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55年以來,以自民黨為首的保守勢力堅持“西方一員”立場和日美同盟;以社會黨(後改為社民黨)為首的“革新勢力”則強調維護民族獨立,反對《
日美安保條約》和增強軍備。這種以“保革對立”為特徵的“1955年體制”,恰好是冷戰時期國際上兩級體制在日本的一個縮影。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的和平主義思潮曾占上風,自民黨內右翼勢力受到黨內外較大牽制。這種“1955年體制”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
興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中斷了日本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對於中國和諸多亞洲國家的侵略,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與此同時,戰爭的失敗幾乎葬送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實行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成果,戰後的日本到處是片片廢墟。然而,在多種內外因素的影響下,日本竟然從戰後的廢墟上爬了起來,再一次創造了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奇蹟,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大國。“55年體制”,對於日本戰後的重新崛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55年體制”的內容和作用,在一定意義和一定程度上,與明治體制有著相似性,因而也成為我們研究日本問題關注的重點。
(一)“55年體制”產生和長期存在的原因
所謂“55年體制”,指的是日本政壇自1955年出現的一種體制,即政黨格局長期維持執政黨自由民主黨與在野黨日本社會黨的兩黨格局。“55年體制”一詞最早見於日本學者升味準之輔於1964年發表的論文《1955年の政治體制》。 “55年體制”也可以有廣義的理解,即大體形成於1955年的包含政治、經濟、社會在內的戰後日本體制的總體。“55年體制”的特色與核心是日本自由民主黨一黨長期執政,在自民黨長期執政期間,日本再次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再次躋身於世界經濟大國之列。因此,研究“55年體制”也就成了探究日本當代政治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
1.“55年體制”的歷史背景。戰後的日本處於美國軍隊的占領之下,戰後初期日本的經濟重建和政治變革是在美國主導下實現的。戰後,東西方之間出現“冷戰”,50年代初韓戰爆發,這種國際局勢以及周邊形勢對日本戰後的政治發展構成了重要的影響。
戰後的前10年,日本在美國占領當局主導下完成了以消除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的政治社會基礎的改革,戰前形成的財閥集團被解散,天皇體制被改造。與此同時,日本的左翼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興起,國內出現了一波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氣氛,社會形勢也由此變得活躍而不穩定。然而,由於日本慘痛的戰敗以及美國的占領和控制,再加之韓戰造成的緊張局勢,十分不利於日本左翼。左派的社會主義傾向和反美傾向,使廣大民眾顧慮重重。逐漸地,左派脫離了一般民眾希望安全、和平的願望,從而也脫離了日本當時的社會實際。這也是日本左翼長期處於弱勢地位並且每況愈下的重要原因。對此,在我們訪問日本前首相、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村山富士先生時,他也指出,當年日本左翼脫離了日本的現實。反觀日本右翼,即日本的保守勢力卻緊跟美國,儼然是日本的安全、穩定、和平的保障,由此得到了日本社會主流的認同。這是日本保守勢力的代表自民黨長期維持其執政地位,即建立和維持“55年體制”的大的歷史背景。
2. 執政“三神器”:“55年體制”長期存在的原因分析。“55年體制”長期存在及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國際局勢以及缺少有力競爭對手的因素。就日本戰後政治體制與社會制度以及自民黨自身的原因而言,我們認為以下幾點最為重要:
第一,政官財體制及其“土建政治”的作用。日本自民黨緊密依靠日本各級行政機關中的官僚階層,與工商界財團建立交易與依存關係,形成了一種政治家、職業技術官僚和財團緊密結合,這實際上成為日本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和體制,即人們常說的:政官財“鐵三角”。日本自民黨通過這個“鐵三角”,獲取資源、制定政策、治國理政。從廣義上講,所謂“55年體制”也可以說是政官財“鐵三角”體制。
如果從自民黨長期執政的角度觀察和解析政官財體制,這一體制運行的核心內容是:自民黨通過執政地位獲取大量經濟資源並通過議會控制資源分配權,加之與官僚階層緊密結合牢固掌握行政資源,自民黨將經濟資源、行政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源,即換取地方勢力、利益集團和一般民眾的政治支持,簡而言之就是換取選票。具體來說,就是自民黨的議員不斷地向地方、向選區以及相關利益集團派發好處,幫助進行建設,爭取各種投資,提供社會服務,增進社會福利等等。作為回報,地方勢力、選民及利益集團向自民黨以及黨內政治派別及其議員提供支持,保證其長期當選、長期執政。總之,掌握資源,將經濟與行政資源轉化為政治資源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前首相田中角榮,是建築承包商出身,也是自民黨內最具影響、最大派系的領袖,他把上述機制概括為“土建政治”,應當說道出了當代日本政治的一個重要奧秘。
