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一、遼寧凌源牛河梁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領隊：朱達
時代：新石器時代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位居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群的西南隅，東北距遺址群中心祭祀址第一地點“女神廟”約4500米，東向分別與第十三地點大型土石建築址和第十四地點積石冢相呼應，且呈一直線等距分布。發掘在遺址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紅山文化積石墓地、生活遺蹟和早期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居住址。
積石冢墓地是紅山文化堆積的主要遺存，已清理的12座墓葬可分為4組並在埋葬時間上有早晚之分。其中，位於遺址中心的晚期積石冢大墓M4，是本次發掘的重大收穫。它的營造不同於以往發現的土坑墓，也不同於開鑿於風化基岩上的土壙墓，而是直接將墓穴辟鑿于山體最堅硬的花崗岩的岩脈上。石穴壙南北長390，東西310，深468厘米。石穴南壁陡直下深，北部呈坡狀並起有台階。墓葬以鑿出的岩塊回填，在接近墓口處用石板砌築一多角形小石“井”，石板封蓋，底平鋪石板。穴底置長方形石棺，壁用17層石板平鋪疊砌，內壁整齊劃一，底鋪石板，頂用條狀石板封蓋。墓中隨葬6件玉器，其中玉人、玉鳳為紅山文化玉器中新發現的器類，玉人高度寫實，對研究宗教祭祀活動、人的體態、形體特徵等十分重要。玉鳳造型簡潔生動，線條優美，其枕於頭下的出土位置也引人深思。M4是牛河梁遺址群已發現規模最大、營造最費工時的一座墓葬，其規模與圍繞四周的墓葬對比懸殊，僅岩石開鑿量就多達30立方米。發掘為綜合研究紅山文化積石冢群的布局、各冢及冢內墓葬結構、葬俗、玉器組合以至分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資料。
二、河南鄭州大師姑夏代城址
發掘單位：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王文華
時代：夏代
2002年3月—去年12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為配合農村生產基本建設，對鄭州西北郊的大師姑遺址進行了連續鑽探和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540平方米。通過發掘和鑽探，確認是一處二里頭文化中晚期大型城址。城址由城垣和城壕兩部分組成。城垣距現地表深度不一，一般在1米左右。已發現的部分為南牆西段、南牆東段的部分地段、東牆部分地段、西牆北段和北牆西段，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存全部集中在城垣和城壕以內，總面積約51萬平方米。
早商時期大型環壕也是這次發掘的重要收穫。早商環壕位於夯土城垣和護城壕溝之間，和護城壕溝平行分布。其內側打破疊壓城垣外側的二里頭文化層，外側打破護城壕溝。環壕的形制和二里頭文化護城溝不同，斷面呈倒喇叭狀，溝口寬度在13—15米之間，溝底寬度約1.5米左右，溝深4—6.8米之間。環壕下層出土標本破碎，初步判斷其時代應在二里崗下層一、二期之間，環壕上層出土遺物時代為二里崗上層時期。環壕內二里崗期早商文化遺存豐富，說明早商時期這裡仍是一處重要的聚落。
大師姑夏代城址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一座二里頭文化城址，它的發現填補了我國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為進一步研究我國古代的城市發展、夏代與國與社會結構乃至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城址內部夏、商遺存都十分豐富，對於探討夏代晚期夏商文化關係、夏商交替年代等一系列我國夏商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學術問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三、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市考古隊、眉縣文化館
