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格奧爾基·瓦西里耶維奇·契切林
- 外文名：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
- 國籍：前蘇聯
- 出生日期：1872年11月24日
- 逝世日期：1936年7月7日
- 職業：外交家
- 出生地：俄國坦波夫
早年生涯,外長生涯,個人生活,
早年生涯
貴族子弟
格奧爾吉·瓦西里耶維奇·契切林出生在坦波夫的他父母的一個莊園裡。他的祖宗是由義大利遷來的——他們的姓是契切羅尼。在15世紀和16世紀以請夜詢及稍後一個時期，義大利人常常被請到俄國來建築教堂和宮殿，被請到宮廷去畫像。他的母親出身於納雷什金家族。屬於韃靼人族系的納塔莉婭·納雷什金娜是彼得大帝的母親。契員灑她切林那稀疏的淡紅黃色的鬍鬚，他那下垂的小鬍子和他那向外斜視的小眼睛，都使人回憶起他母親的祖先是出身於韃靼人。契切林穿上蒙古服裝——他喜歡穿奇裝異服——很像個可汗。
契切林的父親是沙皇外交部的一個小官員。1897年，兒子也進入了外交部，起初在檔案室工腿厚榜作。這個職位對他很適合，因為他辦事極其仔細認真，當他已經是一位人民委員時，時常闖入自己司機的辦公室去檢查發出的信封上寫的地址，看是否有誤，他用尖溜溜的高嗓音指出有的地址寫錯了。
轉向革命
對多種語言的了解幫助了他這位年輕的檔案保管員。他是會得到提升的，因為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英語。但是在沙皇機關所擔任的職務吸引不住契切林。1904年時，他像幾百個痛恨政府的殘暴和無能的出身於中上社會階層的其他俄國知識分子一樣，回響了社會理想主義和造反的召喚。他放棄了自己的莊園，辭去了擔負的職務，遷移到了柏林去住。從柏林他又遷到了巴黎。在巴黎，他作為一位孟什維克，同法國的社會黨進行了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成了一位布爾什維克。他住在倫敦時，對英國工黨的反戰一翼給予了幫助。因此他被關進了英國監獄的牢房。在11月7日革命後，戰時內閣成員、工黨領袖阿瑟·亨德森到牢房裡去探望了他。托洛茨基要求釋放契切林，並聲明，只要契切林未被允許離開英國，我們就決不從俄國放走一個英國的居民。1918年1月3日，契切林離開了英國。在彼得格勒，契切林成了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副外交人民委員。
外長生涯
不幸的條約
當時俄國奔辣內憂外患，為了生存下去必須和德國簽訂停戰協定，但德國要價很高，托洛茨基不願接受德國的條件，列寧就提議由契切林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的第一個使命就是背著罵名在3月3日簽訂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列寧稱這個不幸的條約為新的政權贏得了時間，因此對契切林大為讚揚，5月30日正式任命他為外長。
和睦鄰邦
1921年3月，蘇俄同土耳其就經濟交往達成了協定。儘管蘇俄自己十分困難，還是無償地向土耳其提供1000萬金盧布的財政援助。1921年內，蘇俄就已經付給土耳其政府650萬金盧布，剩下的350萬在1922年付清。戰敗後的鞏探榜白土耳其在困難時刻領會到了蘇俄為了尋求友誼與和平的誠意。
1921年8月28日，中國的孫中山先生給契切林的回信中，通知契切林自己擔任了廣東國民政府總統。1922年2月7日，應孫中山的請求，契切林直接負責安排對中國廣東國民政府的革命支持: 援助國民革命軍裝備、派遣軍事顧問團、幫助創立黃埔軍校、派出駐中國廣東國民政府代表等。
自1920年起，契切林成功地從睦鄰關係國著手, 展開了團結鄰邦的外交活動。在歐洲，7月12日蘇維埃俄國同立陶宛，8月11日蘇俄同拉脫維亞，10月12日蘇俄同波蘭，10月14日蘇俄同芬蘭都簽訂了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友好平等合作協約。1921年契切林在亞洲的催趨坑睦鄰外交同樣成功，2月26日蘇俄同立陶宛，2月28日蘇俄同阿富汗都簽訂了內容和形式各不相同的友好條約。
策劃外蒙古自治
1911年清朝滅亡後，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挑唆下宣布獨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締結《關於外蒙古自治之三國協定》規定，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後，外蒙古於1919年放棄“自治”。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盤踞中俄邊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獨立”，同年6、7月，蒙古軍在蘇俄支持下擊潰白俄，解放庫倫，成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年5月《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仍規定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人民共和國。
