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以來，已經整整一年了。這是偉大的轉變的一年。在這期間，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使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也獲得了巨大成績，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更加有了保證。這一年，就是以這些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國史冊的一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1957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
- 時間：1957年
- 類型：工作報告
- 部門：中央政府
機構,會議內容,
機構
中央政府
會議內容
各位代表：
從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以來，已經整整一年了。這是偉大的轉變的一年。在這期間，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使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歷史性的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也獲得了巨大成績，使我們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額完成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我們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繼續發展更加有了保證。這一年，就是以這些偉大光輝的成就載入我國史冊的一年。
關於一年來的政府工作，國務院決定由我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報告。我的報告，是依據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所提出的方針，來檢查一年來政府的工作，並且解答各方面對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這個報告分為五個部分：（1）關於社會主義革命；（2）關於社會主義建設；（3）關於人民生活；（4）關於國家基本制度；（5）關於國內外團結。
關於一年來的政府工作，國務院決定由我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報告。我的報告，是依據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所提出的方針，來檢查一年來政府的工作，並且解答各方面對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見。這個報告分為五個部分：（1）關於社會主義革命；（2）關於社會主義建設；（3）關於人民生活；（4）關於國家基本制度；（5）關於國內外團結。
關於社會主義革命
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一億二千萬農戶和五百多萬個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已經變為集體經濟。七萬戶的私營工業企業已經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將近二百萬戶的私營大中小商店，已經變為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組或者直接變為國營商店。這是把幾千年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由於各種條件的成熟，由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由於全國人民的努力，在這樣一個大革命的過程里，社會財產沒有遭到損壞，社會秩序沒有發生混亂，社會生產沒有下降。恰恰相反，我們在這個大革命取得基本勝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1956年的自然災荒，不僅是我國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災荒，也是幾十年以來我國最大的一次災荒，被災田地約二億三千萬畝，受災人口約七千萬人。在全國實行農業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國農業就經歷了這樣嚴重災情的考驗。在黨和政府的積極領導和支持下，全國農民發揮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實現了增產的要求。195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約為五百八十三億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接近了第一個五年計畫最後一年的指標；糧食（不包括大豆）的產量為三千六百五十億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億斤，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畫最後一年的指標。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於大家忙於組織合作社和積肥造肥以及興修水利等基本建設，並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產糧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農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響。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災最重，產量比1955年減少了。但是，在實現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國除了災情嚴重的地區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戶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減少收入的農戶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對於災區，政府去年用於防汛、搶險、堵口、復堤、救濟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產救災貸款的款項共達八億六千萬元，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向災區調運的糧食，增加了七十億斤，而農業合作社的集體救災和生產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於城市和鄉村的基本建設和生產同時增長，生產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種器材，特別是建築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應出現了緊張情況。可是，儘管如此，1956年手工業和公私合營企業的生產和營業，也都得到了發展。這一年，手工業總產值達到一百一十七億元，較1955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一百九十一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總額達一百一十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零售總額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對私方人員也作了大體安排。
人們知道，當小生產一旦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以後，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可以這樣構想，在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對私營工商業不採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進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營工商業者不參加公私合營而拒絕改造的話，那么，二百多萬戶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和營業不僅不能得到發展，並且必然會處於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營企業的職工和一部分從業人員就會遇到失業和轉業的困難。這不僅對國家和人民不利，對工商業者更加不利。黨和政府從開國以來，就把私營工商業放在國家的統籌安排之內，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營工商業者就在1956年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接受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辦法，從而使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完成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能夠同時基本上完成，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的歷史發展所準備好了的。19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後，我國革命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接著，我們先後進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運動。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礎。抗美援朝擊退了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挑戰，破除了我國一部分人的特別是許多知識分子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肅清反革命運動相當徹底地打擊了各種反革命分子，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三反五反，擊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了許多反動思想，初步解決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些運動的勝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這些運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以民眾性的鬥爭形式進行的，因為不採取這種形式，便不可能把廣大人民民眾動員起來取得運動的勝利，同時也不能使民眾在運動中得到鍛鍊，提高覺悟，為三大改造鋪平道路。