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介紹
郵票介紹
票圖名稱分別為“座談會舊址”、“文藝發展繁榮”,郵票面值均為1.20元,郵票規格為30×40mm。郵票分別展現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發生地革命老區延安的歷史建築在百花擁簇中,以及新時期的國家大劇院建築在百花擁簇中,寓意文化的百花齊放。郵票整體色調為暖色調的桔黃以及大紅色,體現積極向上的風貌。郵票發行同時推出郵票首日封。
首日封介紹
中國郵政定於2010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紀念郵票的同時發行紀念郵票首日封,詳情如下:
志號:2012-11
圖序: 名稱 面值
1-1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紀念郵票首日封 2.40元
郵票規格:30×40毫米
全套枚數:16枚
設 計 者:郭線廬
發行日期:2012-5-23
資料提供:國家大劇院
發行機構:中國集郵總公司
發行量:20.00萬
設計師訪談
對於郵票設計工作而言,設計師需要針對郵票本身的主題展開與之相對的設計創意。《<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郵票因其重要的紀念意義而愈發彰顯其設計思想的特殊性。我在接到這套郵票的設計任務後,確立設計內容為反映文藝事業的多種藝術表現形式,表現七十年來在黨的先進文藝思想方向的指引下,全國藝術領域的快速發展與迅猛變化。
基於這一思路,我從設計一開始便希望將不同的文化藝術形式通過綜合藝術手法在郵票圖案中表現出來。但因要表現的內容眾多,我只能遴選出一些主要的形象作為設計元素,例如
延安寶塔山、
中央大禮堂、座談會會址與當代形象元素等等。在設計元素確定後,我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來體現這其中的發展變化,並能在創作中找出設計中產生矛盾的關鍵所在。經過協調並整合了有關方面的意見和建議,最終我將兩枚郵票設計的落腳點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以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為前提,將充分表現文化千姿百態、繁榮昌盛的景象作為第一枚郵票的創意主題。 基於此,經過反覆推敲,最終選擇國家大劇院作為典型形象。國家大劇院不僅是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是當代眾多藝術門類薈萃的象徵。同時圍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主題思想,選擇健康、絢麗、綻放的花朵和展翅的 飛鳥形象,來寓意“雙百”方針的內涵。畫面整體效果,給人以熱烈、絢麗 與豐富的視覺感受。
其次,以充分體現黨中央當年在延安提倡文化發展重要性作為第二枚郵票的創意主題,以當時的藝術特點為背景,將陝北木刻的藝術手法作為表現手段,力求體現出當時的歷史背景。選取寶塔山、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址以及當地特有的花朵典型形象為畫面。設計語言以版畫與裝飾的處理手法為主,表現出延安文藝座談會重要的歷史意義,凸顯出古樸、典雅、穩重的藝術效果。
雖然這兩枚郵票的圖案效果反差鮮明,一枚郵票的圖案傾注傳統,另一枚的藝術形式關注現代,但從整體上看,兩枚郵票體現出了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為人民服務”的設計理念,將歷史的重任、歷史的責任、 歷史的跨度都較為完整的表現了出來, 形象闡述了座談會博大的文化內涵與歷史價值,達到了預期的設計追求。整套郵票採用以圖形和概念設計相結合的處理原則,既含有現代圖形元素,也包含概念設計的內容,如國家大劇院就完全運用了寫實影像的辦法處理生成。花朵部分採用了相對裝飾性的、概括的設計語言,希望形成一定的對比與反差,以期達到更加細緻、鮮艷與突出的藝術效果。建築物的細部等,力求大膽取捨,形成一種疏密對比與層次的美感。
設計這套郵票頗有感觸,以今天文藝發展空前繁榮的現狀對比當初,在跨度上確實巨大,設計難度也"可想而知。 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名設計師,最應該堅持的一點是必須忠實自己的感受,需要對設計對象本身有一種特殊的心理反應與理解。作為這套郵票的設計者,有幸在講話的發源地進行創作,感受頗深。希望這套郵票的發行,能夠給各位專業人士與廣大集郵愛好者帶來新的視覺享受。
發行背景
中國郵政定於2012年5月23日發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七十周年》紀念郵票1套2枚。郵票票圖名稱分別為座談會舊址和文藝發展繁榮。
毛澤東1942年5月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結論兩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報》正式發表,1953年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宗旨在於解決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發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諸如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 、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問題、歌頌和暴露的問題等。講話對上述問題一一作了剖析,提出並解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民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講話總結了五四以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標誌著新文學與工農兵民眾相結合的文藝新時期的開始。許多作家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反映偉大的革命鬥爭方面獲得了新成就,在文學的民族化、民眾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現了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阮章競的《漳河水》,孫犁的《荷花澱》等作品。在國統區,黨領導下的進步文藝界團結廣大作家,發揮了重大戰鬥作用。艾青、田間及七月詩派的詩歌創作,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蕪、路翎的小說以及曹禺、夏衍、陳白塵、宋之的、吳祖光的戲劇創作,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廣度與多樣化方面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以21世紀的眼光來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有其正確性、權威性以及統一思想;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對一些文藝理論基本命題的建立曾有過和繼續起著重大的作用;有些屬於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歷史條件下任意引申;仍是新時期文藝工作的一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