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大國之殤》介紹了被遺忘和忽略的歷史往往會重演。還原歷史的真相，是走向進步的第一步，要想防止鴉片戰爭的災難重演，必須讓後代了解鴉片戰爭。1840，這是箇中華民族繞不開的年份，是謀求復興大業的中國必須直面的歷史。這一年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讓我們永遠記住這個年份，因為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在書里，端木賜香以女人的筆調寫出了非同尋常的大清王朝史和沒落時代的帝國往事。當我們捧讀《1840:大國之殤》時，會從字裡行間讀出：教訓遠比經驗寶貴。鴉片戰爭使我們看到了天朝的“小”；看到了精神不得復興的民族，永遠與強國無緣。中華民族須以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態度反思歷史，痛定思痛，謀求真正意義上的強盛。
基本介紹
- 書名：1840:大國之殤
-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 頁數：259頁
- 開本：16
- 品牌：當代中國出版社
- 作者：端木賜香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540276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1840:大國之殤》告訴我們：要復興中華，整個民族的精神必須脫胎換骨！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導致的最終結局只可能是在斷頭台上依然畫不完心中的圓。
作者簡介
端木賜香，原名李桂枝，網名三糊塗。1968年生人，1990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現任教於河南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研究興趣：中國近代史與中國傳統文化批評。平生要務：拆歷史的牆角，探文化的陷阱；還原歷史，奉獻常識。著有《歷史不是哈哈鏡：真假袁世凱辨別》、《有味的傳統文化課Ⅰ》、《有味的傳統文化課Ⅱ》、《重讀晚清六十年》等。
圖書目錄
前言 後鴉片戰爭時代，彆扭的姿態和夢中的自慰/1
第一章大英與大清，不是冤家不碰頭/1
維多利亞女王VS道光皇帝/2
英國對中國：“單相思”很久了/11
乾隆對喬治三世：你到我身邊，帶著不懷好意的笑/19
威爾斯親王對嘉慶皇上：最後一輪“秋波”/27
大清在廣州：防火防盜防洋婦/30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們在廣州的闖關活動/33
第二章綜合國力：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比較/41
西方第一號現代工業強國VS東方第一號原始農業大國/42
自由放任主義VS閉關鎖國/46
熱兵器VS冷兵器/48
東方式的絕對專制VS英國式的君主立憲/51
科學的巨人VS科學的兒童/57
那邊是文藝的春天，這邊是文藝的冬天/60
第三章鴉片：大清人民就愛這一口，67
鴉片：在大清國土上泛濫成災/68
禁菸的“紅頭檔案”何其多/72
道光主持的一場禁菸大辯論/74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79
道光與林則徐，君臣之間有關禁菸的一場嘀咕/82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欽差VS英國“佐羅”義律，85
欽差大臣林則徐駕到/86
英國：義律現身/92
義律與林則徐，誰上了誰的圈套/96
甘結，兩大文明的衝突/97
虎門銷煙，大清帝國“虛幻的勝利”/102
林維禧事件，東西兩大文明的再次衝突/104
第五章戰前熱身與戰爭前奏/111
戰前熱身/112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118
林則徐發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一封信/119
林則徐的夷情判斷、戰爭準備/121
虎門銷煙後，英國國內所謂的民意/126
戰爭前奏，英國議會關於是否出兵中國的辯論/134
第六章稀里糊塗的戰爭開始了
戰爭開始了，英國鬼子怕林則徐嗎/140
送不出去的最後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規則/142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欽差的倒下/143
幾家歡樂幾家愁/147
英軍來到了大沽口，迎接他們的是直隸總督琦善/151
天上掉下坨烏鴉糞：道光命伊里布收定海/155
天朝第三個欽差——欽差大人琦善駕到/160
虎門之戰一：敗則敗矣，但成全了天朝仨英雄/164
琦善和談：一不小心就成了賣國賊/166
虎門之戰二：成全了關天培，一個最悲涼的英雄/174
廣州之戰：楊芳的尿桶戰術、奕山的“漢奸”觀和廣州府的白旗/177
三元里抗英的故事/183
第七章冷不丁的，戰爭就擴大了/189
英國重新洗牌：義律下崗，璞鼎查準備上崗/190
廈門之戰：顏伯燾的花崗岩和怡良的禍水引流計/194
第二次定海之戰與三總兵之死/197
鎮海之戰和欽差大臣裕謙之死/201
“歸國華僑”璞鼎查的老家寧波淪陷了/202
揚威將軍：天朝卓越的書法家、無能的軍事家奕經駕到/203
劉韻珂的“十可慮”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208
乍浦之戰：滿洲兵的頑強和滿洲家屬們的節烈/210
昊淞之戰：陳化成，每頓飯能吃一百二十個包子的英雄/214
上海“和平淪陷”啦/217
鎮江之戰：海齡副都統是英雄還是狗熊/218
第八章戰爭的結束和戰爭的果實，223
伊里布、耆英、牛鑒與英夷：瞧不懂的媚眼與照會/224
道光：一個人的抗戰/227
中英《南京條約》/230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門條約》/234
中美《望廈條約》/236
中法《黃埔條約》/238
第九章鴉片戰爭餘音裊裊
鴉片問題到底是個啥玩意兒/242
所謂民情和天朝的兩大“憤青”/244
琦善的命運波折/247
林則徐死得其時，亦死得其所/250
道光的羞愧和閻崇年的苛責/254
恩格斯的預言和拿破崙的失望/256
第一章大英與大清，不是冤家不碰頭/1
維多利亞女王VS道光皇帝/2
英國對中國：“單相思”很久了/11
乾隆對喬治三世：你到我身邊，帶著不懷好意的笑/19
威爾斯親王對嘉慶皇上：最後一輪“秋波”/27
大清在廣州：防火防盜防洋婦/30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們在廣州的闖關活動/33
第二章綜合國力：硬實力與軟實力的比較/41
西方第一號現代工業強國VS東方第一號原始農業大國/42
自由放任主義VS閉關鎖國/46
熱兵器VS冷兵器/48
東方式的絕對專制VS英國式的君主立憲/51
科學的巨人VS科學的兒童/57