1921年7月27日，蘇聯外交機構負責人契切林在給剛剛從中國返回莫斯科的蘇聯遠東共和國外長依·尤里的電函里說：“看來與中國及軍閥張作霖的敵對關係正在日益加劇。請您再返北京，本著既確保外蒙‘自治’，又承認中國對外蒙宗主權的基本原則，再次與其展開談判。要與他們講清楚：我們在外蒙古的軍事行動完全是為了打擊羅曼·馮·恩琴匪幫。要讓他們知道：恩琴也是他們的敵人。我們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只要我們肅清了那裡的匪幫，就立即從那裡撤軍。”事實上，在剿滅翁格恩匪幫後，蘇聯紅軍非但沒有從蒙古撤軍，而且還在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與蒙方代表簽署了《蘇蒙協定》，使駐軍變為合法化。
這段時期內，有關外蒙古的政策問題，也曾在蘇聯領導層內部引起了不同凶樂兆嬸爭論。如持反對意見的蘇共外交界領導人越飛的說法，在外蒙古那裡進行蘇維埃革命，“是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並且也是不符合實際的”。越飛甚至不同意向外蒙古地區派駐蘇聯紅軍。越飛甚至氣憤地向蘇聯的政策制定者發問：“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那樣憐憫富有的蒙古封建主和神職人員？甚至為了討好他們而甘願冒險改變我們在遠東、在世界的外交政策。”
但是契切林並不接受越飛的觀點。契切林堅信：“在蒙古地區建立人民革命政權，是蘇聯外交的巨大勝利。就那裡的特殊情況而言，成立臨時人民政府也是蒙古人民企盼的大好事。”契切林認為：“目前實施的對外蒙古的政策正是為了蒙古與蘇聯的共同利益。要知道，蒙古人民在像盼望救星一樣，盼望著我們的到來，尤其是給他們帶去勝利的蘇聯紅軍。由於蒙古臨時革命政府始終在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中國軍閥等作鬥爭，所以在廣大的蒙古人民中間有著很深的革命根基。這個地域廣闊、有著兩百多萬人口的國度，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當然，這個新生的政權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所有的國家機器，就是人民革命軍也只是處在初創階段。正因為如此，蒙古人民才請求我們的紅軍留下來，保衛他們的新生政權，防止日本人、匪徒及張作霖的部隊對他們的侵襲。對此，我們就要擔負起我們的神聖職責，不能把他們推向危險的境地。況且目前的人民臨時政府仍處在白匪、日本人及張作霖軍閥勢力的威脅之中。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在威脅著我們的廣大的西伯利亞地區。”在談到今後與中國及張作霖勢力的關係時，契切林的口氣非常強硬：雖然“我們承認中國政府對外蒙古有宗主權，但是我們不能允許在外蒙古的同一地區、同一時刻有第三國的軍隊同時存在。”這實際從根本上否認了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要求，又肯定了蘇聯將長期在外蒙古駐軍的既成事實。
熱那亞會議
契切林把歐洲外交的推進目標指向了英國。1921年3月16日，英國政府和蘇埃維俄國政府貿易協定簽字。貿易協定的簽訂本身就意味著對蘇俄政權的實際承認。這表明，契切林在西歐，又把帝國主義從外交上孤立蘇俄的鎖鏈，扯開一個重要的環節。
戰後，蘇維埃俄國面臨著十分艱巨的經濟恢復和家園重建工作，人們的溫飽問題、教育問題、社會福利問題等等，嚴峻地擺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辦公桌上。契切林向蘇維埃中央提議：“沙皇俄國時期所欠的債務，是西方經濟大國拒絕與我經濟交往的藉口。如果西方能和我們平等互助的話，我們可以讓步，承擔沙俄政府債務。”列寧完全贊同契切林的欲擒先縱策略。受蘇維埃政府委託，契切林於1921年10月28日照會美、英、法、意、日五國政府，指出：“蘇維埃政府把同其他大國發展經濟合作關係作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蘇維埃政府表示願意承認沙俄戰前的債務，如果能為保證履行這些義務創造切實可行的條件。”蘇維埃政府的這一舉動在西歐引起了轟動，使不與蘇俄打交道的西方外交封鎖開始解體。
