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澎

龔澎（1914—1970），原名龔維航，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出生於日本橫濱。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曾任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重慶《新華日報》記者、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秘書、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組副組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組長。建國後，歷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1970年去世，終年56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龔澎 
• 外文名：Gong Peng
• 別名：龔維航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安徽合肥
• 出生日期：1914年
• 逝世日期：1970年
• 職業：外交家
• 畢業院校：燕京大學 
• 主要成就：歷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

人物生平

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任上海聖瑪利亞女校教員；

1938年4月至1938年10月，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38年10月至1940年10月，任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秘書；

1940年8月1日，龔澎和劉文華結為伉儷。

1940年12月至1946年10月，在重慶辦事處、上海辦事處外事組工作；

1946年10月至1949年8月，任香港《中國文摘》主編、社長；

1949年8月至1958年3月，出任外交部情報司、新聞司司長；

1958年4月至1959年1月，在北京周口店工作；

1959年1月至1963年11月，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

1964年至1970年，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兼新聞司司長；

1970年9月20日去世。

革命經歷

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家

龔澎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之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1938年（民國27年）到延安，在八路軍總部當秘書期間和從德國留學歸來也在秘書處工作的劉文華相愛結婚。婚後不到一個月，龔澎被調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工作。1942年（民國31年）6月，30歲的劉文華病逝於從晉中返回八路軍總部的途中。

龔澎在重慶期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成為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她在與各國通訊社的交往中，以流利的英語、縝密的思維、機智的反應、美麗的品貌，給外國記者們留下了深深的、幾十年後仍然記憶猶新的良好印象。有的外國記者“因她的魅力而發狂”，有的外國人暗自表示對她的傾慕之情。

個人家庭

1943年（民國32年）深秋，龔澎和喬冠華在重慶結了婚，毛澤東讚譽他倆是“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龔澎家庭背景厚重。父親龔鎮洲，是辛亥革命時安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他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時，和蔣介石是同班同學。1942年（民國31年）龔鎮洲去世，周恩來、董必武唁電致吊；蔣介石撰聯“解環鉤黨留元氣，樹幟張軍振義聲”來表示悼念；李濟深主持追悼會並題寫了碑文。龔澎的母親徐文，懂英語，寫一手好鋼筆字，是黃興夫人徐宗漢的堂妹。龔澎的姐姐龔普生，是共和國外交部國際條法司司長，首任駐愛爾蘭大使。龔澎的姐夫章漢夫，是共和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在加上夫君外交部長喬冠華，可見龔姓姐倆在共和國外交部怎生了得？

龔澎不僅才貌雙全，還是一個豁達大度的人。她在工作中平衡能力很強，很會處理部門之間、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與國際友人的各種關係，還能把握住夫妻間同時在工作上、前途上和家庭中的關係。建國後，龔澎、喬冠華都在外交部任重要職務，國務院想先提拔龔澎為部長助理時，她謝絕了，並推薦了自己的丈夫。龔澎甘居夫後、以維護丈夫形象就是維護自己的理念，維繫著家庭中愛的成長，由此可見龔澎的女性心理細微之處。龔澎病重期間，幾次想和夫君談談自己萬一不測後，丈夫以後生活的選擇。可喬冠華哽噎拒談，卻為以後的家庭不夠和睦留下了遺憾。龔澎說喬冠華在政治上天真直率，果真龔澎辭世之後，走上輝煌之後的喬外長，磨難多多。

龔澎與丈夫喬冠華

人物評價

龔澎既有男人一樣寬廣的胸懷，又有女人一樣細膩的情感；既有理想主義的事業心，又有現實主義的責任感；她既是浪漫的妻子，又是溫柔的母親。她實際是喬家的頂樑柱。

女兒回憶

喬松都　《回憶母親龔澎》母親人生的重要啟蒙教育來自我的姥爺龔鎮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貧寒。年輕時身上帶著僅有的一元錢，徒步從安徽走到保定報考陸軍速成學校，主修炮兵，成績優異。畢業後被任命為35旅旅長，龔鎮洲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1913年（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姥爺遭到袁世凱通緝，全家連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親誕生於日本橫濱，她是家中第二個女孩兒。袁世凱倒台後，姥爺才得以回國，被孫中山先生任命為虎門要塞總指揮。後來，他退出軍界，寓居上海，一家人過著和睦而清貧的生活。