由此可知，對於五大運動無論就其成績來說，也無論就其進行的形式來說，都是不應該懷疑的。五大運動的勝利保證了三大改造能夠順利地進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供銷小組、分散生產聯合經營等低級形式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高級形式、從小規模的手工業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營再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同時，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聯繫配合起來進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歷史大變革後的第一年，工農業生產不僅能夠正常進行而且能夠獲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民眾性運動中，在具體工作上是發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對於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處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歡迎全國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當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時候，要分析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要分析在當時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這樣，我們才能判明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範圍。對於那些在當時條件下確實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堅決糾正；對於在運動中受到不應有的損害的人，我們應該公開向他們道歉；在運動中沒有處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關機關迅速予以處理。
但是，歷次運動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蓋不了當時產生這些運動的客觀需要和歷次運動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運動來說，由於這個運動也是以民眾運動的形式進行的，某些問題的處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傷了一些從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過思想改造運動，確實幫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基本上渡過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在這次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就是證明。再以肅清反革命運動來說，在政府歷年來處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類：（一）因積惡累累民憤極大而判處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點八，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解放後到1952年判處的，這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二）實行勞動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點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產的占百分之二十五點六，現在在押實行勞動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點七；（三）實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點一；（四）逮捕後寬大處理、教育釋放的占百分之八點九。由此可知，在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四是經過勞動改造或者寬大處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機會，其餘仍在勞動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也將會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根據政府的初步檢查，對這些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是完全正確的。有人認為肅反的偏差竟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主席已經提出還要對這一運動進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會繼續證明這一點。
過去進行的五大運動，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或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決不能拿革命運動中個別的乃至部分的錯誤來動搖革命運動的成果。即使在個別單位甚至個別地區發生的錯誤比較嚴重，也依然不能否定這些運動的成果。黨和政府每當提倡一種運動的時候，都是根據客觀的迫切需要，經過慎重研究和典型試驗才提出的，而每次運動又動員了廣大民眾參加並且得到他們的擁護。這樣就保證了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有人認為，如果我們說這些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這就是“教條主義”，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實際上，這些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號，就是為了誇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導一些立場不穩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這些個別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這些運動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達到他們動搖革命運動成果、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
我們說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勝利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民眾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這並不是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著重地提出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並不是說，現在就沒有敵我矛盾了。應該指出，目前在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早被消滅，但是這些階級的分子，還正在勞動中、生活中改造著，而他們固有的階級思想和階級感情，還不可能完全改變。私營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雖然參加了公私合營，但是由於他們還拿定息，對工人階級還有剝削關係，因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僅僅是“不勞而獲”，說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這些謬論都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饜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打掩護。有少數資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更是拒絕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露骨的表現。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資產階級還存在著兩面性嗎？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資產階級分子還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對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他們進行自我批判，逐步改變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脫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這一點，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這對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說，又有什麼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這一點嗎？由上述情形看來，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面，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鬥爭，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還存在著我們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國外的帝國主義的敵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有思想鬥爭，也有政治鬥爭。因此，當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絕不能無視還有階級鬥爭的存在，也不能無視還有敵我矛盾的存在。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繼續進行和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我們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