1922年4月，西方幾個主要國家在義大利的熱那亞召開國際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義大利政府邀請蘇維埃俄國派代表團參加會議。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決定利用這一絕好機會，使蘇俄進入國際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改善蘇俄的國際地位。在蘇俄代表團去義大利之前，列寧叮嚀代表團團長、蘇俄政府外交部長契切林說：要以商人的身份和各國代表廣泛接觸，絕對避免意識形態上的接觸，儘量尋找共同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與協約國的英、法、美存在不可彌合的矛盾，因此要爭取結交德國，藉此緩解英、法、美對蘇俄的壓力。
1922年4月10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調整歐洲各國經濟關係的熱那亞會議，在義大利熱那亞古老的聖喬治宮隆重開幕。各國代表團團長發言中都把“友誼”、“合作”等美好的字眼奉獻給大會。下午5點30分，法克塔宣布請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外交人民委員、蘇俄代表團團長契切林發言，一大群記者都把鏡頭對準了契切林——蘇維埃國家自建立以來，外交代表第一次出現在大型國際政治舞台上。契切林接著就和平裁軍、補充戰爭法規，禁止使用野蠻武器等一系列問題闡述了蘇維埃俄國的看法。接著，契切林又用十分流暢的英語，複述了一遍自己的發言，大廳里頓時爆滿了感嘆聲和鼓掌聲。契切林成了熱那亞會議最受關注的人物之一。但是，英、美等國提出要以1個月前倫敦會議確定的“專家備忘錄”作為與蘇俄會談的基礎。要求蘇聯修改憲法允許舊貴族回國參政並發還財產，並要求蘇聯償還俄國的外債。然後才談和蘇俄恢復關係並發放重建貸款，這一要求為拒絕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把蘇俄比作負債累累的窮人，當債主向他討債時宣布：“我的原則是不還。”契切林從容回答道：“鄰人借錢給我，我是應該還錢給他，可是我補充一點，如果這個鄰人闖進了我的房子，搗毀了我的家具並把房子都燒掉了（指14國干涉蘇俄內戰），他是不是該先賠償我的損失。”
在會議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契切林與德國代表瓦爾特·拉特瑙進行了秘密接觸。在出席熱那亞會議的西方代表團中，德國的地位是特俗的，由於他是戰敗國，對會議的進程沒有絲毫影響，熱那亞會議一開始，德國代表團就受到壓制和冷遇，德國代表團惶惶不安，生怕協約國和蘇俄簽訂不利於德國的條約。契切林經過考慮後決定發動一次外交突擊，4月16日凌晨1點15分，蘇聯代表團成員越飛打電話給德國外交部東方司司長馬爾藏，邀請德國代表團在16日11點在熱那亞郊區拉巴洛舉行蘇德兩國會議，並特意聲明，這是星期天，蘇聯代表團才能抽出時間。德國代表團在舉行了兩個小時的睡衣會議以後決定接受邀請。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德國也急於同蘇俄建立友好關係，以借蘇俄來要挾協約國。會議進行得十分順利，當天下午兩國外長就舉行了簽字儀式，雙方決定彼此完全放棄對方的戰爭費用和賠償，恢復外交關係和給予最惠國待遇以及軍事上的相互合作關係。
同德國簽訂《拉巴洛條約》是蘇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勝利，它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對蘇的包圍圈上打開一個重要缺口，為蘇俄爭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這個條約體現了遠交近攻的原則，它把德國看做“遠敵”，把英、美等國當成“近敵”，在這個前提下分別對待，避免樹敵太多，為蘇俄創造了比以前寬鬆的國際環境。這個協定像一個重磅炸彈把西方列強炸的不知所措，開創了三十年代蘇德蜜月的最初年代。
打開包圍圈
1922年熱那亞會議，契切林憑著他的外交手腕，改變了蘇聯的國際地位，由於全世界經濟共同關係，迫使原來最有興趣同蘇俄達成協定的英國政府，在1924年2月2日在工黨的拉姆齊·麥克唐納任上正式承認蘇聯，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義大利、挪威、瑞典、法國、等大多數歐洲國家，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亞等40多個國家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