那邊是文藝的春天，這邊是文藝的冬天/60
第三章鴉片：大清人民就愛這一口，67
鴉片：在大清國土上泛濫成災/68
禁菸的“紅頭檔案”何其多/72
道光主持的一場禁菸大辯論/74
琦善怎么就成了弛禁派/79
道光與林則徐，君臣之間有關禁菸的一場嘀咕/82
第四章 “天朝救星”林欽差VS英國“佐羅”義律，85
欽差大臣林則徐駕到/86
英國：義律現身/92
義律與林則徐，誰上了誰的圈套/96
甘結，兩大文明的衝突/97
虎門銷煙，大清帝國“虛幻的勝利”/102
林維禧事件，東西兩大文明的再次衝突/104
第五章戰前熱身與戰爭前奏/111
戰前熱身/112
道光耍起了二百五/118
林則徐發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一封信/119
林則徐的夷情判斷、戰爭準備/121
虎門銷煙後，英國國內所謂的民意/126
戰爭前奏，英國議會關於是否出兵中國的辯論/134
第六章稀里糊塗的戰爭開始了
戰爭開始了，英國鬼子怕林則徐嗎/140
送不出去的最後通牒和看不懂的白旗規則/142
定海（舟山）的失陷和林欽差的倒下/143
幾家歡樂幾家愁/147
英軍來到了大沽口，迎接他們的是直隸總督琦善/151
天上掉下坨烏鴉糞：道光命伊里布收定海/155
天朝第三個欽差——欽差大人琦善駕到/160
虎門之戰一：敗則敗矣，但成全了天朝仨英雄/164
琦善和談：一不小心就成了賣國賊/166
虎門之戰二：成全了關天培，一個最悲涼的英雄/174
廣州之戰：楊芳的尿桶戰術、奕山的“漢奸”觀和廣州府的白旗/177
三元里抗英的故事/183
第七章冷不丁的，戰爭就擴大了/189
英國重新洗牌：義律下崗，璞鼎查準備上崗/190
廈門之戰：顏伯燾的花崗岩和怡良的禍水引流計/194
第二次定海之戰與三總兵之死/197
鎮海之戰和欽差大臣裕謙之死/201
“歸國華僑”璞鼎查的老家寧波淪陷了/202
揚威將軍：天朝卓越的書法家、無能的軍事家奕經駕到/203
劉韻珂的“十可慮”和伊里布的二次出山/208
乍浦之戰：滿洲兵的頑強和滿洲家屬們的節烈/210
昊淞之戰：陳化成，每頓飯能吃一百二十個包子的英雄/214
上海“和平淪陷”啦/217
鎮江之戰：海齡副都統是英雄還是狗熊/218
第八章戰爭的結束和戰爭的果實，223
伊里布、耆英、牛鑒與英夷：瞧不懂的媚眼與照會/224
道光：一個人的抗戰/227
中英《南京條約》/230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虎門條約》/234
中美《望廈條約》/236
中法《黃埔條約》/238
第九章鴉片戰爭餘音裊裊
鴉片問題到底是個啥玩意兒/242
所謂民情和天朝的兩大“憤青”/244
琦善的命運波折/247
林則徐死得其時，亦死得其所/250
道光的羞愧和閻崇年的苛責/254
恩格斯的預言和拿破崙的失望/256
序言
按我們的教材，鴉片戰爭無疑是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起點——當然也有懷疑的——比如美國學者孔飛力認為王朝的衰落並不意味著舊秩序的衰落，而中國舊秩序的衰落至少不會早過1864年，即太平天國失敗的那一年，所以他認定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至少要推到1864年之後。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認為，如果把經濟關係的國際化作為近代歷史開始的標誌的話，那么中國的近代史發端應回溯到19世紀初；如著眼於中國國內舊制度的解體和新制度的萌生，則中國的近代史似應開端於19世紀後半期。這裡且不論中國的近代化起於何時何事，單論距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之後，我們的學者還在研究“中國離現代化尚有多遠”、“中國是否已被拉丁化”之類的課題，這種歷史的弔詭對我們不能不構成刺激：我們的現代化何時才能完成？後鴉片戰爭時代何時才是個盡頭？！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社會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觸動，正像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樣，“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也還是那個月亮”，一切還是老樣子。
對政府來講，鴉片戰爭只是個“地方事件”(濱下武志語)，僅是“剿夷”或者“討逆”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戰爭。道光甚至認為，英夷已達到了目標，以後再不會騷擾他了，自作多情地把《南京條約》認作了“萬年和約”。成豐做了皇上，比他老子還要頑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派。對外強硬不是什麼壞事，一種姿態而已，但是僅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強硬，最終被打得半死還噘著死鴨子嘴，愣不承認自己比別人落後，就是很大的壞事了。
事件的一些當事人，在條約簽訂後，隨即就把自己參與的這次事件中的對手忘到了後腦勺，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對於對手的素質及來頭，沒有起碼的探究興趣，哪怕僅是戰術上的“知彼”要求，他們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時候依舊眯著小眼兒甚至乾脆不睜眼。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詢問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位居大清決策層的耆英找到的一個原因竟然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顧瞻，臨敵爭先。”道光批日：“可惡之至。”真的是很搞笑，君臣兩個探討的結果竟然是英國人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
戰後，也有幾個知識分子，比如魏源、徐繼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轉向了西夷，但這種探究是有限的，影響力更是有限。魏源寫出了《海國圖志》，對美國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絲羨慕，重點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提倡，理論上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天朝無人接受；二十年後，天朝有識之士接受了他的“師夷”理論，但是在實踐上，又始終不知道所謂的夷人之“長技”到底應該包括哪些東西(其實，此後的國人似乎也一直沒有搞清楚)。徐繼畲寫出《瀛環志略》，對華盛頓“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點羨慕，就壞了菜了，被時人懷疑有漢奸嫌疑。史策說此書“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李茲銘認為徐繼畲作為一個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為泰西造聲勢，“輕重失倫，尤傷國體”；稍後的曾國藩也認為此書“頗張大英夷”。這樣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長敵人之威風滅自己之志氣的，那它在天朝的命運就很不濟了，隨後被天朝封殺，受了二十年的冷落。