發掘領隊：王占奎
時代:西周
2003年1月9日，眉縣馬家鎮楊家村五位農民在取土時發現了一個青銅器窖藏，隨後，省考古部門對該窖藏進行發掘，並對窖藏周圍進行了調查、鑽探和發掘。發掘面積300平方米，除銅器窖藏外，共發掘墓葬16座（其中西周墓葬5座，先周墓葬11座），車馬坑1座，馬坑1座。青銅器窖藏為一長方形豎穴連線一個大致呈圓形的龕。豎穴為南北向，長4.7，東西寬2.5，穴底距地表7米。豎穴自深2.5米。其南部的龕底徑為1.6 X1.8米，高1.1米。豎穴與龕的連線處，用夯土密封，27件青銅器放置於龕內，保存狀況良好。
這批窖藏青銅器是西周最為著名的單氏家族所有，。一個家族27件青銅器出土於一個窖藏，件件都有銘文，是第一次；其中盤銘文多達350多字，字數超過著名的牆盤，是盤銘中最長的一件，也是建國以來出土最長的意見；一個家族史擁有總數4048字的文字記載，是第一家；標準器多，氣勢宏偉，紋飾好且有底紋，觀賞價值很高。最為重要的是銅器銘文提供的材料，盤銘文一一記載的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在以往的青銅器中是絕無僅有的；單氏家族8代與周王十一代十二位王的對應關係，對估定西周積年總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對西周青銅器斷代研究和夏商周斷代工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同時，銘文對於認識單氏家族史以及研究周王朝與西北少數民族的關係等提供了重要材料。窖藏外的發掘，為這批銅器提供了背景資料。
四、陝西扶風周原李家西周鑄銅作坊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徐天進
時代：西周
發掘區位於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莊白村李家村西，東距任家銅器窖藏（以梁其器為代表）、西南距離莊白一號銅器窖藏（以微氏家族銅器為代表）均各數百米，實際發掘面積875平方米，共清理西周時期灰坑120座、房址8座、水井2眼、灰溝3條、墓葬35座以及車馬坑1座。李家鑄銅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出土了數以千計的西周陶范，目前已經辨認出的器類包括鼎、簋、鬲、斝、壺、器蓋、鑾鈴、馬鑣、馬銜、車鍵、車轄、銅泡、銅扣、鐘和工具等，另有部分不見於已知銅器中的器物范。其中部分陶范上有精美的紋飾。
長期以來，僅在洛陽地區出土過少量西周早期的陶范，資料較為零碎，周原李家鑄銅遺址出土陶范不僅數量大、器類多，而且在年代上跨越了整個西周時期，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周原是出土西周青銅器最多的地區，但以前在這裡沒有發掘過西周時期的鑄銅作坊，遺址的發掘，既有助於研究周原遺址的聚落形態，也有益於對西周鑄銅工藝的認識。根據對出土陶范的初步整理，已經大致了解了當時的一些鑄造工藝。
五、山東章丘危山漢代墓葬與陪葬坑及陶窯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館
發掘領隊：王守功
時代：漢代
危山位於章丘市西部，四周是山前平原，孤山獨立，發掘共發現漢代陪葬坑三座(其中4號坑遭破壞)，墓葬30餘座，陶窯3座，出土了大批彩繪陶車、馬、儀仗俑群等文物。陪葬坑均南北向。其中一號陪葬坑長9.7米，寬1.9米，坑內車馬俑擺放反映了王侯貴族出行的場面。共出土陶俑173個，馬56匹，4輛陶馬車，90餘面盾牌。二號坑規模較小，內擺放了11個木質器物箱，箱內遺物大多腐朽，有 4個箱內分別擺放了陶車、馬、俑等。二號坑內出土的陶俑多為女俑。從擺放的器物看，二號坑與一號坑所反映的內容不同。陪葬坑內出土的車、馬、俑均有彩繪，陶俑的彩繪主要表現了衣冠服飾；車馬的彩繪主要表現車馬的配飾。對彩繪的保護和研究，為漢代服飾及車馬的組裝及系駕法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危山車馬俑坑中，出土陶車5輛，有雙轅車和單轅車兩類，車的構件除車軸及傘蓋的槓外，均為陶土燒制而成的，一輛車的構件，多的達100餘個，為漢代車的研究提供了完好的實物資料。
