的過程中，在農民一步跨越“現代”突如其來的轉型中，發現了這一轉變的悖論或不可能性。李水庫和程小桂夫婦所付出的巨大代價，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但在這個隱喻中，吳君卻發現了中國農民偶然遭遇或走向現代的艱難。民族的劣根性和農民文化及心理的頑固和強大，將使這一過程格外漫長。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李水庫還是程小桂，儘管在城市裡心靈已傷痕累累力不從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很難再回到貧困的家鄉——這就是“現代”的魔力：它不適於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現代”，就不再有歸期。這如同中國遭遇了現代性一樣，儘管是與魔共舞，卻不得不難解難分。也正因為如此，吳君的小說才格外值得我們重視。
二、小鎮風情和善與惡
城市的周邊是城鄉交界地帶的小鎮。中國的小鎮因其千變萬化而別具韻味。但也正因為處於城鄉交界處，在中國城市不斷膨脹和鄉村萎縮得到更多注意的時候，小鎮風情依舊，卻只能在懷鄉者的鄉愁和旅遊者“窺秘”時被光顧。因此，當代文學的小鎮景觀一直不如現代文學發達。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文學坐落於小鎮的時候，它煥發的光彩竟如此令人震動或震驚。
魯敏作為70後作家，近年來的中、短篇小說有相當高的聲譽和口碑。《逝者的恩澤》，是一篇構思縝密、想像奇崛、苦澀淒婉又情調浪漫的小說。無論它的趣味還是內在品格，在當下的中篇小說中都可謂是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說可以概括為“兩個半男人和三個女人的故事”。那個不在場者但又無處不在的“逝者”，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鎮上一個風流倜儻、有文化有教養的男人，被兩個年齡不同的女性所喜愛，但良緣難結；一個八歲的男孩，“聞香識女人”，只因患有嚴重的眼疾。女人一個是“逝者”陳寅冬的元配妻子紅嫂，一個是他們的女兒青青，還有一個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時的同居者古麗。這些人物獨特關係的構成，就足以使《逝者的恩澤》成為一篇險象環生層巒疊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通俗文學常見的元素，在魯敏這裡並沒有演繹為愛恨情仇的通俗小說。恰恰相反，小說以完全合理、了無痕跡的方式表達了所有人的情與愛，表達了本應仇怨卻超越了常規倫理的至善與大愛。紅嫂對古麗的接納，古麗對青青戀情的大度呵護與關愛，青青對小男孩達吾提的親情，紅嫂寧願放棄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療而堅持醫治達吾提的眼疾；古麗原本知道陳寅冬給紅嫂的匯款，但她從未提起等，使東壩這個虛構的小鎮充滿了人間的暖意和陽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債或仇怨的事物，在魯敏這裡以至善和寬容做了新的想像和處理。普通人內心的高貴使腐朽化為神奇，我們就這樣在欷獻不已感慨萬端中經歷了魯敏的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這種浪漫和淒婉的故事、這種理想主義的文學在當下的文學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她受到普遍讚譽當之無愧。
近年來，溫亞軍的小說，特別是中篇小說曰趨成熟。他寫的都是尋常日子百姓人家，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但日常生活也有緊要處，也有生存或心理邁不過去的門檻。在《赤腳走過桑那鎮》中，幾個人物就都面對著必須要邁過的門檻：鎮長必須完成縣裡捕殺所有狗的任務，不然就無法向縣裡交代；方大牙必須殺掉最後一隻狗，儘管那是國小校長、無數官員姘頭的哈巴狗。不然，鎮長不僅不會兌現為他找媳婦，而且還拿不到捕殺狗的酬金；方小妮一定要嫁給補鞋的老頭兒蔣連省，不然就還要在娘家寄人籬下。但故事的最後我們看到，恰恰是最無辜的孩子聶瓜瓜承擔了所有的後果，他還是因為舅舅方大牙捕殺了校長的哈巴狗被開除了。小說中苦難氣息漫長無邊，赤腳走過桑那鎮的孩子聶瓜瓜在眼前久久佇立。
就在這樣壓抑無望的氣氛中，溫亞軍還能夠從容地描寫景物和雕刻人物。聶瓜瓜為了躲避孩子們的追打，只能謊稱上學實際是逃學了。他來到河邊熬時間時，看到的卻是：
柳樹下面是安靜的河水，河水呈微黃色，有點像洗過腳的髒水。……不遠處的幾隻鳥在水面上盤旋，微微盪起的漣漪，太陽溫暖而均勻地落在河面、漣漪上，像一群魚在跳躍，粼光閃閃。
現在的小說很少見到抒情和描寫，抒情和描寫往往被認為是和現代小說無關的，是幼稚或膚淺的。但事實不是這樣。溫亞軍對人物的刻畫也頗見功力：
