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他們在東北地區推行殖民地化統治的同時,利用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把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
1935年五六月間,日本侵略者密謀策劃,在天津和河北等地製造事端,並以武力相威脅,先後迫使南京國民政府接受達成了“
何梅協定”和“
秦土協定”,把包括平津在內的河北、
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策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策劃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權,全面在華北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激起北平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
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華北大地之時,中國共產黨人向勞動大眾發出抵禦侵略、保衛華北的號召。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多次發出通知、宣言,要求華北地區各級黨組織,在民眾中廣泛宣傳,開展抗日救亡鬥爭,並對北平市領導機構進行改組,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11月,在彭濤、周小舟、谷景生、
姚依林等人的領導下,北平大中學校學生成立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女一中學生
郭明秋為主席,姚依林為秘書長。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在學聯建立了黨團,
彭濤為書記。
1935年12月6日,北平學聯召開代表會,通過並發表了《北平市學生聯合會成立宣言》。隨即,平津15所大中學校聯合發出通電,反對“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討伐漢奸
殷汝耕,動員全國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這天,傳來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將於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訊息,廣大同學和各界進步人士極為震驚。12月7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決定於9日舉行學生大請願,反對“華北自治”。8日,
彭濤、
姚依林、
郭明秋、黃敬、
孫敬文等人開會研究,決定由黃敬任遊行隊伍總指揮,姚依林、郭明秋進行隊外指揮。
事件過程
走上街頭
1935年12月9日凌晨,廣大愛國學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
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學生舉著大旗和標語,分別朝著新華門進發。清華大學和
燕京大學近千名愛國學生離城較遠,到達西直門時,城門已被軍警關閉,請願隊伍無法進城。兩校學生就在西直門一帶召開民眾大會,向附近居民和守城軍警進行抗日宣傳。
上午10點半,新華門前匯集了
中國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東北大學等十多所學校1000多人的請願隊伍。新華門緊閉著,門前排列著警車和架著機關槍的機車,軍警憲兵手持刀槍。請願學生高舉著旗幟,手持標語,高呼抗日救國口號。推選
董毓華、
宋黎和於剛等12人為代表,要求面見何應欽,並提出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停止內戰、立即釋放被捕學生等6項要求。上午11時,何應欽的秘書侯成出來與學生會面,對學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為國民黨對日妥協對內反共政策百般狡辯。同學們對其答覆極為憤慨,振臂高呼“打倒賣國賊”,“請願不成,我們示威遊行去”,宋黎被推舉為遊行隊伍的總指揮。
當遊行隊伍行至西單牌樓平津衛戍司令部附近時,遇到軍警的阻攔和襲擊。同學們不畏強暴,高呼抗日救國口號,繼續前進,隊伍也越來越壯大。北京大學的
許德珩、中國大學的
吳承仕等教授和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斯諾夫婦也參加了遊行示威。國內外許多報社的記者隨行採訪。隊伍經西四、護國寺、地安門、沙灘抵達王府井大街時,已擴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滿了軍警,揮舞皮鞭、木棍,抽打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同學們與軍警展開了搏鬥,當場有數十人被捕。在國民黨當局的鎮壓下,遊行示威隊伍被衝散了。
救亡怒潮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傳遍了國內外。中共北平市臨時工委、北平市學聯及時總結,對下一步行動進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學校學生聯合起來罷課。國民黨當局對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極為恐慌,下令嚴禁學生的愛國行為,還派軍警封鎖一些重點學校。中共北平臨時工委獲知國民黨當局不顧廣大人民民眾的強烈反對,決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決定在這一天舉行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12月16日凌晨,1萬餘名北平愛國學生陸續走上街頭,一場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發了。示威遊行隊伍共分為4個大隊,分別由東北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率領從不同方向前進,途中衝破軍警的封鎖阻攔,最後在天橋會合。上午11時許,北平愛國學生和廣大工人、農民、市民3萬餘人在天橋召開市民大會。會場旗幟飄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賣國賊!”“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天空。市民大會結束後,1萬多名愛國學生整隊向前門方向行進。學生們手挽著手,不斷高呼抗日救國口號,向街道兩旁的市民和行人散發傳單。市民們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有的送來開水和食物,有的自動加入了遊行隊伍。
遊行隊伍抵達前門時,遇到大批軍警和保全隊的阻截,愛國學生就在前門火車站廣場舉行第二次市民大會。大會決定繼續進內城示威遊行,並派代表與軍警交涉,要求打開城門。當局為了分割示威遊行隊伍,答應讓一部分學生從前門進城,但大部分學生須從和平門和宣武門入城。