1956年的自然災荒，不僅是我國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災荒，也是幾十年以來我國最大的一次災荒，被災田地約二億三千萬畝，受災人口約七千萬人。在全國實行農業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國農業就經歷了這樣嚴重災情的考驗。在黨和政府的積極領導和支持下，全國農民發揮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實現了增產的要求。195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約為五百八十三億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接近了第一個五年計畫最後一年的指標；糧食（不包括大豆）的產量為三千六百五十億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億斤，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畫最後一年的指標。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於大家忙於組織合作社和積肥造肥以及興修水利等基本建設，並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產糧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農村副業的發展一度受到影響。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災最重，產量比1955年減少了。但是，在實現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國除了災情嚴重的地區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戶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減少收入的農戶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對於災區，政府去年用於防汛、搶險、堵口、復堤、救濟等項的支出和發放生產救災貸款的款項共達八億六千萬元，從去年七月到現在，向災區調運的糧食，增加了七十億斤，而農業合作社的集體救災和生產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於城市和鄉村的基本建設和生產同時增長，生產資料的需要驟然增大，因而使各種器材，特別是建築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應出現了緊張情況。可是，儘管如此，1956年手工業和公私合營企業的生產和營業，也都得到了發展。這一年，手工業總產值達到一百一十七億元，較1955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營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一百九十一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總產值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營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組的零售總額達一百一十億元，較1955年這些企業的零售總額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政府已經完成了給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對私方人員也作了大體安排。
人們知道，當小生產一旦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以後，資本主義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可以這樣構想，在農業合作化和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發展中，如果政府對私營工商業不採取一視同仁、合理安排和進行改造的方針，或者私營工商業者不參加公私合營而拒絕改造的話，那么，二百多萬戶私營工商業的生產和營業不僅不能得到發展，並且必然會處於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營企業的職工和一部分從業人員就會遇到失業和轉業的困難。這不僅對國家和人民不利，對工商業者更加不利。黨和政府從開國以來，就把私營工商業放在國家的統籌安排之內，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營工商業者就在1956年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接受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辦法，從而使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完成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
我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能夠同時基本上完成，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國的歷史發展所準備好了的。1949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後，我國革命就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接著，我們先後進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運動。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封建基礎。抗美援朝擊退了美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挑戰，破除了我國一部分人的特別是許多知識分子的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肅清反革命運動相當徹底地打擊了各種反革命分子，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三反五反，擊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思想改造運動，批判了許多反動思想，初步解決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些運動的勝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這些運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以民眾性的鬥爭形式進行的，因為不採取這種形式，便不可能把廣大人民民眾動員起來取得運動的勝利，同時也不能使民眾在運動中得到鍛鍊，提高覺悟，為三大改造鋪平道路。由此可知，對於五大運動無論就其成績來說，也無論就其進行的形式來說，都是不應該懷疑的。五大運動的勝利保證了三大改造能夠順利地進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的。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再到高級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供銷小組、分散生產聯合經營等低級形式到手工業合作社的高級形式、從小規模的手工業合作社到規模較大的手工業合作社的發展過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經過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部分的公私合營再到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的發展過程。同時，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聯繫配合起來進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相互關係，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萬萬人民生活的歷史大變革後的第一年，工農業生產不僅能夠正常進行而且能夠獲得很大發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民眾性運動中，在具體工作上是發生過一些偏差和錯誤的。政府對於這些偏差和錯誤，有的已經作了檢查和處理，有的正在檢查。我們歡迎全國人民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當然，我們在檢查偏差和錯誤的時候，要分析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要分析在當時那些偏差和錯誤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無法避免的。這樣，我們才能判明這些偏差和錯誤的性質、程度和範圍。對於那些在當時條件下確實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錯誤，我們必須引以為戒，堅決糾正；對於在運動中受到不應有的損害的人，我們應該公開向他們道歉；在運動中沒有處理完畢的問題，現在應該由有關機關迅速予以處理。