於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時間，清政府白白浪費了，並等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時間，清政府還想白白浪費，歷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讓太平天國玩了大清一把。而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的，乃是外國人組織的洋槍隊。洋槍洋炮的威力，讓天朝的督撫們大開眼界，遂認定了洋槍洋炮就是夷之“長技”，於是，中國的洋務運動終於啟動了，而這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務運動只學西方的器物，不學西方的制度，這意味著中國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單翼起飛，更印證了楊小凱先生所謂的“後發劣勢”理論。羅榮渠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延誤——一項比較現代化研究》一文中說，直到19世紀末期，清政府愣是“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轉變所必需的基本認識轉變”。對清政府的這種蒙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的描述最為形象：“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實際上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盛世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風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並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矇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問題是，英國不理這種警告，很不給天朝的麵皮，連著“摸”了大清兩回，更可惡的是，與中國的洋務運動起於同時的經過明治維新的小日本也學著西方的小樣，前來摸大清了，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務果實全給摸沒了——中日甲午海戰，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中國洋務運動的全面破產！
按一般的說法，甲午海戰時，大清帝國的軍事實力排在世界第六至第八位之間，日本海軍實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間。為什麼小日本能把曾經的師傅——大清揍得鼻青臉腫稀里嘩啦？為什麼海軍實力遠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戰中把中國海軍揍得一個子兒不剩？關鍵原因就在於，小日本不只學了西方的器物之精，還學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緒皇上在康有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這一點，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國終於開啟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訴求的維新運動。而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三十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這個老太婆作為天朝那艘破輪船的掌舵人，既沒有產生“鹹與維新”的內在自覺，更沒有發現政治改革的外在緊迫，為了自家的寡婦(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對應地稱為寡婦了)利益，一棍子把這場運動給拍壞了。於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盤。
20世紀初，日本在日俄之戰中一舉打敗沙俄，這讓一直打算走親俄路線、希望聯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嚇了一跳，驚嚇之餘，似乎明白了些什麼，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憲政，但是，歷史已經對清政府的諸般遲鈍與扭捏作態喪失了耐心，帶著人民意願的革命派要動手了……
不得不承認，後鴉片戰爭時代，中國的傷痛與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沉迷和荒唐與“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憤懣”(費正清語)糾纏在一起，醞釀出一種強烈的鴉片戰爭後遺症。以至於直到今天，對於鴉片戰爭，某些國人和學者還保持著一種彆扭的姿態：
巨觀方面，總體上承認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於中國的落後。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組織技術，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國家。
微觀方面，具體敘述上又有意無意地流露出這樣一種傾向：只要中國堅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當，只要全體大臣都是林則徐，只要以琦善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壞，中國就可能獲得勝利……