母親履歷

1933年（民國22年）母親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聯組織近萬名學生舉行抗日救國遊行，燕京大學出動了6個大隊，每隊90人，母親是大隊長之一。那時，我的大姨龔普生也在燕大讀書（她後來是新中國第一任駐愛爾蘭大使），她們和一批嚮往真理為民族獻身的青年知識分子經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諾夫婦家中，探討救國圖存之道。根據斯諾的建議，母親和大姨在燕大臨湖軒主持了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有十個新聞報刊的記者出席。她們正義和激昂的勇氣、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國學生主持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開得十分成功。母親與斯諾的友誼也由此延續一生。

母親於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6年在燕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3月，母親在即將畢業之際，看到了剛剛發表的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和200張陝北照片，還有蘇區的小電影。母親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節譯成中文，在燕大同學中傳閱。1938年初。母親決定和幾個同學經香港奔赴延安，走時沒有告訴家裡真實的去向，但姥爺已猜出八九分，姥爺對母親說，你認為你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就不要回頭。

1938年3月，母親成為馬列學院第一批學員，在這裡她見到了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在7月的一次活動中，她第一次為毛澤東做英文翻譯。1938年9月，母親前往太行山《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路上她恰巧與彭德懷同行，邊走邊談。最後，母親被留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擔任秘書工作。

1939年8月，她與曾在德國留學8年、同在秘書處工作的劉文華結婚，30天后母親便奉中央之命調往重慶。1942年5月日軍進攻太行山，在反掃蕩的行軍途中，劉文華因闌尾炎無藥醫治而病故。

1940年在重慶時，母親除了擔任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兼翻譯外，還是代表團的新聞發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國記者打交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母親勇敢機智地周旋在他們中間，利用一切機會做工作。一位美國友人回憶說，當時他在重慶接觸的人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來的助手龔澎和王炳南。他說龔澎才華出眾，舉止大方而灑脫，和她交談沒有拘謹之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對共產黨人原有的印象。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談到母親時說，她的個人魅力的確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國記者可以從她那裡聽到許多事變和真話。

1945年，毛澤東、斯諾、龔澎在重慶

1942年7月，我的姥爺在桂林病故，晚些時候母親才得知劉文華伯伯已先於姥爺去世，她難過得蒙著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後來，鄧媽媽去宿舍看她，周恩來又找她談話，給了她很多鼓勵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親喬冠華來到重慶，他在曾家岩50號見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來同志，同時，也第一次見到我的母親。他們一見如故，從此再也沒有分離過。1943年9月母親父親結婚，朋友們戲稱“斷腸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澤東稱他們是“天生麗質雙燕飛，千里姻緣一線牽”。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們把孩子放在周公館門口一個籠子裡，誰有時間誰就幫著照看，周恩來有時也來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母親在外交部擔任第一任情報司《新聞司》司長。35歲的母親是當時正司級幹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親對人寬厚，嚴於律己，時過境遷幾十年，當年的老同事還都記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難忘日子。在家裡，母親和父親都喜歡聽古典音樂，特別喜歡蕭邦的《軍隊波羅乃茲》。我父親是個書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親在一起，可以說是相得益彰，珠聯璧合。我們一家四口是令人羨慕的溫暖之家。

1960年斯諾衝破種種阻力重訪中國，周總理指定母親負責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見斯諾時，仍是母親父親陪同斯諾走上天安門。

英籍作家韓素音對新中國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寫信告訴母親， 母親真誠地邀請她來中國看看。1956年經毛主席周總理批准，韓素音終於來到中國採訪。經過母親的引見她見到了周總理和鄧媽媽。以後每年她都來中國，母親常常和她暢談。

1954年和1960年，母親兩次出席日內瓦會議，1964年跟隨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14國，擔任新聞組長和首席發言人。每當總理接見記者時，母親都用簡短的語言介紹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態度，使總理很快就掌握了情況。周總理有時候讓母親坐到他的車裡，一路走一路與母親談工作。

正當母親的事業蒸蒸日上時，1966年文化大革命來臨了。母親父親遭到了批判。母親在被批鬥時還要爬上6樓打掃廁所，她常常坐在樓梯上休息，此時她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在一次外事會議上周總理問，龔澎來了沒有，你過來坐在前排，龔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還有一次母親高血壓，醫院給她開了三天假，可只獲準休息一天，周總理得知後立即通知讓她休息五天。