但是，歷次運動中發生的偏差和錯誤，是掩蓋不了當時產生這些運動的客觀需要和歷次運動的基本成績的。以思想改造運動來說，由於這個運動也是以民眾運動的形式進行的，某些問題的處理是比較粗糙的，因而損傷了一些從舊社會來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過思想改造運動，確實幫助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基本上渡過了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關。在這次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就是證明。再以肅清反革命運動來說，在政府歷年來處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計有以下四類：（一）因積惡累累民憤極大而判處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點八，其中絕大多數是從解放後到1952年判處的，這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二）實行勞動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點三，其中已經刑滿釋放或者安置生產的占百分之二十五點六，現在在押實行勞動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點七；（三）實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經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點九，現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點一；（四）逮捕後寬大處理、教育釋放的占百分之八點九。由此可知，在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四是經過勞動改造或者寬大處理而得到釋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們已經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機會，其餘仍在勞動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們認罪守法，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也將會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根據政府的初步檢查，對這些反革命分子的處理，有偏差的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是完全正確的。有人認為肅反的偏差竟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主席已經提出還要對這一運動進行一次檢查，我們相信，檢查的結果會繼續證明這一點。
過去進行的五大運動，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徹底完成，或者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決不能拿革命運動中個別的乃至部分的錯誤來動搖革命運動的成果。即使在個別單位甚至個別地區發生的錯誤比較嚴重，也依然不能否定這些運動的成果。黨和政府每當提倡一種運動的時候，都是根據客觀的迫切需要，經過慎重研究和典型試驗才提出的，而每次運動又動員了廣大民眾參加並且得到他們的擁護。這樣就保證了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有人認為，如果我們說這些運動的成績是基本的，偏差和錯誤是個別的，這就是“教條主義”，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實際上，這些人提出反對“教條主義”、反對“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號，就是為了誇大錯誤、抹煞成績，引導一些立場不穩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這些個別性質或者部分性質的偏差和錯誤，看成是這些運動的根本性質或者全面性質的錯誤，以達到他們動搖革命運動成果、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
我們說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勝利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民眾階級鬥爭基本上結束了，但是這並不是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了。我們現在著重地提出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並不是說，現在就沒有敵我矛盾了。應該指出，目前在國內還有階級存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雖然已經早被消滅，但是這些階級的分子，還正在勞動中、生活中改造著，而他們固有的階級思想和階級感情，還不可能完全改變。私營工商業者的絕大部分雖然參加了公私合營，但是由於他們還拿定息，對工人階級還有剝削關係，因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張或者贊成把股息延長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說股息不是剝削，僅僅是“不勞而獲”，說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階級分子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甚至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這些謬論都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貪得無饜的剝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打掩護。有少數資本家主張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營企業，更是拒絕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露骨的表現。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資產階級還存在著兩面性嗎？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明資產階級分子還有繼續改造的必要嗎？對資產階級分子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他們進行自我批判，逐步改變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們得到“脫胎換骨”的本質改造。要作到這一點，又非經長期的改造功夫不可。這對絕大多數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業者來說，又有什麼不好呢？現在不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工商業者認識到了這一點嗎？由上述情形看來，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目前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對抗的一面，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鬥爭，更不必說在人民內部之外，還存在著我們同國內的反革命分子和國外的帝國主義的敵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經明白看到的，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有思想鬥爭，也有政治鬥爭。因此，當我們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絕不能無視還有階級鬥爭的存在，也不能無視還有敵我矛盾的存在。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繼續進行和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我們今後的一項重要任務。
關於社會主義建設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同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進行的。在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中，我們已經正確地規劃了建設和改造相結合的步驟。而1956年，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的到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經濟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過了五年計畫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過了前三年增長的總和。
現在我舉出一些數字說明這個情況。
我國的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產值，下同），在五年計畫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億元，而1956年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億元。正是由於這種迅速的發展，1956年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五百八十六億元，超過了五年計畫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標。從主要工業產品看，鋼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萬噸。金屬切削工具機的製造，前三年由於調整設備和改變型號的原因，雖然在台數上比1952年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種增加和質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56年，在這一新的基礎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萬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電力、煤炭、石油、化學肥料、水泥等重工業產品，1956年的產量比前三年的年產量都有較多的增加。噴氣式飛機、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和單軸自動車床等重要新產品也都是在這一年製造成功的。輕工業生產由於1955年農業豐收的有利條件，增長速度很快。例如，棉紗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萬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萬件；棉布的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萬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萬匹；食糖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將近十一萬噸。