發現的三座陶窯，從其填土及周圍堆積情況看，應為主要燒制車、馬、俑的陶窯。陶窯出土的車、馬、俑的殘片與一號陪葬坑內出土的基本一致，說明一號陪葬坑出土的車馬俑應該是在當地燒制的。此外在陶窯及其周圍發現的大量殘破車馬俑，以及採集到大量的殘破的陶俑和少量馬、車的模具，為車、馬、俑的製作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標本。對危山頂部的大型墓葬的勘探，基本了解了該墓葬的形狀、形制和規模。對危山北坡發現的部分墓葬進行了清理。發現的墓葬多集中在陪葬坑周圍。墓葬中除隨葬生活用品外，在東器物箱內隨葬了大量的兵器，其中一件銅弩機上有錯金銀花紋，製作考究。從危山陶窯周圍出土的陶器及墓葬出土隨葬品分析，危山發現的墓葬、陪葬坑及陶窯等大致屬西漢早期或中期早段。危山漢代陪葬坑及墓葬的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所取得的資料，為漢代濟南國歷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六、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
發掘單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沂市文化局
發掘領隊：鄭同修
時代：西晉
2003年5月初，山東省臨沂市在市區王羲之故居公園擴建工程施工中，發現兩座較大的磚室墓葬。隨即，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臨沂市文化局聯合組成考古隊進行了搶救發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墓葬位於臨沂市市區洗硯池街北側、王羲之故居公園東北部。兩座墓葬東西相距30餘米，除墓門為石制之外，其餘均為磚築。其中1號墓為雙室墓葬，為山東已發掘漢晉大中型磚室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山東已發掘大中型磚室墓葬中惟一一座未被盜掘的墓葬，出土了豐富精美的隨葬品。墓葬出土隨葬品十分豐富，有銅器、瓷器、陶器、漆器、鐵器、金器及其它質料的隨葬品250餘件（套）。其中瓷器主要為南方風格的青瓷，器形有盤口壺、雞首壺、罐、缽、水注、燭台等。陶器有盤、釉陶瓶等器類，其中盤多為漆衣陶。銅器有熏爐、鼎、魁、斗、熨斗、燈、碗、弩機、帶鉤等。金器主要為裝飾品，有手鐲、釵、簪、鈴、串珠、牌飾、指環等。鐵器有刀、燈、鏡諸類。墓葬隨葬漆器數量也很多，但多腐朽嚴重，可辨器形有奩、壺、耳杯、盤、勺等類。在出土隨葬品當中，尤以青瓷胡人騎獸燭台、青銅人物騎獸燭台、鳳鳥形銅熏爐等器物造型優美，保存十分完整；銅弩機上刻有“正始二年五月十日左尚方造…”等30餘字銘文；部分漆器的底部有清晰的朱書文字，記載明確的年號，內容有“太康七年”、“太康八年”和“十年”三個年號以及“王女”、“李平”、“李次”、“官”等文字。2號墓葬為單磚室墓，主墓室前有寬大的甬道，是山東已發掘磚室墓中規模最大的單室墓葬，雖然經過兩次盜掘，但墓室結構保存依然完整，殘存各類文物20餘件。
從兩座墓葬的形制結構、隨葬品的器物組合特點和紀年資料初步判斷，墓葬的年代應屬西晉時期。1號墓完整地反映了當時的葬制葬俗。同一墓葬埋葬3個未成年人，是考古發掘中極為罕見的現象。出土隨葬品豐富而精美，為山東晉代墓葬中所僅見。2號墓雖然被盜，但規模更大，墓室結構完整，與1號墓葬相距不遠，時代相近。兩座墓葬規模較大、構築方式考究、出土文物豐富精美，墓主應具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或一定的政治勢力，應與當時的名門望族或達官貴族有一定關係。
七、陝西唐昭陵北司馬門遺址
發掘單位：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張建林