這種民族情緒從表面上看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隱藏在它背後的假設：大清制度的落後是有限的，多幾個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經濟落後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進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技落後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時落後，差那么一點而已；大清的軍事落後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築長城的肉彈精神就行……總之，如此這般，大清這艘破船就可以繼續自絕於現代文明與國際世界，順著自己的老航道，一條道走到黑，用不著回頭！其實，有時在前進的道路上回回頭，也是一種智慧，因為歷史與現實均需要對於走過的每一步做出反思。
保持彆扭姿態的同時，中國一些學者與民眾對鴉片戰爭的那種說不完道不盡的絮叨，在旁觀者眼裡，難免具有了祥林嫂式的嫌疑與色彩。歷史的罪惡雖然無所謂有效與無效之追訴期，但即使在鴉片戰爭那個時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憐的，或者說是很有限的。正如美國學者孔飛力所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亞洲受害者只有有條件的同情。”
馬克思對中國大清政權遭遇外來打擊的同情，僅相當於對木乃伊遭遇風化的同情，他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正因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馬克思對鴉片戰爭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鴉片貿易史》中對天朝的禁菸作出了如此評價：“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也不敢想像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說得太對了，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中國人·半野蠻人PK英國人·現代人。
中國·陳腐世界PK英國·現代社會。
而且，這場PK賽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蠻人”鐵定不是“文明人”的對手！
這對某些喜歡在鴉片戰爭中尋找安慰的中國學者而言，無疑是當頭一棒。因為他們在夢裡以各種方式自慰好久了，做了一場又一場的春夢：
春夢之一：他們遺憾清政府在戰爭中沒有“舉國一戰”。
羅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一文中拿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一戰和甲午中日戰爭時的台灣抗日讓敵方遭遇重創來推斷：“這是否提示著清政府若能舉國一戰，結果會有所不同呢？”對此，暫且不說“舉國一戰”是否會導致結果有所不同，單說這“舉國一戰”本身有無可能。國是誰的？張豈之說：“中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陳獨秀說：“中華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國與亡天下混淆，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一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顧炎武這時候還想不到體制問題，更想像不到世界上會出現英國那樣的體現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國是肉食者的，與食草之民無乾，與吃不起肉的士人無乾，與士民全無乾，又怎么可能“舉國一戰”？倒是民眾學商紂王的奴隸，舉國倒戈還差不多。
春夢之二：他們幻想天朝在與英國的較量中展開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甚至持久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臣蔣琦齡給成豐皇帝上了一個《請幸太原疏》，內中提出了類似游擊戰的戰術：“我眾彼寡，則分軍為三四，仿古人更休疊戰之法，或擾之不聽其休，或環攻以分其力，我敗有援，賊死無繼。”他說，北京的“婦孺皆有激昂思奮之意，豈行間遂全無同仇敵愾之心？”他的意思是，大清國軍隊完全可以“游擊”戰，但他沒有建議實行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略。眾所周知，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動員，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專制政府最大及最終的敵人，所以腐敗無能、欺世盜名之政府的國防思想就是防國民甚於防賊寇。據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奕經的幕僚臧紆青向奕經建議：從山東、河南招丁壯萬人，從本地招丁壯兩萬，讓他們分伏寧波、鎮海與定海，人自為戰，戰不擇地。各地士紳領團勇伏於城內，大軍伏舟港口，聲東擊西，內外交逼，英夷必敗。他的建議當然不會被採納。新中國的學者胡思庸，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寫過一則《論林則徐的思想》，也遺憾大清沒有用人民戰爭來對付英夷。一看寫作年代，我們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戰爭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後所提出的戰術：“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林公這一招，頂多是兵勇壯勇戰，與臧紆青一個意思。林則徐比臧紆青還要歹毒的一個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產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這並不妨礙當今的學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們的這種借刀殺人法想像為人民戰爭！《林則徐傳》的作者楊國楨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持下，把英軍“牢牢”地“牽制和分割”在各個戰場上。這種幻想，已是持久戰和人民戰爭的綜合了，他可能把道光皇上誤認作真正的人民領袖毛主席了吧？