1956年，我國的農業在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如前所說，總產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超過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億八千萬元的水平。1956年，在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農業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前三年共開墾荒地三千六百萬畝，而1956年就開墾荒地二千九百萬畝；前三年擴大的灌溉面積共四千一百多萬畝，而1956年就擴大了一億多畝。
1956年全國完成了將近一百四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等於五年計畫規定的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因而改變了前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只完成五年計畫一半稍多的情況，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八十六，這就保證了第一個五年的基本建設計畫能夠超額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鋼的生產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萬噸；新建和修復的鐵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產和建設的迅速發展相適應，1956年在運輸方面和貿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發展。全國現代運輸工具前三年的貨運量共增加了一億一千二百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萬噸；商業機構零售總額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億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億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顯然，1956年的建設成就是極其巨大的。這就使國家有比較充足的力量來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陣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又保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各項指標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有利條件。
1956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著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於國家預算的報告和關於國民經濟計畫的報告中詳細指出。1956年預算開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國民經濟計畫中的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從財政方面說，執行國家預算的結果，當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十八億三千萬元，動用了歷年財政結餘十六億五千萬元，並且從銀行透支了一億八千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動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從經濟和文教方面說，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時，職工的人數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學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雖然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這兩種物資的供應都較緊張，並且減少了國家的物資後備力量。在造成物質供應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這樣就多增加了財政的開支，多增加了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對於1956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由於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築工程，需要在1956年進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需要在1956年開始大量施工，並且還由於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這樣，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從建設項目來看，大多數是安排得恰當的，有小部分動工過早了，或者進度過快了，也有個別項目，是安排得不恰當的。不恰當的項目，顯然是錯誤的。那些動工過早和進度過快的項目，在當年確實造成一些損失，但是，對於長遠的建設事業還是需要的。同時，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產性的項目，由於建築標準過高，造成不少浪費。這些，都應該引為教訓，今後力求避免。
由於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我們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開始察覺，並且採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應緊張情況的繼續發展。以後在編制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畫草案和國家預算草案的時候，我們就吸取這個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適當地增加了國家的後備。
這次提交大會審議的1957年度的國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國民經濟計畫草案的各種數字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1957年的國家預算收入比1956年增長近百分之二；為了避免象去年那樣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現象，國家預算支出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達到六百零三億元。農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達到六百一十一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為一百一十一億元，它雖然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畫原定的1957年投資還多十四億元，五年合計，仍然超過五年計畫原定數約五十億元。在1957年已經過去的五個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畫的執行情況，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國人民能夠厲行增產節約，貫徹執行勤儉建國方針，爭取農業豐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災害，那么我們就能夠順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項指標，也就能夠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從而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關於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議，國務院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正在由有關部門具體制訂中。
應該指出，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畫建設中所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同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的援助分不開的。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共有一百五十六個建設項目，蘇聯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長期的優惠貸款，並且派遣了大批的技術專家幫助我們進行各項建設工作。這種真誠的援助，值得我們再一次向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還有人企圖抹煞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最近一個時期，有些人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和估計。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畫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國1956年的計畫，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擬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大大鼓舞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產，提高工作定額。1955年農業的大豐收，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基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畫的第四個年度，也確實有擴大規模的必要。