時代：唐代、清代
為了全面了解唐昭陵北司馬門遺址的布局和遺蹟結構，並為制定遺址的科學保護方案提供翔實的依據。2002年7月，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對遺址進行了清理和發掘，經2002年度和2003年度兩年的發掘，發掘面積總計5100多平方米。揭露的建築遺蹟主要為唐代和清代兩個時期。 唐代遺蹟清理的範圍南北約86米，東西最寬處61米。全遺蹟以兩闕間中線為軸東西對稱，並以門庭為界，分門內外兩部分。大門以外（以北）遺蹟有：最北部東西對稱的雙闕和雙闕後的長條形房址。大門兩側接夯土圍牆。大門以內（以南）西部遺存自北向南有：門庭西南的條形房址和其後部方形房址，最南端的長廊狀房址。出土的遺物以唐代及明清建築構件為中心，並有唐代石刻殘塊和明清祭祀碑8通。唐代建築構件有長方形磚、方磚、筒瓦、板瓦、各種紋樣與規格的瓦當、鴟尾、獸頭脊頭磚等種類。石刻為十四蕃君長和昭陵六駿殘塊。
唐昭陵北司馬門遺址是唐代帝陵陵園建築遺址中首次發掘的一組完整建築群，總體布局較為清楚，整組建築以軸對稱的形式依地勢而建，由北向南逐漸升高，外圈有圍牆環繞，嚴密緊湊。通過發掘對於一些建築的結構和功能有了新的認識。出土的石刻文物如十四蕃君長和昭陵六駿殘塊在美術史上有重要意義。
八、內蒙古通遼吐爾基山遼墓
發掘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塔拉
時代：遼
墓葬偶然發現於吐爾基山採石礦的採石過程中。該墓為石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及左右耳室組成。墓道為長斜坡墓道，長48米，兩壁石牆殘高約10米；墓門口有封門石封住，在甬道中間有一道木門，兩扇對開，每扇門各有上下三排鎏金銅門釘，每排6個；墓室近似正方形，為疊澀頂，墓室四壁的壁畫絕大部分已經脫落，藻井上面繪有月亮及太陽圖案。耳室位於墓室的前部，呈長方形，左右耳室均有木門。葬具有彩繪木棺、內棺及棺床。彩繪木棺以紅、黑兩色為主色，上面雕刻有仙鶴、鳳、纏枝牡丹、祥雲等圖案，其中仙鶴、鳳以及牡丹花葉子為貼金，四周懸有鈴鐺，在棺蓋上面還有三個葫蘆狀鎏金銅飾件。內棺的棺蓋正面有三團貼金龍紋圖案，在兩側各有一對貼金鳳展翅飛翔，神態生動。內外棺之間夾有絲織品。彩繪木棺棺床為須彌座狀彩繪棺床，共由8層組成。墓主人身穿11層衣服，其中一件保存完好的羅裙上發現了帶有晚唐風格的對鳳圖案。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銅器、銀器、金器、漆器、木器、馬具、玻璃器和絲織品。銅器有鐘、銅鈴、牌飾、銅泡等，大部分為銅鎏金。其中的鎏金銅牌飾上面戰+刻精美的樂舞圖案；金銀器上面戰刻有栩栩如生的金龍和雙獅以及鸞鳥、形態各異的人物和動物圖案。這些精美的隨葬品，對於豐富遼代的文化交流、藝術等方面認識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
從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墓葬風格接近於晚唐和遼代早期的風格，應為遼代早期契丹貴族的墓葬。彩繪木棺和棺床，在內蒙古尚屬首次完整發現。該墓的發現，是近年來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在研究遼代的社會風格、風俗習慣、服飾、藝術以及喪葬習俗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九、內蒙古集寧路古城遺址
發掘單位：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陳永志
時代：元