世界級的天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也提倡民眾戰爭。這傢伙1831年去世，他的《戰爭論》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為軍事聖經。天朝的蔣琦齡、臧紆青和林則徐等人，應該無緣看到此書；馬、恩、列、斯、毛對此書都專心研究過；不知楊國楨、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過？克勞塞維茨認為，民眾戰爭是對戰爭的擴大和延續，採用民眾戰爭可以擴大力量，但他並沒有忽略民眾戰爭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話，政府可以利用民眾戰爭，但是，大清那樣一個既無民心又缺民意的極端腐敗專制的末世王朝，搞民眾戰爭的前提條件在哪兒呢？而天朝的人民，軍事上的組織和技術若能對付得了現代化的英夷，那他們費那事幹嘛？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春夢之三：他們遺憾清政府罷免了林則徐這樣的清官能吏。
他們幻想，如果鴉片戰爭由林青天來指揮，那么結局將可能有所改觀。這種幻想乃是典型的“拿個人道德之長，來補組織與技術之短”。按黃仁宇先生的研究，組織與技術短缺，乃中國政府的傳統致命缺陷。黃先生的觀點，我舉三隻手贊同。如果說政府有毛病，則中國某些學者更甚於政府，他們動不動就拿個人道德來填補組織和技術造就的巨大空洞。鑒於諸多原因，咱這裡就不對這些史者點名了，只想點明，他們這種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則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為魏源幻想得最為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撫記》里說：“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老實說，魏源搞出了個偽命題，“沿海守臣”和“當軸秉鈞”，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則徐呢？林則徐的娘倒是生了兩個兒子，但林則徐只有一個。一個娘都生不出倆林則徐來，沿海守臣與當軸秉鈞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則徐呢？
蔣廷黻先生很厚道，他沒有難為林則徐的爹和娘，而是順水推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假認全國官員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則徐，然後在此基礎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國文武官員儘是如林則徐，中國亦不能與英國對敵。”
說得對，據時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當時他曾就福建的水師營制徵詢過林則徐的意見，林則徐的回覆是：“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
林則徐都沒辦法了，當代一些中國學者卻擠著眼睛愣是不服氣，煞是奇怪！至於閩浙總督顏伯燾，起初也是個大大的主戰派，下車伊始，即言對英和、撫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無敵可剿，恨敵不來之語”。問題是戰爭一開場，他老先生跑得比誰都快，淨身出逃，衣服財物都沒來得及拿。過後跟張集馨閒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師所能抵禦”，這讓張集馨感嘆老顏前後判若兩人。不怨老顏前後判若兩人，只怨老顏領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軍的組織技術，跟林則徐一樣，不服不行了。
雖然認定全國官員盡如林則徐也不行，但蔣廷黻先生還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罷。不過他的立足點高人一等，他說：“林文忠的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使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毫無革新運動，主要原因在時人不明失敗的理由。林自信能戰，時人亦信其能戰，而無主持軍事的機會，何怪當時國人不服輸！”
蔣廷黻先生想讓大清政府服輸，用心良苦，認為天朝服輸後就會早些開始維新。不過，果如他所言，不罷林則徐，林則徐戰則必敗。但是國人會不會因此而服輸，則大可懷疑。因為天朝之所以為天朝，就在於它永不服輸的那種執拗與蒙昧。天朝什麼時候服過輸？可以說，天朝直到滅亡的那一刻，都對西方不服輸，西方夾著尾巴打天朝，天朝翹著尾巴挨人打。天朝頭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翹在天上。這就是天朝的風度！天朝一直以來就是這般搞笑，骨子裡充滿著悲劇與可笑的基因。
戰爭考驗的是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的體現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個官員的道德與能力無關，而跟體制及體制的合力有關。清政府拿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經濟、中世紀的文化來對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軍隊、近代化的經濟、近代化的文化，時間上講，那是以過去對抗未來，相當於嬰兒戰巨人；空間上講，那是用寡人對抗群雄，相當於只手戰群狼，如此情形下，還幻想前者戰勝後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夢嗎？
現在，讓我們咳嗽一聲，打斷大家的夢境，進入那紛擾的歷史現場，去觀摩一下這場16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對決吧！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社會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觸動，正像電視劇《籬笆、女人和狗》里唱的那樣，“星星還是那顆星星，月亮也還是那個月亮”，一切還是老樣子。
對政府來講，鴉片戰爭只是個“地方事件”(濱下武志語)，僅是“剿夷”或者“討逆”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戰爭。道光甚至認為，英夷已達到了目標，以後再不會騷擾他了，自作多情地把《南京條約》認作了“萬年和約”。成豐做了皇上，比他老子還要頑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派。對外強硬不是什麼壞事，一種姿態而已，但是僅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強硬，最終被打得半死還噘著死鴨子嘴，愣不承認自己比別人落後，就是很大的壞事了。