那時我們家被抄了兩次，在門前刷的大標語前，母親讓我們貼上毛主席語錄，勇敢，堅定，沉著……並照相留念。對此母親很樂觀，她對我說，我給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褲，如果我們不能繼續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鄉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農村教書。只要咱們全家還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東北農村，1969年我下鄉到內蒙，母親每周都寫信給我，希望我儘快成長。半年之後她病倒了。周總理曾親自來到病床前為她把脈。

當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現在面前時，高興地對護士說，女兒來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親非常希望我學醫，可是她卻因為腦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沒有看到她的女兒成為醫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歲的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父親悲痛欲絕。一年之後的9月，父親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講壇上為中國人揚眉吐氣，在那張“喬的大笑”照片的後面，有一雙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視著我們，那是母親。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親也走了。往事如煙……如今我常常對我的兒子說，瞧，天上那兩顆眨著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爺，他們看著你在笑呢。

才幹和魅力

龔澎——新中國外交部第一任新聞司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傑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幹，她的人格魅力不僅為她的同事所欽佩，也令無數對手所折服，周恩來說：“沒有人能夠代替她。”在《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這本書中，作者喬松都以一個女兒的獨特視角和摯切情感，為讀者展示了喬冠華與龔澎的革命傳奇人生和三十年風雨同舟的動人情感，讀來催人淚下。

母親在山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這裡，她將要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記者發布來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新聞和訊息。此時周恩來同志已經開始著手培養我們黨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外事組的同事們以邏輯嚴密、真實可信的發言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立場和觀點。

龔澎出訪,與國外兒童在一起

1941至1942年間，日軍飛機不停地在重慶上空轟炸，曾家岩50號的部分樓房也被炸壞了，母親與部分工作人員臨時搬到了紅岩村。為了開展外聯工作，母親每天冒著酷暑從郊區步行數里，先在化龍橋坐馬車到上清寺,然後再換乘公車趕往鬧市區。那時，她經常身穿一件簡樸而合身的旗袍，隨身的手包里放滿了來自解放區最新的廣播稿副本，她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當時中共南方局可以經常接收到延安的訊息和來自抗日前線的戰地新聞，母親和同事們總是即時將有關內容編寫翻譯成英文，然後編印為若干份材料，並將它們很快分送到外國記者手中。為了及時將《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上發表的重要文章和毛 澤 東、周恩來等人對局勢的講話翻譯成英文，母親承擔了大量的筆譯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機上翻譯成英文的。母親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譯好每一次談話,校準每一份稿件。後來，上級專門抽調了兩位同志負責編譯對外宣傳的英文小冊子。最初他們出的是油印本，後來改進為鉛印。

龔澎女兒所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重慶已成為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各種力量的聚合地。這裡設有四十多個國家的外交代表機構，此外，還有各種國際性反法西斯組織與十多箇中外文化協會。據1943年10月底重慶官方統計，常駐渝的外籍人士達1192人，其中英國人329名、美國人168名、蘇聯人163名，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商業、外交等各個領域。

駐重慶的上百名外國記者來自合眾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聯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國際新聞社、北美聯合通訊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等著名國際新聞通訊機構；美國《時代》、《生活》、《讀者文摘》、《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每月郵報》、《每日快報》、《泰晤士報》，《悉尼晨報》，《巴黎晚報》，《莫斯科世界新聞》等著名報刊在重慶都派駐有記者。

兩路口的記者站實際是國民政府為外國記者辦的新聞招待所。舊址原有的磚樓成為國民黨國際宣傳處的辦公室，操場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簡易房，裡面居住著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他們來自美、英、法等國各大新聞媒體，左、中、右各派勢力都有。這是一批極為活躍的人群。

記者們以俱樂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戰時訊息和發布當日的重要新聞，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把這些信息搶先發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國人起床時間比較晚的習慣，他們的新聞活動大都選擇在午後進行。在記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還能結識新的朋友，母親的到來和她所發布的最新訊息受到了矚目與歡迎。尤其是她帶來的那些已經翻譯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載的內容引起了外國記者的極大興趣。

駐重慶的西方記者每天都在跟國民黨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展開鬥爭，他們對國民黨當局封鎖新聞訊息和獨家專政的做法極為不滿，自然更加關注來自反對黨方面的訊息與報告。