第二,自民黨路線、方針、政策的適應性、靈活性。自民黨在長期執政實踐中不斷探索,表現出了良好的政策適應性和靈活性,這是自民黨在長期競爭性選舉中立於不敗之地的又一重要法寶。自民黨路線方針政策的適應性、靈活性主要表現為:比較善於抓住一個時期的社會主要問題和矛盾,有針對性地制定路線、方針、政策;比較善於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調整路線、方針、政策;比較善於吸收其他政黨,甚至政治對手主張中的合理成分,為我所用,大膽調整。在這方面,在“55年體制”全過程中最精彩的一筆,莫過於1960年時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的“收入倍增”計畫。1960年的日本可謂動盪不寧,工人罷工和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形成了日本戰後社會運動的一個高潮。不斷高漲的社會抗議浪潮,迫使自民黨岸信介內閣下台。新上台的池田勇人內閣面對動盪形勢,提出了“收入倍增”計畫,力求通過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和改善人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來緩解社會矛盾和壓力。池田勇人的計畫收到了出乎意料的奇效,它開啟了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期”,1960年當年日本經濟便取得了21.4%創紀錄的增長,而且繼續創造了此後連續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蹟。更為重要的,這一計畫逐步使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旋律,從根本上緩解了日本社會原有的緊張形勢,使日本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的局面。
第三,黨內協調機制。由於聯合日本保守力量的需要和“土建政治”機制的作用,以及當時實行的“中選區”制度的影響,日本自民黨內形成了諸多派系。一黨多派是自民黨的一大特色。各個派系的聚合,壯大了自民黨的隊伍,增強了整體實力。由於多派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增強自民黨的社會代表性,客觀上有利於其政策的靈活性,並且有利於發現和培養更多的優秀政治家。但多派格局,也在黨內造成了矛盾,甚至經常出現相互傾軋的現象,影響了黨的統一性和行動效率,嚴重的情況下威脅自民黨的執政地位。因此,自民黨要維持其生存發展,保持其執政地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協調黨內派系關係,緩和派系矛盾,維護黨的大致團結和統一。為此,自民黨形成了特有的維繫黨內派系關係的各種協調機制、方式、方法,其核心就是照顧各派利益,平衡各派利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特別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由於資源充裕,自民黨內部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黨內的協調,兼顧了各派利益。
政官財“鐵三角”的“土建政治”、政策的靈活性和黨內協調機制,堪稱自民黨長期執政的三大“神器”,維護了自民黨在具有競爭性選舉的憲政體制之下,一黨獨大、長期執政的局面。
(二)“55年體制”的衰敗
1955年日本保守派的自由黨和民主黨合併組建自民黨後,自民黨一黨執政長達38年。1993年,自民黨發生分裂而失去了眾議院多數席位,從而喪失了長達38年單獨執政地位。一般認為,這標誌著“55年體制”的結束。但此後16年裡,自民黨聯合其他政黨,依然保持了聯合執政黨中的主導地位。直到2009年民主黨在大選中勝出,自民黨淪為在野黨,應當說,到這時“55年體制”徹底成為歷史。
“55年體制”衰敗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在經歷了38年的單獨執政,保持了超過半個世紀的執政地位之後,自民黨會完全淪為在野黨?這是當代日本政治發展研究中最值得探討的問題。
如此長久穩固的體制的瓦解,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究其大要,我們認為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即“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的變化;泡沫經濟崩潰,“55年體制”經濟基礎削弱;自民黨內部的積弊。
1. 國際形勢變化,影響國民心理。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的這一巨大變化,使當年“55年體制”形成的重要國際背景不復存在,國際上對日本安全的壓力基本解除,這使得以“冷戰”時期日本安全的保障自詡的自民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合法性依託,過去緊隨美國的政治形象如今成了累贅。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日本右翼當中泛起了一股拒美愛國的新潮流,號稱新右翼。這股思潮與日本國民中希望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情緒相呼應,也對自民黨執政地位構成了一種社會心理和情緒上的不利因素。
2. 泡沫經濟崩潰,削弱了“55年體制”經濟基礎。1985年日、美、德等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制定《廣場協定》,迫使日圓大幅升值,日圓資產迅速膨脹,日本經濟進入泡沫化狀態。1992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引發經濟嚴重衰退,當年日本GDP增長率僅為2.8%,為1955年以來最低。1993年GDP又進一步下降為0.9%,日本經濟一片蕭條。泡沫經濟崩潰首先禍及日本經濟界,企業和財團遭受重創。泡沫經濟崩潰在政治上引起了一系列嚴重的連鎖反應:
其一,陷入困境的經濟界對於自民黨的支持大幅度減少,同時,由於自民黨根本拿不出辦法解決嚴重的經濟問題,財團對於自民黨頗有怨懟,傳統“鐵三角”關係中出現了鬆動和削弱。
其二,由於經濟陷入困境,日本財源大大減少,而財源減少使得原來靠雄厚財力普惠黨內派系的自民黨領導層捉襟見肘,平衡黨內利益關係的能力大為下降,進而導致了內部矛盾的尖銳化。
其三,原來行之有效的“土建政治”也遇到麻煩。長期實行“土建政治”,使日本的基礎建設疊床架屋,浪費嚴重。以機場建設為例,在“土建政治”的推動下,不大的日本竟建有100多個民用機場,單東京都就有6個民用機場,而沖繩縣居然有12個機場。多年的“土建政治”造成了巨大的過剩和浪費,到此時已是難以為繼。在經濟瀕臨衰退的形勢下,自民黨政客傳統的拿手好戲無法上演,他們也只好坐困窮城了。
3. 自民黨內部積弊充分暴露。泡沫經濟崩潰使得自民黨內部長期積累的問題與弊病藉機充分暴露了出來,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自民黨內的派系問題。自民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派系,但那是在財源充足的情況下,各派系利益均沾,還可以相安無事。但在泡沫經濟崩潰,財源大幅減少,需要採取緊縮政策的情況下,自民黨內的派系矛盾便充分暴露出來。自民黨內派系分為地方和行業或部門兩大脈絡,行業或部門在國會中的利益代表,稱為“族議員”。面對經濟困局,必須進行改革,而改革的實質就是削減某行業或部門的利益,或減少對地方派發的資源。無論哪種方法、任何一種情況,都會有利益受損的一方。這直接導致了1993年自民黨派系的分裂,並且是以後的十多年裡不斷演義著自民黨的分裂,這幾乎成了1993年到2009年,自民黨從單獨執政轉變為聯合執政,最後到徹底喪失執政地位期間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