事件的一些當事人，在條約簽訂後，隨即就把自己參與的這次事件中的對手忘到了後腦勺，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對於對手的素質及來頭，沒有起碼的探究興趣，哪怕僅是戰術上的“知彼”要求，他們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時候依舊眯著小眼兒甚至乾脆不睜眼。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詢問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位居大清決策層的耆英找到的一個原因竟然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顧瞻，臨敵爭先。”道光批日：“可惡之至。”真的是很搞笑，君臣兩個探討的結果竟然是英國人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
戰後，也有幾個知識分子，比如魏源、徐繼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轉向了西夷，但這種探究是有限的，影響力更是有限。魏源寫出了《海國圖志》，對美國的民主制度表示了一絲羨慕，重點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提倡，理論上雖然是正確的，但是天朝無人接受；二十年後，天朝有識之士接受了他的“師夷”理論，但是在實踐上，又始終不知道所謂的夷人之“長技”到底應該包括哪些東西(其實，此後的國人似乎也一直沒有搞清楚)。徐繼畲寫出《瀛環志略》，對華盛頓“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點羨慕，就壞了菜了，被時人懷疑有漢奸嫌疑。史策說此書“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李茲銘認為徐繼畲作為一個封疆重臣居然敢一意為泰西造聲勢，“輕重失倫，尤傷國體”；稍後的曾國藩也認為此書“頗張大英夷”。這樣的世界地理著作既然是長敵人之威風滅自己之志氣的，那它在天朝的命運就很不濟了，隨後被天朝封殺，受了二十年的冷落。
於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十年時間，清政府白白浪費了，並等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時間，清政府還想白白浪費，歷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讓太平天國玩了大清一把。而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的，乃是外國人組織的洋槍隊。洋槍洋炮的威力，讓天朝的督撫們大開眼界，遂認定了洋槍洋炮就是夷之“長技”，於是，中國的洋務運動終於啟動了，而這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二十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務運動只學西方的器物，不學西方的制度，這意味著中國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單翼起飛，更印證了楊小凱先生所謂的“後發劣勢”理論。羅榮渠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延誤——一項比較現代化研究》一文中說，直到19世紀末期，清政府愣是“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轉變所必需的基本認識轉變”。對清政府的這種蒙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的描述最為形象：“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實際上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盛世幻想來欺騙自己，事實上，它剩下的只是為數眾多的人口，遼闊的疆土，沉重的負擔，以及一個虛無縹緲的假設——假設它仍然是中心帝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個麻風病人一樣，極力避免同外國接觸。當我能夠更仔細地開始觀察中國，並同總理衙門大臣們初次會談，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矇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問題是，英國不理這種警告，很不給天朝的麵皮，連著“摸”了大清兩回，更可惡的是，與中國的洋務運動起於同時的經過明治維新的小日本也學著西方的小樣，前來摸大清了，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務果實全給摸沒了——中日甲午海戰，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中國洋務運動的全面破產！
按一般的說法，甲午海戰時，大清帝國的軍事實力排在世界第六至第八位之間，日本海軍實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間。為什麼小日本能把曾經的師傅——大清揍得鼻青臉腫稀里嘩啦？為什麼海軍實力遠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戰中把中國海軍揍得一個子兒不剩？關鍵原因就在於，小日本不只學了西方的器物之精，還學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緒皇上在康有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這一點，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國終於開啟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訴求的維新運動。而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三十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這個老太婆作為天朝那艘破輪船的掌舵人，既沒有產生“鹹與維新”的內在自覺，更沒有發現政治改革的外在緊迫，為了自家的寡婦(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對應地稱為寡婦了)利益，一棍子把這場運動給拍壞了。於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盤。
20世紀初，日本在日俄之戰中一舉打敗沙俄，這讓一直打算走親俄路線、希望聯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嚇了一跳，驚嚇之餘，似乎明白了些什麼，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憲政，但是，歷史已經對清政府的諸般遲鈍與扭捏作態喪失了耐心，帶著人民意願的革命派要動手了……