下午4時,黃敬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部分同學由前門入城後,城門馬上關閉了。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東北大學、北平大學等校同學沿著西河沿赴和平門和宣武門。但城門都已緊閉,同學們多次試圖撞開城門,均未成功。後來幾經交涉,軍警答應以清華、燕京大學的隊伍先撤走為條件,可以打開城門讓其他學校的學生入城。此時已是晚上9點多鐘,當兩校隊伍離開後,城外四周的路燈全部熄滅,大批軍警揮刀舞棍從四面八方向學生撲過來,許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門入城的學生想去宣武門接應,當走到西單絨線胡同西口時,遭到大批軍警扑打,數十名學生被砍傷,街道上血跡斑斑。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學生共有22人被捕,300餘人受傷。
北平學生的愛國鬥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回響,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12月18日全天,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6所大學的校長,聯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工人緊急呼籲援助學生救國運動,各地工人紛紛舉行罷工,支持學生鬥爭。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宣言,號召青年學生深入到工農民眾中擴大抗日救國運動。各地社團組織紛紛發表通電和宣言,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王造時、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愛國知名人士紛紛表示支持。宋慶齡從上海寄給北平學聯100多元錢,作為開展抗日救國工作的費用。魯迅於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熱情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鬥爭精神,並寄以“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的殷切希望。12月26日,陝甘蘇區各界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北平和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在北平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下,全國各地學生群起回響。一時間,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到處響徹抗日救亡的號角。
兩次遊行示威之後,在黨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成立了南下擴大宣傳團,深入工廠農村,發動各地工農士兵民眾開展反日反蔣鬥爭,也使愛國學生們得到了鍛鍊和教育。1936年,南下擴大宣傳團在北平召開團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鋒隊(後改名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這是黨領導成立的先進青年組織。它的誕生和發展,大大推動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由北平愛國學生首倡,迅速席捲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大會通過了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
傀儡組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收復東北失地,爭取抗日和愛國自由等8個決議案。會後,遊行隊伍奔向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東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樓舉行總示威。隊伍走到前門,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全隊的攔截。經學生代表反覆交涉,軍警才讓遊行隊伍分批分別由前門和宣武門進入內城。在宣武門,愛國學生遭到上千名軍警的血腥鎮壓,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傷。
北平學生的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活動,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運動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回響。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杭州、西安、開封、濟南、太原、長沙、桂林、重慶等城市的愛國學生舉行請願集會、示威遊行,或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陝甘蘇區學生聯合會也發出回響的通電,蘇區各界民眾集會聲援全國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
12月1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為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號召全國各業、各廠的男女工友起來召集民眾會議,發表宣言和通電,抗議漢奸賣國賊出賣華北與屠殺、逮捕愛國學生。
12月21日,上海市總工會通電聲援北平學生,呼籲全國同胞一致興起,集合民族整個的力量,反對任何偽組織之存在,以維護主權而保國土。廣州鐵路工人、上海郵務、鐵路工人舉行集會,發通電,要求對日宣戰。魯迅、宋慶齡等愛國知名人士讚揚愛國學生的英勇奮鬥精神,捐款支持學生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愛國學生。一二·九運動廣泛地宣傳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主張,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新高潮。
運動意義
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發生的,黨給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它公開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併吞華北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大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它配合了紅軍北上抗日,促進了國內和平和對日抗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二·九運動“是抗戰動員的運動,是準備思想和幹部的運動,是動員全民族的運動”,它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