外婆的雜貨店受到衝擊，幾乎無人問津，靠牆的貨架落滿灰塵，上面堆滿過期的速食麵、火腿腸，還有各種油炸的膨化食品。過期的東西更賣不出去，外婆又捨不得給自家人吃，越積壓越陳舊，偶爾從外面走進雜貨店，能聞到那些積壓貨物散發出變質的味道。外婆聞習慣了那種味道，她像個古董商似的，整天守著那堆過期食品，天黑透也不關門，一隻蠅跡斑斑的十五瓦燈泡，用昏暗的光線罩住外婆，她看上去更像個古董。外婆眼光呆滯地望著透到門外的昏暗燈光，偶爾看到一個人影匆匆走過，以為人家是去中心超市購物，她嘴裡咕嘟咕嘟些什麼，臉陰得像要下雨。聶瓜瓜一般不去雜貨店，夜裡更不敢去，昏暗的燈光下，又瘦又小的外婆沒一點神采的眼光，使他想起童話里的老巫婆。
這種雕刻般的描繪，特別像戲劇演員所說的“心像”。在文字表達之前，作家的心裡已經有了具象的存在。這樣，描摹出來才得心應手入木三分。
三、鄉村中國的現代性
現代性是一個用得過多過濫的概念。但是，在描述與鄉村中國有關的文學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再次使用它。我們實在找不出更合適的概念，儘管這個概念也是語焉不詳詞不達意。除了鄉村改革頌歌之外，與鄉村中國相關的文學，大都被描述為“底層寫作”。我在一篇文章中糾正了這個臨時性概念，用“新人民性文學”來指涉這個文學現象。“新人民性文學”，是一個與人民性既有關係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俄國詩人、批評家維亞捷姆斯基在給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討論過文學的人民性問題。但這一概念的確切內涵，是由別林斯基表達的。它既不同於民族性，也不同於“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確切內涵是表達一個國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眾或階層的利益、情感和要求，並且以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的方式彰顯人民的高尚、偉大或詩意。應該說，來自於俄國的人民性概念，有鮮明的民粹主義思想傾向。此後，在列寧、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以及中國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家那裡，對人民性的闡釋，都與民粹主義思想有程度不同的關聯。我這裡所說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學不僅應該表達底層人民的生存狀態，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和願望，同時也要真實地表達或反映底層人民存在的問題。在揭示底層生活真相的同時，也要展開理性的社會批判。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學”的最高正義。在實現社會批判的同時，也要無情地批判底層民眾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層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學”是一個與現代啟蒙主義思潮有關的概念。
在這個文學現象中，曹征路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因《那兒》《霓虹》等作品蜚聲文壇。但包括對曹征路在內的“底層寫作”的提法已經有不同意見，反對者認為這一提法對作家立場要求過於明確。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沒有立場的作家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純粹形式探索的作家，也潛隱著作家沒有言明的立場。但“底層寫作”因其對象和主題表達的模糊，使這一臨時性的概念歧義百出。因此，我將這一寫作現象稱為是“新人民性的文學”。《豆選事件》延續了曹征路一貫關注當下中國現實的寫作立場，不同的是，他將視野從城市轉移到了鄉村。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每個公民都在關心的最重大的公共事務，但是，鄉村中國的民主化如何發展，需要怎樣的路線圖，卻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在《豆選事件》中，方家嘴子的選舉不僅密切地聯繫著權力和利益關係，同時也密切聯繫著普通民眾方繼仁、方繼武、菊子等與村長方國棟家族勢力的較量。現代文明在傳統的鄉村倫理面前不僅力不從心，而且，最後一定要付出沉重的代價。菊子從被迫的身體“獻身”到最後的身體消亡，使小說呈現了類似《那兒》的悽美與慘烈。那個試圖喚起民眾，以集體的力量捍衛正義的方繼武不能當選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他必須是這場選舉另一個意義上的犧牲者。民眾雖然悲憤不已但又無奈無助。曹征路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和書寫，對鄉村中國全部複雜性的理解，是這個時代最具是非觀和正義感的文學。