不得不承認，後鴉片戰爭時代，中國的傷痛與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沉迷和荒唐與“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憤懣”(費正清語)糾纏在一起，醞釀出一種強烈的鴉片戰爭後遺症。以至於直到今天，對於鴉片戰爭，某些國人和學者還保持著一種彆扭的姿態：
巨觀方面，總體上承認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於中國的落後。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組織技術，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國家。
微觀方面，具體敘述上又有意無意地流露出這樣一種傾向：只要中國堅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當，只要全體大臣都是林則徐，只要以琦善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壞，中國就可能獲得勝利……
這種民族情緒從表面上看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隱藏在它背後的假設：大清制度的落後是有限的，多幾個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經濟落後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進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技落後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時落後，差那么一點而已；大清的軍事落後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築長城的肉彈精神就行……總之，如此這般，大清這艘破船就可以繼續自絕於現代文明與國際世界，順著自己的老航道，一條道走到黑，用不著回頭！其實，有時在前進的道路上回回頭，也是一種智慧，因為歷史與現實均需要對於走過的每一步做出反思。
保持彆扭姿態的同時，中國一些學者與民眾對鴉片戰爭的那種說不完道不盡的絮叨，在旁觀者眼裡，難免具有了祥林嫂式的嫌疑與色彩。歷史的罪惡雖然無所謂有效與無效之追訴期，但即使在鴉片戰爭那個時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憐的，或者說是很有限的。正如美國學者孔飛力所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亞洲受害者只有有條件的同情。”
馬克思對中國大清政權遭遇外來打擊的同情，僅相當於對木乃伊遭遇風化的同情，他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正因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馬克思對鴉片戰爭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鴉片貿易史》中對天朝的禁菸作出了如此評價：“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也不敢想像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說得太對了，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中國人·半野蠻人PK英國人·現代人。
中國·陳腐世界PK英國·現代社會。
而且，這場PK賽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蠻人”鐵定不是“文明人”的對手！
這對某些喜歡在鴉片戰爭中尋找安慰的中國學者而言，無疑是當頭一棒。因為他們在夢裡以各種方式自慰好久了，做了一場又一場的春夢：
春夢之一：他們遺憾清政府在戰爭中沒有“舉國一戰”。
羅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一文中拿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一戰和甲午中日戰爭時的台灣抗日讓敵方遭遇重創來推斷：“這是否提示著清政府若能舉國一戰，結果會有所不同呢？”對此，暫且不說“舉國一戰”是否會導致結果有所不同，單說這“舉國一戰”本身有無可能。國是誰的？張豈之說：“中國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陳獨秀說：“中華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國與亡天下混淆，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一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顧炎武這時候還想不到體制問題，更想像不到世界上會出現英國那樣的體現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只知道國是肉食者的，與食草之民無乾，與吃不起肉的士人無乾，與士民全無乾，又怎么可能“舉國一戰”？倒是民眾學商紂王的奴隸，舉國倒戈還差不多。
春夢之二：他們幻想天朝在與英國的較量中展開游擊戰爭、人民戰爭甚至持久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臣蔣琦齡給成豐皇帝上了一個《請幸太原疏》，內中提出了類似游擊戰的戰術：“我眾彼寡，則分軍為三四，仿古人更休疊戰之法，或擾之不聽其休，或環攻以分其力，我敗有援，賊死無繼。”他說，北京的“婦孺皆有激昂思奮之意，豈行間遂全無同仇敵愾之心？”他的意思是，大清國軍隊完全可以“游擊”戰，但他沒有建議實行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略。眾所周知，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動員，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專制政府最大及最終的敵人，所以腐敗無能、欺世盜名之政府的國防思想就是防國民甚於防賊寇。據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奕經的幕僚臧紆青向奕經建議：從山東、河南招丁壯萬人，從本地招丁壯兩萬，讓他們分伏寧波、鎮海與定海，人自為戰，戰不擇地。各地士紳領團勇伏於城內，大軍伏舟港口，聲東擊西，內外交逼，英夷必敗。他的建議當然不會被採納。新中國的學者胡思庸，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寫過一則《論林則徐的思想》，也遺憾大清沒有用人民戰爭來對付英夷。