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位於內蒙古烏蘭察布盟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鄉土城子村，北鄰110國道，南靠黃旗海，西距烏蘭察布盟行政公署所在地集寧市25公里。古城建於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原系金代集寧縣，為西京路大同府撫州屬邑，是蒙古草原與河北、山西等地進行商貿交易的春市場。元代初年，升為集寧路，屬中書省管轄，下轄集寧一縣。城內曾有皇慶元年（1312年）所立《集寧文宣王廟學碑》。1988年6月，被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二批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城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940米，東西寬640米。
古城東、北牆保存較好，寬 5-6米，殘高0.5-2.5米。西、南牆破壞嚴重，已模糊不清。東、西牆各設一門，東門位於東城牆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門設在西城牆中段，外置馬蹄形瓮城。南門情況不詳。城內道路六縱七橫，將古城分為三十一個單元，城內北部正中有一大型的建築台基，台基南部為市肆遺址，城外西側有一條南北向的道路直通西門瓮城。城內地層堆積東淺西深，文化層厚1.5-5米；遺蹟豐富，有大量的房址、灰坑（窖穴）、水井、道路、墓葬、瓮棺葬、窯、窖藏等，遺蹟間疊壓打破關係較為複雜。古城內現闢為耕地，地表散見大量的陶瓷片、石柱礎、石臼及磚瓦等建築構件殘塊。2002年4月至2003年11月，為了配合集-老高速公路建設，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內高速公路建設地帶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22045平方米，共發現房址91組、灰坑（包括窖穴）822座、灰溝110餘條、水井22眼、道路9條、窯址23座、墓葬11座、瓮棺葬4座、窖藏34座，出土了大量不同質地的各類器物。其中完整瓷器200餘件、可復原瓷器7416件、陶器877件、金銀器10件、銅器351件、鐵器268件、骨器456件、銅錢36849枚、其它石器、木器等各類器物2000餘件。
這些遺蹟、遺物的出土，為研究元代的城市制度、經濟文化生活提供了翔實可靠的實物資料。
十、江西景德鎮珠山明、清御窯遺址
發掘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劉新園
時代：明、清代
2002年10月——2003年1月、2003年10——12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考古隊，對江西景德鎮珠山明、清御窯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掘面積788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遺蹟和一大批遺物。
出土遺蹟有牆、窯爐和清末民國時期江西瓷業公司發行所房屋建築等。窯爐遺蹟一組6座（已清理出4座），均為葫蘆形，坐東朝西，整齊有序的排列在一條直線上。皆為楔形紅磚砌成，由窯門、火膛、前室、後室和護窯牆等組成。這組窯爐遺蹟的年代為明洪武中期至永樂時期。葫蘆形窯爐是在龍窯的基礎上發展、改進而來的，在景德鎮元代民窯中已見使用，在御窯遺址中尚屬首次發現。出土遺物非常豐富，以瓷器為大宗。瓷器中明代早、中期的數量多，也是這次出土瓷器中的精華所在。種類較為豐富，即有青花釉里紅、釉里紅、紅釉、黑釉、紫金釉、白釉、黃釉、青釉、仿哥釉、仿宋官青釉、青花和鬥彩瓷器等。器類也較多，主要有梅瓶、瓶、僧帽壺、梨形壺、罐、小罐、碗、盤、方盤、杯、靶盞、盒、爐、觚、爵、花盆、欄板等。胎細釉潤，紋飾豐富多彩。器物上多刻寫、書寫年款。有不少瓷器品種，如永樂青花釉里紅雲龍紋梅瓶、釉里紅雲龍紋梅瓶、紅釉刻花雲龍紋梅瓶、內紅釉外釉里紅趕珠龍紋大碗、內白釉外釉里紅龍紋小碗、黑釉劃花鼎式香爐和宣德仿哥釉瓜稜小罐等，在以往的考古資料和傳世品中所不見，是極為珍貴的精品。還出土了其他一些重要價值的標本，均為以往所不見或罕見之御窯遺物。此次考古發掘為研究、探討明代早、中期御窯的範圍、燒成技術、產品特徵和管理制度等提供了新的科學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