從1925年夏天起，契切林舊病復發，一個多月臥床不起，在醫生的建議下，他三次出國療養，並在途中會見了波蘭外長、德國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法國總理保羅·潘勒韋、外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土耳其外長等人，帶病堅持工作。1928年，他的病情再度惡化，1930年初，他提出了辭職報告並在6月份得到批准。在生命的最後的三年里，他是在鋼琴邊渡過的。
個人生活
契切林有好多年一直住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大樓的住所里。他很少外出，他只出席一些重要的會議，或者是出席在莫斯科河畔一個糖廠主過去的宅第里為外國新聞記者舉行的茶會。在他的住所里有一架大鋼琴，他經常很快樂地彈這架鋼琴。雖然他在國際政治方面有著寶貴的經驗，但是他一共只寫了一本書，這是關於莫扎特的一個小薄本，這本書從未問世，因為人們認為它過於傷感了，距離唯物主義太遠。契切林自己也說：“俾斯麥說過，我一生熱愛兩種東西，女人和酒，女人被奪走了，而醫生卻禁止我飲酒，我只有革命和莫扎特，革命時現實的，莫扎特是對未來的預感，他們是不能被奪走的。”
契切林沒有個人生活；他無論是對女人還是對男人，都不感興趣。勞動、彈鋼琴、讀書—這些是他升華了的酷愛。他通常總是整夜地工作，他經常在每天夜裡接見外國大使。他在夜間時常與之進行長談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德國大使勃羅克多爾夫-蘭楚伯爵（這位大使是德國對外政策中東方方針的熱烈擁護者）。
如果說契切林在生活中有另一種酷愛的話，這就是對他的病。他像一個真正的疑病患者那樣，重視自己的疾病，因此總是有一些醫生在他的周圍。20年代末，他胖得像一個膨脹的梨似的。糖尿病、弱視力和右腿神經痛給他帶來了很大的痛苦。1936年他去世了，去世時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去世後也就被人遺忘了。當他的遺體被放進敞開著的棺材，安置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會議廳里時，人們可以從他的臉上和手上看到他在最後的歲月里身體上所經受的痛苦。在他的遺體前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專使致了悼詞，對他作了充分的評價（不久，克列斯廷斯基就在一次莫斯科的審判案中被判處死刑）。
契切林的同事們都很器重他那巨大的才能，但同他卻搞不好關係。他一直同自己的第一個副手馬克西姆·李維諾夫不和。外交人民委員部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契切林喜歡某個人的建議的話，那李維諾夫就一定會予以拒絕。相反，李維諾夫所提出的主張或計畫，也一定不會為契切林所接受。至於契切林以亞洲和德國為目標，而李維諾夫卻想同西歐和美國發生外交關係就更不必說了。這兩個有才能的人在個人關係方面，簡直是一點也合不來。血氣方剛的、喜歡活動的、舉止粗魯的李維諾夫不能忍受契切林那種循規蹈矩的作風。他把契切林叫做“老處女”。
契切林是一位有天才的人。天才具有一種特殊的品質，但是對這種特殊的品質卻無法下個確切的定義。這種特殊的品質經常表現在天性的藝術性之中。具有音樂家才能的契切林是一個具有藝術家素質的人，但他沒有為自己的這種才能找到用武之地。有天才的人往往有一種失望和古怪的表現，這種情況使得他們的接受力、想像力和洞察力獲得大多數人所得不到的那種高度發展。天才不僅存在於詩人和藝術家身上，而且還存在於軍事長官和國家要人身上，大概也還存在於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身上。他們具有一種智力上的天賦，而這種智力上的天賦是無法加以測量的，也不能夠將其簡單地說成是由於教育或經驗而造成的。他們能夠似乎是偶然地產生一種充滿靈感的美或智慧，他們是從秘密的源泉中獲得這種充滿靈感的美或智慧的，而這種秘密源泉的內容甚至對他們本人來說也仍然是個謎。那些光輝的名字時常活躍在人們的記憶中，契切林這個名字就是其中的一個光輝的名字。
1921年8月28日，中國的孫中山先生給契切林的回信中，通知契切林自己擔任了廣東國民政府總統。1922年2月7日，應孫中山的請求，契切林直接負責安排對中國廣東國民政府的革命支持: 援助國民革命軍裝備、派遣軍事顧問團、幫助創立黃埔軍校、派出駐中國廣東國民政府代表等。
自1920年起，契切林成功地從睦鄰關係國著手, 展開了團結鄰邦的外交活動。在歐洲，7月12日蘇維埃俄國同立陶宛，8月11日蘇俄同拉脫維亞，10月12日蘇俄同波蘭，10月14日蘇俄同芬蘭都簽訂了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友好平等合作協約。1921年契切林在亞洲的睦鄰外交同樣成功，2月26日蘇俄同立陶宛，2月28日蘇俄同阿富汗都簽訂了內容和形式各不相同的友好條約。