“宣傳出去，爭取過來”是抗戰期間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針。來到山城後，母親陸續結交了幾乎所有駐重慶的外國記者。無論是美聯社、法新社還是各國大報刊的記者她都認識，與美國新聞處也時有來往。母親還與在外國新聞機構中的中國雇員廣交朋友，從他們那裡得到了許多寶貴的信息。後來，有些記者時常主動代母親傳遞宣傳材料，給她以多方支持。

母親認為，與西方記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們在想什麼，是如何看待問題的，要做到隨時準備與他們打交道。當時美聯社的記者是個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親並沒有疏遠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紹中共的政策和事實真相，後來，這個記者發回的稿子儘管態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內容仍是引自母親提供的資料。

記者站也是許多國民黨特務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常混雜在其中盯梢監視進步人士。中統特務更有陰險的一套，他們不但分區蒐集情報，還會蓄意製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這裡隨時都會遭到綁架和不測。鬥爭是嚴酷的。

可這些並沒有嚇倒母親，在朋友和同事們的眼裡，她既是一個熱情善良的女記者，又是一個頑強不屈的勇士。母親大膽機敏地周旋在各國記者中間，不管遇到什麼樣的難題，她總會化險為夷，把最新的訊息迅速發布出去。“橫下一條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後怕虎！”這是她的口頭禪。

母親臨危不懼、忠誠事業的精神和她從事外交的才智贏得了外國記者的欽佩，他們稱她是訊息非常靈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發言人”，一些朋友主動幫助她傳送訊息。母親也與許多外國記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們也時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先生潛心研究中國問題幾十年，是西方最具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國國務院文化司對華關係處文官的身份來到重慶。經過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見，他見到了母親。他曾回憶說：

“沒幾天后，就有一位聰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龔澎的年輕女子來看我。那時，她剛剛開始走上作為周恩來新聞發布員的輝煌歷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時，已是環球新聞界一個出類拔萃的婦女了）”，“龔澎對那些沒有家室之累的、主張採取有力行動的國外記者所產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於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這個充斥著隨聲附和者的趨炎附勢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見者的角色。她是在野黨的發言人，而在野黨的改良主張暴露了執政黨的罪惡。”

母親答應定期來訪並輔導費正清先生學習中文會話。費正清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號拜訪母親的經歷：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們那位信奉共產主義的女朋友龔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論小冊子，裡面共產黨扮演了痛斥國民黨的高貴角色。此書印刷精美，紙張潔白，真是鬼神莫測，他們竟能搞出這么漂亮的小冊子，其中一半已經由她譯成英文。當遞給我這些書時，這位非常令人欽佩的傳教士解釋道，國民黨機關認為她散發了過多的宣傳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對她進行綁架，因此，她不能過多離開這個庇護所。我向她保證，她的追隨者馬上就會訂出一種護送制度……由於史迪威將軍的一位隨從武官來接她去吃午飯，我便離開了這位年輕小姐所在的老鼠橫行的堡壘。”

這位來自哈佛的中國通在其日記中這樣評價母親：

“龔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氣，又有對中國共產黨事業的堅定信念，再加上隨軍記者所特有的敏銳觀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瀰漫在重慶的沮喪的單調氣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她所提出的問題正是民主人士揭露中國國民黨種種罪行的訴狀———暗殺、鉗制輿論、搗毀印刷廠、捏造罪證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監獄，不準游 行示威，取消罷工權等等。當斥責國民黨拒絕給予自由權，而共產黨也同樣拒絕給予時，龔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場上，顯出純粹的正直了。她知道雙方的內情，因為她在彼此爭鬥的國共雙方都生活過。”

龔澎的魅力傾倒了美國大使館和外國記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輕人，她成了“言論自由的象徵”。費正清在給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發現龔澎對她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產生一種馴服功能。布魯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樣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熱情，別的記者更不用說了，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因她的魅力而發狂，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愛律克·薩瓦萊德一見到她就容光煥發，菲利浦·司普勞斯則是暗自表示傾慕之情。英國大使館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這樣，還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點是，她具有像你一樣的善於同人交談的品質。”

自然，在這樣一位受歡迎的女記者周圍，浪漫的插曲會悄然響起。當時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國記者對母親極有好感，儘管他知道不會有什麼結果，卻一往情深地暗戀著母親。他沒有任何非分的舉動，卻總是默默地出現在媽媽經常出現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親一如既往地對待每一個朋友。很多年之後，幾位老記者還得意地講起這段浪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