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1956年的計畫就是適應這種情況，採取了躍進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但是，這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點。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來說，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點。因此，決不能說1956年的建設是全面冒進。1957年，由於去年農業收成的情況不好，同時國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後備力量也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適當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積蓄力量，準備今後更好地前進，是完全必要的，這決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直線發展的。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總會有快有慢，並且常常會出現不平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這樣。尤其是象我們這樣人多且窮的國家，由於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搞壞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從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來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壞了。以1957年的計畫數字同1952年的實際數字作比較，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一點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億元。以鋼的產量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將達到一千六百三十萬噸，而舊中國包括日本侵略時候的東北在內，從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產量不過七百六十萬噸。當然，拿目前我國鋼的產量同工業發達的國家的產量來比還是很低的。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方針，今後仍然應該繼續堅持。我國1957年的農業計畫如果完成，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將增長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億六千萬元。以糧食和棉花來說，1952年到1956年五年間的實際產量合計，糧食為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億斤，棉花為一億三千萬擔，而舊中國從1932年到1936年五年間是我國解放前農業收成比較好的年份，糧食產量合計只一萬三千億斤，棉花產量合計只六千零五十萬擔。不要忘記，在1952年到1956年這個期間，還有兩個大的災荒年。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內，我們開工建設的有八百多個限額以上的工業企業，許多水利工程和鐵路工程以及長江大橋工程等等，規模都比較大，技術都比較新，其中由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一百五十六項建設工程，在技術上都是頭等的。這些建設工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在第一個五年內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後將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建設工程，多數都是舊中國時代所不能想像的。第一個五年期間鐵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國民黨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這期間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例如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第一個五年合計為二十八萬人，這就為新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建設人材，而舊中國從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計不過二十一萬多人。拿財政的情況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的財政收支各為一千三百六十九億一千四百萬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國外借款收入三十一億元，只占國家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二點三。這充分地說明了我國基本上是依靠內部的積累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的。五年的財政支出，用於國家建設事業的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經濟建設事業和社會文教事業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國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這就充分地證明了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畫。我國在進行大規模建設的同時，由於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相應的改善，這一點，我將在報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說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偉大成就，是無可否認的。那種說第一個五年計畫搞壞了的人，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抱著敵對的態度，故意抹煞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這樣的人，他們最不高興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而嚮往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他們的困難是，全國廣大人民並不站在資本主義那一邊，而是堅決地站在社會主義這一邊。
有人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這是直接地攻擊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在中國是為六萬萬人的生活著想的，這同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只顧少數人發財享受不顧多數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還很落後，生產消費品的供應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國的農業，有時豐收，有時歉收，並且往往這裡豐收，那裡歉收，為了照顧這種不平衡情況，必須在豐收的年份和地區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區，並且還必須準備應付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我國的工業和運輸業的建設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斷增加；這種種情況，說明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如果不對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實行統購統銷，進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就無法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對於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的統購統銷，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在分配方面的一項重要政策。四年來實踐證明，這個政策保證了城鄉人民都能夠得到他們所最必需的價格合理的生活消費品，免受私商的剝削，即使在發生災荒的年份和災害嚴重的地區也是如此。這個政策支援了工業建設，保證了市場的穩定，從而有助於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怎么能夠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呢？抱有這種觀點的人，不是貪圖少數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戀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想達到個人發財的目的。我們批判這種錯誤觀點，並不是否認在統購統銷方面存在著某些缺點。例如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工作，一度曾經因為供應過寬，不得不增加收購，在某些地區就發生購糧過多、留糧過少的現象。又如，對棉布的統銷工作，去年棉布增產較多，供應寬了一些，今年棉布減產，不得不減少供應。這都是由於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顧後和統籌安排不夠所產生的缺點。對於各種缺點，政府將繼續注意檢查和改正。
現在我舉出一些數字說明這個情況。