策劃外蒙古自治
1911年清朝滅亡後，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挑唆下宣布獨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締結《關於外蒙古自治之三國協定》規定，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後，外蒙古於1919年放棄“自治”。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盤踞中俄邊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獨立”，同年6、7月，蒙古軍在蘇俄支持下擊潰白俄，解放庫倫，成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年5月《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仍規定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人民共和國。
1921年7月27日，蘇聯外交機構負責人契切林在給剛剛從中國返回莫斯科的蘇聯遠東共和國外長依·尤里的電函里說：“看來與中國及軍閥張作霖的敵對關係正在日益加劇。請您再返北京，本著既確保外蒙‘自治’，又承認中國對外蒙宗主權的基本原則，再次與其展開談判。要與他們講清楚：我們在外蒙古的軍事行動完全是為了打擊羅曼·馮·恩琴匪幫。要讓他們知道：恩琴也是他們的敵人。我們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只要我們肅清了那裡的匪幫，就立即從那裡撤軍。”事實上，在剿滅翁格恩匪幫後，蘇聯紅軍非但沒有從蒙古撤軍，而且還在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與蒙方代表簽署了《蘇蒙協定》，使駐軍變為合法化。
這段時期內，有關外蒙古的政策問題，也曾在蘇聯領導層內部引起了不同爭論。如持反對意見的蘇共外交界領導人越飛的說法，在外蒙古那裡進行蘇維埃革命，“是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並且也是不符合實際的”。越飛甚至不同意向外蒙古地區派駐蘇聯紅軍。越飛甚至氣憤地向蘇聯的政策制定者發問：“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什麼我們那樣憐憫富有的蒙古封建主和神職人員？甚至為了討好他們而甘願冒險改變我們在遠東、在世界的外交政策。”
但是契切林並不接受越飛的觀點。契切林堅信：“在蒙古地區建立人民革命政權，是蘇聯外交的巨大勝利。就那裡的特殊情況而言，成立臨時人民政府也是蒙古人民企盼的大好事。”契切林認為：“目前實施的對外蒙古的政策正是為了蒙古與蘇聯的共同利益。要知道，蒙古人民在像盼望救星一樣，盼望著我們的到來，尤其是給他們帶去勝利的蘇聯紅軍。由於蒙古臨時革命政府始終在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中國軍閥等作鬥爭，所以在廣大的蒙古人民中間有著很深的革命根基。這個地域廣闊、有著兩百多萬人口的國度，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當然，這個新生的政權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所有的國家機器，就是人民革命軍也只是處在初創階段。正因為如此，蒙古人民才請求我們的紅軍留下來，保衛他們的新生政權，防止日本人、匪徒及張作霖的部隊對他們的侵襲。對此，我們就要擔負起我們的神聖職責，不能把他們推向危險的境地。況且目前的人民臨時政府仍處在白匪、日本人及張作霖軍閥勢力的威脅之中。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在威脅著我們的廣大的西伯利亞地區。”在談到今後與中國及張作霖勢力的關係時，契切林的口氣非常強硬：雖然“我們承認中國政府對外蒙古有宗主權，但是我們不能允許在外蒙古的同一地區、同一時刻有第三國的軍隊同時存在。”這實際從根本上否認了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要求，又肯定了蘇聯將長期在外蒙古駐軍的既成事實。
熱那亞會議
契切林把歐洲外交的推進目標指向了英國。1921年3月16日，英國政府和蘇埃維俄國政府貿易協定簽字。貿易協定的簽訂本身就意味著對蘇俄政權的實際承認。這表明，契切林在西歐，又把帝國主義從外交上孤立蘇俄的鎖鏈，扯開一個重要的環節。