胡學文近年來異軍突起。2006年他的《命案高懸》受到普遍好評。他對農村生活的熟悉和講述故事的能力，使他的小說紮實又沉穩，情節的推進絲絲入扣，細節的描繪嚴密合理。《逆水而行》寫了一個幾經沉浮的村長霍品，在鄉長決定讓一個老闆承包在黃村地界的雞心湖千畝灘地的時候，他既要面對詭計多端又強硬霸道的鄉長吳石，又要面對為了維護基本生存被迫抗爭的啞女、黃毛等村民。霍品用農民的智慧應對吳石，又要舉步維艱地哄騙村民。當然，霍品已經不是梁生寶、蕭長春式的村幹部了。事實上，他也是一個權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僅因為“村長”的職務滿足了男人的權力欲望，而且也因村長的職務滿足男人的女性慾望。但是，在關乎村民基本生存的問題上，霍品顯然良知未泯。他遲遲不在協定上籤字，最後甚至自己導演了一出“苦肉計”，讓人將自己裝進麻袋丟到鄉政府門前。意想不到的是，承包公司又改了主意，為了多個景點，湖邊的地村民又可以耕種了。主意只是一句話，但對村長霍品來說卻是天大的事情。現代性的不確定性在黃村發生了，但承擔這一切的卻一定是民眾和霍品這個最基層的幹部。它類似一場鬧劇，但劇情中的非主角們卻經歷了一場難以言說的苦痛。但沒有人向他們解釋，更不要說承擔責任了。胡學文對農村生活流程的熟悉和呈現，使《逆水而行》有了無限豐富的寓意和闡釋的多種可能性。
與《豆選事件》有相似性的是荊永鳴的《老家》。它也與農村選舉有關，也發生了人命關天的大事情。不同的是，故事是由生活在城裡的人轉述的。叔丈人、二姐夫都到城裡向“我”借錢，借錢都是為了村里選舉。“老兄弟”遇年落選之後，死於小煤礦被謊稱為凍死的。於是叔丈人開始了漫長的上訪。結果是可以想像的。值得注意的是，也只有是來自“老家”的“我”，才會在城市想起苦難的鄉村，一個再熱愛老家的人，面對盤根錯節的鄉村中國，也只有“鄉愁”而無能為力。這些年來，荊永鳴因書寫“外省人”而聲名鵲起。《老家》的發表，表達了京城外省人的“大不易”之外，又乎添了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老家”的焦慮。
葛水平的《比風來得早》，與她2004年以來的寫作風格有了較大的變化。故事雖然還是發生在她熟悉的鄉村，但主角卻是一個來自鄉村的“小公務員”。一個曾經熱愛文學，但為了仕途不得不“戒掉”文學的縣城小官員。衣錦還鄉是鄉村知識分子的夢想。衣錦不還鄉如錦衣夜行。吳玉亭在還鄉前有了晉升的希望，在他看來，還鄉風光一下不可能影響前程。但是，就在他榮耀鄉里的時候，他晉升的希望破滅了，他想像的情人，或者有可能成為妻子的人為他帶來了這個訊息。小說集中描繪了吳玉亭在縣政府辦公室、短暫還鄉時的心理活動和變化。一個命運為仕途所左右的“小公務員”的形象躍然紙上。葛水平的智慧，是將這個虛榮又脆弱的人物仍然置放在鄉間，在作家和被述對象都熟悉的環境中展開故事。這不僅使敘事從容無礙，而且也通過更深遠的歷史之光，照亮了吳玉亭自我期待的文化根源。鄉里的民風民情、鄉村倫理和價值觀念，以不變的樸素培育了吳玉亭最初的仕途夢想。鄉親包括父親關心的總是他當官的“級別”，總是逢迎著說他“該上去”了。但小說最後還是瀰漫著徹骨的悲涼。
講故事的方法，或者說小說的敘事方法，越來越被作家所重視。孫惠芬在2006年發表的《燕子東南飛》，就因敘事視角的有趣變化引起了批評界的注意。《天窗》在敘事方法上有了新變化和探索。鞠老二、小久子、大娘們兒，是小說的三個人物，三個人物三種不同的視角在觀察對方，在判斷同一事物。他們面對的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也是終極的事物。比如食物、性和死亡。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心理緊張和恐懼。鞠老二對食物的敏感和貪婪、小久子對性事的焦慮以及大娘們兒最後處理死屍時心理的細微變化，在小說中都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作家對這些被貧困和愚昧所左右支配的底層人的敘述和揭示，顯示了深厚的文學功力和探索的強烈願望。
徐則臣是近年來湧現的文學新軍，他旋風般的氣勢和作品的數量，都在證明著他堅實的創作實力和不可限量的文學未來。《蒼聲》是一部反映“文革”時期的小說。“蒼聲”是方言，是少年向青年轉化或過渡的時期。但“我”在“蒼聲”時期卻經歷了一場非同尋常的事件。村支書吳天野因為妒忌國小校長在村裡的威望，竟使出最卑劣的手段，污衊他姦污了傻子養女韭菜。然後遊街示眾非法羈押；吳天野的兒子“大米”，要狗不成便既殺又偷；在他當街看了一次傻女的乳房後，又動了他那個年紀不該動的念頭，誘姦了傻女。在道德理想統治一切的時代，鄉村道德跌落到如此地步。這就是“我”蒼聲時期所經歷的。那些血腥的人與事和靈與肉的折磨，就這樣留在了我的成長期。《蒼聲》是一部成長小說。它以極端的方式呈現了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其銳利和鋒芒，是同類題材的巔峰之作。
面對一年浩瀚無邊的中篇小說創作，任何一種描述都捉襟見肘掛一漏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文學遭遇沒有盡期的抱怨、指責甚至不再信任的時候，我仍然認為文學是這個時代最動人的場景之一。在鮮有掌聲的年代，作家們不懈的努力創作了雲蒸霞蔚的中篇小說。文學的問題更是文學之外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文學家解決不了，誰又能夠解決呢！
2007年11月15日於瀋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