我國的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產值，下同），在五年計畫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億元，而1956年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億元。正是由於這種迅速的發展，1956年的工業總產值達到了五百八十六億元，超過了五年計畫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標。從主要工業產品看，鋼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萬噸。金屬切削工具機的製造，前三年由於調整設備和改變型號的原因，雖然在台數上比1952年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種增加和質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56年，在這一新的基礎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萬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電力、煤炭、石油、化學肥料、水泥等重工業產品，1956年的產量比前三年的年產量都有較多的增加。噴氣式飛機、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和單軸自動車床等重要新產品也都是在這一年製造成功的。輕工業生產由於1955年農業豐收的有利條件，增長速度很快。例如，棉紗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萬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萬件；棉布的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萬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萬匹；食糖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將近十一萬噸。
1956年，我國的農業在嚴重的自然災害中，如前所說，總產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億四千萬元，超過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億八千萬元的水平。1956年，在國家和農業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農業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前三年共開墾荒地三千六百萬畝，而1956年就開墾荒地二千九百萬畝；前三年擴大的灌溉面積共四千一百多萬畝，而1956年就擴大了一億多畝。
1956年全國完成了將近一百四十億元的基本建設投資額，等於五年計畫規定的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因而改變了前三年基本建設投資只完成五年計畫一半稍多的情況，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達到百分之八十六，這就保證了第一個五年的基本建設計畫能夠超額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鋼的生產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萬噸；新建和修復的鐵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產和建設的迅速發展相適應，1956年在運輸方面和貿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發展。全國現代運輸工具前三年的貨運量共增加了一億一千二百萬噸，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萬噸；商業機構零售總額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億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億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顯然，1956年的建設成就是極其巨大的。這就使國家有比較充足的力量來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經濟和公私合營經濟，從而加強了社會主義經濟的陣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時，又保證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各項指標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完成和超額完成，從而準備了實行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有利條件。
1956年政府對國家建設工作的安排，總的說來是正確的，但是也存在著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將要在李先念、薄一波兩位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分別作的關於國家預算的報告和關於國民經濟計畫的報告中詳細指出。1956年預算開支中的某些項目和國民經濟計畫中的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從財政方面說，執行國家預算的結果，當年支出超過當年收入十八億三千萬元，動用了歷年財政結餘十六億五千萬元，並且從銀行透支了一億八千萬元，銀行發行貨幣也多了一些，因而動用了庫存物資大約二十億元。從經濟和文教方面說，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同時，職工的人數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學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職工的工資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雖然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這兩種物資的供應都較緊張，並且減少了國家的物資後備力量。在造成物質供應緊張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設投資額大了一些，“攤子”鋪得多了一些，這樣就多增加了財政的開支，多增加了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也就多增加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耗。
對於1956年的基本建設工作，我們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由於許多建設項目在前三年已經完成了土木建築工程，需要在1956年進行大量的設備安裝工程，另有許多項目已經完成了設計和施工準備工作，需要在1956年開始大量施工，並且還由於設計和施工力量的壯大，設備自給能力的增長，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項目，這樣，就使基本建設的項目大大地增加了。現在從建設項目來看，大多數是安排得恰當的，有小部分動工過早了，或者進度過快了，也有個別項目，是安排得不恰當的。不恰當的項目，顯然是錯誤的。那些動工過早和進度過快的項目，在當年確實造成一些損失，但是，對於長遠的建設事業還是需要的。同時，有一些項目，主要是一些非生產性的項目，由於建築標準過高，造成不少浪費。這些，都應該引為教訓，今後力求避免。
由於基本建設投資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我們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經開始察覺，並且採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應緊張情況的繼續發展。以後在編制1957年的國民經濟計畫草案和國家預算草案的時候，我們就吸取這個教訓，縮減了一部分基本建設投資，適當地增加了國家的後備。
這次提交大會審議的1957年度的國家預算草案和發展國民經濟計畫草案的各種數字表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以既積極又充分可靠的步驟向前發展的。1957年的國家預算收入比1956年增長近百分之二；為了避免象去年那樣在財政上出現赤字的現象，國家預算支出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五，達到六百零三億元。農業總產值比1956年將增長百分之四點九，達到六百一十一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縮減為一百一十一億元，它雖然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計畫原定的1957年投資還多十四億元，五年合計，仍然超過五年計畫原定數約五十億元。在1957年已經過去的五個多月時間內，預算和計畫的執行情況，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國人民能夠厲行增產節約，貫徹執行勤儉建國方針，爭取農業豐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災害，那么我們就能夠順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項指標，也就能夠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從而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關於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建議，國務院接受了這個建議，並且正在由有關部門具體制訂中。