戰後，蘇維埃俄國面臨著十分艱巨的經濟恢復和家園重建工作，人們的溫飽問題、教育問題、社會福利問題等等，嚴峻地擺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辦公桌上。契切林向蘇維埃中央提議：“沙皇俄國時期所欠的債務，是西方經濟大國拒絕與我經濟交往的藉口。如果西方能和我們平等互助的話，我們可以讓步，承擔沙俄政府債務。”列寧完全贊同契切林的欲擒先縱策略。受蘇維埃政府委託，契切林於1921年10月28日照會美、英、法、意、日五國政府，指出：“蘇維埃政府把同其他大國發展經濟合作關係作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蘇維埃政府表示願意承認沙俄戰前的債務，如果能為保證履行這些義務創造切實可行的條件。”蘇維埃政府的這一舉動在西歐引起了轟動，使不與蘇俄打交道的西方外交封鎖開始解體。
1922年4月，西方幾個主要國家在義大利的熱那亞召開國際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義大利政府邀請蘇維埃俄國派代表團參加會議。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決定利用這一絕好機會，使蘇俄進入國際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改善蘇俄的國際地位。在蘇俄代表團去義大利之前，列寧叮嚀代表團團長、蘇俄政府外交部長契切林說：要以商人的身份和各國代表廣泛接觸，絕對避免意識形態上的接觸，儘量尋找共同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與協約國的英、法、美存在不可彌合的矛盾，因此要爭取結交德國，藉此緩解英、法、美對蘇俄的壓力。
1922年4月10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調整歐洲各國經濟關係的熱那亞會議，在義大利熱那亞古老的聖喬治宮隆重開幕。各國代表團團長發言中都把“友誼”、“合作”等美好的字眼奉獻給大會。下午5點30分，法克塔宣布請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外交人民委員、蘇俄代表團團長契切林發言，一大群記者都把鏡頭對準了契切林——蘇維埃國家自建立以來，外交代表第一次出現在大型國際政治舞台上。契切林接著就和平裁軍、補充戰爭法規，禁止使用野蠻武器等一系列問題闡述了蘇維埃俄國的看法。接著，契切林又用十分流暢的英語，複述了一遍自己的發言，大廳里頓時爆滿了感嘆聲和鼓掌聲。契切林成了熱那亞會議最受關注的人物之一。但是，英、美等國提出要以1個月前倫敦會議確定的“專家備忘錄”作為與蘇俄會談的基礎。要求蘇聯修改憲法允許舊貴族回國參政並發還財產，並要求蘇聯償還俄國的外債。然後才談和蘇俄恢復關係並發放重建貸款，這一要求為拒絕後，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把蘇俄比作負債累累的窮人，當債主向他討債時宣布：“我的原則是不還。”契切林從容回答道：“鄰人借錢給我，我是應該還錢給他，可是我補充一點，如果這個鄰人闖進了我的房子，搗毀了我的家具並把房子都燒掉了（指14國干涉蘇俄內戰），他是不是該先賠償我的損失。”
在會議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契切林與德國代表瓦爾特·拉特瑙進行了秘密接觸。在出席熱那亞會議的西方代表團中，德國的地位是特俗的，由於他是戰敗國，對會議的進程沒有絲毫影響，熱那亞會議一開始，德國代表團就受到壓制和冷遇，德國代表團惶惶不安，生怕協約國和蘇俄簽訂不利於德國的條約。契切林經過考慮後決定發動一次外交突擊，4月16日凌晨1點15分，蘇聯代表團成員越飛打電話給德國外交部東方司司長馬爾藏，邀請德國代表團在16日11點在熱那亞郊區拉巴洛舉行蘇德兩國會議，並特意聲明，這是星期天，蘇聯代表團才能抽出時間。德國代表團在舉行了兩個小時的睡衣會議以後決定接受邀請。正如所預料的那樣，德國也急於同蘇俄建立友好關係，以借蘇俄來要挾協約國。會議進行得十分順利，當天下午兩國外長就舉行了簽字儀式，雙方決定彼此完全放棄對方的戰爭費用和賠償，恢復外交關係和給予最惠國待遇以及軍事上的相互合作關係。
同德國簽訂《拉巴洛條約》是蘇俄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勝利，它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對蘇的包圍圈上打開一個重要缺口，為蘇俄爭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這個條約體現了遠交近攻的原則，它把德國看做“遠敵”，把英、美等國當成“近敵”，在這個前提下分別對待，避免樹敵太多，為蘇俄創造了比以前寬鬆的國際環境。這個協定像一個重磅炸彈把西方列強炸的不知所措，開創了三十年代蘇德蜜月的最初年代。