一看寫作年代，我們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戰爭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後所提出的戰術：“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林公這一招，頂多是兵勇壯勇戰，與臧紆青一個意思。林則徐比臧紆青還要歹毒的一個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產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這並不妨礙當今的學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們的這種借刀殺人法想像為人民戰爭！《林則徐傳》的作者楊國楨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持下，把英軍“牢牢”地“牽制和分割”在各個戰場上。這種幻想，已是持久戰和人民戰爭的綜合了，他可能把道光皇上誤認作真正的人民領袖毛主席了吧？
世界級的天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也提倡民眾戰爭。這傢伙1831年去世，他的《戰爭論》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為軍事聖經。天朝的蔣琦齡、臧紆青和林則徐等人，應該無緣看到此書；馬、恩、列、斯、毛對此書都專心研究過；不知楊國楨、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過？克勞塞維茨認為，民眾戰爭是對戰爭的擴大和延續，採用民眾戰爭可以擴大力量，但他並沒有忽略民眾戰爭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話，政府可以利用民眾戰爭，但是，大清那樣一個既無民心又缺民意的極端腐敗專制的末世王朝，搞民眾戰爭的前提條件在哪兒呢？而天朝的人民，軍事上的組織和技術若能對付得了現代化的英夷，那他們費那事幹嘛？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春夢之三：他們遺憾清政府罷免了林則徐這樣的清官能吏。
他們幻想，如果鴉片戰爭由林青天來指揮，那么結局將可能有所改觀。這種幻想乃是典型的“拿個人道德之長，來補組織與技術之短”。按黃仁宇先生的研究，組織與技術短缺，乃中國政府的傳統致命缺陷。黃先生的觀點，我舉三隻手贊同。如果說政府有毛病，則中國某些學者更甚於政府，他們動不動就拿個人道德來填補組織和技術造就的巨大空洞。鑒於諸多原因，咱這裡就不對這些史者點名了，只想點明，他們這種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則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為魏源幻想得最為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撫記》里說：“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老實說，魏源搞出了個偽命題，“沿海守臣”和“當軸秉鈞”，怎么能人人都成林則徐呢？林則徐的娘倒是生了兩個兒子，但林則徐只有一個。一個娘都生不出倆林則徐來，沿海守臣與當軸秉鈞又怎么可能都是林則徐呢？
蔣廷黻先生很厚道，他沒有難為林則徐的爹和娘，而是順水推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假認全國官員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則徐，然後在此基礎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國文武官員儘是如林則徐，中國亦不能與英國對敵。”
說得對，據時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記載，當時他曾就福建的水師營制徵詢過林則徐的意見，林則徐的回覆是：“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
林則徐都沒辦法了，當代一些中國學者卻擠著眼睛愣是不服氣，煞是奇怪！至於閩浙總督顏伯燾，起初也是個大大的主戰派，下車伊始，即言對英和、撫皆不善，唯有剿而已。甚至有“無敵可剿，恨敵不來之語”。問題是戰爭一開場，他老先生跑得比誰都快，淨身出逃，衣服財物都沒來得及拿。過後跟張集馨閒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師所能抵禦”，這讓張集馨感嘆老顏前後判若兩人。不怨老顏前後判若兩人，只怨老顏領教了英船英炮的威力和英軍的組織技術，跟林則徐一樣，不服不行了。
雖然認定全國官員盡如林則徐也不行，但蔣廷黻先生還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罷。不過他的立足點高人一等，他說：“林文忠的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使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毫無革新運動，主要原因在時人不明失敗的理由。林自信能戰，時人亦信其能戰，而無主持軍事的機會，何怪當時國人不服輸！”
蔣廷黻先生想讓大清政府服輸，用心良苦，認為天朝服輸後就會早些開始維新。不過，果如他所言，不罷林則徐，林則徐戰則必敗。但是國人會不會因此而服輸，則大可懷疑。因為天朝之所以為天朝，就在於它永不服輸的那種執拗與蒙昧。天朝什麼時候服過輸？可以說，天朝直到滅亡的那一刻，都對西方不服輸，西方夾著尾巴打天朝，天朝翹著尾巴挨人打。天朝頭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翹在天上。這就是天朝的風度！天朝一直以來就是這般搞笑，骨子裡充滿著悲劇與可笑的基因。
戰爭考驗的是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的體現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它跟某個官員的道德與能力無關，而跟體制及體制的合力有關。清政府拿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經濟、中世紀的文化來對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軍隊、近代化的經濟、近代化的文化，時間上講，那是以過去對抗未來，相當於嬰兒戰巨人；空間上講，那是用寡人對抗群雄，相當於只手戰群狼，如此情形下，還幻想前者戰勝後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夢嗎？
現在，讓我們咳嗽一聲，打斷大家的夢境，進入那紛擾的歷史現場，去觀摩一下這場16世紀與19世紀之間的對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