應該指出，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畫建設中所已經取得和將要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同蘇聯人民和蘇聯政府的援助分不開的。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共有一百五十六個建設項目，蘇聯給我國提供了大量的長期的優惠貸款，並且派遣了大批的技術專家幫助我們進行各項建設工作。這種真誠的援助，值得我們再一次向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現在還有人企圖抹煞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最近一個時期，有些人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和估計。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畫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我國1956年的計畫，是在改造和建設的高潮中擬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大大鼓舞了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他們紛紛要求增加生產，提高工作定額。1955年農業的大豐收，又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基本建設發展到了五年計畫的第四個年度，也確實有擴大規模的必要。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們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設的速度。1956年的計畫就是適應這種情況，採取了躍進的步驟，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說的巨大成就。不錯，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但是，這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點。即使以基本建設投資多了十五億元到二十億元來說，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質的缺點。因此，決不能說1956年的建設是全面冒進。1957年，由於去年農業收成的情況不好，同時國家的財政和物資的後備力量也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適當地放慢建設的步驟，積蓄力量，準備今後更好地前進，是完全必要的，這決不是全面冒退。我們應該懂得，任何事情都不會是直線發展的。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發展速度總會有快有慢，並且常常會出現不平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也是這樣。尤其是象我們這樣人多且窮的國家，由於農業的比重很大，自然災害時常發生，要求國民經濟年年都毫無起伏地按照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有人認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搞壞了，這是完全錯誤的。無論從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基本建設、文化教育或者財政收支那一方面來看，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壞了。以1957年的計畫數字同1952年的實際數字作比較，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一點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億元。以鋼的產量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將達到一千六百三十萬噸，而舊中國包括日本侵略時候的東北在內，從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計的鋼產量不過七百六十萬噸。當然，拿目前我國鋼的產量同工業發達的國家的產量來比還是很低的。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的方針，今後仍然應該繼續堅持。我國1957年的農業計畫如果完成，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將增長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億六千萬元。以糧食和棉花來說，1952年到1956年五年間的實際產量合計，糧食為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億斤，棉花為一億三千萬擔，而舊中國從1932年到1936年五年間是我國解放前農業收成比較好的年份，糧食產量合計只一萬三千億斤，棉花產量合計只六千零五十萬擔。不要忘記，在1952年到1956年這個期間，還有兩個大的災荒年。在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內，我們開工建設的有八百多個限額以上的工業企業，許多水利工程和鐵路工程以及長江大橋工程等等，規模都比較大，技術都比較新，其中由蘇聯幫助設計和供應設備的一百五十六項建設工程，在技術上都是頭等的。這些建設工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和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在第一個五年內已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後將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些建設工程，多數都是舊中國時代所不能想像的。第一個五年期間鐵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國民黨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這期間也有了巨大的發展，例如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第一個五年合計為二十八萬人，這就為新中國培養出大批的建設人材，而舊中國從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計不過二十一萬多人。拿財政的情況來說，第一個五年合計的財政收支各為一千三百六十九億一千四百萬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國外借款收入三十一億元，只占國家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二點三。這充分地說明了我國基本上是依靠內部的積累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的。五年的財政支出，用於國家建設事業的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經濟建設事業和社會文教事業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國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這就充分地證明了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是和平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計畫。我國在進行大規模建設的同時，由於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相應的改善，這一點，我將在報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說明。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偉大成就，是無可否認的。那種說第一個五年計畫搞壞了的人，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抱著敵對的態度，故意抹煞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這樣的人，他們最不高興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而嚮往資本主義經濟。但是，他們的困難是，全國廣大人民並不站在資本主義那一邊，而是堅決地站在社會主義這一邊。
有人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這是直接地攻擊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在中國是為六萬萬人的生活著想的，這同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只顧少數人發財享受不顧多數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國人口眾多，經濟還很落後，生產消費品的供應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國的農業，有時豐收，有時歉收，並且往往這裡豐收，那裡歉收，為了照顧這種不平衡情況，必須在豐收的年份和地區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區，並且還必須準備應付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我國的工業和運輸業的建設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斷增加；這種種情況，說明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裡，如果不對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實行統購統銷，進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就無法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就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對於糧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費品的統購統銷，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在分配方面的一項重要政策。四年來實踐證明，這個政策保證了城鄉人民都能夠得到他們所最必需的價格合理的生活消費品，免受私商的剝削，即使在發生災荒的年份和災害嚴重的地區也是如此。這個政策支援了工業建設，保證了市場的穩定，從而有助於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發展。怎么能夠認為統購統銷糟透了呢？抱有這種觀點的人，不是貪圖少數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戀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想達到個人發財的目的。我們批判這種錯誤觀點，並不是否認在統購統銷方面存在著某些缺點。例如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工作，一度曾經因為供應過寬，不得不增加收購，在某些地區就發生購糧過多、留糧過少的現象。又如，對棉布的統銷工作，去年棉布增產較多，供應寬了一些，今年棉布減產，不得不減少供應。這都是由於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顧後和統籌安排不夠所產生的缺點。對於各種缺點，政府將繼續注意檢查和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