打開包圍圈
1922年熱那亞會議，契切林憑著他的外交手腕，改變了蘇聯的國際地位，由於全世界經濟共同關係，迫使原來最有興趣同蘇俄達成協定的英國政府，在1924年2月2日在工黨的拉姆齊·麥克唐納任上正式承認蘇聯，接下來的一年時間裡，義大利、挪威、瑞典、法國、等大多數歐洲國家，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以及墨西哥、澳大利亞等40多個國家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
從1925年夏天起，契切林舊病復發，一個多月臥床不起，在醫生的建議下，他三次出國療養，並在途中會見了波蘭外長、德國外長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法國總理保羅·潘勒韋、外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土耳其外長等人，帶病堅持工作。1928年，他的病情再度惡化，1930年初，他提出了辭職報告並在6月份得到批准。在生命的最後的三年里，他是在鋼琴邊渡過的。
個人生活
契切林有好多年一直住在外交人民委員部大樓的住所里。他很少外出，他只出席一些重要的會議，或者是出席在莫斯科河畔一個糖廠主過去的宅第里為外國新聞記者舉行的茶會。在他的住所里有一架大鋼琴，他經常很快樂地彈這架鋼琴。雖然他在國際政治方面有著寶貴的經驗，但是他一共只寫了一本書，這是關於莫扎特的一個小薄本，這本書從未問世，因為人們認為它過於傷感了，距離唯物主義太遠。契切林自己也說：“俾斯麥說過，我一生熱愛兩種東西，女人和酒，女人被奪走了，而醫生卻禁止我飲酒，我只有革命和莫扎特，革命時現實的，莫扎特是對未來的預感，他們是不能被奪走的。”
契切林沒有個人生活；他無論是對女人還是對男人，都不感興趣。勞動、彈鋼琴、讀書—這些是他升華了的酷愛。他通常總是整夜地工作，他經常在每天夜裡接見外國大使。他在夜間時常與之進行長談的唯一的朋友就是德國大使勃羅克多爾夫-蘭楚伯爵（這位大使是德國對外政策中東方方針的熱烈擁護者）。
如果說契切林在生活中有另一種酷愛的話，這就是對他的病。他像一個真正的疑病患者那樣，重視自己的疾病，因此總是有一些醫生在他的周圍。20年代末，他胖得像一個膨脹的梨似的。糖尿病、弱視力和右腿神經痛給他帶來了很大的痛苦。1936年他去世了，去世時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去世後也就被人遺忘了。當他的遺體被放進敞開著的棺材，安置在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會議廳里時，人們可以從他的臉上和手上看到他在最後的歲月里身體上所經受的痛苦。在他的遺體前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專使致了悼詞，對他作了充分的評價（不久，克列斯廷斯基就在一次莫斯科的審判案中被判處死刑）。
契切林的同事們都很器重他那巨大的才能，但同他卻搞不好關係。他一直同自己的第一個副手馬克西姆·李維諾夫不和。外交人民委員部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契切林喜歡某個人的建議的話，那李維諾夫就一定會予以拒絕。相反，李維諾夫所提出的主張或計畫，也一定不會為契切林所接受。至於契切林以亞洲和德國為目標，而李維諾夫卻想同西歐和美國發生外交關係就更不必說了。這兩個有才能的人在個人關係方面，簡直是一點也合不來。血氣方剛的、喜歡活動的、舉止粗魯的李維諾夫不能忍受契切林那種循規蹈矩的作風。他把契切林叫做“老處女”。
契切林是一位有天才的人。天才具有一種特殊的品質，但是對這種特殊的品質卻無法下個確切的定義。這種特殊的品質經常表現在天性的藝術性之中。具有音樂家才能的契切林是一個具有藝術家素質的人，但他沒有為自己的這種才能找到用武之地。有天才的人往往有一種失望和古怪的表現，這種情況使得他們的接受力、想像力和洞察力獲得大多數人所得不到的那種高度發展。天才不僅存在於詩人和藝術家身上，而且還存在於軍事長官和國家要人身上，大概也還存在於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身上。他們具有一種智力上的天賦，而這種智力上的天賦是無法加以測量的，也不能夠將其簡單地說成是由於教育或經驗而造成的。他們能夠似乎是偶然地產生一種充滿靈感的美或智慧，他們是從秘密的源泉中獲得這種充滿靈感的美或智慧的，而這種秘密源泉的內容甚至對他們本人來說也仍然是個謎。那些光輝的名字時常活躍在人們的記憶中，契切林這個名字就是其中的一個光輝的名字。
